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 中国义务教育财政支出的动态模拟

周娅娜 曾 益

摘 要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随着我国“全面二孩”生育政策的实施，新生人口规模扩大，受教育人口数量随之增加，政府需对教育给予多少经费投入？文章以我国义务教育为例，动态模拟了“全面二孩”生育政策实施对教育财政支出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全面二孩”生育政策的效应于2022年显现，如果生育意愿为13%，2022—2050年义务教育阶段受教育人口数量仅增加0.4%—4.56%，如果生育意愿提高至50%和100%，2022—2050年义务教育阶段受教育人口数量分别增加1.97%—28.46%和4.09%—63.6%；(2)受教育人口规模扩大带来了教育财政支出增加，如果“全面二孩”生育政策下，生育意愿为13%，2022—2050年义务教育财政支出增加1.04%—5.06%，占2022—2050年财政支出的比重为6.87%—8.91%；如果生育意愿提高至50%和100%，2022—2050年义务教育财政支出分别增加5.16%—30.76%和10.86%—70.18%，占2022—2050年财政支出的比重分别为7.87%—9.72%和9.16%—11.55%。综上所述，我国“全面二孩”生育政策的实施使得义务教育财政支出增加，政府需根据人口数量变动来适时调整义务教育财政支出预算，以保证义务教育正常运转。

关键词 “全面二孩”政策；义务教育；财政支出；政策模拟

一、引言与文献回顾

我国的“全面二孩”政策于2016年1月1日正式实施，并替代原先的“单独二孩”政策[注] “单独二孩”政策是指如果夫妻双方有一方为独生子女，即可生育两个孩子。 。随着“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妇女生育率将逐步提高，进而新生人口规模扩大，受教育人口数量增加，从而教育财政支出[注] 理论上，教育财政支出等于受教育人口数量乘以生均教育财政经费，因此受教育人口数量的增加带来教育财政支出的增加。 随之提升。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那么，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背景下，政府财政需对教育投入多少资金来保障教育的正常运转？如何根据“全面二孩”生育意愿的变动或者生育政策的调整，确定未来的教育财政支出预算规模？这些都是政府在短期内面临的重要现实问题。考虑到“全面二孩”政策较先对义务教育阶段适龄人口数量(6—15岁)产生影响，[注] “全面二孩”政策最先对学前教育适龄人口(3-6岁)数量产生影响，但是考虑到社会资本已经逐步进入学前教育，并且义务教育经费主要是国家财政来承担，所以本文以义务教育为研究对象。 本文将以义务教育为例，根据教育财政支出原理，运用定量预测方法，通过设定不同的生育情境，动态模拟“全面二孩”政策对未来我国教育财政支出的影响，并根据实证结果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以期为我国义务教育财政支出预算的编制以及义务教育的长期规划提供决策依据，保证义务教育的正常运转。

所谓一级核算是医院财务对制剂部门成本费用的核算，医院把制剂部门作为利润中心，对制剂部门消耗的直接材料费用、直接人工费用及制造费用进行归集，对制剂部门的收入、支出及结余状况进行核算。在一级核算基础上，医院在制剂部门设成本专管员二级核算，主要对每类品种的制剂部门可控变动成本进行核算。对于无法直接归集的生产制剂所占用的厂房、生产设备等固定资产折旧、水电费、管理费用或其他间接费用，则由财务进行统一归集，再根据选定的方法进行分摊，计入各相关制剂品种成本。这样，既实现对制剂成本中占比最大比例的原材料成本进行有效的针对性监控，也具有可操作性。

根据土壤供肥能力和作物需肥量来进行科学施肥，不但能提高作物的产量，而且能提高产品的品质。比如能通过此方法能提高产品中矿物质的含量；提高蔬菜、瓜果中维生素C及其他营养物质含量；提高棉花衣分、绒长和铃重，减少蕾、铃脱落。

大部分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如美国、英国、日本、印度)并未对生育进行限制，因此较少有国外学者分析调整生育政策或者放开生育限制对教育的影响。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福利水平、科学技术等的进步，大部分发达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的妇女生育率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因此较多国外学者(Drèze和Murthi，2001[注] Drèze J, Murthi M，“Fertility,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Evidence from India，”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 27，No. 1，2001，p.33.；Ludwig和Vogel，2010[注] Ludwig A, Vogel E，“Mortality, Fertility, Education and Capital Accumulation in a Simple OLG Economy，”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Vol. 23，No. 2，2010，p.703.等)分析妇女生育率的变化对教育的影响，大都认为随着妇女生育率的提高，受教育人口规模将随之增加，教育规划须予以调整。自我国2014年初实施“单独二孩”政策以及2016年初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以来，已有学者开始分析生育政策调整对教育的影响，主要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系列的实践经验证明，大口井运用一定时间后，会有不同程度的淤塞，从而出水量会大大降低。众多水文地质学家已经通过大量的理论探讨和工作时间证明：大口径辐射井技术可以用于增加单井出水量。大口井辐射井是以传统的大口井为基础，在井下部的井筒中增加了多个集水管，并将其整个径向延伸到蓄水层中，使地下水流入集水管中并最终进入取水井中。

