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历史高度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世界历史论文,高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有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邓小平这种言简意赅的语言，准确地把握了“历史日益转变为世界历史”的本质表现，即整个世界已经成为一个各个民族相互往来，相互依赖、相互作用，密不可分的开放的有机大系统；各个民族和国家都以不同的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世界历史的演变和发展，而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各个民族和国家社会发展的总的导向，已经不能摆脱世界历史的演变发展的制约，而获得“世界历史性”的规定。
邓小平正是以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世界历史视野，把当代中国的矛盾问题置于世界历史演变发展的时空中加以考察，将中国社会主义的生存和发展作为现时世界历史时代的有机组成部分来把握，在世界历史演变发展的大座标上找准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方向，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关于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当代世界的主题，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占支配地位的世界历史时代中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因此，只有从“世界历史”的高度才能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仅是扎根于中国国情的世纪性课题，也是一个符合世界历史演变发展规律的“世界历史性”命题。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向共产主义世界历史时代转变的新起点。
“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它的事业——共产主义一般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各个个人的全面的依存关系，他们的这种自发形成的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的形式，由于共产主义革命而转化成对那些异已力量的控制和自觉的驾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0、42 页）马克思的精辟论述，揭示了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向共产主义世界历史时代转变的必然性，即“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其内在规定性包括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通过无产阶级革命而向共产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转变。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作为人类整体必经的世界历史时代，其交往关系是共产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由以产生的前提。1917年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是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向共产主义世界历史时代转变的起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世界帝国主义旧殖民体系的分崩离析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当时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的一部分），这个转变的历史趋势得到明显的显现。
现在的问题是，自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当代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严重挫折后，还存在不存在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向共产主义世界历史时代转变的趋势和可能？如果还存在，那“转变”的道路和形式是什么？这是一个跨越世界历史时代的重大课题。
首先，历史的进步性和曲折性是有机统一的，而历史规律就存在于这一统一中。因此，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挫折并不能表明社会主义运动的根本性质及总方向违背了历史规律，并不能否证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向共产主义世界历史时代转变的必然趋势。其次，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挫折却又表明这一运动主体（主要是领导集团），在如何发展社会主义问题上，特别是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已经出现新的情况下如何发展社会主义问题上，违背了世界历史演变发展的规律，而且实际上有的国家已经由此逐步地背离了社会主义的方向。再次，20世纪60、70年代后，“和平和发展”逐渐上升为现时世界历史时代的主题。而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我们仍然把“战争与革命”看作是现时世界历史性的主题，致使我们的社会主义一直处于临战状态、半封闭状态。经济发展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只是作为世界经济的一个特殊部分而存在，没有也不可能经受国际竞争的洗礼，不能按照世界经济活动规律来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遇到极大的困难。中国共产党的杰出代表邓小平受命于危难之际，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揭示出了现时世界历史时代的主题：“和平与发展”。对这主题的科学把握及其对中国与现时世界历史时代内在联系的洞察，正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重要世界历史依据，正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由以产生的世界历史基础。现时的世界历史的总体状况并不等于社会主义中国的整体实际，但是，它却规定、作用和影响着社会主义中国。换言之，社会主义中国不能超越现时的世界历史时代的演变发展给它所规定的界限，只有将社会主义中国作现时的世界历史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来把握，才能探索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及其发展规律。由此使中国的社会主义成为开放的社会主义，改革的社会主义，“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学习的社会主义，进入世界市场的社会主义，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把经济竞争和提高劳动生产率作为战胜资本主义的主要手段的社会主义。总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是纯民族意义的社会主义，而是具有特定世界历史规定性的社会主义；她拥有了马克思和列宁所揭示的社会主义的更深层本质，即社会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开放的生产方式，是一种必须吸取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才能发展的生产方式，是一种必须创造比资本主义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才能最终取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已完全成熟，并具有丰富阅历的世界资本主义并存、竞争，处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最困难、最曲折的历史时期；她并不意味着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崩溃，但却预示着世界资本主义的最终走向，给当代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带来了新的活力和希望，成为了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向共产主义世界历史时代转变的新起点。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顺应了民族历史日益转变为世界历史的必然性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深刻地揭示了民族历史日益转变为世界历史的必然性，即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过去那种地方的民族的自给自足和封闭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生产是如此，精神生产也是如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年版，第67、255页）而20世纪60、70年代以来，这种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质的飞跃。从经济方面来看，已经由形成世界市场，到形成世界经济体系，发展到世界经济生产的全球化。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民族和国家都被卷入世界经济大潮，置身世界经济联系体系之外，已经越来越不可能。