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自由化理论体系的挑战与金融深化理论的微观重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金融论文,微观论文,重构论文,理论体系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发展中国家将近三十多年的改革实践表明，以麦金农和萧提出的金融深化理论尽管得到了各方面的支持和发展，但是却遭到了来自实践和理论的双重攻击！特别是90年代以来，对金融自由化的挑战已经发展至极点，由对金融自由化的“是”与“非”的争论发展到对金融深化彻底失去信心——典型的证据有以赫尔曼、穆尔多克和斯蒂利茨为代表的“金融约束”（financial restraint）派的兴起； 一些国家（如马来西亚）开始放弃金融自由化的选择重新回到“金融抑制”的老路上来。传统的金融深化理论体系已经到了该认真反思的时候，到底发展中国家要不要继续实行金融深化？
很显然，如果要继续坚持以金融自由化为手段的金融深化，仅仅囿于传统的金融深化理论体系是很不够的。我们也注意到近几年来兴起了一种反“反金融自由化”的理论，如Akiyoshi Horiuchi 1987年的“战后日本低利率政策与经济增长”和弗库奇（Fukuchii）1995年以印度尼西亚为案例“金融抑制中的自由化效应分析”。但是他们的理论分析似乎仍然没有跳出麦金农和萧等的微观主体“黑箱”运动的局限，因而同样难以避免理论与现实的挑战。因此，我们认为重新审视并构建金融深化的微观理论体系是当前急需解决的理论问题。
一、传统金融深化理论的发展和挑战
概括地说，传统的金融深化理论发展经历了两代革命：第一代是麦金农和萧等传统的理论创始者向经典凯恩斯主义的革命，从而结束了赤字货币化下高通货膨胀给经济带来的不利影响，使发展中国家走上金融自由化的道路；第二代革命是金融自由化次序理论的提出，解决了发展中国家财政赤字、国内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国际化三者之间的无序状态问题。其核心是金融自由化。
1973年麦金农和萧金融自由化与金融深化理论的第一次提出，使得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开始与发展中国家本身的欠发达性结合起来。根据他们的分析，发展中国家的欠发达性是由于政府的过度抑制造成的，于是金融自由化是促进发展中国家金融深化的最根本的方法，金融自由化能够增加储蓄通过金融中介导向投资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应该说，这一研究方法和思路是十分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客观实际，因此它的提出立即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共鸣。他们纷纷从不同的理论角度论证金融自由化的必要性，进而丰富和发展了金融自由化的思想，使得金融自由化的理论实用性更加具体。
期间主要代表性理论模型有卡普－马西森模型（K—M模型1976 ，1980）、加尔比斯的“两部门模型”（G—模型1977 ）和弗莱的开放经济金融发展模型（F—模型1988）等。K—M 模型撇开麦金农的货币与实物资本之间的互补性假设的局限性，从生产领域的资本需求（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角度来分析银行信用的稳态需求函数决定，发现了与麦金农和萧模型类似的结论：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需要通过金融自由化，需要存款利率的上升和金融产品（主要是货币）的增加。G —模型从发展中国家经济的“二元”特征出发，在分析发展中国家落后部门资源向先进部门转移时发现改进金融中介的储蓄投资配置机制的重要性，而要充分发挥中介的作用就必需通过提高利率来消除这种金融抑制。F —模型在同时强调投资的数量与质量、投资资金的国内来源与国外来源的基础上从稳态和动态两个角度构建金融发展模型，得出的结论也与麦金农和萧基本相似：国内存款实际利率与国内储蓄率呈正向关系，国内真实利率的提高有利于经济增长。
不仅如此，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一大批经济学者为代表的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派也极力通过实证附和金融自由化，如兰依（A.Lanyi）和萨拉卡格鲁（R.Saracoglu）1983年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关于21个发展中国家1971—1980年十年间的实际利率与金融资产增长率及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之间关系的分析报告， 阿兰·盖尔伯（Alan.Gelb）1989年为世界银行提供的一份关于亚、非、拉34 个发展中国家经验分析报告。金和莱文（King and Levine 1993）检查77个发展中国家1960—1989年间交叉部门的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多变量指标之间的联系等都得出同样的结论：金融自由化有利于经济增长。直到1997年，弗莱依然“支持金融自由化”。