“现在我在我的家庭里，在那些最好的，最亲爱的人们中间，比一个陌生人还要陌生。”[6]411卡夫卡不止一次地这样意味深长地抱怨:“不幸的童年几乎毁了我的一生”。[4]461-501

另一方面，有学者研究生育政策调整对教育规划的影响，特别是对学前教育规划的影响。潘沛和胡礼和(2015)认为“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会对我国教育资源配置、教育观念、教育方式与教学内容及教育体制产生重要影响，需要制定相应的对策，并重视顶层设计。[注] 潘沛、胡礼和：《人口政策调适对教育发展的影响及其对策——基于对“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两孩政策”的分析》，《教育研究与实验》2015年第6期，第62页。 李佩(2015)认为全面放开二孩后，政府和相关教育部门要提前做好学前教育的布局和规划，积极采取措施来应对全面放开二孩对学前教育带来的压力。[注] 李佩：《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对学前教育的影响及措施》，《兴义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第83页。 郑益乐(2016)认为在“全面二孩”政策下，2022年将是入园的高峰时期，我国应加强对新生人口数量的动态监测，科学供给学前教育资源，强化公共财政对学前教育资源的支持力度。[注] 郑益乐：《“全面二孩”政策对我国学前教育资源供给的影响及建议——兼论我国学前教育资源供给的现状与前景展望》，《教育科学》2016年第3期，第83页。 洪秀敏和马群(2017)以北京市学前教育为例，认为学前教育阶段适龄人口数量、在园生规模和学前教育资源需求将在2023或2024年到达高峰，此后平稳回落，但是现有学前教育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均无法满足未来的需求。[注] 洪秀敏、马群：《“全面二孩”政策与北京市学前教育资源需求》，《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第22页。 顾骏(2014)[注] 顾骏：《“单独二孩”将至，教育如何应对?》，《人民教育》2014年第2期，第7页。 、庞丽娟等(2016)[注] 庞丽娟、王红蕾、吕武：《对“全面二孩”政策下我国学前教育发展战略的建议》，《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第12页。 也对这一问题展开讨论。可见，国内学者已经开始探讨“全面二孩”政策下的教育规划问题，认为应该根据受教育人口规模的变动合理调整政府对教育的规划。

综上所述，虽然已有学者研究“单独二孩”政策或“全面二孩”政策对受教育人口数量以及教育规划的影响，但大多是研究生育政策调整对义务教育阶段或者学前教育阶段受教育人口数量的影响，以及对学前教育规划的影响。不仅如此，虽然已有研究提出公共财政在教育领域的重要作用(薛二勇，2011)[注] 薛二勇：《论教育公平发展的财政政策创新——基于美国的政策分析》，《教育研究》2011年第11期，第95页。 ，但是鲜有研究关注“全面二孩”政策对教育财政支出的影响，也少有研究分析这一政策对义务教育财政支出的影响。基于此，本文运用定量预测模型，动态模拟“全面二孩”政策对我国义务教育财政支出的影响，以期为义务教育财政支出预算的编制以及义务教育长期规划提供决策依据。

第二步，t 年分城乡的新生人口(即0岁人口)数量等于t 年分城乡、年龄的平均育龄(15—49岁)妇女人口数量乘以对应的年龄别生育率之后的加总，具体表达式如下：

二、预测模型

按照“全面二孩”政策对义务教育财政支出的影响途径，本文首先运用人口预测模型分析“全面二孩”政策对义务教育阶段受教育人口数量的影响，随后根据义务教育财政支出原理，构建模型分析“全面二孩”政策对义务教育财政支出金额的影响，具体模型如下：

(一)人口预测模型

本文采用队列要素方法(亦称成分法，Cohort Component Method)预测未来的人口数量和义务教育阶段受教育人口数量。第一步，t 年分城乡、性别、年龄的自然增长人口[注] 自然增长人口是指由正常的出生和死亡形成的人口，不包含迁移人口；而常住人口由自然增长人口和迁移人口构成。 数量等于t -1年分城乡、性别、年龄的常住人口数量乘以对应的生存概率(=1-死亡概率)，具体表达式如下：

