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服务业发展与城市化三者“互动演进”过程新探——兼议城市化的“杨格定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互动论文,定理论文,服务业发展论文,程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0)01-0086-05
城市化和产业化是现代文明的两个关键动力和重要标志，两者相互推动、协同发展。现代文明的发展历程是城市化与产业化互动演进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的不同阶段，两者的互动机制也有所差异。受工业文明的影响，学者们对城市化与产业化互动机制的研究，往往强调城市化与工业化之间的互动，对服务业与城市化的互动机制则关注较少。将工业化、服务业发展和城市化三者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解释其“互动演进”关系，是解释城市化与产业化互动机制的研究方向。
一、文献综述
从国外研究来看，早期学者对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互动关系关注较多：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理论讨论了工业化所需的人口、资本聚集等城市化条件[1]；二元模型描述了城市现代工业部门的发展与农村劳动力转移之间的关系[2](P91)；钱纳里的结构变革论概括了工业化与城市化之间的内在关联[3](P55-60)。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讨论工业化与城市化，其核心方法论在于“杨格定理”[4]所提出的：分工与市场规模之间相互推动所形成的“内生演进”机制[5](P4-10)，这一思想也进一步催生了强调“自我强化”和“聚集效应”的新框架：重构的“大推进”模型[6](P1003-1026)更为准确地解释了影响产业化和城市化的“外部性”问题；新经济地理学派，提出了讨论产业集聚和城市化问题的“中心－外围”模型[7](P180-205)；杨小凯、黄有光借助专业化经济与交易费用的两难选择研究了产业化、城市化演进的内在机制[8](P105-128)。上述研究都突破了传统理论只关注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发展关系的局限，将服务产业纳入了对城市化与产业化互动发展机制的研究。然而，这些分析往往没有对服务业与工业的具体作用进行区分，未能全面阐释不同服务业的不同作用。
在国内的相关研究中，受关注最多的依然是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互动问题，如研究工业化模式、外向程度对城市化的影响[9](P55-72)；中国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现状[10]和原因[11]；工业化发展偏离城市化[12]等。也有学者开始关注服务产业与城市化的互动，如对二者相关性的定量分析[13]；研究服务业对于解决城市就业的作用[14](P80-85)以及服务业在协调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方面的作用[15]等。
总体来说学界的共识是：在方法论方面，“杨格定理”所代表的动态分析和互动演进思想，是解释经济发展内在机制的理论方向。在研究内容上，将服务业发展纳入城市化的分析框架，势在必行。
二、“杨格定理”与“输出基础理论”的结合
杨格定理可以概括为以下基本思想：
第一，市场由不同的产业（或区域）构成，某个产业（或区域）的产品能否销售出去，取决于对其构成需求的其他产业（或区域）是否拥有足够多的产品与之交换。因此，各产业（或区域）之间，需要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某个产业（或区域）规模的扩张，以其他产业（或区域）规模成比例的扩张为条件。各产业（或区域）规模的扩张相互促进，互动演进。
第二，各产业（或区域）的生产活动是规模报酬递增的。规模的扩张对应着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即广义的技术进步。某一产业部门（或区域）要通过规模扩张获得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需要以其他产业（或区域）的规模扩张和技术进步为条件。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的过程，是各产业（或区域）交互影响、共同进步、协同演进的过程。
