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进民退”论：数据内外之辨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数据论文,国进民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一般而言，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稳定物价、国际收支平衡这宏观经济调控的四大目标之间存在一定矛盾，在一国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可以有不同的侧重。但较长时期内，中国一直把经济增长作为首要目标，这是因为，一方面，中国依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物质财富匮乏，需要靠增加生产来解决；另一方面，经济增长与充分就业之间是强相关关系，中国每年新增劳动力超过2000万，这么庞大的就业人口需要靠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岗位来消化。
基于这样的需要，国内学者对如何促进中国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和动力来自何方等问题的研究一直没有停止。利用索洛提出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或其改进模型，学者们将经济增长归因为要素投入增加和全要素生产率(TPP)的提高两方面。虽然由于研究期间和数据处理方法不同，学者们的研究结论不尽相同，但多数学者的研究结果都表明，要素投入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和动力，而全要素生产率对生产率增长的贡献有限。①更进一步，资本投入增加是中国经济增长最主要的源泉。②资本有内外资的区别，魏浩、毛日昇的研究表明，国内投资对经济增长的长期促进效应更加明显。③
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在于，国内投资还有所有制的差别。近来，随着中粮集团收购蒙牛、山东钢铁收购日照钢铁、鹰联航空被四川航空注资等国企收购民企的一系列案例的发生，国内舆论关于“国进民退”的讨论和担心正在升级：一批优质的民营企业被国字号企业吞并，作为中国经济生力军的民营生产模式会不会遭遇萎靡、退化，甚至消亡的命运？中国朝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是否在倒退？④
官方的数据并不支持“国进民退”之说。国家统计局2009年公布的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显示，与2004年第一次普查结果相比，全国第二、三产业495.9万个企业法人中，国有企业14.3万个，减少3.6万个，降幅为20%；私营企业359.6万个，增加161.4万个，增幅为81.4%。同时，在企业资产总额中，国有企业占23%，比2004年下降8.1个百分点；而私营企业占12.3%，比2004年增加3.3%。⑤
考察1993年以来⑥按经济类型分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从总量与年增长情况来看（参见表1），数据也并不表明存在“国进民退”现象。既然统计数据是反映事实的权威，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关于“国进民退”的舆论？难道是公众的认知和情绪出了偏差？
二、模型的建立与验证：政府有支持“国进民退”的动因吗？
如前所述，中国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是经济增长，内因应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为进一步考察政府有无对不同所有制资本采取歧视性政策，我们建立了一个有地方政府、国有资本利益集团、国内非国有资本利益集团、国外资本四方参与人的模型。
利用1990～2008年的数据做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调整的可决系数
=0.9997，模型的拟合优度很高；F=21809.86，模型有显著的线性关系。而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lnC、lnI、ln(E-I)的参数显著性检验都可以通过。统计结果表明，变量lnGDP、lnC、lnI、ln(E-I)之间的关系符合凯恩斯的宏观经济需求拉动理论，且有明确的经济意义：最终消费、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进出口每增长1%，生产总值将依次增长0.5702%、0.3934%、0.0387%，即它们的贡献率分别是57.02%、39.34%、3.87%（参见表2）。从这个结果看来，货物和服务进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是相当低的，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及此轮由美国次贷引起的经济危机中中国受到的影响并不显著。王爱俭和牛凯龙、高尚全等人的研究也支持这一观点。(11)
从(8)式中无论如何也不能得出中国政府对国有资本具有明显偏好的结论。当然，对于一些民营经济与外资经济都相当落后、地方经济过分倚重国有资本投入的地方，可能有反例。但总体而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偏爱国有资本的情况应该是越来越少而不是越来越多，否则的话，就与市场经济的要求背道而驰，WTO的规则也不允许它这么做。
三、民企为什么埋怨？
无论是从数据上还是从政府动机上，我们都找不出有“国进民退”的证据。问题更多地可能出在数据之外，在民企感受到的不平等上。