其中和分别代表t 年x 岁的城镇男性、城镇女性、农村男性和农村女性的常住人口数量，和分别代表t 年x 岁的城镇男性、城镇女性、农村男性和农村女性的自然增长人口数量，和分别代表t 年x 岁的城镇男性、城镇女性、农村男性和农村女性的死亡概率。

地形图的定位，可采用以下三种方式：①移动光标；②鼠标定位；③输入坐标。先设置原始图对应的比例尺，再设置绘图比例尺，将默认值确定为1∶10000，距离容限一般为25m，表示线路交点间距不能小于这一数值。

其中和分别代表t 年城镇和农村的新生人口数量，和分别代表t 年x 岁的城镇和农村平均育龄妇女人口数量，和分别代表t 年x 岁的城镇和农村妇女的年龄别生育率。考虑新生人口性别[注] 正常的新生人口性别比(男女比)为105∶100。 比后，即可获得t 年分城乡、性别的新生人口数量。

第三步，考虑到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的情况，即可获得t 年分城乡、性别、年龄的常住人口数量，具体表达式如下：

其中和分别代表t 年x 岁的农村男性和农村女性人口的迁移率，和分别代表t 年x 岁的由农村迁往城镇的男性和女性人口数量。用迁移人口数量加上城镇自然增长人口数量等于城镇常住人口数量，用农村自然增长人口数量减去迁移人口数量等于农村常住人口数量。

义务教育阶段受教育人口分为小学阶段受教育人口和初中阶段受教育人口，其中小学阶段受教育人口为6—12岁的人口，初中阶段受教育人口为13—15岁的人口，具体表达式如下：

人口死亡率是人口预测模型的另一项关键参数。目前，较多学者在运用历次人口普查数据和1%抽样调查数据的基础上，应用Lee-Carter模型预测未来人口死亡率。然而，我国人口死亡率统计数据的质与量有限，这导致Lee-Carter模型在我国的使用大大受限(韩猛和王晓军，2010)[注] 韩猛、王晓军：《Lee-Carter模型在中国城市人口死亡率预测中的应用与改进》，《保险研究》2010年第10期，第3页。 。同时，对于高龄人口(80岁及以上人口)而言，Lee-Carter模型难以得到可靠的估计，因此本文不采用Lee-Carter模型。考虑到本文只有30多年的预测期，本文将以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和2015年1%抽样调查公布的我国分城乡、性别、年龄的死亡率的变化趋势(下降程度)作为未来我国死亡率指标的预测基础，并予以适当调整。

其中YW _t 、XX _t 和CZ _t 分别代表t 年义务教育阶段、小学阶段和初中阶段受教育人口数量。

(二)义务教育财政支出预测模型

国家财政是根据义务教育阶段受教育人口数量和生均义务教育财政经费来对义务教育进行补助，考虑到小学阶段和初中阶段的生均教育财政经费存在差异，本文将分别对小学教育财政支出和初中教育财政支出进行分析，具体表达式如下：

其中YWCZ_t、XXCZ_t和CZCZ_t分别代表t年义务教育、小学教育和初中教育财政支出，义务教育财政支出等于小学教育财政支出加上初中教育财政支出，XXSJ_t和CZSJ_t分别代表t年小学阶段和初中阶段的生均教育财政经费。用小学阶段受教育人口数量乘以小学阶段的生均教育财政经费等于小学教育财政支出；同理，用初中阶段受教育人口数量乘以初中阶段的生均教育财政经费等于初中教育财政支出。

一方面，已有学者分析生育政策调整对受教育人口数量的影响。姚引姝等(2015)运用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和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发现在“单独二孩”政策下，我国受教育人口规模有所扩大，但从长期来看，将呈现下降趋势。[注] 姚引妹、李芬、尹文耀：《“单独二孩”政策下我国受教育人口变化趋势研究》，《教育研究》2015年第3期，第35页。 梁文艳等(2015)发现在“单独二孩”政策的效应逐步显现后，义务教育阶段适龄人口规模迅速增加，但是人口扩张期并不会持续太长时间，适龄人口规模很快会重新进入下降期，因此政府要考虑适龄人口数量的长期变化趋势所带来的影响，做出全局的教育规划。[注] 梁文艳、杜育红、刘金娟：《人口变动与义务教育发展规划——基于“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义务教育适龄人口规模的预测》，《教育研究》2015年第3期，第25页。 李玲和杨顺光(2016)认为“全面二孩”政策对义务教育的影响将于2022年开始显现出来，并在短期内刺激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规模迅速扩大，至2030年达到高峰，之后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规模会开始缩小，对此波动，我国现有义务教育阶段教师编制规模、教育经费投入力度和义务教育标准化建设速度基本可以应对。[注] 李玲、杨顺光：《“全面二孩”政策与义务教育战略规划——基于未来20年义务教育学龄人口的预测》，《教育研究》2016年第7期，第22页。 翟振武等(2014)[注] 翟振武、张现苓、靳永爱：《立即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人口学后果分析》，《人口研究》2014年第2期，第3页。 、杨顺光等(2016)[注] 杨顺光、李玲、张兵娟、殷新：《“全面二孩”政策与学前教育资源配置——基于未来20年适龄人口的预测》，《学前教育研究》2016年第8期，第3页。 、石立叶和刘丽英(2017)[注] 石立叶、刘丽英：《“全面二孩”政策下河北省学前教育适龄人口变动趋势与教育需求分析》，《统计与管理》2017年第3期，第90页。 等也得出类似的结论。可见，国内学者基本都认为在生育政策调整的背景下，受教育人口规模会首先进入增长期，而后再进入下降期。

