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初图书馆学研究方向与重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图书馆学论文,研究方向论文,重点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门学科在一定历史时期的研究方向与重点是什么，这一问题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社会的需要，这是一种外在拉力；二是由学科本身的性质和任务所决定的价值目标，这是一种内在推力。社会需要与自身价值目标的交汇处，便是这门学科在这一历史时期研究的当采点。一门学科的研究方向与重点的形成，决不是人为的臆断或猜想的结果，而是学科发展的历史的和逻辑的必然所致。基于这种认识，本文把21世纪初图书馆学研究方向与重点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1 知识化：内涵深化方向
图书馆学本来就是以知识为对象的科学。能够组织知识和提供知识是图书馆“与生俱来”的两大历史使命与价值目标，这是图书馆发展史已证明的不争的事实；研究知识组织与知识服务的理论与方法，以指导图书馆实践，是图书馆学的主要使命与价值目标，这是图书馆科学史已证明的毋庸置疑的事实。因此，B.C.Brookes早就指出过：“图书馆学者和情报学者的实际工作可以归结为收集和组织‘世界3’（即客观知识）的记录，以资利用。”[1]台湾著名图书馆学家顾敏先生也指出，“图书馆学基本上是一种研究知识成长的学问，不同时代的图书馆，融合了各种不同因素的研究，但其总目标则在于知识的成长，……图书馆学门永恒不变的宗旨当是促进知识成长，提供知识服务”[2]。《认知的阴阳》一书的作者玛丽林·盖尔·玛森指出，“图书馆的许多业务，收集、整理、保存文献，都是为使知识——不是图书馆而是知识，便于查找”[3]。可以说，图书馆学是以知识为对象，以研究知识组织和知识服务的理论与方法为主要内容，以实现知识的效用（即推动人类认识发展）为目标的科学[4]。
然而，在相当长历史时期内，由于主要受技术手段的限制，图书馆学研究一直只能在文献层次上开展研究，而不能深入到文献内部直接面对知识开展研究。基于这种状况，有人把图书馆学划归到文献学范畴之中[5]，并不无道理。这种状况的存在，并不意味着文献可以代替知识，而是因为人们还没有找到知识的直接表达方式，一旦着手研究知识时，不得不退却到文献层次上，用文献间接地表示知识[6]。当然，用文献间接地表示知识，其目标仍然是知识组织，如文献分类法用人类的公共知识体系中的学科分野来组织知识[7]，但因其组织单元定格在文献层次上，所以其结果只能提供文献单元信息（文献线索），而不是文献内含的知识信息。由此，人们称图书馆学为“书皮学”、内涵不深、难称真正学科等等责难，自然受之难免。
其实，人们早就注意到了图书馆学缺乏知识内涵的局限性，从而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深化知识组织的设想，如B.C.Brookes的“认知地图”思想、S.K.Sen的“情报基因”思想、Dowkins的“思想基因”思想、刘植蕙的“知识基因”思想等。计算机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多媒体技术等的发展和应用，以及HTML、XML、元数据等标记语言的日臻完善，已使这些设想逐步成为现实。在知识服务方面，由于数据仓库、知识挖掘、知识发现、语义检索、智能代理、智能搜索引擎、信息推送等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应用，已使图书馆能够实现从文献提供向知识提供的转变。在网络平台上，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实现知识信息的表达与组织从物理层次的文献单元向认知层次的知识单元或情报单元转换，已成为新世纪图书馆学必须面对并重点研究的主攻方向。这就是图书馆学的知识化趋势。这一趋势，标志着图书馆学研究将突破以往的文献单元瓶颈而向知识单元的深化，从而使图书馆学真正成为以知识为对象、以“知识”为核心概念的科学[8]。
在当前，图书馆学的知识化研究，应主要围绕知识组织和知识服务这两大问题开展微观深化研究（即当前研究的重点）。
1.1 知识组织的基本原则是[9]
（1）组织的和检出的是知识本身、知识片段或知识单元（概念、知识基因、空白点等）；
（2）揭示各类相关知识的有机联系，提供知识集成体或智能体；
（3）知识组织方法应具有立体网状结构；
（4）知识载体实现多媒体化。 在当前，知识组织研究的主要内容应包括：