杨格定理关于经济发展内生演进机制的分析，以产业（或区域）间的“供求关联”为核心环节。这一方法论特征，与研究城市化问题的著名理论“输出基础理论”具有明显的相通之处。值得注意的是，输出基础理论以“收入流”作为核心范畴，而工业和服务业，其收入都是城市“收入流”的组成部分或中间环节。因此，输出基础理论具有将服务业和工业纳入统一分析框架的理论优势，将这一理论与“杨格定理”相结合，为构建研究工业化、服务业发展与城市化三者“互动演进”关系的动态分析框架提供了可取的理论出路。
输出基础理论由杜森伯利和诺斯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他们强调“输出部门对于区域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16]。虽然这一理论遇到了泰勃勒的反对，但即使是泰勃勒也承认，把分析的视角限定在某一城市区域内的产业结构问题上时，输出基础理论具有较强的适用性。因此，这一理论也被广泛的应用于即城市化问题，成为讨论城市“收入流”的经典理论。基于这一理论，可以对城市化与产业化的关系形成如下基本认识：
第一，任何一个城市，其消耗的绝大多数产品都源自于城市之外；要获得这些产品，这个城市必须从城市外部吸纳足够多的收入；扣除城市与其外部区域之间的赠予、税收等收入转移，一个城市能够吸纳的外部收入量取决于这个城市对外输出的产品和劳务的规模。能够对外输出产品从而吸纳外部收入的部门被称为城市的“输出基础部门”。
第二，要把本城市的产品和服务输出到城市外的其他区域，必须保证本地的产品能够具备更低的价格或更高的品质，即必须具备相应的“产业优势”。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产业优势→输出产品的规模→吸纳收入的数量→获取外部产品的数量→城市人口规模。城市人口规模在区域人口总规模中所占比重的提高正是城市化的定义。这个逻辑关系与“杨格定理”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逻辑结合点：
第一，城市“输出基础部门”所吸纳的外地收入，要成为本城市各产业部门购买①外部产品的收入，必然要求“输出基础部门”吸纳的部分收入“流入”其他产业部门显然这部分收入流入到其他产业部门的过程，也正是其他产业部门向城市输出部门提供产品和服务的过程。这是城市内各产业之间的“供求关联”。
第二，与本城市各产业存在着“供求关联”的“输出基础部门”要输出更多产品必须提高其“产业优势”。在规模报酬递增的条件下，产业优势取决于这一产业的“产业规模”，而与其他产业存在的“供求关联”则要求这些“输出基础部门”必须与本城市其他产业部门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因此，“输出基础部门”的规模扩张和效率提升，与其他产业部门的规模扩张和效率提升之间“互为因果”，是一个“互动演进”的过程。这一“互动演进”过程，正是城市通过提高“输出基础部门”的产业优势，加大对外产品输出、吸纳更多外部收入，进而推动城市人口规模扩张的城市化过程。
当然，具体而言，“杨格定理”与“输出基础理论”结合后，其理论体系的“互动演进”关系要远比上述内容丰富得多。我们概括阐释这些基本的“互动演进”关系，就可以获得分析工业化、服务业发展与城市化三者“互动演进”过程的动态分析框架。
三、报酬递增条件下城市化与产业化的互动演进分析
（一）前提假定
第一，规模报酬递增，即产业规模与这一产业的资源利用效率之间呈正相关关系。这一因素曾因“马歇尔冲突”②而被长期排除在新古典经济学之外，被视为“外部经济”。但是，“报酬递增”却被学者们公认为现实经济的“常态”。杨格定理的出发点正是将这种被新古典经济学视为“外部经济”的因素内生到经济学分析框架。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贸易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均以“报酬递增”为内核。
第二，开放条件和“收支平衡”，即城市与其他地区之间存在产品和劳务的互换，这个城市“进口”的产品和劳务的总价值，与其“出口”的产品和劳务的总价值相等。这是“输出基础理论”的基本前提，也是现实城市发展的基本约束。