三、相关参数计算与说明

(一)总和生育率

生育政策调整实质上是妇女生育率(包括总和生育率和年龄别生育率)的变化。在实践中，作为终身生育率的估计，总和生育率考虑了分年龄别生育率水平[注] 总和生育率是各年龄别妇女生育率的加总，其代表妇女一生平均生育的孩子数量。 ，可用于直接比较不同时期生育率的差异，常作为衡量生育率的指标。作为人口预测模型中的一项重要参数，总和生育率对于预测各年新生人口数量具有决定性作用。由于本文的目的在于把握人口发展的内在趋势，研究“全面二孩”政策对义务教育财政支出的影响，重点不在于探讨我国真实的总和生育率究竟是多少。因此，考虑到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存在“漏报、瞒报”等情况后，本文假定在继续实行“一胎”政策的情况下，我国总和生育率为1.4(陈沁和宋铮，2013)[注] 陈沁、宋铮：《城市化将如何应对老龄化?——从中国城乡人口流动到养老基金平衡的视角》，《金融研究》2013年第6期，第1页。 。随后，考虑“单独二孩”或“全面二孩”的生育意愿，运用“四二一”家庭微观仿真模型，计算实施“单独二孩”政策或“全面二孩”政策后，我国总和生育率的变化趋势。通过计算，当“全面二孩”生育意愿分别为13%、50%和100%，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478、1.7和2。

(二)人口死亡率

19世纪20年代时，沙俄加快了吞并中亚的步伐，不断向哈萨克草原扩张，新疆同沙俄之间的边界问题产生了，伊犁地区卡伦的设置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据《伊犁文档汇抄》载道光中叶，厄鲁特营管辖的卡伦有9座，即：鄂尔果珠勒、特穆尔里克卡、格根卡、哈尔齐拉、沙尔雅斯、那喇特卡(下五旗)、乌弩古特卡(下五旗)、鄂卜图、阿墩格尔布胡图卡。

(三)人口迁移率

近年来，人均财政支出增长率一般与人均GDP 增长率持平(刘学良，2014)[注] 刘学良：《中国养老保险的收支缺口和可持续性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14年第9期，第25页。 。现阶段，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发展轨道(即新常态发展路径)，闫坤和刘陈杰(2015)[注] 闫坤、刘陈杰：《我国“新常态”时期合理经济增速测算》，《财贸经济》2015年第1期，第17页。 认为在经济增长新常态下，经济增速将稳步降低，人均GDP 从2014年的7%左右逐步降至2016—2020年的6%附近。结合“十三五”规划目标GDP 平均增长速度6.5%目标[注] GDP 的增长速度等于人均GDP 的增长速度与总人口数量的增长速度之和，近年来总人口数量的增长速度约为0.5%，所以假定人均GDP 的增长速度为6%。，本文假定2016—2020年人均GDP 增长率为6%，以后每10年下降1%，直至达到2%。

(四)人均GDP 增长率

2015年我国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数量/总人口数量)为56.1%，与前五年相比，大约每年增加1%左右。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城镇化率达到75%以后就较为稳定，本文参照蒋云赟(2009)[注] 蒋云赟：《我国企业基本养老保险的代际平衡分析》，《世界经济文汇》2009年第1期，第58页。 的研究，假定城镇化率每年增加1%，直至达到75%。那么，t年迁移人口数量的预测可以用t年总人口数量(=城镇自然增长人口数量+农村自然增长人口数量)乘以城镇化率减去城镇自然增长人口数量，得到t年迁移人口数量后，再根据年农村自然增长人口的年龄分布，可以得到t年分性别、年龄的迁移人口数量。