但是必须指出，金融自由化似乎从来就没有完全一致地保证过世界上所有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改革对经济增长的积极贡献；也没有保证过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金融改革长期持久地促进经济稳健发展。理查德·克钦（Richard L.Kitchen）1986年对1984 年前所进行的计量验证进行汇总，十七项检验中有三项来自于拉丁美洲国家的分析报告是不支持金融自由化的结论，而且事实上，拉美国家金融自由化的经历最为痛苦，出现过高真实利率和不适当的银行风险。许多国家真实利率因过度上升而超过20%，金融自由化表现为家庭和公司对资金信用的需求力量“过度”释放，而储蓄率没有相应地增加。高真实利率完全不能增加储蓄和刺激投资——两者实际上按照GNP的一个比例在下降。 增加储蓄的唯一方式是外国储蓄，也就是外部债务。然而，这使得“自由化”的经济更易受国际经济震荡的影响。增加债务资产比率以及担保责任，助长了80年代的债务危机。资产极度波动引起大量呆坏帐和银行破产倒闭风波，整个金融系统几乎处于瘫痪状态。结果这些国家的真实经济部门陷入长期严重萧条。
耐人寻味的是，正当人们沉醉于“金融自由化顺序”能有效地解决拉美国家的这些经历时，正当人们还在津津乐道“东亚奇迹”时，1997年7 月忽然间一下子“东亚奇迹”变成了“东亚风暴”，劲吹东亚五国、进而波及俄罗斯和北美。而且东亚的泰国近几年来一直执行的是审慎的财政政策，按照经典的自由化次序理论，国内财政稳定后金融自由化也应该稳定！此时相当一部分人开始陷入悲观情绪，甚至彻底怀疑金融自由化。 人们不禁惊叹！ 难道说发展中国家金融深化真如C. Diaz-Alejandro所诧异的那样，告别了金融抑制却迎来的是金融崩溃吗？（Good-bye,Financial Repression! Hello,Financial Crash!）
与此同时，期间确实还有许多关于发展中国家改革经验的验证结果是不利于金融自由化的。1995年De Gregorio and Guidotti发现真实利率和经济增长之间是倒“U”型曲线关系，其后弗莱（1997 ）使用来自85个发展中国家1971—1995年间的资料验证了该结论；Philip Arestis和Panicos Demetriades 1997年运用时间序列法分析证明了韩国金融抑制曾经在1956—1994年间对经济增长有极显著的促进作用。
应该承认的是，尽管长期坚持金融自由化的研究者极力为金融自由化提供证据，并且及时矫正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自由化方法步骤，但始终无法逃脱实践和理论的两面夹击。早在1981年斯蒂格利茨和魏斯就曾经提出了一个著名的“不完全信息市场上的信贷配给模型”，试图向麦金农等的金融自由化发难。他们认为麦金农假定的市场均衡是一种基于信贷市场的资本供给与资本需求的运动；而由储蓄和投资相等所决定的均衡利率。但实际上，在不完全市场上，信贷的供给者除了关心收益以外还更多地考虑风险因素，因此通过利率的甄别机制和激励机制而选择的信贷市场也呈现出一种信贷配给。根据斯蒂格利茨等的分析，既然这种信贷配给不能达到市场出清的地步，则信贷市场不能实现帕累托最优就意味着“政府干预能够提高市场资金配置效率”（注：参见王健：《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6页。）。 与此同时，Barro和魏金伯根也于80 年代初期从资产选择理论出发动摇了麦金农和萧的“储蓄效应”假设。他们认为麦金农和萧的理论首先仍然是一种特殊的资产选择流动行为； 而且发展中国家还存在着苛部市场（curbmarket），因此组合投资效应是多方向的，金融自由化的效应没有肯定说法。而且从总的形势上看，这些挑战似乎已经略占上风，典型的证据：面对挑战，金融自由化坚持者退而防守，放弃市场出清的要求而含糊为“接近市场出清水平”。
二、金融深化理论体系的微观构想
金融深化理论，或者确切地说，以金融自由化为手段的金融深化理论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反反复复、甚至是“致之死地”的地步呢？这种金融深化理论上的困境必然带给发展中国家政府决策者更多的是不确定性和盲目性，因而是十分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深化发展。如果要继续坚持金融深化与金融自由化，就必须从理论上寻找新的突破。