（1）图书馆传统知识组织方法的改造研究。即将现行文献组织方法（如分类法、主题法等）中的线性平面结构改造成非线性立体网状结构，以适应知识单元及其关联的网状标识。
（2）知识组织的一般方法研究（即除图书馆专门知识组织方法之外的一般性知识组织方法研究）。如知识表示方法、知识重组方法、知识聚类方法、知识存检方法、知识布局方法、知识编辑方法、知识评价方法、知识监控方法等[10]。知识组织的一般方法研究不仅要包括显性知识的组织方法研究，还应包括隐性知识的组织方法研究。目前，知识管理研究已把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组织管理研究包含在其中，且以隐性知识的组织管理研究为重点，而图书馆学情报学则一直以显性知识的组织管理研究为重点。这说明图书馆学是知识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图书馆学和知识管理应在知识组织研究中相互给予支持。
（3）元数据研究。为了能够对网上知识信息进行组织和控制，必须加强元数据研究，这将有利于形成自动化、高质量的网络搜索引擎，有利于网上信息的存取和检索[11]。
（4）知识组织的语言学研究[12]。包括语法学研究、语义学研究和语用学研究，重点是研究自然语言标引与检索问题，目的是为了提高检索语言中标引语言与用户需求表达语言之间的一致性，从而提高检索效率。
（5）知识组织手段的自动化、智能化技术研究。如自动标引、自动文摘、智能搜索引擎、知识库管理系统、数据仓库、文本挖掘、知识发现等智能体软件的开发与应用。这些研究内容也就是当前数字图书馆研究的重点。
（6）知识组织论研究。即把知识组织理论与方法当作一门学科来研究，以揭示知识组织活动的规律[13]。其核心内容大体包括：知识组织的概念范畴研究，如知识的概念与结构、知识组织与情报组织、知识组织与文献组织、知识组织与信息组织、知识组织与知识管理、知识组织与知识服务等[14-15]；知识组织的原理与方法研究；知识组织活动的组织管理研究等。
1.2 知识服务理论与方法的深化研究
知识服务的基本原则是[16]：
（1）提供基于分析、基于内容的服务，而不只是提供文献线索；
（2）以解决问题为服务目标；
（3）既能提供公众性服务，又能提供个性化服务；
（4）既能提供离线（off line）服务，又能提供在线（on line）服务；
（5）具有提供动态集成服务的能力。
在当前，知识服务研究的主要内容应包括：
（1）网络环境下的基于分析、基于内容的图书馆参考咨询服务研究；
（2）网络环境下的知识挖掘、知识集成服务研究；
（3）利用数据仓库技术支持决策研究；
（4）面向用户的智能代理、信息推送等技术服务研究；
（5）网络环境下的知识导航服务研究；
（6）网络环境下用户信息素养（information literacy）培训服务研究；
（7）网络环境下知识服务组织管理研究；等等。
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本文所称的“知识化”中，已包含了“智能化”、“技术化”的内容。需要指出的是，现在不少人认为“数字化”或“数字图书馆”是图书馆学研究的重要方向。我们不这么认为。因为从概念的外延上看，“数字化”或“数字图书馆”是“智能化”或“智能化图书馆”的特称，其外延隶属于“智能化”或“智能化图书馆”的范畴；再从概念的内涵上看，“数字化”的目的是为了在技术上更好地实现计算机的智能化信息处理，即为了更好地实现知识信息的智能化组织与服务，它属于手段范畴，而“知识化”则是目的范畴。所以，我们按照“手段服务于目的”的原则，把“数字化”、“数字图书馆”的研究内容放置于“知识化”研究范围之中。
2 人文化：理念重建方向
图书馆是文化的存在。人文属性是图书馆“与生俱来”的本质规定，弘扬人文精神是图书馆理论与实践必须体现的基本理念与根本使命。因此，自图书馆学诞生以来，一直以人文传统为其理论特征。
然而，自“二战”以来，情报技术与科学的迅猛发展给图书馆学以强大的技术影响，使图书馆学的人文传统被消退下来而代之以一浪高过一浪的技术传统的鼎盛局面[17]。这种情况一直延续至今。其具体表现是：①在学术研究上，技术研究远远多于人文研究，技术研究热情远远大于人文研究热情，技术研究成果远远多于人文研究成果，技术研究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而人文研究似乎成了“配角”；②在学术观点上，许多人自觉不自觉地坚持“技术=前途”的“技术决定论”思想[18]；③在价值观上，以硬件建设的规模与数量作为衡量图书馆发展的主要指标，而用户是否满意、人文环境建设是否到位等“人文指标”则居于次要地位；④在研究范式上，机构范式和系统范式的主导地位未得到改变，而“认知观”、“意义建构论”、“领域分析”等体现人文精神的研究范式尚未得到普遍认可和实施，等等。
