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实践
张 前1张晓红2
(1.青海省社会科学院，青海 西宁 810000；2.广州医科大学，广东 广州 511436)
摘 要：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指向对共同体生活的切入，构成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化实践的理论与现实之维。共同体生活的文化作用、内容、导向，以意识对物质的能动、实践对传承的表达、思想对外在化转换的引领，通过中华文化认同的外显，对接共同体意识文化意蕴作用的逻辑；由“承认—认可—赞同”、经“归属达致”，转向“自觉”认知与理解的梯级，以文化心理归属走向共同体意识阐发的价值归属、文化自觉的自由抉择走向共同体意识诠释的理性自觉，连接共同体意识表达的文化关系；文化目标、载体、方法以文化内聚力、影响力、认同力的提升，通过价值表达的利益性诠释、主体说服的情感性共鸣、动力激发的心理性契合，链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路径。
关键词：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化逻辑；文化关系；文化路径；文化实践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之维，以生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指向，构成了切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生活的实际，亦构成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之维。文化是反映人类对象性活动、能够被传承的观念形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考量指涉民族成员基于民族情感、规范和目标而形塑的归属感。文化以民族意识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民族意识与实践居间联系的中介、民族意识情感表达的精神引领，生发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逻辑。从文化作用的“承认—认可—赞同”走向共同体意识铸牢的“承认—认可—赞同”、从文化心理归属的形塑走向共同体意识铸牢的价值论证、从文化自觉的自由抉择走向共同体意识铸牢的理性自觉，阐发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化关系作用的基质。文化目标、载体、方法以文化内聚力、影响力、认同力的提升，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表达、主体说服、动力激发进行的利益性诠释、情感性共通、心理性契合，汇聚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路径。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蕴的文化逻辑
文化是人作为“类存在物”的本质显现，在强调价值观念对象化的基础上，指谓了人们认识与改造客观世界过程中的主观方式与现实图景。文化作为“一个复合的整体，其中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人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任何其他的能力和习惯”[1]。广义的文化涵盖于长期的历史实践中，表现为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创造的社会化行为的积淀，囊括了与自然现象相对立的人化的现象；而狭义的文化则聚焦于观念形态内核所表现的内涵性、意义性与价值性所指，它以对客观事物的内容诠释、意义赋予和价值研判影响并作用于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和与之相适应的制度设施和组织架构中。
民族作为一个具有共同特征所集聚的稳定的人类共同体，其本质内涵表现为基于共同文化基础之上的共同心理素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反映了中华民族以共同体方式存续发展的现实样态，涵括共建中华民族、共享中华文化的心理认同与情感共通。由此出发，共同体意识反映的是民族成员“共享一种关于利益和身份的持续的感知，这种感知的基础是共享的历史经验和文化价值观上的特点的集合：信仰、语言、生活方式、一个共同的家园”[2]。因而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构筑民族成员共享的历史文化记忆和现实的文化表现形式，从中凝练出全体社会成员共同遵循的价值共识，为全体社会成员生成共有国家认同打下文化和心理基础。文化对共同体的深刻介入不仅体现在文化传承以符号、仪式、空间景观的历史遗存，而且体现在文化价值理念以象征的意义生产对民族成员的实践指引。