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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84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623(2001)06-0028-04
如果在80年代初提及“心理健康”，多数人会觉得新奇，甚至难以理解它的含义。可到90年代初，心理健康问题就已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人们不仅意识到了它对其生活、工作的重要影响，更意识到了心理健康在下一代发展中的重要意义，因此，对心理健康状况的测量评定，就有了较为强烈的社会需求。另外，我国心理学、医学和教育界，介入心理健康领域较晚，要想尽早尽快地开展有针对性、有实效的相关工作，也需要对民众的心理健康状况有个准确的认识。在这样的背景下，一部分心理学工作者积极投入了此项工作，还有为数不少的思想政治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和医学工作者，也对该项工作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一些人得出一个可以说在预料之中，又在预料之外的“共识”，那就是我国民众的心理健康状况令人堪忧。
各类群体中都有不少人存在心理健康问题。思想政治工作者发现，许多我们过去认为的思想问题。深究起来其实是心理问题，许多过去认为的认识问题、情感问题，实际都是心理健康问题。医疗部门反映，因精神和心理问题引发的疾患在增多，到医疗机构就心理健康问题寻求治疗的人数在增加。
教育领域存在的情况更为严重，几座大城市的相关调查表明：有心理和行为问题的小学生约为13%；初中生约为15%；高中生约为19%，大学生则高达25%。更令人不安的是，某个城市的调查表明，小学教师中存在心理问题的近20%。面对这样的现实和数据，大家都不禁要为国人的心理健康而忧虑。可当人们冷静地用实际的眼光和置身于其中的方法，认真审视这个问题时，得出的结论却与那些调查结果形成了较大差异。思想政治工作中面对的问题，还是以认识、观念、态度、追求、价值观等方面的问题为主。主动到医院等有关机构就精神和心理问题求诊的人中，大多问题并不像他们自己估计得那么严重。绝大多数学生没有觉察到自己在精神和心理上的不适，也没有感觉到自己周围有多少人存在心理问题。小学教师在教育活动中暴露出的有违教育规律和职业道德的言行，多数也不是心理问题。那么，是什么导致了调查结论与实际事实的差异呢？笔者认为，主要由于初涉心理健康领域，在对心理健康状况进行评定中，存在来自多方面的误差。
一、来自认识方面的评定误差
测量与评价的理论认为，对一类事物的某种特性加以评定，首先要解决认识方面的两个问题，一是该特性的实质，二是评定该特性的标准。关于什么是心理健康的认识，目前还没有统一的结论。一种比较笼统的看法，是把心理健康描述为，各类心理要素的水平都能达到一定程度，而它们综合起来能使个体保持与环境的高度和谐适应的状态。但与此相对的“心理不健康”是什么，却没有相应的描述。因此，一些人使用二值逻辑的思维方式产生了这样的思考：只要不是健康的，就是不健康的。如果在这样的认识下进行观察或调查，心理健康问题当然就是严重的，因为在今天的社会变革时期不少人在现实活动中都会表现出某种程度对环境的不适应、不和谐。而实际上，心理健康问题不是“有”或“无”二值逻辑的，其中还有一种“亚健康”的中间状态，并且一个社会中绝大多数人的心理健康都处于这种状态。只不过有些人更接近健康的这一边，还有些人比较接近不健康的那一边。要是把后面一部分人也计入心理不健康的范围，必然会明显增加不健康的统计数量。
说到心理健康的评定标准，目前在认识上也不统一，有世界心理卫生组织对心理健康标准的界定；有国外一些著名心理学家对心理健康标准的论述；也有国内一些学者对心理健康标准的认识。虽然这些论述存在明显的不同，但有几点是比较一致的：一是自我态度；二是情绪稳定；三是人格的完整与和谐；四是心理与行为特点和生理年龄相符；五是心理与行为协调一致；六是行为反应适度，不过敏，不迟钝，不背离社会行为规范。这些标准的表述是正确的，但含义却带有模糊性，因此，用于实际操作就可能在主观方面很大的伸缩性。比如：学校当中常把学生“做事容易紧张”、“感觉人际关系冷漠”、“遇到问题找不到可倾诉的朋友”、“考试紧张”、“厌学”等反应都归之为心理不健康；将个别教师缺乏对学生的爱和关心的行为，有违教师职业身份和品德等行为，也看成是心理不健康；机关单位中把人际关系不和谐的行为，个别有奇特见解的行为，不大服从管理的行为，很少有从众反应人的行为，都当做是心理不健康的反映。如果这样进行评判，自然会对心理不健康人数的估计偏高。