首先，何谓金融深化？何谓金融自由化？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如果不首先解决这个问题，就无从研究金融深化的本质问题。根据萧的概括，所谓金融深化（Financial Deepening ）是指这样一种情况：如果政府取消对金融活动的过多干预，发展中国家货币金融与经济可形成金融深化与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接着他指出，提出这一概念是要强调“金融资产以快于非金融财富积累的速度而积累”。可见了，金融深化的最初涵义就是要通过金融产品的快速增长来实现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良性关系形成。根据麦金农的定义，金融抑制（Financial Repression）是指政府对金融体系和金融活动的过多干预压制了金融体系的发展；而金融体系不发展又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从而造成金融压制与经济落后的恶性循环现象。他认为，金融深化是要强调“金融市场自由化是十分必要的。怎样在不造成过大社会和经济代价的前提下实现这种自由化。”综合两人的定义，发展中国家金融深化的目的就是要促进经济良性发展；而金融自由化则是实现这种深化的一种方法，是为了尽快解决金融系统不发达状况，即为了金融的发展（不过，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政府的过度干预是金融的“欠发达”原因）。因此，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深化问题就不仅仅是金融自由化的问题，而是一个两阶段的动态规划问题：从金融自由化到金融深化与从金融深化到经济增长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上述关于金融自由化的争论问题实际上就变为金融深化内部的方法论问题，即如何实现金融深化和经济增长目标问题。
其次，金融自由化既然是一种金融深化的手段，那么这种手段发挥作用的环境与机制必须弄清楚！金融深化是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深化，因此发展中国家的本质特征及其演变过程就自然要影响到金融自由化过程中的金融政策效果。发展中国家的基本特征是经济不发达、人均收入水平低、经济发展呈现出典型的结构性差异。麦金农等金融自由化坚持者认为，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二元”结构是金融抑制造成的，金融自由化就是克服这种落后的结构；因而当分析金融自由化时，这种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特有的特征就被忽略。但是事实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短期内无法改变其特有的本质特征。这样，正如新结构主义理论所指出的那样，它使得麦金农的储蓄效应显得过于简单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活跃的非组织货币金融市场存在，必将影响麦金农的高利率动员储蓄效应、甚至很可能有紧缩经济的效果。
不仅如此，如果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战略，这种落后的特征还导致发展中国家特有的金融脆弱性矛盾。根据伯兰克· 本（ Ben.Bernanke）和格特勒·马克（Mark.Gertler）的描述， 金融脆弱性是指这样一种环境——即潜在的借款者投入它的项目投资相对较少，进而引起代理成本增高、以及投资部门和经济运行整体困境的金融情形。从这个概念出发，发展中国家的潜在借款者（无论是市场主导型还是政府主导型企业）的收入禀赋都是相对较少的，而且随着现代企业规模的不断增大他的利益与向他提供贷款的贷款者利益偏离就更大；另一方面因为投资是一个跨时期的长过程。投资项目的最终成功取决于公司内部人（isiders）采取的行动， 而这些行动不可能由公司外部人完全观察到。另外随着这个过程的发展，内部人获得了更优势的关于投资质量信息。从外部融资要求的程度来说，这里信息不对称引出的代理问题相当严重。也就是，内部人有将外部贷款者资金投向负的现值项目的激励。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信息（特别是有效经济信息）的薄弱现实，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脆弱性非常突出。