象征作为意义(观念或对象)和意义的表现(感性存在或某种形象)，寄寓某种事物以某种精神品质和抽象意涵，通过“直接呈现于感性观照的一种现成的外在事物”[3]诠释主观意识与客观事物的关系。就此意义而言，象征是促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象化和形象化的重要工具，凭借物质形态与非物质形态的象征，凸显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和身份标识，以此彰显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蕴的文化逻辑。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本质，通过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外显为中华文化认同。认同作为一个识别象征体系，在界定“自我”特征的同时区分“他者”。民族间的认同指涉民族成员在民族交往与民族实践中经承认、认可、赞同所内含的层次递进的心理认知，从中获得归属并自觉地维持这种同一性。在吉登斯与马尔丹那里，认同的可塑性使其能够借助外在因素的作用实现对自身的建构。马尔丹更是直截了当地提出文化环境与文化特质对认同重构的重要作用，认同信息与认同偏好以文化为中介进行传递，进而对文化谱系进行新的意义诠释和现实表征。事实上，民族成员以文化为介体形成并建构与客观世界的主客体关系与社会性链接。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文化以其鲜明的民族特性深入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记忆与民族国家的精神积淀，它所蕴含的核心价值、道德情操和思维范式，经历千万次民族实践的检验与发展，最终以稳定的社会模式内化为共同体内不言自明的意识形态与社会心理。由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多元一体的结构特质，各民族文化构成了中华文化，中华文化反映超越了各民族文化，二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并育不悖。因此，中华文化认同就内在地包含了各民族对自身文化的认同和对涵括各民族文化的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即是说，文化彰显了中华民族成员共同的心理特质与社会特征，共同体意识离不开文化的解读、滋养与建构，成为个人或集体确证自我、寻求归属、形成自觉以趋向共同、凝聚共同体意涵的群体标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逻辑也生发于此。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演绎的本源，通过文化价值理念的转换对接文化意蕴作用的逻辑。首先，共同体生活的文化作用，体现在共同体意识对经济基础的能动。文化内容与文化形态受经济基础的制约，而经济的发展又离不开文化的导引。经济构成了文化的基础，文化孕育于一定的物质生产方式之上，尽管观念性的文化区别于现实的物质实存，但具有客观存在的物质载体。正如马克思所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4]。文化的物质形态和物态转换以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对象性活动，对物质世界进行了主体化刻写，通过主体的能动使之具有文化的意涵。在此过程中，物质形态的具象和物态转换的具体使得文化能够被感知、体悟、接受、认可，并以文化刻写的实践中介反作用于经济，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稳定上层建筑提供了可能。经济政治化和政治经济化构成了当代社会经济与政治互动的主要形式，受此影响，文化不仅仅是经济的反映，也是政治的反映，是二者互构辩证中不可或缺的存在。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文化的中介与链接，文化需要共同体成员的反馈与能动，正是通过观念刻写的实践性表达，文化对民族共同体施以意向性的解读和价值性的阐发。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文化之间存在着复杂而深刻的互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承认、认可、赞同，由此产生自身属于“中华民族”的身份归属意识与心理认同意识，进而强化文化自觉获得文化自信的过程。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心理结构，不仅作用于文化导引所阐发的个体民族身份确认和整体民族目标追求，而且表达于文化价值理念诠释国族梦想和民族规范的文化关系，助益于文化发展进程中的共同体意识凝聚。在现实性上，文化内核的价值理念在共同体意识那里，表征为一种肯定的文化价值判断，这是共同体成员文化存在的实践肯定与价值确认。在此基础上，文化认同所蕴含的价值认同，观照的是个体成员在社会生活中对特定(尤其是共同体文化中所蕴含的)价值观的承认、分享与遵从，旨在文化关系的链接中夯实共同价值观生成的基础。由此出发，共同体意识的道义合法性基于共同心理素质基础上的文化价值阐释，有赖于共同价值观所进行的文化价值研判和价值选择。
