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情境下的创业研究现状探析与未来研究建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情境论文,中国论文,现状论文,未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创业研究迅速发展，并跻身于管理研究的主流，创业导向、资源拼凑、手段导向、创业学习等脱胎于主流理论但形成于创业实践的概念相继涌现；GEM、PSED等以创业行为特殊性为依托的调查研究项目相继实施并在持续开展。在这种情况下，创业研究一方面依托西方成熟市场的经济环境得以进一步提升理论挖掘的深度，力求完善自身的知识体系；另一方面注重探索新兴经济体、转型经济等特殊环境下的创业活动特殊性，进而检验并发展创业研究的知识体系。中国的创业问题备受关注，国际主流管理学术刊物相继推出了专门讨论中国创业问题的专辑，试图总结在我国以制度转型、东方文化、新兴经济体等为特点的创业环境下开展创业活动的特殊规律。尽管这方面的研究开始得到重视并在迅速发展，但对中国创业活动特殊规律及其理论贡献的挖掘总体上仍不尽如人意(Yang和Li，2008)。本文基于中国情境下的创业研究现状，旨在盘点中国情境下的创业研究所取得的进展，并探讨基于中国情境的创业研究如何做出自己应有的理论贡献。
二、作为学术领域的创业研究定位
20世纪70年代中期，西方经济开始发生重大变化，知识与技术逐步取代资本和劳动力而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Romer，1986)，以利用规模和范围经济见长的大企业遭遇了严重的危机，而创业活动和小企业则蓬勃发展，在就业、创新和区域发展等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创业现象因此也开始受到格外的关注。特别是80年代以后，第三次科技革命引发了技术进步特征的变化，进一步强化了创业和小企业在经济体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此后，创业研究开始蓬勃发展，从宏观层次关注创业的经济功能迅速转向从微观层次总结创业活动的客观规律，并且很快形成了创业研究的两个流派。其中一个流派注重运用主流理论来解释和预测创业现象。该流派认为，创业是一种早已存在但又被长期忽视的商业活动。与一般商业活动不同，创业是一种多层次重叠、多维度交织、多要素并存的复杂现象，是一种位于企业生命周期前端的价值创造活动，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存在一些产生于创业活动本身、看似简单但颇具挑战性的问题。创业研究要取得突破，关键就在于创业研究学者应该就什么理论能更好地解释创业现象这一点达成共识(Busenitz等，2003)。许多来自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管理学等学科的学者从不同的学科视角，运用不同的理论来研究创业现象，如认知理论(如Baron，1998；Lim等，2010；Haynie等，2010)、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理论(如Aldrich和Zimmer，1986；Starr和McMillan，1990；Larson和Starr，1993；Slotte-Kock和Coviello，2010)、资源和能力理论(如Busenitz和Barney，1997；Newbert，2005)、制度理论(如Aldrich和Fiol，1994；Delmar和Shane，2004；Tornikoski和Newbert，2007)、复杂理论(如Lichtenstein等，2007)等。这类研究往往机械地套用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并且有过分强调用定量方法来描述变量之间的关系而忽视理论构建之嫌(Gartner和Birley，2002)，但也确实为丰富创业研究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为创业研究带来了新的视角，提供了丰富的实证研究证据，在验证主流理论的创业现象解释力方面同样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并且为我们留下了另辟蹊径研究主流理论无法解释的创业现象的空间(Connelly等2010)。对此，Slotte-Kock和Coviello(2010)指出，尽管创业者的社会网络变量可以解释他们在机会识别、资源获取乃至新创企业绩效等方面的许多差异，但却难以解释创业者如何根据具体的创业情境与自身的条件来理性选择和建构社会网络，以及导致行为和绩效表现差异的深层次原因。他俩进一步指出，由于创业过程与社会网络之间存在共生的演进关系，因此，社会网络建构过程是创业研究必须做出合理解释的问题。