第三，金融自由化作为一个过程，它本身也包含着发展中国家的本质特征。一方面，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落后呈现典型的“二元”特征，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使得借、贷款之间的监督机制不断硬化。这二者的结合使得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呈现出典型的金融抑制与金融自由化并存的特征。第一层是政府努力动员金融资源向有特权阶层的企业配给资金的麦金农和萧式的“政府主导型”信贷配给；经验表明在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抑制与金融自由化转化的过渡时期里，金融抑制并没有削弱反而加强了——甚至发展为一种发展模式！很显然，这第一层信贷配给是一种计划集中体制行为。第二层是以斯蒂格利茨等提出的“市场主体”型信贷配给，它体现的是发展中国家有组织的金融市场上的微观主体行为的增强。与第一层信贷配给不同，这里的信贷配给增强是一种效率所在；但与第一种配给结合就有一种资源浪费的可能（如银行惜贷等）。
就第二层信贷配给来说，根据斯蒂格利茨等的模型论述，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因此在存在着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信贷市场上的信贷供给是配给行为。他们认为这种信贷配给与瓦尔拉分配机制格格不入；因此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结果难以预料。而且信贷配给必然对发展中国的金融深化不利；因为金融深化前后都是配给信贷。但实际上信贷配给与瓦尔拉分配具有内在一致性：（1 ）信贷配给是一种内生信贷配给。威廉姆森（Stephen D.Williamson）1987年撇开逆向选择和首先风险，仅从债务合同是借、贷者之间的一种最优“内生”安排入手，也获得了类开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仅从债务合同是借、贷之间的一种最优“内生”安排入手，也获得了类似的信贷配给。（2 ）信贷配给与瓦尔拉均衡之间也是可以由内生机制来相互转换。1998年科司塔斯（Costas Azariadis）与布鲁斯（Bruce Smith）发现信贷配给与瓦尔拉均衡的形成都是市场微观主体的一种内生机制行为——根据周围的环境和自身的预期，这些微观主体能够实现两种制度之间的内在机制转换。这样，信贷配给理论就自然是金融深化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四，金融深化作为金融发展，必须考虑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早在1912年约塞夫A.熊彼特就曾明确指出，一个国家金融部门的发展对该国人均收入水平和增长率具有积极的正效应。1969年戈德史密斯在分析35个国家1860—1963年间的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问题时，结论是“如果以十年为跨度考虑，能够发现经济与金融发展之间存在着一种粗略的平行关系。”但是到了90年代，这一问题仍然引起各方面的高度重视，因为其操作起来的结果具有多样性和差别性，而且在不同的研究背景、不同的国家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后果。1991年莱文和1995 年的 Valerie R.Bencivenga等建模研究发现，流动性强、 产权交易比较方便的股票市场能够促进长期的高回报项目投资，而这个项目投资对生产率的提高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从此金融发展的研究开始由银行业拓展到股票市场。在此基础上，莱姜（Raghuram G.Rajan ）和任格尔斯（ Zingales.Luigi）1998年的金融发展因果分析，在验证金融发展的确有助于经济增长的同时，发现了金融发展对于经济增长作用的非对称性的经验结论：不同的行业、不同的部门，甚至不同生命周期的企业对于金融支持的需求不同，而且他们的金融支持需求与他们的经济贡献也不对等。同年，佐罗斯和莱文的研究结果又进一步展示了金融市场的非均衡性：大多数国家不仅银行与股票市场的金融支持不能够相互取代，而且同一个市场的不同侧面也有截然不同的经济效果。
综合考虑上述思路调整和拓展，我们发现，金融自由化理论之所以会遭到如此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挑战，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传统的金融深化理论忽视了金融自由化的过程性——这个“化”的过程并不是仅仅意味着放松管制了事，它表明发展中国家金融抑制与金融自由化将有一个“合情合理”的并存过渡时期而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这样，原来可能是冲突非常尖锐的理论，现在经过分析整理变为相互补充、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金融深化理论体系就不仅仅局限在传统的金融深化理论所研究的领域，还应该将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的作用环境的本质特征与作用机制、金融深化发展对经济增长绩效纳入分析框架。