心理健康的人，应该在上述各个方面都有较好的状态和相应稳定的行为表现。但心理健康与可能存在某些不良、不和谐行为之间不是完全对立的。在某些方面表现欠佳的人，不能一概而论为心理不健康。心理不健康与有不健康的心理和行为表现是不能等同的。如果要用上述标准对心理不健康做出评定，也只有那些在某个方面存在稳定、持续的，又是有明显负面的社会效应和个人发展效应行为的人，才能算是不健康的，当然，也可能有人认为，那些调查数据只是表明存在着心理问题，并没有说明心理不健康的状况。若果真如此，那些数据又实在是过于保守了。我们仅以教师为例，在各级各类学校中，存在打骂、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行为的教师，不把学生当做完整人看待，不尊重学生人格、尊严的教师，教学不负责任，对工作冷漠，师生关系紧张的教师，个人有些行为完全不符合职业道德要求的教师叠加起来实在不是少数，又怎能以20%说明呢？
二、来自社会环境对行为影响方面的评定误差
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在近二十年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种大变动中，整个社会或者是某个局部环境，必然要产生一些有待逐步解决的问题。处于社会变革中的个体，也会出现价值取向和心理反映重组的问题。因此，社会与人之间、局部环境与人之间，都需要经历一个从不适应到适应、从不协调到协调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双方都会有所改变，都需要逐步解决各自存在的问题，也就必然会产生矛盾、对立、统一这样的经历。
就一个人而言，当他现有的价值取向和心理反映模式与社会局部环境存在矛盾和对立时，就容易产生与之不相适应、不协调的心理反映以及相应的行为，而这些往往成为心理健康评定者判断“存在心理问题”结论的依据。可以肯定地说，得出这种结论在有些情况下是合理的、准确的，比如，面对社会或局部环境的正常运转情况，某个人却与之有矛盾、对立的心理反映和相应行为表现，从而认定他存在心理问题。但也不能否认，在有些情况下，得出“存在心理问题”的结论是不合理的，比如，面对一些社会或局部环境中存在的问题，某个人与之有矛盾、对立的心理反映和相应的行为表现，而不应该说他存在心理问题，像感觉人际关系冷漠、考试紧张、厌学、教师厌教等，从某个局部或某个人分析，这样的心理反映和行为表现有较为复杂的原因，并非一个“存在心理问题”可以解释得通。而恰恰在这一点上，有些评定者混淆了这种环境影响下的反映与心理问题的界限，从而导致了对存在心理问题估计的偏差。
三、来自评定“工具”使用方面的误差
心理健康评定较多采用的方式有三种，一是经验标准，二是社会常模和社会适应标准，三是使用测量工具。目前较多使用的测量工具有：临床症状自陈量表(SCL-90)、抑郁自评量表(SDS)、焦虑自评量表(SAS)、大学生人格健康调查表(UPI)和一些经典的人格测验。这些测验量表大多来自国外，因此，从根源上讲，存在着难以完全克服的民族文化差异。虽然国内的评定者所使用的是经国内专家修订之后的测验量表，但因为常模团体取样的地域文化范围涵盖面有限，也必然存在着地域文化的差异。因此，当将这些“工具”用于一个较为有限的局部时，被试与常模团体之间的文化差异所产生的误差难以估计。其次，大多数量表能较好地反应的是“典型症状”或“典型问题”，他们在分析心理健康与不健康时，没有泾渭分明的界限，而是在心理健康与不健康之间存在一个较宽的模糊区域。
在对存在心理问题的判断上，评定者在此区域的反应，存在判断上的主观性失误。另外，在测验量表的使用过程中，有些“无关因素”的影响是难以控制的，比如主试操作过程的不规范、不标准；主试对测量结果的某种期待；主试对测验结果的分析、评价能力等。而这些因素所导致的评定误差能否忽略不计，常常无法定论。这些误差有怎样的变化规律，也很难得知。
四、来自被试反映方面的误差
不论采用哪种评定方式，评定依据的最重要信息来自被试对自身状况的知觉、判断和特有的言语表述。而“一个人最了解自己”这样的命题是不成立的，特别是一个非心理专业人士，想准确表达个人复杂的心理状况和心理反映，难度较大。所以这样的“自陈”或“内省”是有误差的。其次，由于被试的文化背景与评定标准确定的“那类”文化背景很难吻合，真正困扰被试的心理反映或许恰好不是评定标准中有问题的典型状况，而被试并未感到有多大困扰的心理反映，又恰好正是评定标准中的问题所在。这样的反差也会产生评定的误差。
评定者对被试而言是专家或内行，在这样的心理支配下，被试常常在表述中不由自主地迎合评定者，这又可能带来失真的陈述。还有的时候，由于被试受社会评价和周围其他被试的影响，产生追随、从众的反应，这还会影响评定的真实判断。
总之，在心理健康评定过程中，存在来自多方面影响评定者做出准确判断的情况，从而导致了对当前心理健康状况问题在数量上估计偏高的倾向，这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本文探讨这个问题，绝无轻视心理健康问题之意，而是想提请大家要更多地关注心理健康评定的技术性和科学性问题的研究，也希望有更多的人将目光集中到心理教育和心理训练上来。解决已经存在的心理问题，这是我们的责任，但维护心理健康，教育更多的人学会进行自我心理调节，应该是我们的主攻方向，“预防重于治疗”的意识应植根于我们的头脑中。
［收稿日期］2001-07-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