第三，交易费用为正，即城市内部各产业之间以及城市与其外部区域之间的交易要形成用于支付商贸、交通、信息等“交易性服务”的“交易费用”。重视“交易费用”，是新制度经济学兴起后应用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共识。
（二）供求关联
第一，城市的工业部门和部分生产性服务业部门对外输出其产品和劳务，构成“输出基础部门”。对外输出其产品要求本城市“输出基础部门”生产的产品的成本低于目标区域，且其差额要高于两区域间进行交易的“交易费用”。因此，城市“输出基础部门”的目标区域范围，即与其形成供求关联的区域范围，取决于输出基础部门的资源利用效率和为“对外输出交易”提供商贸、交通和信息等服务的服务业部门（这些服务业部门并不仅限于本城市的区域范围，但是必须由本城市服务业部门参与，与本城市服务业部门密切关联）的效率。前者决定产业优势即产品的成本，后者则决定区域间的“交易费用”。
第二，“输出基础部门”需要本城市其他服务业部门为它提供相关服务③，其价值总量与从“输出基础部门”流入的到这些服务业部门的收入量相等。相应的，这些服务业部门所提供的各类服务的价格总量，构成本城市“输出基础部门”的成本。
第三，各城市服务业部门从“输出基础部门”所获得的收入量和输出基础部门在支付了这些收入量之后其吸纳的外部收入的剩余量，分别等于这两个部门所消耗的外部产品价值总量加上购买外部产品时所承担的交易费用。从外部购入的产品数量决定本城市能够供养的人口规模，人口规模决定了为本城市居民提供各类服务的城市服务业部门的“产业规模”。
我们将为“对外输出贸易”提供服务的服务业部门与为“对外购入贸易”提供服务的服务业部门视为同样的产业部门；将为“输出基础部门”提供服务的城市内服务业部门与为本城市居民提供服务的城市服务业内部门视为同样的产业部门。这一点，基本符合现实。
（三）“规模—效率”因素和“互动演进”关系
我们以规模报酬递增为前提，阐述相关“规模—效率”因素和“互动演进”关系。由于传统理论往往将效率等同于“生产效率”而忽略“交易效率”，我们的阐述均从“交易效率”入手，以突出交易效率提升与生产效率改进的“等效性”。
第一，关于城市“输出基础部门”对外输出产品的交易，其输出范围取决于本城市“输出基础部门”的产品成本与目标区域之间的差额是否高于区域间的交易费用。因此，如果为这种“对外输出交易”提供商贸、交通和信息服务的服务业部门的效率水平提高了，相关的交易费用降低了，那么，即使输出基础部门的产品成本不变，其产品成本与更远区域之间的差额也会高于区域间的交易费用，从而促使输出基础部门与更多的外部区域形成对外输出交易。这样一来，对外输出规模扩大，为“对外输出交易”提供服务的商贸、交通和信息服务部门的“产业规模”扩大，其效率水平会进一步提高，交易费用进一步降低。同时，对外输出规模扩大后，城市“输出基础部门”的生产规模扩大，规模报酬递增条件下其生产效率相应提高，产品的成本下降，从而使得“输出基础部门”的产业优势提升，推动输出基础部门对外交易范围进一步扩大……由此形成良性循环的“互动演进”。我们将此称为“对外输出”的“互动演进”。
第二，关于“输出基本部门”从城市服务业部门获得服务的交易。如果为这种“城市内部交易”提供商贸、交通和信息服务的服务业部门的效率水平提高了，交易费用降低了，那么，即使从“输出基础部门”流出的收入总量不变，这个收入总量中用于购买相关服务的那部分收入也会增加。这样一来，“城市内部交易”的规模扩大，会促使为“城市内部交易”提供商贸、交通和信息服务的服务业部门的“产业规模”扩大，其效率水平进一步提高。同时交易规模扩大后，为输出基础部门提供服务的城市服务业部门的“产业规模”也会相应扩大，在报酬递增条件下，城市服务业的“生产效率”提高，从而促使其服务商品的成本和价格下降，从输出基础部门流出的收入可以购得更多的“服务产品”，推动“城市内部交易”的交易规模进一步扩大……由此形成良性循环的“互动演进”——我们将此称之为“城市内部”的“互动演进”。
值得注意的是，“城市内部”的“互动演进”与“对外输出”的“互动演进”之间，同样存在着双向互动的“互动演进”关系：得益于“对外输出”的“互动演进”，输出基础部门的规模扩大，这一部门对城市服务业部门的需求规模也会扩大，从而推动“城市内部交易”的交易规模和城市服务业部门的产业规模扩大，促使相应的“交易效率”和“生产效率”的提高，从而加速“城市内部”的“互动演进”；同时，得益于“城市内部交易”的“互动演进”，为城市输出部门提供服务的城市服务业部门的效率提高，这些服务产品的成本和价格下降，其价格总量是“输出基础部门”总成本的构成部分，因此，“输出基础部门”的产品成本会相应下降，从而使“输出基础部门”的“产业优势”提高，促使产品的输出范围和输出规模扩大，“对外输出基础部门”的生产规模扩大，进而推动“交易效率”和“生产效率”的提高，从而加速“对外输出”的“互动演进”。