另一个流派聚焦于创业情境与活动的独特性，试图揭示隐藏在具体的创业情境和活动背后的一般规律。理论通常具有情境依赖、现象驱动的性质，任何理论都起源于对不可知现象的探索、抽象与精炼，或者提出崭新的研究问题，或者提出新的研究视角或解释逻辑(Weick，1995)。与前一流派不同，这个流派认为创业是一种独特并有可能实现管理理论创新的商业活动，并且致力于通过对具体的创业实践活动进行抽象来创造新的理论观点，以对主流理论的基本假设和解释逻辑进行补充、完善，甚至提出挑战。一方面，基于“创业活动是构筑新企业资源基础的行为过程”的基本判断，资源基础理论的代表人物Barney教授也在关注创业问题，希望通过研究创业活动来发现创业特有的资源来源，并通过理论抽象来解答创业企业何以生存和发展以及创业租金和竞争优势的来源等深层次问题，旨在创立所谓的“创业企业理论”(theory of entrepreneurial firm)或“企业的创业理论”(entrepreneurial theory of firm)。这方面的研究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对于修正、补充、深化甚至挑战已有企业理论的基本假设做出了不可小视的贡献。另一方面，Saras Sarasvathy博士、Ted Baker博士等代表西方新生学术力量的创业研究者针对创业行为独特性提出了以手段导向、资源拼凑等为核心构念的理论观点。他们的理论观点已经对主流管理理论形成了挑战，他们也开始从基于实践观察的理论构建(他们的开创性研究是基于案例分析的理论构建)转向以普适性为导向的理论发展和检验。近期，《创业研究杂志》(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刊登了聚焦于创业者、手段导向、创业绩效等问题的系列实证研究论文。可以大胆判断，随着相关实证研究的不断深入，相关构念的可操作性将不断得到提高，一些关键创业问题的因果关系也必将得到澄清，而创业研究必将奉献出新的理论，做出更加突出的学术贡献。
综上所述，以探索未知现象为己任的创业研究目前正朝着以下两个方面不断深化：一方面，立足于解释并预测创业现象，探索创业过程要素之间以及要素与行为之间关系的解释逻辑与作用方式；另一方面，致力于挖掘创业情境和行为的独特性，试图在总结创业行为规律的基础上提出新的理论观点，然后对新的理论观点加以验证，再把它们拓展应用于创业和企业管理实践。
三、中国情境下的创业研究贡献来源分析
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创业现象的关注，在时间上并没有什么区别，或者说，我国学者在这方面并不落后于西方学者，而且紧随西方的一般创业研究发展。但是，我国的制度转型、文化传统、新兴经济体等因素共同诱发的情境独特性，极有可能导致我国的创业行为、过程要素以及两者之间的作用关系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因而不能用基于西方创业实践提出的理论观点来解释。这就意味着针对中国创业现象的研究要经受严峻的考验，即解释并预测中国情境下出现的不同的创业现象。
中国创业研究之所以能够为构建一般创业理论做出自己的贡献，除了中国创业者的创业行为具有自己的特殊性以外，还在于中国创业情境的独特性。具体而言，中国创业情境的独特性主要体现为制度转型和社会结构两个方面。
首先，改革开放至今，我国已经走上制度转型的道路。我们选择了渐进式的改革方式，即在逐步废除计划体制的基础上，通过摸索来逐渐建立市场体制(Nee，1992；Nolan，1995；Lin，1998)。不少学者(如Peng，2003；Yang和Li，2008)构建了包括转型早期(计划力量居于主导地位)、转型中期(计划和市场力量相互博弈)、转型后期(市场力量居于主导地位)三个阶段的中国制度转型模型，并且认为目前中国正处在制度转型的中期，基于市场经济的制度体系正在完善之中，但基于计划经济的制度体系还没有完全消亡。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创业者要面对源于制度转型的额外风险和不确定性，在进行行为选择时会遇到不容忽视的复杂的情境影响因素，在与情境因素进行互动和博弈时有可能遇到一些现有理论难以解释和预测的问题，这也为丰富和完善基于西方情境的创业理论留下了空间。例如，针对西方情境的创业研究(如Barringer等，2005；Delmar和Shane，2006；Hsu，2007；Beckman和Burton，2008；Chatterji，2009；West和Noel，2009)普遍强调创业者先前的工作经历会对他们的创业活动和绩效产生影响，认为以往的工作经历能为创业者带来有助于经营和管理新企业的商业知识和技能。但在中国，情况有可能变得比较复杂，也许并不是所有的工作经历都能为创业者带来市场运作的经验和知识。与在市场体制下运作的组织不同，在计划体制力量占主导地位的领域运作的组织并不以追求效率为主要目的，而更加注重关系的维系和组织稳定，更加强调维持现状而不是变革创新(Boisot和Child，1996)。在这样的组织中工作过的个体下海创业，先前的工作经历对创业活动和绩效的影响就不同于西方情境：一方面可能因缺乏市场运作知识而在复杂的创业活动中无法驾驭市场；另一方面又可能通过强化利用既有的社会关系来提升自己获取资源的效率和效果。也就是说，在中国制度转型的背景下，创业者在计划体制下的既往工作经历不同于西方相关理论所说的先前工作经历，因此，深入研究中国制度转型背景下的先前工作经历的创业效应，有可能为丰富乃至完善现有的先前工作经历创业理论做出新的贡献。