值得欣慰的是，在图书馆学研究队伍中，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技术偏执狂的代言人。一些有识之士早就注意到了在图书馆理论与实践中坚持和弘扬人文精神的重要性。如J.H.Shera早就告诫人们“图书馆事业主要还是一个人文主义的事业。……我们要提醒自己记住，图书馆学始于人文主义”[19]。曾经是技术偏执狂的F.W.lancaster也指出，当前图书馆发展的最大问题是“非人性化”[20]。英国某大学图书馆馆长F.J.Friend指出，“我们不需要新的使命。……对图书馆员来说技术本身并不是目的”[21]。韩国图书馆学家李炳穆教授也指出，“我们要牢记一点，图书馆技术归根到底是为达到图书馆的使命和目的服务的一种手段。由于技术的威力太大，往往会导致将目的和手段混为一谈的错误倾向”[22]。我国的卢泰宏先生认为，“强调人文传统成为图书馆学理论的一个基本点”[23]。程焕文先生论述过人文图书馆学研究的重要性[24]。张炎烈先生认为，人文图书馆学的提出“将对图书馆事业、图书馆学具有创世纪的意义”[25]。徐引篪和霍国庆认为，“图书馆学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它的最终和最高目标是为人的全面发展服务”[26]。吴晞先生指出，“图书馆的本质是人文的，在过去、现在和将来，它都不是什么科技产物。……提倡图书馆的人文精神，研究图书馆的人文地位，才更合乎图书馆的本来意义”[27]。朱晓华女士在《现代图书馆与传统人文精神》一文中论述了人文精神在现代图书馆中的意义、价值及实现途径[28]。尤其重要的是，一些人已经注意到在数字图书馆建设中也要重视人文问题。如范并思先生指出，“数字图书馆所要解决的问题，是网络世界中搞好信息服务时必须借助图书馆的人文精神与服务传统才能真正解决的问题。……如果我们超越数字图书馆的纯技术研究，而在社会图书馆发展的宏观环境中考察数字图书馆问题，就不难理解数字图书馆的非技术方面”[29]。周全女士还对数字图书馆建设中的非技术因素作过专文论述[30]。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核心期刊《图书情报工作》，在2002年还开辟了“图书馆人文与科学管理”专题栏目，等等。这一切都说明，图书馆学的人文研究已受到越来越多人们的重视，图书馆学中的人文传统已开始恢复，图书馆学研究的人文化趋势已悄然形成。
必须指出的是，强调图书馆学中的人文传统或人文精神的重要性，决不等于否定图书馆技术研究的重要性。很难想象，没有技术支持的图书馆事业如何发展。图书馆学中的人文传统与技术传统之间本无孰是孰非的区别，但当两者之间出现一重一轻的局面时，就会导致图书馆学理论大厦的倾斜与实践活动的非理性状况。这显然是人们所不希望的。从哲学角度看，科学研究中的人文传统与技术传统之间的一致是相对的，而不一致是绝对的。科学史上，经验论与理性论之间的斗争、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之间不协调的“斯诺命题”（因英国物理学家C.P.斯诺提出而得名）[31]，就证明了这一点。但两者之间又决不是“不可通约”（incommensurable）的关系，而是可处于融合状态的关系，其实现途径就是两者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32]。其实，人文传统与技术传统的分野是一种理念取向的分野。我们今天提倡图书馆学研究的人文化取向，是一种理念的重建努力，即在人文传统与技术传统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的前提下，走出“斯诺命题”的藩篱，走向融合，走向协调。而当前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加强图书馆学的人文研究，使其与技术研究协调平衡发展，以此保持图书馆学研究的理性走向。我们的目标是：“有高度人文关怀的科学精神与有现代科学意识的人文精神的结合”[33]。如何在人文传统与技术传统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技术地图说”，也许能为我们提供一种有益的思维参照：技术就像一张地图，它可以告诉你某一个地方怎么走，但是它并不能告诉你应去什么地方；去什么地方是价值观的任务，只有价值观给出这个目标和方向之后，技术才能指出如何或怎样达到这个目的地[34]。
在今后一段时间里，对以下问题的探索和研究可能成为图书馆学人文化研究的重点：
（1）图书馆人文属性的本体论证明，即对图书馆人文属性的实证研究。
（2）图书馆人文精神（即人文传统、人文理念）的内涵说明。
（3）图书馆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整合机制及其表现形式论证。