为解决上述问题,提高跌倒检测算法的精确度和实时性,本文使用深度学习模型代替阈值法或传统机器学习分类算法,提出了一种基于长短期记忆LSTM(Long Short-Term Memory)循环神经网络RNN(Recurrent Neural Network)的跌倒检测算法。模型包含输入层、非线性激活层、两层级联的LSTM隐藏层以及Softmax分类器。算法首先利用滑动时间窗获取传感器数据,原始数据经过简单的预处理便可直接作为模型的输入。神经网络通过对训练数据集迭代的学习寻找出合适的数据特征,并最终输出其对输入数据类别的判断(跌倒或非跌倒),实现端到端的处理。
1.8.1 中医临床表现 治疗前、治疗4周末、治疗8周末及治疗12周末，分别对非透析CKD-MBD患者记录1次中医临床症状及体征变化情况，并且根据症状量化评分标准记分。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表达的文化关系
共同体生活的文化内容，链接共同体意识习得与共同体实践的价值表达。共同体成员归属身份的价值考察“具有双重特征，一种是由公民权利确立的身份，另一种是文化民族的归属感”[5]。较之公民权确立的价值之维，文化的意义系统对个体存在身份的价值论证，具有更广泛和更深刻的共同体意义投影。共同体认同道义合法性的支撑亦得益于文化系统价值原则所提供的解释和判别。审视作为意向性反映的认同心理呈现，个体因认同对象的单一性在具体的文化情境中，忽略了认同作为重要性存在的依据。与此相对，群体认同则因认同对象的复杂性在多元文化的场景中，将认同问题作为群体身份归属凸显出来。正是因为不同的文化情境和文化场景所孕育的文化比较和文化碰撞，心理空间所萌发的认同诘问才得以显现，即“我是谁”、“我跟谁在一起”、“我属于哪一群体”的身份与心理考量。作为公民身份与民族身份的双重文化表达，共同体意识在影响文化认同的同时亦影响着政治认同的建构，不仅进行着司法地域等行政资源的政治整合，而且进行着社会心理和价值观念的文化整合。受此影响，文化以抽象的意义概念和文化影像，在现实性上具体诠释了人们的政治选择和民族情感的作用方式。因此，对人们思想观念、评判标准、行为方式、联系体系、责任义务施加重大影响的文化系统，在界定共同体成员政治属性与民族属性的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导向，实现在文化价值外在化转换的精神引领。当文化成为生产生活方式、思维行为模式、情感表达方式的价值注解，个体成员对文化内涵的认知、选择和遵从影响着社会准则的走向、社会秩序的形成、社会规范的确立和政治制度的构建。从存在主义的角度出发，文化尤其被强调为个体的自我意识和感知方式，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离不开主体意识的牵引与投射。作为一种根基性的呈现，文化以其特质的遗传预制了个体的存在，这种“集体无意识”的方式将个体置于先在性的视域并对个体精神世界进行的先天性构型，表征了兰德曼所强调的人是文化的存在和历史的存在。“个体永远不能从自身来理解，他只能从支持他并渗透于他的文化的先定性中来获得理解。”[6]一方面，文化结构的历史性和文化传承的持续性与当前的社会经验相叠加，导引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先见，藉以形成共同体意识的文化表达。另一方面，共同体意识阐明了个体与群体之间相互依存的文化关系，基于此种心理认定，相同的文化符号得以延续、相似的文化理念得以秉承、相通的行为规范得以遵循，个体于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场域中寻求一种微妙的平衡与融合。概言之，认同“有意识”地遵照文化逻辑进而保持二者的同构关系，其所施加影响往往是“不自觉的”，甚至是“无意识的”。在此意义上，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导向和精神引领，不仅形塑着个体成员的文化内涵、民族特质、而且注解着“人天生是政治动物”的本质特征。
从整体上看，由“承认、认可、赞同”到“归属”再到“自觉”的认知与理解梯级，构成了文化与共同体意识关系共演的层次递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所指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内蕴认知、评价、建构的关系系统和自然认同、强化认同、理解认同的关系构成。在现实性上，共同体认同的认知系统指涉通过感觉、知觉、思维等方式对文化信息的提取与加工，整合文化资源，凝练文化价值；共同体认同的评价系统指谓民族成员主体需要对文化资源客体满足程度的价值研判；共同体认同的建构系统指代在同化与顺应的对象性活动基础上文化认知图式和认知结构的生成与演变机制。从认同层级和结构来看，共同体认同的自然认同，以对情感要素的强调指向民族文化的历史传承和现实萌发；共同体认同的强化认同，以对行为因素的凸显指向民族文化的教育引导和强制推崇；共同体认同的理解认同，以对价值因素的重申指向民族文化的对话交流和视域融合。在此基础之上，文化对共同体意识关系系统和关系构成的链接与互构，描绘与勾勒了二者关系的演进路径。