其次，中国特殊的社会结构也可能造就了创业活动发生的特殊情境。西方社会具有团体结构的特点，即个体以隶属于某个团体存在而具有社会价值，而农耕文明和儒家文化造就了中国以关系为纽带的社会结构特点，形成了以关系亲疏远近为基础的差序格局(费孝通，1985)。在西方社会里，商业活动是建立在市场信用体系和法律制度的基础上的，而中国的商业活动可能建立在人际关系的基础之上，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关系资本主义”的特征(Boisot和Child，1996)。更为重要的是，制度转型留下的制度空白进一步强化了社会关系在商业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因为作为一种非正式治理机制，关系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和风险，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弥补正式制度缺失之不足，并代为发挥资源配置功能(Xin和Pearce，1996)。对个人关系的依赖进一步强化了我国社会结构在资源和权力配置方面的非均衡特征，Bian等(2005)研究发现，尽管改革开放催生了中国的企业家阶层，并在改变中国以政治权力为基础的社会阶层结构，但以个人关系为依托的资源配置和信息传递导致我国的社会阶层在资源和权力分布上的差异可能比西方社会更加显著，而且各社会阶层之间的社会关系网络相互割裂，在市场导向的资源配置机制不完善的条件下，低阶层的社会成员就很难通过非人格化的手段来积累资源和权力，进而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
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下，创业者在开展机会识别、资源获取等关键的创业活动时有可能遇到不同于西方情境的有利和不利因素。例如，在机会识别方面，社会网络在传递机会信息方面的作用尤为突出(Boisot和Child，1996；Peng和Heath，1996；Xin和Pearce，1996；Peng，2003)，这是因为机会信息编码程度低，甚至以不统一、不透明、不畅达为特征的非编码形式散布在经济体系之中，难以通过市场途径得到有效的传递(Boisot和Child，1996)。一些新知识、新技术创造机构因受体制和市场意识不强的制约，难以识别将知识和技术转化为有价值的创新性机会的商业化途径。更为重要的是，要素市场不完善的事实进一步加大了知识与技术商业化的难度，因为即使大多数个体接触到了机会信息，仍会因制约资源获取的制度性障碍而不得不放弃创业(Peng和Heath，1996)。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些占据知识创造机构与资源持有者之间“结构桥”位置的个体往往更容易发现创新性机会并真正实施创业。也就是说，创业者在社会维度方面的特征(如社会阶层、职业特征、工作单位等)在诱发并促进创业活动方面就会起到更加重要的作用。事实上，基于CPSED调查数据，我们已经发现不同社会阶层的创业者在开展创业活动的创新潜力以及生存能力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杨俊和张玉利，2010)。
我国独特的创业情境塑造了特殊的创业现象，与西方国家相比较，我国的创业活动在多个方面表现出更加显著的差异。首先，我国创业活动的活跃程度和性质在地区间存在非常大的差异，东部呈现出较为活跃的创业态势，而西部的创业活动则相对比较沉寂，这不能简单归结为地区间的资源禀赋差异。尽管确切的原因还有待验证，但根据我们的判断，这与由地区制度发展水平差异所造成的创业障碍和文化传统有很大的关系。其次，我国创业者的创业动机并不是仅由市场力量驱动，政府部门的政策驱动力可能对创业动机的形成仍产生较大的影响，这在客观上表现为创业活动和中小企业基于政策因素进行集聚，而不是依靠市场力量来进行集聚。最后，我国的创业者队伍正在发生显著的变化。2006年3月，张维迎教授在接受《权衡》杂志专访时指出，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先后掀起的三次制度变革浪潮相伴的是农民、下海官员与海归人员三代企业家的成长以及经济的三次高速发展。因此，中国创业者队伍的职业集聚特征可能会影响基于西方职业分布多样性提出的理论观点在中国情境下的解释力。