(五)生均义务教育财政经费

生均义务教育财政经费同样是分析“全面二孩”政策对义务教育财政支出影响的一项重要参数，为了准确预测未来的生均义务教育财政经费，本文运用计量模型，分析影响生均义务教育财政经费的因素，并采用计量回归等式，带入各项影响因素的未来数值，即可获得未来生均义务教育财政经费的预测值。本文可以获得2008—2015年各省生均义务教育财政经费的相关数据[注] 我国曾于2007年调整财政统计口径，因为本文仅搜集2008年以后的数据。 ，本文运用计量模型中的面板数据模型来进行分析，具体回归等式如下：

其中i代表个体(省份)，t代表时间，Y代表被解释变量(即生均义务教育财政经费)，X代表解释变量，u_i+ξ_it为复合扰动项。根据教育学理论和相关研究(梁文艳和杜育红，2008[注] 梁文艳、杜育红：《省际间义务教育不均衡问题的实证研究——基于生均经费的分析指标》，《教育科学》2008年第4期，第11页。 ；宗晓华和陈静漪，2015[注] 宗晓华、陈静漪：《义务教育投入的县际差距与影响因素研究——以东部某省为例》，《教育科学》2015年第1期，第1页。 ；王奔和晏艳阳，2017[注] 王奔、晏艳阳：《我国生均教育经费支出的省际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经济地理》2017年第2期，第39页。 )，影响生均义务教育财政经费的主要因素包括：经济因素(人均GDP )、人口因素(城镇化率、少儿抚养比)、政府的重视程度(教育财政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教师的负担(生师比)，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详见表1。

表 1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注：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和《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

表 2面板数据回归结果

注：括号内为标准差，p <0.05，p <0.01，p <0.001。

考虑到我国小学阶段和初中阶段的生均教育财政经费存在差异，本文分别对小学阶段生均教育财政经费和初中阶段生均教育财政经费进行回归。由于《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仅公布总体和农村的小学阶段以及初中阶段的生均教育财政经费，未公布城镇的相关情况，所以本文并未分城镇和农村进行回归。将数据输入STATA 软件，并进行Hausman 检验，本文选择固定效应模型(Fixed Effect )来估计面板数据模型，具体结果详见表2。从表2可以看出，当同时放入五个解释变量时，在初中阶段模型(模型1)和小学阶段模型(模型4)中，分别有一个变量不显著，当删除模型1和模型4中不显著的变量后，拟合度并未受太大的影响(详见模型2和模型5)，当同时删除两个不显著的变量(即教育财政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和城镇化率)后，拟合度也未受到太大的影响(详见模型3和模型6)，且仍保持着较高的拟合水平，均在80%以上。因此，本文采用模型3来预测未来初中阶段生均教育财政经费的数值，采用模型6来预测未来小学阶段生均教育财政经费的数值，其中人均GDP 的取值详见本文第三部分第四点的论述，少儿抚养比的取值来源于人口预测，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设定初中生师比为13.5，小学生师比为19。

四、实证结果

根据人口预测模型和义务教育财政支出预测模型(公式1—公式14)，本文分别给出了在继续实行“单独二孩”政策和实施“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义务教育阶段受教育人口数量及义务教育财政支出的变化趋势，本文的预测时长为33年，从2017年至2050年[注] 由于各项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均截止至2016年，所以本文的预测从2017年开始。 ，具体如下：

(一)义务教育财政支出：继续实行“单独二孩”政策

2014年1月1日起我国正式实施“单独二孩”政策，但是“单独二孩”政策在实施中遇冷。截至2015年5月底，1100万对“单独”夫妇仅145万对提出申请(即“单独二孩”生育意愿为13%)[注] 资料来源：http://china.huanqiu.com/article/2015-07/6968582.html。 。时隔两年，“全面二孩”政策正式实施。不同生育政策对义务教育阶段受教育人口数量的影响到底如何？相应地，义务教育财政支出规模又将发生多大变化？为便于比较，本文首先分析在继续实行“单独二孩”政策的背景下，义务教育阶段受教育人口数量的变化，以及随之带来的义务教育财政支出的变化趋势。