文化和共同体意识的关系共演中基于从文化的心理归属走向共同体意识的价值归属。人的本质显现和社会属性不仅使个体成员对文化形态的共同理解和文化交往的自然认同成为可能，而且促进了群体吸引力和民族向心力的历史形成与现实转换。文化构成了个体成员情感附着、价值判断、意义彰显、求解自我的场域和空间，亦构成了“自我”与“他者”承认、共享、归属的心理预期和发展。在现实性上，只有认同并归属于某一特定的文化，个体成员之间才拥有互相吸引和走向亲近的现实基础，进而获得更为深刻的情感体验以满足自身发展的情感需求。回到认同的本真，归属是其重要的考量，这也是多元文化与时代发展情境中寻求安全感、亲密感、集体感的本能。因此，共同体意识往往借助利益关联和政治权威相统一的强化认同，来诱导、激发、规制这种本能，引导人们“心甘情愿”地皈依当前的共同体生存环境。以民族国家为依附的共同体意识，凭借可见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权益、一定的教育引导和不断健全的法律规制、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和情感支撑，强化个体成员对共同体的整体性认同和一体性归属。基于文化的支点，同类价值意识得以产生，它以共同心理素质之上的身份认同和情感认同，实现了由文化归属向共同体意识归属的转变，这是共同体意识文化凝聚的基础。
文化和共同体意识的关系共演始步于经文化的“承认—认可—赞同”走向共同体意识的“承认—认可—赞同”。受制于文化的先在给定性，文化情境对个体的先天预制具有不可抗拒性，个体对其文化的承认、认可和赞同，生发于自身存在和行为方式的已然共化，发展于后天实践经验中的自我审视和意义求解。文化的根基性渲染使生活于其中的个体成员对文化特质、文化理念、文化传统的承认与认可成为历史应然。在这一阶段，共同体意识中的自然认同将文化生活中的约定俗成转换成个体民族成员承认并接受的行为方式与思维定式，为适应“理所当然”的民族图景和文化氛围进行自我说服，完成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承认、认可、赞同。承藉于文化给养的共同体意识，从来不是以“白板”似的民族认知对民族身份进行确认、对民族心理和特有民族行为的重新习得，而是在文化与政治、经济的相互映照与逻辑关联中，在历史与现实的双向演绎和反复确证中，达致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归旨和文化历练。
文化和共同体意识的关系共演落脚于从文化自觉的自由抉择走向共同体意识的理性自觉。文化自觉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在生活各方面起的作用，也就是它们的意义和所受其他文化的影响及其发展的方向”。[7]文化自觉内蕴文化的历史意涵与现实创造，是群体成员由“自觉一般”经“个体自觉”到“自觉自由”的演化，是对文化自身发展的规律性把握，是理性认识与自由抉择的辩证统一。文化构筑了共同体意识内容的表达方式，融汇了共同体意识群体归属的外延，孕育了共同体意识理性自觉的内生因子。共同体意识不仅表现为对集体记忆和共有精神家园的认可，更重要的时民族意识的自觉和文化自信的激发，以及这些心理认知在民族成员态度和行为中的外显，而这一进化过程离不开理解认同的链接。理解认同基于文化主体间的对话交流、认可和共享，是经理解和被理解的视域融合所形成的更高层次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文化间性和主体间性以理解认同的重要特质，指向了个体成员的精神存在和感知特征。“实践证明：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8]共同体成员的历史共在、情感共通、价值共意、责任共担、利益共享是理解认同产生的基础与前提。在现实性上，共同体成员通过建构普遍的社会文化联系，促进沟通交流的文化实践，规范共同价值要求的文化行为，培育彰显文化价值底蕴的共同体意识。共同体意识的自然认同、强化认同和理解认同，以情感性共鸣、利益性调试、理性抉择的层级演进与现实作为，建构着共同体成员由文化到中华民族意识的自觉转向。
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路径
在理工类院校的专业学习中，C语言是计算机及其相关专业的基础学科，其学习效果直接影响更为专业的学习课程。院校要高度重视C语言的学习，在课程设置、教师选用、学习效果考核等方面强化投入和管理，但总体感觉成效并不理想。C语言是一种非常抽象且对逻辑性要求特别高的课程，教学难度非常大，为此，有必要对教学模式进行改革，从根本上提升其教学质量。