中国创业问题研究应该有针对性地研究中国创业情境下的特殊创业现象，这样才可能做出自己的学术贡献。具体而言，首先，应该从理论上对中国情境下的独特创业现象进行解释，以便丰富、完善乃至修正基于西方创业情境提出的理论观点，在理论情境化方面做出自己的学术贡献(Child和M
llering，2003)。其次，基于中国特殊的创业问题提出理论观点，进而创立、发展和检验适合中国情境的创业管理理论。实际上，中国的创业问题已经引起国外管理、组织和创业研究学者的高度关注，他们对中国的创业问题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许多国际顶级创业研究或管理学术期刊也刊发了不少有关中国创业问题的研究成果。正如文后的附表①所示，我们以摘要中含“Entrepreneur”或“New Venture”同时又含有“China”或“Chinese”为条件从国外五种顶级管理学术期刊和三种顶级创业学术期刊的数据库中分别检索到24篇和46篇1980-2008年期间刊发的关于中国创业问题的论文，而其中后十年发表的论文占比65.7%。国内顶级管理学期刊所发表的创业研究论文也出现了类似的趋势。我们以摘要中含“创业”、“创业者”或“新企业”为条件进行了检索，结果发现2000年至今，国内顶级管理学期刊总共发表了250篇创业研究文献，而过去六年发表的创业研究文献占比高达72.4%。
四、中国情境下的创业研究进展探析
Busenitz等(2003)把创业过程定义为创业者在与机会互动的条件下开展组织活动，进而实现价值创造的过程，并且认为创业研究应该重点关注创业者、环境、机会、组织方式(modes of organizing)等四个主题以及各个主题之间的交叉部分。Yang和Li(2008)在梳理中国创业问题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围绕这四个主题构建了中国创业研究的理论框架。鉴于本文的重点是中国创业问题研究，因此拟从创业者、机会和组织方式等三个构成创业过程的关键要素入手，采用国外文献和国内文献相互比较的思路，梳理并评价基于中国情境的创业研究成果，目的在于在总结基于中国情境的创业研究所取得的最新进展的基础上，对未来发展方向进行展望。
第一，关于创业者这个主题，现有研究比较关注创业者特征的外在属性，但对其内在属性重视不够。创业者特征如何影响创业行为选择和创业绩效，是创业研究重点关注的问题。早期的研究认为，决定创业成败的关键因素是创业者的人格和心理特征。20世纪90年代，基于行为视角的创业研究发展迅速，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和心理认知等理论被相继引入创业研究。于是，创业研究开始把重点转向探究创业者以社会关系为核心的外在属性以及以知识、能力和认知为核心的内在属性影响创业行为和绩效的作用机理。国内(指成果在国内期刊上发表)的创业研究基本顺应了这种发展趋势，致力于考察创业者或创业团队的关系网络、经验、知识结构和能力等因素对创业绩效或新企业绩效的影响(如杨俊等，2004；贺小刚等，2008；陈晓红等，2009；买忆媛等，2009；蔡莉等，2010；张玉利等，2011)，并且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创业者的社会关系网络结构、网络建构能力等因素对创业行为和绩效的促进作用(如杨俊等，2009；朱秀梅等，2010)。但是，国内相关研究并没能就创业者以经验和知识为核心的内在属性的影响得出一致的结论：一些研究(如陈晓红等，2009；张玉利等，2011)表明，创业者的先前经验(或工作经历)对创业绩效产生正向促进作用；而另一些研究(如杨俊等，2009)则并没有发现创业者先前积累的工作经验与创业绩效存在显著的关系。
国内有关创业者这个主题的研究在理论推导和研究设计方面能够紧追西方创业研究的前沿，在解释我国创业活动规律方面做出了一定的理论贡献。总体来看，针对以社会关系为核心的创业者外在属性的研究相对较多，但对以知识和能力为核心的内在属性的关注相对不足，尤其是对中国创业环境的特殊性重视不够。国内这个主题的研究在变量选择和测量方面基本套用西方学者针对西方创业情境开发的成熟量表和测量指标，因此，研究缺乏深度，这也是导致研究结论不一甚至相互矛盾的一个重要原因。例如，对于先前工作经验这一重要变量，已有研究分别从时间维度来考察经验积累时间的长短、从属性维度来考察经验的行业和职能特征。事实上，由于我国制度转型造成了企业组织属性的复杂性(如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因此，创业者即使工作年限相同，但以前供职于不同性质的组织，那么就可能存在知识和能力方面的差异。可见，同样是先前工作经历这个变量，由于在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和在我国转型经济的内涵不同，因此会对创业行为和绩效产生不同的影响，但这一点并没有引起国内研究人员的重视。