因此从理论上看，新的金融深化理论体系就有以下几个方面突破：（1）突破了金融自由化与金融深化之间方法与目标不分的局限性， 即坚持了金融自由化又坚持了金融深化。（2 ）突破了金融深化研究中对金融自由化与金融抑制认识上的非此即彼的观点，金融自由化与金融抑制实际上在相对长的时期内是并存的。（3 ）突破了金融深化促进经济增长“模糊感觉”的传统观点，明确了金融深化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双重非均衡性”特征。（4 ）突破了斯蒂格利茨等信贷配给的神秘“面纱”，使得信贷配给与瓦尔拉均衡从微观机制上得到理论的统一，从而将斯蒂格利茨和魏斯模型纳入金融深化的理论框架。（5 ）突破了克鲁格曼与萨克斯对发展中国家金融脆弱性的表层认识（Vulnerability ）和麦金农的自由化次序理论的限制，而将焦点集中于分析发展中国家的微观主体特征， 从中可以看出更深层次的金融脆弱性（finanlfragility）问题。（6）突破了传统的金融深化理论真实利率外生性的观点，真实利率的调整实际上是受经济增长的内生约束。（7 ）突破了“就金融论金融、就金融深化论金融深化”的理论局限，从发展中国家金融与生产关系出发来研究金融发展问题（如发展中国家企业家的数量对信贷量的影响、真实存款利率受实体经济内生决定的机制）。（8 ）突破了传统的通货膨胀与经济萎缩的宏观经济政策解释，发展中国家除了货币因素以外，金融深化过程中的微观内生机制增强是当前金融与经济问题的主要矛盾。
三、新理论体系的现实意义
至此，新的理论体系对于分析中国的金融改革同样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中国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金融改革对于经济增长发挥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不一样，中国尚未经历巨大的国际金融风暴冲击，顶住了东亚强劲的“金融台风”袭击。人们庆幸，这是由于中国拥有良好的国际收支状况、充足的外汇储备、得当的外资外债管理、开放谨慎的金融业和有效的外汇管理；由于中国政府及时地采取了有效的措施，如出口退税、增加货币供给、降低利率和完善再就业工程等一系列措施扩大内需；以及资本项目的严格管理等综合保障结果。但是，这些决不表明中国国内金融改革过程中的问题就已经消除。事实上，中国虽然避免了金融危机的国际冲击，但中国却迎来了国内经济的萎缩趋势！勿庸讳言，中国国内金融改革面临的问题与发展中国家国际遭遇的问题本质上是一回事！而且中国将是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加入WTO， 中国国内经济必然要融入国际市场。中国的国内金融改革必将遭遇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同样的国际环境冲击。因此，综合考虑新的金融深化理论体系的要求不仅仅是一种理论上的探讨，而且具有非常现实的参考价值；尽量避免经济波动萎缩有赖于如何去正确认识中国金融改革过程中发现的新问题！
首先，中国当前面临的金融问题主要是金融深化发展问题。因为金融并不仅仅是政府的金融，更不仅仅是金融中介的金融，而是几乎包括各个微观主体的一种金融行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金融问题不仅仅是资金的互通有无，还包括各经济主体的资金筹集、控制和管理等多方面多层次资金融通管理的内容；不仅仅是政府的金融活动及其金融控制，而应该是一个微观主体金融活动不断增强的过程。很显然，这样的一个过程与金融深化过程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如果没有充分调动各个主体在经济发展中的积极性机制，就很难有整个经济的健康发展。
其次，中国国内的金融体制仍然是一种政府主体型的金融体制。正如麦金农等所描述的发展中国家金融抑制那样，这种体制一开始产生就表明它是为了高度集中金融资源、保证政府有效地动员全国金融资源来支持“享有特权”的国有企业而实行的一种“计划分配式”信贷配给制度。直到目前，以国有银行为主体的国内金融体系替国有企业融资的格局基本维持不变。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实行金融改革，其结果必然是银行的信贷规模总是低于市场出清的水平。中国金融改革二十多年来最突出的特征，实际上就是在利率管制的制度中，国有银行的利润动机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入不断增强，他们的经济行为开始对经济发展发挥决定性作用。于是，近几年来随着金融主体的行为不断增强，银行出现了“惜贷”、“慎贷”现象。