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已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而且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比资本主义更加开放的生产方式，她“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关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同上，1972年版，第40页），她只有自觉地向整个世界开放并使整个世界向自己开放才能真正存在和发展。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对外开放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正是自觉地成为“世界历史性存在”，正是自觉地把自己作为世界历史时代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来生存和发展，正是自觉地顺应世界历史发展的客观的需要。这是因为，邓小平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外开放战略的着眼点，不仅仅是中国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世界发展的客观需要。这集中体现在他在把握民族历史日益转变为世界历史的必然性的基础上所提出的一个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论断，即“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对外开放，并非仅仅是中国的需要和愿望，只是对中国有利；同时也是世界发展的需要，有利于世界历史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对此，邓小平从世界历史的高度作了深入具体的分析：“从世界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和平和世界经济的发展有利。西方政治家要清楚，如果不帮助发展中国家，西方面临的市场问题、经济问题，也难以解决。经济上的开放，不只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恐怕也是发达国家的问题。现在世界上占总人口四分之三的地区是发展中国家，还谈不上是重要市场，世界市场的扩大，如果只是在发达国家中间兜圈子，那是很有限度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79页）。
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对外开放战略，不仅是基于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现实把握，而且也是基于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未来把握。邓小平高瞻远瞩地指出：“如果说在本世纪内我们需要实行开放政策，那么在下个世纪的前五十年内中国要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也不能离开这个政策，离开这个政策不行。”因为，未来的世界，随着民族历史更广更深地转变为世界历史，“我们同国际上的经济交往更加频繁，更加相互依赖，更不可分，开放政策就更不会改变了。”（同上，第102—102、103页）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世界历史的历时态与共时态的统一中发展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十分重视各个民族“向世界历史转变”的特性，认为“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方向是确定的，这是各个民族和国家的共同归趋，然而各个民族朝这个方向转变的道路又不会一样；各个民族和国家的相互依存性从而全人类历史的整体性越是加强，落后的民族国家越有可能突破原来狭隘的地域性限制，充分地吸收并利用世界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并走到世界历史前列，而不必亦步亦趋地重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走过的老路。这充分地体现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历时态与共时态的统一。这种统一的深层历史根据，在于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及其与之相适应的经济体制和经营管理方式有着相对于所有制形式、生产关系的一定独立性和自主性，它更具有全人类的意义，因而能够为社会性质不同的民族所吸收和利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顺应民族历史日益转变为世界历史的必然性，整个贯穿着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这些思想底蕴，因而在实践中能够在世界历史时代出现了发生局部质变的社会条件，使处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薄弱环节和矛盾焦点上的中国这样一些落后国家跨越了资本主义根本制度这一“卡夫丁峡谷”，而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但实践表明，却不能跨越商品经济及市场经济这一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中国社会的发展必须依次经历人类社会发展的三大社会形态：自然经济社会（人的依赖关系）—商品经济社会（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时间经济社会（人的自由个性）。也就是说，中国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承认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为历史前提的。这充分体现着世界历史发展的历时性。另一方面，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跨越资本主义根本制度这一“卡夫丁峡谷”又是相辅相成的，即只有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真正跨越资本主义根本制度。因为只有通过市场经济，才能与世界现代市场经济接轨，参与国际经济循环，将资本主义在其发展阶段所创造的法律化、制度化、科学化、现代化等方面的“一切肯定成果”，充分地吸收、利用和转化，并借以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在根本制度，而且在生产发展水平上、经济体制和经营管理方式上、整个社会的运行机制上，都发展成为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所以，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体现着世界历史发展的共时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在世界历史的历时态与共时态的统一中发展，其历史根据还在于，随着民族历史更广更深地转变为世界历史，世界作为有机大系统的整体相关性在不断加强，而世界历史发展的历时态和共时态的统一也就表现得更突出、更鲜明。这是因为人类社会愈是作为有机联系的整体而发展，作为这一整体的构成部分的民族和国家在其共时态上愈能获得丰富规定，特别是使已获得新质（跨越了资本主义根本制度这一“卡夫丁峡谷”，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的经济上相对落后的国家，能超越时空的限制汲取系统整体所输导的“营养成份”，以此不断进行自身的新质优化。当然作系统整体的世界历史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其中占支配地位）对其中已获得新质的国家的作用是双重的，即为其提供“营养”，又向其输出“毒素”。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世界历史的共时态中发展，也是对国际环境的不断优化过程，即不断地辩证肯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占支配地位的世界历史时代对我国积极作用的一面，又不断地辩证否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占支配地位的世界历史时代对我国消极作用的一面，从而不断实现自身的新质优化。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总体上和战略上回应了当代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历史潮流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孙中山语）因此，一个时代的世界历史潮流，对该时代的世界上各民族来说，都是发展振兴自己，进而走在世界历史前列的最大机遇和条件，同时也是最大的挑战和考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立足于中国国情，把握和顺应当代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历史潮流，对当代世界最大的机遇和挑战在总体上和战略上的回应。