考虑到“单独二孩”政策实施时间不长，本文假定继续实行“单独二孩”政策的情况下，生育意愿仍为13%。图1给出了2017—2050年小学阶段、初中阶段和义务教育阶段受教育人口数量的变化情况。其中，2017年小学阶段受教育人口数量为10591.43万人，此后人口数量不断上升，人口峰值出现在2023年，为10717.9万人，2024年及以后人口数量呈现下降趋势，至2050年为6359.43万人；2017年初中阶段受教育人口数量为4196.38万人，此后人口数量呈现上升趋势，2026年人口数量达到峰值，为4671.56万人，2027年及以后人口数量同样呈现下降趋势，至2050年为2860.93万人；加总小学阶段和初中阶段受教育人口数量后得到义务教育阶段受教育人口数量，义务教育阶段受教育人口数量从2017年的14787.81万人上升至2021年的15296.41万人，2022年及以后呈现下降趋势。可见，在继续实行“单独二孩”政策下，义务教育阶段受教育人口数量呈现先上升再下降的趋势，这与姚引姝等(2015)、梁文艳等(2015)的研究结论保持一致。

设计建筑电气时，不能忽略供水系统、电梯、空调及通风的用电量。选择的电梯，其型号、功率应与其电机驱动相互匹配，并应尽量安装在小机房内；通风设计，应结合风机等设备的参数，在考虑电能不同的需求量的情况下，选择性价比相对较高且合适的设备；优化空调系统节能时，应充分考虑其功率高、耗电量大等特点，选择环保、节能的水源热泵式空调，因为其污染小且运行效率高，使用空调时，应设定合理的工作模式，以避免过度损耗电能；设计供水系统时，选择的供水设备应无负压作用，因为其节能环保并能净化水质。

图 1义务教育阶段受教育人口数量变化趋势(继续实行“单独二孩”政策) 图 2义务教育财政支出的变化趋势 (继续实行“单独二孩”政策)

注：义务教育阶段受教育人口数量=小学阶段受教育人口数量+初中阶段受教育人口数量。

(二)义务教育阶段受教育人口数量：实施“全面二孩”政策

如上所述，“全面二孩”政策于2016年1月1日正式实施，2016年新生人口于2022年(=2016+6)成为义务教育阶段受教育人口，“全面二孩”政策的效应于2022年显现出来。图3和图4分别给出了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下，小学阶段和初中阶段受教育人口数量的变化趋势，表3则给出了义务教育阶段受教育人口数量的具体数字。由于生育意愿决定生育政策效应，为更加准确和全面地反映“全面二孩”政策效应，本文设置如下几档生育意愿，分别为13%、20%、40%、50%、60%、80%、100%，以考察当生育处于低、中、高水平时，义务教育阶段受教育人口数量和义务教育财政支出如何变化。考虑到“单独二孩”实际生育意愿为13%，且生育意愿在短期内很难变化，本文将13%设置为“全面二孩”生育意愿的一档。

图 3 小学阶段受教育人口数量的变化趋势(实施“全面二孩”政策) 图 4初中阶段受教育人口数量的变化趋势 (实施“全面二孩”政策)

注：13%、50%和100%符合“全面二孩”规定的夫妇生育二孩分别用全面二孩(13%)、全面二孩(50%)和全面二孩(100%)来表示。

表 3义务教育阶段受教育人口数量的变化趋势(实施“全面二孩”政策) 单位：人

从图3和图4可以看到，“全面二孩”政策对小学阶段和初中阶段受教育人口规模产生极为明显的正面影响，且生育意愿越高，人口规模的增加越明显。然而，无论是小学阶段、初中阶段还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受教育人口数量，仍呈现先上升再下降的趋势，这与李玲和杨顺光(2016)的研究结论一致。从义务教育阶段受教育人口数量来看(见表3)，当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后，即使生育意愿只有13%，人口数量由2017年的14787.81万人增加至2022年的15336.56万人，此后呈现下降趋势，与继续实行“单独二孩”政策时相比，增加约0.4%—4.56%；当生育意愿上升至50%，义务教育阶段受教育人口数量一直增加至2026年的16237.1万人，此后呈现下降趋势，与继续实行“单独二孩”政策时相比，增加约1.97%—28.46%；而若生育意愿升至100%，义务教育阶段受教育人口数量一直增加至2031年的18369.38万人，此后呈现下降趋势，与继续实行“单独二孩”政策时相比，增加约4.09%—63.6%。

(三)义务教育财政支出：实施“全面二孩”政策

义务教育阶段受教育人口数量的变动带来义务教育财政支出的变动。从图5和图6可知，在继续实行“单独二孩”政策的情况下，小学教育和初中教育财政支出规模最小，当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后，小学教育和初中教育财政支出规模扩大，且“全面二孩”生育意愿越高，教育财政支出越多。其中，小学教育财政支出自2022年(=2016+6)开始扩大，初中教育财政支出自2029年(=2016+13)开始扩大。