第三，关于本城市从外部购入产品的交易。如果为这种“对外购入交易”提供商贸、交通和信息服务的服务业部门的效率水平提高了，相应的交易费用降低了，那么，即使用于“对外购入交易”的收入总量不变，能够购入的外部产品也会增加。相应的，购入量的扩大在规模报酬递增的条件下，会促使为“对外购入交易”提供商贸、交通和信息服务的服务业部门，即为“对外输出交易”提供服务的服务业部门，扩大“产业规模”，提高其效率，从而加速“对外输出”的“互动演进”。同时，购入外部产品数量的增加使本城市可以供养更多的人口，城市人口规模的扩大会促使为本城市提供服务的城市服务业部门，即为“输出基础部门”提供服务的服务业部门，增加服务产品的数量，在规模报酬递增的条件下会促使这些服务业部门的效率提升，从而推动“城市内部”的“互动演进”。
城市化进程中的“互动演进”总过程
综上所述，城市是一个开放、发展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作为“输出基础部门”的工业部门和部分生产性服务业部门和那些为城市“对外贸易”提供服务的服务业部门之间存在“对外输出”的“互动演进”；为输出基础部门和城市居民提供服务的“城市服务业部门”与为“城市内部交易”提供服务的服务业部门之间存在“城市内部”的“互动演进”。上述两个“互动演进”之间交互影响，存在着“互动演进”关系。同时，“对外输出”的“互动演进”又通过影响“城市人口规模”而影响“城市内部”的“互动演进”。相应地，城市化进程即城市人口扩张的过程，内生于一个交互影响、自我强化的“互动演进”总过程。
四、约束机制
与所有具有自我强化和良性循环特征和动态分析框架一样，上述分析框架需要回答：既然城市化进程都是一个“自我强化”、“无限提升”的“互动演进”过程，那么，为什么某些城市的“城市化”进程会停滞在某个水平上，甚至出现倒退呢？或者说，落后的城市是如何形成的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城市化与产业化之间的这种“自我强化”的“互动演进”过程会受到以下内部、外部因素的约束，从而导致其“互动演进”的停滞甚至“逆转”。
第一，规模报酬递增机制的耗尽和瓶颈。虽然报酬递增是经济运行的“常态”，但是，规模报酬递增往往局限于一定的产量水平之内。例如，多数产业规模报酬递增源自其“固定成本分摊”——产量基数越大，分摊到单位产品的固定成本越少，资源利用效率越高。但是，既定的固定成本总量所对应的最佳和最高产量是有限的，当产量达到一定规模后，再扩大生产规模可能需要更多的固定资产投资。在这种条件下，固定资产投资尤其是一些公共投资可能会成为限制规模报酬递增机制的瓶颈，约束城市化进程中的“互动演进”总过程。
第二，外部竞争因素。对外产品的输出和外部产品的购进都会遇到其他区域的竞争。产品输出方面的竞争可能导致本城市对外输出范围和规模的下降，减少城市所吸纳的外部收入。产品购买方面的竞争则可能导致外部产品价格的上涨，造成产品购入数量的下降，从而限制城市人口规模的扩大。
第三，空间和土地资源的约束。城市土地资源是不可再生的，城市化的互动演进过程往往使得城市空间内能够获得的收益水平不断提高。相应的，不同产业和居民追逐城市化进程中的这些收益会导致有限的城市用地出现价格上涨。城市土地价格的上涨会部分地抵消城市化收益的增长，同时引发城市空间规模的扩张。对于那些空间扩张受到约束的城市来说，其城市化进程可能因土地资源的约束而减缓或停滞。
五、结论
根据克鲁格曼的总结，杨格定理是分析经济发展“内生演进”的理论基础，是新发展经济学的方法论内核。本文提出的工业化、服务业发展和城市化三者之间“互动演进”的动态分析框架，可以视为“杨格定理”在城市化理论和空间经济学领域中的应用或推论，即城市化的“杨格定理”。
注释：
①既包括生产过程中对城市外部资源的直接购买，也包括这些产业的从业者分得产业收入后在生活中对城市外部资源的“间接购买”——这些购买支出都直接或间接地源自这些产业的收入，构成这些产业的成本。
②即学者们认为由马歇尔首先发现的，报酬递增与竞争效率之间的矛盾冲突——市场容易有限，报酬递增机制会导致大规模的企业拥有更高的效率，最终将小企业排挤出容量有限的市场，形成垄断，损害竞争效率。
③包括这些产业部门在生产过程中需要的供水、供电、城市交通等城市服务，以及这些产业的从业人员在生活中所需的各类城市服务——对这些服务的支付均直接或间接地源自输出基础部门所获得的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