文化目标以文化内聚力的提升，为共同体意识的价值表达提供利益性诠释。文化目标本质上是文化主体在文化活动中预期和追求的客观标准的主观映像，是人们所希翼的客观在人脑中的超前反映。文化内聚力指代共同体成员目标活动的心理结合力，是群体团结和成员吸引的辩证统一，内蕴群体对成员的吸引力和成员彼此之间的吸引力。文化内聚力的强弱受文化目标的影响，当文化目标不能反映群体成员的任务需求时，文化内聚力就会削弱；反之，当文化目标与群体成员的任务需求相一致，文化内聚力随即得到增强。无论是传统的文化目标，还是适应时代发展与现实需求的文化目标，均在现实性上促进了文化内聚力的生成和发展。传统文化目标内蕴的核心理念、传统美德、人文精神构成了文化内聚力生发的历史文化基因；当前文化目标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构成了文化内聚力发展的时代文化精髓。反映传统文化目标的仁爱民本、诚信正义、和合大同的核心理念，自强不息、敬业乐群、责任担当的传统美德，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向上向善的人文精神，有利于不同背景、不同区域、不同团体人们在实践活动中凝心聚力；反映当前文化目标的国家层面、社会层面、个人层面培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地域认同、历史文化认同、心理认同维度铸牢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构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利于不同民族、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人们在现实作为中同心协力。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文化之间相互依存、相互支撑的互构与辩证关系，决定了以文化为支点切入共同体意识培育的理论依据，提供了以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可能。作为活动预期结果的主观设想，目标指谓了活动的预期目的和发展方向，文化目标是民族文化经验、价值、思想和意志的集中体现；作为构成事物因素的抽象概念，载体指谓了文字、符号等可供记录信息的一切人工附载物，文化载体是文化赖以存在的物质外壳和文化信息传递的通用承载；作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方式、程序和手段，方法指谓了人们活动途径和道路的选择，文化方法以观点的阐发、运用和体现，强调了围绕目的达成而采用的措施、对策和步骤。文化目标、文化载体、文化方法构成了文化路径的重要维度，指涉了文化内聚力、文化影响力和文化认同力产生的基础；价值表达、主体说服、合作协同构成了共同体意识的主要方面，投射了促进共同体承认的利益性诠释、提升共同体归属的情感性共鸣、强化共同体自觉的心理性契合。
受精卵孵化所用海水经过两级沉淀过滤并消毒后，通过砂滤罐，再经200目过滤网袋过滤进入培育池，并投放8mg/L的EDTA用以络合重金属离子。水温控制在18℃，盐度28.6‰，除了适宜的温度、盐度等基本水质条件外，充足的溶氧是提高孵化率最重要的因素，对虾受精卵为沉性卵，密度稍大于海水，静水时沉入水底，动荡时才悬浮水中。静水中卵粒沉于池底，极易造成局部缺氧出现死卵。由于激烈充气会损伤受精卵，充气强度需弱一些，但溶解氧不低于5mg/L。为防止孵化过程局部缺氧，需定时翻卵，每2～3h翻卵一次。受精卵经过30h左右孵化出无节幼体，孵化率在90%以上。
文化内聚力以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承认的利益性诠释，作用于共同体意识的价值表达。文化内聚力侧重于文化吸引力和向心力的内在转化，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则强调共同体成员选择、判断和评估的外在价值表达。认同的文化意涵通常离不开共同体成员的价值判断和利益抉择，而这种价值判断和利益抉择往往是共同体意识价值表达的深层内涵。共同体意识的价值表达本质上反映的是共同体资源对共同体成员的满足程度，脱离不了政治组织对成员实际利益的维护和切身权利的保障。同样，经济利益绩效的实现也需要深层的价值感召和价值表达，进而强化个体成员对所属共同体的认同与归属。共同体意识的价值表达是共同体内群体价值与共同体成员自我价值的体现，价值顺应表现为共同体内自我价值对群体价值的利益顺从。作为利益调试的主要方面，价值顺应与价值认同以价值表达的外显，通过现实中共同体资源的分配、整合促进共同体承认，凝聚价值共识。以文化内聚力为支点，以共同体内部价值共识为目标，进行共同体资源的整合和利益调试的求解，是寻求共同体承认、达致共同体认同的重要途径。
文化载体以文化影响力的提升，为共同体意识的主体说服提供情感性共鸣。文化载体指涉以物化形式和精神形式为承载的、传播文化的媒介或工具，是文化活动中能够承载与传递文化信息，并能为文化主体所运用，作用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活动形式与物质实体。任何一种文化形态的产生和发展都离不开一定的文化载体。文本载体、行为载体、纪念空间以其基本的物质样态，指谓了文化载体的主要形式。其中，载有文化信息的文本内容、仪式活动、报刊、广播、电视和新媒体，以文化系统运行的有机构成，参与了文化传播的运行过程，见证了文化景观的变化发展。文化的生成和传播源于人的对象性活动，因此，人不仅是文化的主体，而且是文化的载体。文化影响力产生于经文化载体进行的文化传播过程中，是文化在社会交往中通过文化载体影响和改变他人心理与行为的能力，是文化影响作用广度和深度的统一。文化载体的多样奠定了文化影响力的基质，文化载体的选择左右着文化影响力的效果。文化影响力的效果表征为影响时间、辐射范围、作用程度、影响数量等因素的测量与评估，是文化载体选择恰当与否的结果呈现。
式中：Δp为阻力损失（Pa）；ξ为阻力损失系数（1.0）；ρ为气体密度（kg/m3）；v为气流平均速度（m/s）.