义务教育财政支出将发生怎样的变化呢？图2给出了2017—2050年小学教育、初中教育和义务教育财政支出的预测值。其中，小学教育财政支出将从2017年的9935.92亿元增加至2050年的27855.56亿元，初中教育财政支出从2017年的6097.86亿元增至2015年的18500.21亿元，义务教育财政支出为小学教育和初中教育财政支出的加总。从绝对数额上来看，义务教育财政支出持续增加，从2017年的16033.79亿元增加至46355.77亿元；但从相对数额上来看，义务教育财政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经历了先上升再下降的变化，由2017年的8.04%增加到2022年的8.82%，然后下降到2041年最低时的6.62%，此后呈现微弱的上升趋势，这种变化趋势基本与义务教育阶段受教育人口数量的变化趋势相吻合。

图 5小学阶段受教育人口数量的变化趋势(实施“全面二孩”政策) 图 6初中教育财政支出的变化趋势(实施“全面二孩”政策)

表 4义务教育财政支出的变化趋势 单位：亿元

表4给出了义务教育财政支出绝对数额的变化情况。当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后，即使生育意愿为13%，义务教育财政支出从2017年的16426.18亿元增加至2050年的48603.7亿元，与继续实行“单独二孩”政策时相比，增加约1.04%—4.85%，增加幅度不太明显；若生育意愿上升至50%，义务教育财政支出一直增加至2050年的60614.27亿元，与继续实行“单独二孩”政策时相比，增加约5.16%—30.76%；若生育意愿升至100%，义务教育财政支出一直增加至2050年的78886.85亿元，与继续实行“单独二孩”政策时相比，增加约10.86%—70.18%。可见，时间长度越长，义务教育财政支出随义务教育阶段受教育人口规模而增加的数额越高。

表 5义务教育财政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 单位：%

表5给出了义务教育财政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的变化情况。与继续实行“单独二孩”政策的情况类似，在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后，义务教育财政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也呈现先上升再下降的趋势，这也与义务教育受教育人口数量的变化趋势相似。当“全面二孩”生育意愿为13%时，2022—2050年义务教育财政支出占财政的比重为6.87%—8.91%；当“全面二孩”生育意愿上升至50%，这一比重变为7.87%—9.72%；若生育意愿达到100%，该比重则变为9.16%—11.55%。可见，随着“全面二孩”生育意愿的提高，义务教育财政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也随之提高。

由此可见，随着生育政策的调整，义务教育阶段受教育人口数量得以增加，且“全面二孩”生育意愿越高，人口数量的增加越明显，这有助于劳动力的增加。然而从义务教育财政支出的角度，由于义务教育阶段受教育人口数量的增加，义务教育财政支出必然上升，占总财政支出的比重也将越来越高，这将增加未来公共政策的负担，政府有必要提前做出调整和准备，以保证义务教育的正常运转。

当只有高精度浅部地层剖面一种资料时，对地震剖面上的浅水流特征进行分析，可以定性预测浅水流砂体存在的大致深度与范围。南海北部浅水流砂体具有明显的属性特征，在地球物理属性上可以较好地识别。浅水流砂体在高精度地震剖面上，表现出了明显的强反射和杂乱反射现象，这种明显强反射现象同样可能出现在上下封闭层。

五、结论与对策建议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新生人口规模扩大，从而受教育人口数量增加，进而教育财政支出随之提升。那么，政府需对教育给予多少投入？本文以义务教育为例，定量分析“全面二孩”政策对义务教育财政支出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如果继续执行“单独二孩”政策，2017—2050年义务教育阶段受教育人口数量呈现先上升再下降的趋势，义务教育财政支出从2017年的16033.79亿元增加至2050年的46355.77亿元，约占2017—2050年财政支出的6.62%—8.82%。第二，“全面二孩”政策的效应于2022年显现，如果生育意愿为13%，义务教育阶段受教育人口数量仍呈现先上升再下降的趋势，2022—2050年义务教育阶段受教育人口数量仅增加0.4%—4.56%，如果生育意愿提高至50%和100%，义务教育阶段受教育人口数量同样呈现先上升再下降的趋势，2022—2050年义务教育阶段受教育人口数量则相应增加1.97%—28.46%和4.09%—63.6%。第三，再看“全面二孩”政策对义务教育财政支出的影响，当“全面二孩”生育意愿为13%，2022—2050年义务教育财政支出增加1.04%—5.06%，约占2022—2050年财政支出的6.87%—8.91%，当生育意愿提高至50%和100%，2022—2050年义务教育财政支出则相应增加5.16%—30.76%和10.86%—70.18%，约占2022—2050年财政支出的7.87%—9.72%和9.16%—11.55%。综上所述，“全面二孩”政策带来义务教育财政支出的增加，政府需根据人口数量的变动来调整义务教育支出预算。根据上述分析，为保证义务教育的正常运转，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建立人口动态监测平台。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当“全面二孩”生育意愿处于较高水平时，义务教育阶段受教育人口数量的增长幅度较大，例如，当生育意愿为80%，与继续执行“单独二孩”政策时相比，2022—2050年义务教育阶段受教育人口数量增加3.24%—49.15%。受教育人口数量的增加必然要求义务教育资源的重新配置，因此为了保证义务教育资源的有效和合理配置，应建立人口动态监测平台，对“全面二孩”生育意愿和新生人口数量进行监测。