相比而言，国外(指在国外期刊上用英文发表)关于创业者这个主题的研究文献(如Li等，2008；Tan等，2009)更加关注创业者的社会网络关系对创业行为和新企业绩效的作用机理问题，往往以我国独特的制度环境所引发的非正式经济运行体制为基本前提来进行理论推导和假设，开始探索并验证社会关系价值的权变因素，因而，相关研究具有一定的深度和较强的理论前瞻性。具体而言，与国内研究不同，国外研究已经开始挖掘在制度转型不断深入的前提下，社会关系在什么条件下以何种方式来改善创业绩效的深层次问题，甚至开始对创业者社会关系网络的价值提出质疑。例如，Li等(2008)考察了竞争强度和环境不确定性对创业者社会关系网络价值的影响，结果发现以竞争强度为表征的市场力量较强的环境往往会弱化社会关系对新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而环境不确定性则会强化社会关系对绩效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地，Tan等(2009)通过案例研究发现：随着中国的制度和市场体系的不断完善，关系在创业和新企业成长方面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小，创业者也逐渐从依赖关系转变为依靠交易来推动创业活动的发展并求得新企业的生存。国外研究(如Holt，1997；Busenitz和Lau，2001；Tan，2001)还比较注重从制度环境和文化传统的视角来探索中、西方创业者在认知和行为方面的差异，并且发现在创业态度和价值观方面，中、美创业者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差异，恰恰是制度转型带来的不确定性和动荡性导致中国创业者倾向于采用保守的适应性行为策略来应对创业过程中遇到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例如，Holt(1997)研究发现，尽管追求自我实现的个人主义是驱动美国创业活动繁荣的重要因素，但与美国创业者比较，中国创业者在个人主义倾向方面并没有表现出显著的差异。在儒家文化传统的熏陶下，中国创业者往往会用集体主义来掩饰其个人主义倾向，同时也是为了在私有财产保护制度不太健全的条件下确保家庭和个人财产安全。
由此可见，在创业者这个主题下，国内和国外研究在深度上存在较大的差异，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国内研究没有很好地考虑我国情境的独特性。在研究设计方面，国内研究紧跟西方学术前沿问题的倾向较为明显。从已有文献看，尽管国外研究仍具有较强的探索性，但已经开始从片面强调中国情境独特因素转向理性考察哪些独特的情境因素会影响创业者的特征，进而影响其创业过程。由此可以推断，探索和解释哪些情境因素可能影响创业者特征以及如何引发创业行为和绩效差异，是创业者主题研究的一个重点发展方向。
第二，关于创业机会，国内研究相当缺乏。创业机会是创业研究的核心问题，是西方创业学者长期关注并且研究兴趣仍在持续升温的重要问题。但是，国内针对这一主题的研究仍停留在理论梳理和模型构建阶段，主要围绕创业机会的性质和评价标准开展理论探讨(如林嵩，2007；姜彦福等，2007；任旭林等，2007；苗青，2009)，只有少数研究关心我国情境下创业者如何发现机会这个重要问题。其中，张玉利等(2008)运用社会资本理论考察了创业者的社会资本结构特征和资源特征对创业者所识别机会创新性的影响，发现创业者所嵌入社会网络的资源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所识别机会的创新性。同样，国外研究也直到近期才开始关注中国情境下的机会识别问题。例如，Ma等(2011)通过比较实证检验了我国台湾地区创业者与美国创业者在社会网络特征促进机会发现方面的差异，并且发现：在美国，弱关系有助于创业者发现创业机会；同时，创业者所嵌入网络的密度越小，就越有助于其发现机会。而在我国台湾则正好相反，强关系更有助于创业者发现机会；同时，创业者所嵌入网络的密度越大，就越有助于其发现创业机会。这项研究表明，我国台湾地区的社会结构有可能促成特殊的创业者识别机会路径。但遗憾的是，机会识别问题并没有引起其他学者的重视。
除了有助于从理论层面提升对创业者机会识别路径的认识以外，探索创业者如何识别创业机会，也可能做出情境化的理论贡献。环境变化是创业机会的重要来源，从实践角度观察，我国市场体系的完善、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以及消费持续增长等环境因素的变化可能创造出与改革开放初期不同的创业机会。因此，深入研究制度转型引发的环境因素变化如何创造性质不同的创业机会，以及创业者在其先前工作经历构成发生变化并且引发其认知方式和信息获取渠道变化的条件下如何适应环境因素的动态变化、发现创业机会并实施创业活动等问题，不仅有助于发现和总结我国创业机会识别的规律，而且还有助于提炼解释我国创业者机会识别问题的理论逻辑，为创业研究做出情境化的学术贡献。