（一）行业进入机会的不平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营经济发展非常迅速，但民间资本要想进入石油、铁路、电力、电信、市政公用设施等重要领域依然非常困难。总体来看，民间资本目前在垄断性行业中比重较低（图1）。其实，国家法律法规除对必须垄断的少数行业（武器制造、油气开采等）明显禁止民间资本进入外，并没有对民间资本有特殊的歧视性规定。但即使在国家明令允许进入的煤炭、钢铁、航空等领域，民间资本依旧是小心翼翼，步履维艰。这里，制度壁垒（行政性壁垒）是一个原因，(12)市场壁垒（策略性行为壁垒）也不容忽视。
数据来源：《中国私营经济年鉴》2006～2008。
图1 2007年我国私营经济涉足行业比重
以电信领域为例，基于历史原因，中国电信行业一直处于垄断和受保护的地位。目前，在一级运营领域，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移动三家电信运营商都是国有上市企业，民间资本很难进入，也鲜有进入基础电信领域的机会。在这里，政府管制不是主要原因，因为即便是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电信行业也是有市场准入、互联互通、电信资费、普遍服务等政策规定管制的。民间资本难以进入基础电信领域的主要原因是，早先进入的国有电信运营商掌握着对基础设施的控制权，后进入的资本只能通过租用“在位”运营商的基础设施提供增值服务。如此，后进入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咽喉”被先进入的基础运营商牢牢掐住，在这样的环境下，后进入者即便强行进入也没有丝毫立足之地。而按照基础设施“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早先进入的电信运营商获取的这种垄断地位是合理的。
（二）金融与财税上的不平等
多年来，制约民间资本发展的“融资难”矛盾始终无法真正解决。以上海为例，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2009年年中的一项企业专项调查显示：近七成的小型企业反映，未享受到国家和本市的扶持政策。其中，在融资优惠政策方面，53.2%的中小型企业认为“没有受益”；在融资环境方面，在被调查的中小型企业中，有32%认为“融资渠道畅通，但融资成本没有下降”，15.2%认为“融资成本降低，但融资渠道仍然不畅”，23.9%则认为“融资难仍然没有得到实质性改善”。(13)上海是国内投资环境相对较好的地区，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尚且如此，其他地方的情况可想而知。
在税收方面，民营经济同样受到了不平等待遇，这从2001～2007年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销售收入的税收负担比较中可见一斑（表3）。
（三）地方政府的歧视
这方面，以山西省煤炭领域2009年的改革最为典型，其他省份、其他领域也时有所闻。上世纪90年代，随着国家对煤炭资源的放开，民间资本逐渐成为投资山西煤矿的“主力军”。随着煤炭资源的不断升温，山西省也出台了许多引导民间资本进入煤炭小企业的政策，尤其是2005年，山西对煤炭产业实行改革，“资源有偿，明晰产权”，吸引了大批投资者的进入。据了解，2005年到2006年两年间，仅浙江温州平阳县水头镇进入山西投资煤炭的资金就在300亿元以上，在山西估计有500多座温州人投资的小煤矿，总投资在500亿元以上。然而，仅仅4年之后，山西省政府2009年的10号文件《煤炭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就将之前的政策予以颠覆：扶持以山西焦煤、阳泉煤业等为主的7家国有企业，而民营煤矿则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整体出售，要么折价入股，而且只能参股不能控股。政策的持续性和稳定性是保证民间资本投资路径清晰的关键，显然，山西省政府出尔反尔和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分别对待的做法违背了市场经济的要求，它没有讲“诚信”。在国资部门随时可借政策之手收编民企的情况下，很难避免和责怪民间投资的短期逐利行为。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笔者赞同多数学者关于资本是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的认识。通过对1993年以来有关经济数据的分析，笔者认为，中国当前无论在事实上还是政府偏好上都不存在大面积的“国进民退”现象，即使在个别行业、个别地区存在“国进民退”现象，也可以认为是国企在近十多年来与民企、外企的同台竞争中，其内在运行效率、效益被一定程度地激活所致，是国企在市场竞争中的一次主动出击。当然，国企是否占据了竞争优势，还有待时间和运行效率的验证。
但公众为什么有“国进民退”的认知，甚至有抵触情绪呢？笔者认为，必须在数据之外找原因并采取对策。
第一，政府要逐渐减少对国有资本的保护，放松对民间资本进入国有资本控制的铁路、电力、金融等基础设施领域和汽车、钢铁、石油石化等支柱产业的门槛限制，让国有资本在竞争中发展壮大。
仍以电信领域为例。民间资本虽然很难进入基础电信业务，但是可以开展增值电信业务。1993年8月，国务院发布《国务院批转邮电部关于进一步加强电信业务市场管理意见的通知》，增值电信业务向民间资本开放。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民间资本已经成为增值电信业务领域的主要力量，据2005年统计，民营企业的比例达到55.37%。民间资本还可以进入通信设备制造业，根据2007年的统计数据，在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民营企业的单位数达到3356个，占企业总数的82%；工业总产值为1736.86亿元，占行业的40.5%；从业人数占整个行业的54%。在整个电信行业，不但存在大量的中小民营企业，而且还有华为、联想等世界级的民营企业。(14)
我们可以看到，在电信行业，除了基础电信业务领域之外，民营企业发展得都很不错，民间资本的抱怨也相对较少。电信行业的改革经验对很多自然垄断行业都是有借鉴意义的。
第二，加强窗口指导和政策引导，逐渐消除国有正规金融对非国有资本投资企业的歧视，要按照市场经济原则，让非国有中小企业在统一的效率准则下享有与国有资本投资企业同等的金融待遇。