主题出版中的优先顺序模式。主题图书的出版需要遵循优先顺序原则，对于优先选题，出版社要在制作、宣传上加大资金投入。主题出版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公共政策议程，为使其具备实效，出版社要通过设定主题优先顺序来引导舆论，从而影响读者对这些议题的重要性判断。2017年10月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当年又逢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因此众多出版社优先以迎接、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纪念建军90周年为主题进行出版工作。以年度重大议题为优先，对选题重要性进行排序，引导公众形成议题的重要性判断。

市政工程造价管理体制机制要随着工程的不断发展而进行不断地完善，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适时地调整，要将可能会出现的不可预知的问题考虑进去，这样就可以对市政工程造价进行有效的控制和管理，从而更好地实现市政工程造价管理的控制目标。

第二，提前做好义务教育规划。由于“全面二孩”政策带来义务教育阶段受教育人口规模的扩大，因此需提前进行义务教育规划，设计相应的规章制度，例如未来每年应该配备多少从事义务教育工作的教师，如何划分义务教育学区，校舍的建设、设备、图书、计算机、课桌椅等的购买，办学经费的到位，教学理念的更新等，以保证未来义务教育的正常运行。

第三，多方位筹集资金。义务教育阶段受教育人口数量的增加带来义务教育财政支出的提升，例如，当生育意愿为80%，义务教育财政支出从2022年的25337.83亿元增加至2050年的71286.84亿元，较继续实行“单独二孩”政策时增加8.56%—53.78%。可以看出，政府应提前编制义务教育财政支出预算，保证义务教育经费的到位，从多方位筹集义务教育运转所需的经费。中国生育政策调整的特殊历程和阶段性特征要求我们充分关注“全面二孩”政策与教育财政支出的关系，如何构建“生育友好型”的教育财政制度是中国教育发展所需要考虑的重要议题。

Dynamic Simulation of China ’s Fiscal Expenditure for Compulsory Educ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Universal Two -child Policy

Zhou Yana Zeng Yi

Abstract ：The nineteen major report of the Party pointed out supporting the convergence of family planning policies and related economic and social policies.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universal two-child policy, the new-born population has increased, and the educated population will be increased. In this way, how much should the government invest in education? Taken compulsory education for example, this paper quantitatively analyzes the impact of universal two-child policy on fiscal expenditure for education. The results are shown as follow’s: (1) the effect of universal two-child policy will appear in 2022, if the fertility willingness is 13%, the population for compulsory education increases only 0.4% to 4.56% from 2022 to 2050, if the fertility willingness increases to 50% and 100%, the population for compulsory education is increased by 1.97% to 28.46% and 4.09% to 63.6%；(2) with the increase of population for compulsory education, the fiscal expenditure for compulsory education increases, when the fertility willingness is 13%, the fiscal expenditure for compulsory education will increase by 1.04% to 5.06% from 2022 to 2050, accounting for 6.87% to 8.91% of the fiscal expenditure; when the fertility willingness raises to 50% and 100%, the fiscal expenditure for compulsory education will increase by 5.16% to 30.76% and 10.86% to 70.18% from 2022 to 2050, accounting for 7.87% to 9.72% and 9.16% to 11.55% of the fiscal expenditure. Therefore, the universal two-child policy brings the increase of fiscal expenditure for compulsory education. The government needs to adjust the budget of compulsory education expenditure according to the change of fertility willingness, so as to ensure the normal operation of compulsory education.

Key words : universal two-child policy; compulsory education; fiscal expenditure; policy simulation

作者简介： 周娅娜，博士，云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讲师；曾益，博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 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长寿风险对养老保险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研究：以云南省为例”(项目编号：2018JS319)；湖北省教育科学规划一般课题“‘全面二孩’政策对湖北省义务教育财政支出的影响研究”(项目编号：2017GB009)。

中图分类号 F810.4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3492( 2019) 06-0151-15

责任编辑： 尚卓玛

标签：“全面二孩”政策论文;  义务教育论文;  财政支出论文;  政策模拟论文;  云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论文;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