不仅如此，根据信贷配给内生机制转换理论分析，经济的“繁荣与萎缩”交替还与其微观主体行为的相互转化机制完全一致。换句话说，随着金融改革发展的深入，金融主体（贷款者）究竟是选择瓦尔拉方式还是配给方式供给信贷资金很大程度受经济环境的内生决定。如从研究信贷配给与瓦尔拉分配的转化来看：（1 ）一个国家企业家数量越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大；（2）市场信息、 监督成本的大小决定着信贷数量和经济增长；（3）存款利率的高低十分重要， 但存款利率是内生决定的；（4）信贷配给与瑕尔拉均衡的相互转化与资本存量、 经济波动密切相关，这将势必引起长期经济膨胀或经济萎缩等。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一国“强垄断”体制下，微观主体行为的增强将使得这种信贷配给均衡点似乎是随着利率的下调逐渐收缩——经济将出现萎缩倾向。
其三、中国必须正视严重的金融脆弱性问题。金融脆弱性矛盾是发展中国家所共有的特殊性问题，中国也不例外。就国有企业而言，为了试图努力促进经济腾飞中国采取了“政府主导型”发展战略。但是正是这种发展战略使得国有企业的资金主要（全部或大部分）是由国家和社会出资，因而国有企业产生了居高不下的委托—代理成本。因此，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的金融是脆弱的，不仅容易受到外部冲击而且还存在着内部脆弱的金融基础。这里可能的原因有：（1 ）政府的担保融资“杯水车薪”；（2）国有企业由于资金限制而不敢评估新的投资项目； （3 ）国有企业的企业经营者几乎不出资而发生企业经营者的高代理成本；（4）国有企业改制中对广大社会出资者的高代理成本；以及（5）国有企业国际化发展的规模限制性等等。
和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国有经济发展中的金融脆弱性支持也具有突出的挑战：（1）必须有稳定的持续的金融支持来源； （2）生产的产品必须有销路。 前者要求这种支持必须与资金供给者利益相协调；后者要求企业必须有企业家才能的管理艺术、有好的技术项目和市场；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国内买方市场的形成与东亚各国外向型经济面临国际压力是一回事。
当然，也应该看到，中国非国有部门同样存在金融脆弱性问题，只不过它们面临的侧重点不同。非国有部门经济由于主要依靠自己内源融资和自筹资金来运营来经营，可能监督成本相对低些；但融资需求却比国有企业金融脆弱性问题更加突出，如非国有部门经济的规模升级和国内国际竞争力的形成问题等等。有资料显示，占国民经济“半壁江山”的乡镇企业，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已经到了关键的转折关头，如果没有进一步的技术、融资和人力资本的突破，很显然，这里只有通过制度建设才能实现它们的第二次飞跃。
最后，中国金融改革的积极性发挥有赖于妥善处理金融深化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双重非均衡性”。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第一重非均衡关系表明不同的产业、不同生命周期的企业对于金融支持的需求不一样，它们对于金融支持的需求与它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不一致的。第二重非均衡性是指不同的金融形式、不同的金融市场及其特点在对经济发展的支持上效果差异。与第一重非均衡性不同的是这里的金融市场不同部分、不同侧面彼此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的关系；有的相互促进经济增长、有的却发生质变。例如，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资金相互流动、股票市场的流动性与波动性相互转换；中国的非组织金融市场在政府的有效管理“抑制”（curb）下所引起的国有银行信贷资产“软”、“硬”非对称性和股票市场过度投机行为等等。如果考虑到金融国际化引起的资本的大量汉入和流出，资本的流入短期看是一种流动性增强的效应；但长期它却是呈现一种波动性。这就要求必须谨慎从事，考虑到金融深化发展的非对称性要求来充分发挥金融深化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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