随着就业压力的加大和创业机会的增多，未来中国将有越来越多的人和资本投入创业。2010年5月13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新36条”）。展望未来，中国民间资本将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大环境中展示越来越强劲的活力，成为展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越性的一支重要力量。对此，国内金融部门必须贡献自己的力量。一方面，国有正规金融部门要逐渐消除歧视；另一方面，应大力发展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基金等，通过政府资金的杠杆作用，吸收民间资本参与，创新投融资模式，引导民间非正规金融支持民营经济。
第三，进一步解放思想。
无论政府、学者还是公众，都要树立真正市场经济下的价值标准，对“国企”、“民企”、“外企”不应带有感情和主观的偏向。
舆论引导方面，只要不存在腐败行为，没有政府与企业的合谋，无论是“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都没有争议的必要。另一方面，无论国有还是非国有，资本在“逐利性”驱使下，总是希望进入所有能够带来高额利润的行业，并努力使自己“攀升”至垄断地位。只要符合市场经济平等竞争的规则，政府对不同来源的资本没有区别对待，民间资本也不应有太多的“抱怨”。
第四，保持政策的持续性和稳定性，防止政策“逼退”民间资本。
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政府要率先做到讲“诚信”，要减少因为政策变动过于频繁带来的投资环境不可控因素，提高民间资本和外资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美好前景的预期，尽量避免民间投资的短期逐利行为。
注释：
①参见沈坤荣《1978-1997年中国经济增长因素的实证分析》，《经济科学》1999年第4期，第14～24页；沈坤荣、孙文杰《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基于中国的经验研究》，《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第52～56页；王德劲《经济增长影响因素实证研究》，《数理统计与管理》2007年第l期，第68～73页。
②参见李富强、董直庆、王林辉《制度主导、要素贡献和我国经济增长动力的分类检验》，《经济研究》2008年第4期，第53～65页；齐兰《垄断资本全球化对中国产业发展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第83～97页；魏浩、毛日昇《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导因素及其效应的动态分析——基于1978～2007年的实证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9年第8期，第3～16页。
③魏浩、毛日昇：《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导因素及其效应的动态分析——基于1978～2007年的实证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9年第8期，第3～16页。
④阳旭东、李国和：《“国进民退”：经济复苏道路上的市场化倒退》，《经营管理者》2009年第20期，第9页、15页。
⑤参见国家统计局《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一号）》，http://www.stats.gov.cn/tjfx/fxbg/t20091225_402610155.htm.
⑥选择1993年以后数据进行考察，主要是考虑到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讲话后，我国关于社会主义与不同所有制资本关系的认识得到了统一。邓小平说：“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邓小平明确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3页）现在看来，这个讲话精神还值得进一步学习。
⑦用税收收入刻画经济增长，是因为政府的税收收入与经济增长、企业收入这三者之间有着极强的相关性，在某种程度上，地方政府关心税收收入比关心经济增长的程度更高。
⑧“政府偏好”用非国有资本与国有资本的比K[,p+f]/K[,n]表示，反映国有经济经营状况。使用这个变量的原因是，对中国许多政府官员来说，国有资本所占比重意味着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否占主导地位。
⑨反映政府官员的个人效用目标，包括政府官员个人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取得权力租金的可能性及其心理满足等。
⑩参见邓宏图《转轨期中国制度变迁的演进论解释——以民营经济的演化过程为例》，《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第130～140页；江三良《地方政府效用与企业家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经济问题探索》2007年第5期，第173～177页。
(11)参见王爱俭、牛凯龙《当前中国宏观经济总需求分析与增长展望》，《经济研究参考》2009年第1期，第14～31页；高尚全《深化改革力争做到“四个避免”》，《宏观经济研究》2009年第8期，第3～4页。
(12)周绍东：《中国工业企业技术创新与行政性进入退出壁垒》，《内蒙古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第78～81页。
(13)钟蓝：《2009年上半年经济述评之八：从“不差钱”看中小企业“融资难”》，《中国信息报》2009年8月10日。
(14)彭征波：《带动社会投资，关键是在垄断行业突破体制性障碍》，《人民邮电报》2009年6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