（4）图书馆人文管理（或称人性化管理）的内涵、原则、形式及实现途径探索。
（5）图书馆人性化服务的内容、形式、特征及其组织方法探索。
（6）图书馆技术研发与应用中的非技术因素（亦即人文因素）研究。
（7）人文图书馆学整体理论研究，等等。
3 寻找“X”：范式建构之路
科学哲学原理告诉我们，是否形成有比较完整的、极具解释力的理论范式，是一门学科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志。T.Kuhn认为，范式（paradigm）是“公认的科学成就，在某一段时间内，它们对于科学共同体而言，是研究所要解决的问题与解答的范例”。一般认为，所谓范式，是指在一门学科中，人们（科学共同体）普遍认可和接受的、能够解释学科对象的普遍现象、能够统摄或统领学科概念群的理论信念或规范。台湾的赖鼎铭先生在《资讯研究的典范变迁》一文中列出了范式的以下功用[35]：是一个学科成熟的象征；是研究传统延续的条件；使研究详细而深入；平息争论、建立研究的自信心；可以用来区分不同的科学社群或区分某一科学领域的不同发展阶段。学科范式具有稳定性特征，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因而它又具有“时效性”特征。学科范式不等于学科真理，但学科范式能够体现人们探寻学科真理的思想历程。
图书馆学，自从它迈出学科之履起，就从未间断自身范式的探寻征程。美国学者F.米克沙（Francis L.Miksa）认为，在图书馆学情报学领域存在两大范式，即机构范式和信息运动范式[36]。信息运动范式又可分为系统导向范式、N.Belkin的知识非常态状态（anomalous state of knowledge，ASK）范式和B.Dervin的意义建构论（sense-making theory）范式[37]。知识非常态状态范式和意义建构论范式又合称为认知观范式。
3.1 机构范式
这一范式起源于20世纪20～30年代芝加哥学派的研究。他们把图书馆视为一种社会机构，认为图书馆是一个“界定明确、独一无二”的以“记录知识”传播社会文化的机构。尽管芝加哥学派的学者们以机构范式为基础提出过一些在当时看来是先进的思想（如谢拉的“社会认识论”、巴特勒的“阅读论”），但终因在以下一些问题上未能给人以信服的解释，机构范式的地位逐渐被削弱下来：
（1）既然图书馆是以文献知识（即“记录知识”）作为其“作用量子”，那么，在文献学之外还有必要再创立图书馆学么？
（2）把图书馆这样一种社会机构作为一门学科的对象，肯定合乎学科创建规律么？
（3）把图书馆视为最重要的文化传播机构，是否夸大其辞？
（4）图书馆的功能只限于文献阅读么？等等。
3.2 系统范式
这一范式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通信理论的引入。其基本思想是把图书情报系统当作人类的信息传播系统，即把图书情报系统当作文献信息运动的“信道”装置，而用户则被当作“信宿”环节。这一范式的基本信念是认为可以把信息的运动视作“信源→信道→信宿”的物理过程。根据这一范式，可以把图书情报系统视为消除或降低信息不确定性的“负熵”装置[38]。系统范式为用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加上突变论被称为“六论”）等先进思想解释和改造图书情报系统提供了一种方法论途径。但是，系统范式的以下一些缺点，引起了人们的“不满”：
（1）通信模式无法解释信息的语义内容，也无法切分和测量语义信息；
（2）系统观仍过分强调了图书情报系统的机构特征，而忽视了用户因素；
（3）系统观要求用户适应系统，这有背于图书情报系统为用户服务的宗旨，等等。
3.3 认知观范式
机构范式和系统范式的共同缺点是，都注重图书情报系统的机构性质而忽视用户因素。于是，以注重用户因素为特征的认知观便应运而生。之所以称其为“认知观”，显然是因为它以认知科学（cognitive science）为思想背景来阐释图书情报学问题。认知观的主要代表人物有B.C.Brookes、M.D.May、N.J.Belkin、P.Ingwersen、B.Dervin等。其中，Belkin的知识非常态状态理论（ASK）和Dervin的意义建构论对认知观的体系化意义非凡。
ASK理论认为，图书馆学情报学关心的核心问题应该是“促进信息生产者与信息使用者之间需求信息的有效沟通”，用户之所以有信息需求，是因为用户认识到自己存在着知识的非常态以致于无法面对某种问题与情境，而用户一般又无法精确描述这种非常态[39]。Belkin所说的“知识非常态状态”概念的涵义很接近于Ingwersen说的“问题空间”概念。Ingwersen认为，当一个人无法解决一个问题，或者无法完成一项任务时，就形成了一个问题空间，此时个体自身的知识和认知无法满足问题空间，必须通过思考以及与外部世界的交互来获取足够的信息[40]。Belkin认为，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应主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问题[41]：①人类认知传播系统中的信息；②信息与信息生产者之间的关系；③信息与用户之间的关系；④所需要的信息；⑤信息的效用和信息传递的效用。