“现在世界上真正的大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 第15页）这是邓小平对现时代和平与发展主题的科学揭示，也即是对当代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历史潮流的准确把握。邓小平反复强调，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当今世界，各国都面临着发展的问题，不仅发展中国家迫切地谋求发展，发达国家再发展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社会政治制度的巩固乃至国家的安全，都越来越取决于自己的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和平与发展的潮流，已经把当今世界两个新的角逐势态突出出来：一个“态势”是，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另一个“态势”是，西方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妄图打一场“没有硝烟”的世界战争。在这个大的背景下，发展问题，便开始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核心问题，成为影响世界各民族盛衰兴亡的关键问题，也成为支配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消长关系的基本问题。因此，当代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潮流，即是中国现代化起飞的最大世界历史机遇和条件，也是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最大挑战和考验。邓小平站在世界历史时代的高度，把中国社会主义的生存和发展置于当代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历史潮流之中，以当代中国“和平建设”的主题呼应当代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题，在实践中形成和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即“中国的发展路线”（邓小平语）。
“中国的发展路线”突出了对当代世界发展潮流的战略回应。邓小平反复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个问题要搞清楚。……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结果是丧失时机，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同上，第377页）而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 ”（同上，第375页）因为， 社会主义优越性“首先要表现在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果方面”（《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51页）；“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6页）即“我们搞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
“中国的发展路线”也突出了对当代世界和平潮流的战略回应。体现在对外关系上，就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41页）“概括地说，就是反对霸权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8页）因为“争取和平是世界人民的要求，也是我们搞建设的需要，没有和平环境，搞什么建设！”（同上，第116—117页）所以，“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同上，第57页）即“我们搞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
“中国的发展路线”也是对当代世界科技革命潮流的战略回应。邓小平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高度，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新论断，指出“中国要发展，离开科学不行”，“实现人类的希望离不开科学，第三世界摆脱贫困离不开科学，维护世界和平也离不开科学”；（同上，第183页）国际上的竞争，说到底是综合国力的竞争， 关键又是科技的竞争。因此，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下个世纪是高科技发展的世纪”，“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要不然我们很难赶上世界的发展。”（同上，第279 页）即“我们搞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发展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
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在世界探索发展中国家现代化道路的大背景下形成的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
现代化是世界的潮流。而现时世界历史时代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属后发型现代化，其发展道路是极为艰难的，普遍为共同的世界历史难题所困扰，即：（1）在借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经验的同时， 又很难不受束缚和限制；（2）在与世界经济接轨的同时， 又易于迫不得已接受有利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益的国际关系；（3 ）开放门户的同时，又很难避免资本主义的全面渗透和冲击；（4 ）传统的社会稳定、协调控制的基础极可能被现代化进程所冲垮，而新的社会稳定、协调控制的条件和机制又一时难以形成。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后发型现代化，就是由于不能解决这种世界历史难题而“现代化受挫”。
这种世界历史难题也同样困扰着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我们党和邓小平同志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也是解决这种世界历史难题的过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实际上也是在汲取世界发展中国家探索现代化道路经验教训中形成的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这主要表现为：
第一、提出了在现代化进程中正确处理自主与外源关系的基本准则。邓小平指出：“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同上，第29页）即走自己的路是“自主”最为本质的含义。而外源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但外源因素的获取，不是“照抄照搬”或“全盘引进”，而是一种辩证借鉴，是通过自身社会机体的消化、吸收，转化为自主发展的能力和力量。所以，关键是在对外开放的同时增强自身的消化、吸收能力，使外源因素真正变成自身机体的因素。惟其如此，才能在现代化实践中把走自己的路与借鉴别国经验有机统一起来，把自主与外源有机统一起来。
第二、在现代化进程中，坚持对外开放与维护国家主权相统一的原则。邓小平代表我们党庄严宣告：“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同上，第3页）这就是说， 我们在实行开放的过程中，始终把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利益放在第一位。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既与世界经济接轨，又不依附于有利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益的国际关系。而我国实行对世界所有国家开放、全方位开放（既对西方发达国家开放，也对原苏联东欧开放，还对世界发展中国家开放。）也十分有利于坚持对外开放与维护国家主权相统一的原则。
第三，在现代化进程中，坚决实行“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邓小平对在对外开放条件下资本主义腐朽东西对社会主义的冲击，有着深深的警觉，他说：“现在有人担心中国会不会变成资本主义。这个担心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我们不能拿空话而是要拿事实来解除他们的这个忧虑，并且回答那些希望我们变成资本主义的人。”（同上， 第111页）拿什么事实才能消除这种危险呢？这就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中坚决实行“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即：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一手抓开放引进，一手抓抵制腐朽；“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严厉打击经济犯罪”；“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等。这是一个伴随中国现代化的全过程的长期战略方针。
第四、在现代化进程中，坚定不移地实施“改革、发展、稳定”三位一体的战略。世界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经验和教训表明，创造和保持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是现代化起飞阶段中最突出的一个问题。如果一个国家内部动荡不安，就难以搞建设，难以被国际社会所接受，难以参与国际经济循环，并易于导致在外部受制于人，结果必然会极大地损害甚至中断现代化进程。也是鉴于此，邓小平强调：“我们搞四化，搞改革开放，关键是稳定。”因为，“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不可能搞建设，更不可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这些都搞不成。”（同上， 第199页）改革、发展、稳定是一个辩证的统一体，即发展是改革的目的，改革是发展的动力，发展和改革是稳定的基础，而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前提和条件。实践越来越表明，改革、发展、稳定三位一体的战略，是一个能够保证中国长治久安的战略，持续稳定发展的战略，稳步实现现代化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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