文化影响力以提升共同体认同心理归属的情感性共鸣，作用于共同体意识的主体说服。说服是通过调节、控制对象态度、行为，使其朝着特定方向改变的具有影响意图的沟通。主体说服强调通过语言、事实、榜样等方式转变主体态度、引导主体行为。共同体意识的主体说服表现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理念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实践对个体民族成员态度和行为的影响。文化影响力以文化载体的中介和链接，通过潜移默化的熏陶和深刻生动的具象，作用于共同体意识的认知、情感与行为，以主体说服的效用，实现共同体成员的心理认同和身份归属，达致身份归属的情感性共鸣。因此，文化影响力以文化载体的外显，成为形塑和固基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途径和手段：文化影响力通过不同载体的不同途径塑造了最初的原始价值认同，从而达到共同体层面上价值理念、情感体验的同化，蚀耗阻碍共同体达成价值共识的不利因素；同时，通过对文化载体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利用与时俱进的文化设施、文化活动、文化媒介，实现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内涵的深入阐释以及对共同体意识培育过程的深度参与。
文化方法以文化认同力的提升，为共同体意识的动力激发提供心理性契合。文化认同力指谓文化，是文化认知力、倾向力和践行力的集中体现，内蕴文化理念的价值性内涵和文化方法的现实性运用。在理论上，文化的价值理念是文化方法产生的基础，文化方法是文化价值理念的实际运用；在实践中，文化方法的产生有赖于“文”“德”“学”对文化要义的逻辑性把握，文化方法的运用得益于“化”“育”“养”对文化理念外在化转换的阐析。具象之，“以文化人”强调的是人的文化性存在，文化的滋养、文化的熏陶表征的是情感和利益的人文关怀；用优秀的文化教育人、影响人和塑造人，强调的是“文”的基础、“化”的着力点及“人”的本质性回归。新时代“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化人和育人”[9]，着眼于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基，以教育引导、舆论宣传、文化熏陶、实践养成、制度保障为术，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本。“以德育人”反映了人类生存发展过程中的“存在性”要求、“生活性”需求、“灵活性”探求。对人类存在本质的哲学省思、对人类生活需要的现实求解和对人类交往方式的多样观照，为“以德育人”提供了生存土壤和价值论证。作为一种目的指向性活动，通过道德规范、道德实践、道德模范的约束与教育，“以德育人”在改造他人的同时进行自我改造。“以学养人”是“以文化人”与“以德育人”的方法延伸。传统的文化教育注重主观努力、自我省思的涵养性，而现代教育更侧重于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渗透性。“以学养人”所凸显的内容融合、自我驱动与目标导向，通过知识教育实现心理成熟、人格完善的以学养心，价值体认、榜样示范的以学养德和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以学养行，为共同体认同的文化涵养提供了现实链接。
文化认同力以促进共同体认同的心理性契合，作用于共同体意识的动力激发。共同体认同的动力激发表现为共同体情感激发和共同体行为激发，它内在性地包含了共同体成员以心理满足与调动的过程，所指向的情感和行为的主动性刺激与积极性开发。在现实性上，未满足的需求常常是激发过程的始点，而满足需要的过程则往往是激发目标的实现。以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为主要内容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深层的价值内涵，构筑了共同体认同之激情与热情阐发的情感积淀，而且彰显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创新的现实作为，构成了共同体认同之团结奋斗与繁荣发展的行为激发。文化认同力以文化认知、文化倾向和文化践行的情感表达和行为实践，凸显于共同体认同的合力性激发，影响于共同体认同的现实性转换，达致共同体认同的心理性契合。受此影响，政治认同的动力激发总是付诸于心理意识作用的过程，当前体现为培育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心理作用过程。通过中华民族共同体奋斗目标与发展愿景的展示，在理性与感性的交织作用下推动承认、赞同、归属、自觉的心理化建构，实施新的激励、产生新的动力。
参考文献：
[1] (英)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M].连树声，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1.
[2] 关凯.族群政治[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45.
[3] (德)黑格尔.美学(第二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10.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2．
[5] 尤尔根·哈贝马斯．包容他者[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133.
[6] (德)兰德曼.哲学人类学[M].阎嘉，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273.
[7] 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3)：12-20.
[8]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86.
[9] 习近平.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N].人民日报，2014-02-26.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十九大专项课题“新时代培育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18VSJ090)，中山大学广州市青年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培养研究重点基地项目。
作者简介： 张前，青海省社会科学院编审，主要研究方向：文化哲学；张晓红，博士，广州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
中图分类号： D6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6924(2019)11-032-037
[责任编辑：黄 昇]
标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论文; 文化逻辑论文; 文化关系论文; 文化路径论文; 文化实践论文; 青海省社会科学院论文; 广州医科大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