Derwin的意义建构论特别关注用户的信息利用问题。所谓“意义建构”，可以理解为“允许个人构建和设计自身时空运动的内部（即认知的）和外部（即程序上的）行为”。查询、处理、创造和利用信息就是核心的意义建构活动。意义建构理论的核心假设包括[42]：①信息使用是一种建构，而不是一种传递；②应该从用户而不是从观察者的角度认识信息的使用；③信息使用应被视为一种过程，而不是一种恒定的状态。
毋庸置疑，认知观的出现是图书馆学情报学理论发展上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重大事情。从系统观到认知观的转变，是图书馆学情报学范式的一次哥白尼式转换，因为这一转变意味着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重点从系统的设计和开发，转向用户的认知结构和信息利用机制方面，其实质是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视域从物向人的根本性转变[43]。
尽管认知观促成了图书馆学情报学理论研究的重大进步，但它所依据的“认知”概念毕竟只是一种个体人的心理结构或内心世界，而个体人的心理结构或内心世界并不能完全反映人类信息行为的所有过程和事实。由此决定了认知观的下列失范[44]：
（1）认知观的视域限于个体的内心世界，而未包括社会这一维度；
（2）认知观虽然注意到了系统的人文方面，但只注意心理因素是不够的；
（3）认知观虽然认真强调了用户的重要性，但由此滑向个体主义则不免失之偏颇，等等。
3.4 探寻新范式
认知观范式的个体主义局限性，自然促使人们去寻找基于集体主义或社会维度的新范式。领域分析（domain-analysis）范式和阐释学（Hermeneutics）范式的出现，就是这种努力的结果。如果说认知观范式是20世纪80年代心理学与图书馆学情报学结合的产物，那么领域分析范式和阐释学范式则是20世纪90年代社会学与图书馆学情报学结合的产物。
领域分析范式的特点是，以集体主义方法论关注社会环境下的用户信息需求，认为用户的信息搜寻行为是随专业领域而变化的，不同的专业领域应该采取不同的信息搜寻策略，所以，按领域分析和研究用户的信息行为，才是正确的范式定位。此范式明确指出，图书馆学情报学应被认为是一门社会科学，而不是认知科学[45]。
阐释学范式的特点是，用文本（text）阐释原理解释文本与读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充分肯定读者的主体地位，把读者的文本解读过程置于一定的“情景”（contexts）之中考察，即认为文本解读过程是受主体的社会角色、传统观念、期待视野、经验格局等因素影响的过程，而不是纯粹的个人内心活动，由此避开了个体主义方法论的局限。阐释学范式对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的意义在于：必须关注用户对文本意义的理解和接受过程，必须关注图书情报系统的设计和服务是否有利于用户对文本意义的理解和接受，充分尊重和保障读者的理解和阐释的权力[46]。
领域分析范式和阐释学范式，目前被认为是图书馆学情报学领域中的新范式。这两种新范式是否比以往的范式更具解释力，其前景如何，目前尚难定论。
3.5 还有别的范式吗？
一门学科在其发展过程中，往往出现多种范式。每种范式都代表着一种理论主张、一种价值取向。多种范式之间有的是相继否定关系，有的则是互补、兼容、并存的关系，孰是孰非，不能一概而论。
一门学科是否形成有较为稳定的、普遍认可的范式理论，是判定这门学科是否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以往图书馆学经常受到“是一门科学吗”的质问，与图书馆学尚未形成尚未总结整理出科学的范式理论不无关系。那么，上述几种范式都不能成为足以使图书馆学成为“科学”的范式基础吗？还有别的“更好的”范式吗？如果有，应该是什么呢？这一切都需要我们去深入探索。
从目前人们对上述业已存在的几种范式的较为平淡的反映看，人们似乎还在等待着新的范式的面世。我们把这种期待中的新的图书馆学范式暂且称为“X”。这“X”等于什么，这一问题应该成为以后图书馆学研究的重点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