第三，关于创业组织方式，现有研究存在比较零散的问题，只是积累了一些知识碎片，仍有待进一步聚焦和深化。从国内相关文献看，已有研究(如朱秀梅等，2008；焦豪等，2008；李新春等，2008和2010；张玉利等，2009；杨俊等，2009；胡望斌等，2009)主要致力于验证创业导向、资源获取、能力、组织学习等因素与新企业绩效之间的量化关系。以创业导向研究为例，已有研究(如张玉利和李乾文，2009；马鸿佳等，2009；朱秀梅，2009；胡望斌等，2010)证实了在中国情境下创业导向对新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另有研究(如Tang等，2008；张玉利和李乾文，2009)发现我国情境下的创业导向构成维度可能有别于西方情境，但也有研究(如李垣等，2008；马鸿佳等，2009；朱秀梅，2009)没有找到存在差异的证据。但是，国内学者并没有深入剖析中国情境下创业导向构成维度不同于西方情境的原因，也就是说，并没有试图从理论上解释究竟是不分研究情境套用西方量表还是中国情境的特殊性导致创业导向构成维度不同。研究结论不一反映了在研究设计方面理论挖掘深度不够，因而有可能降低研究结论的信度与实践意义。
与国内研究不同，国外的相关研究主要致力于探索新企业人格化与非人格化战略的绩效启示及其适用条件，重点考察了基于网络的战略选择对新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影响(如Zhao和Aram，1995；Peng和Heath，1996；Xin和Pearce，1996；Peng和Luo，2000；Li和Zhang，2007)。更为重要的是，国外研究视角比较微观，主要探讨新企业以业务联系为基础的网络化战略(Peng和Luo，2000)以及以政治关联为基础的网络化战略(Li和Zhang，2007)对新企业绩效的作用机理。这些研究表明，尽管创业者对于个人社会网络的依赖可能会随着正式制度的完善而弱化，但在以市场为导向的正式制度缺失的条件下，企业之间的关系并非建立在非人格化的市场交易的基础上，仍具有信任、规范等人格化特征，网络化战略是中国创业者谋求新企业生存和成长的重要举措或战略选择(Xin和Pearce，1996)。
可见，关于创业组织方式这个主题的已有研究论及了较为广泛的问题，取得了一些初步结论，发现了一些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如创业导向、网络化战略等。这些问题已经引起了不少学者的重视，他们已经着手进行深入研究。总体来看，针对这个主题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对创业行为特征的挖掘仍显不深，对我国情境特殊性的关注不够，还需要下大力气提升研究水平和深度，尤其是要加大关注新企业生成之前的创业行为选择和规律的力度。
综上所述，在过去的10多年里，针对中国创业问题的研究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首先，研究涉及有关创业现象的大部分主题，在验证西方理论对我国的适用性方面做出了一些贡献，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中国创业问题研究的知识基础。其次，在如何开展理论驱动型研究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综观国内的相关研究，不难发现，近五年来，国内的创业研究从理论探讨迅速转向规范的实证分析，开始借用社会资本、组织学习、制度等成熟理论来分析中国创业现象，从而不仅加快了中国创业研究融入世界创业研究主流的步伐，而且还有助于在把握中国创业现象本质的基础上检验西方理论观点解释我国创业现象的适用性，进而发现西方理论因缺乏普适性而留下的研究空白，并通过扎实推进中国创业问题研究来填补这些空白。最后，在规范的实证研究的推动下，已经识别出一些看似简单但却极具挑战性的问题，包括创业导向概念维度的中国化、社会关系在创业过程中的权变作用、制度不完善条件下的机会来源和识别问题。
五、未来研究建议
近年来，西方创业研究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发展势头越来越迅猛，创业已成为管理学研究炙手可热的问题。中国情境的独特性导致了中国创业现象的复杂性，这为我国学者融入世界学术社区和做出自己的学术贡献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我国的创业问题研究虽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总体水平还不是很高，尤其是在对创业研究做出学术贡献方面仍进展缓慢。为此，本文基于以上讨论提出一些粗陋的建议，仅供我国学者深入开展创业研究参考。
第一，从跟踪西方学术前沿转变为通过扎实的研究设计开展情境化的问题研究。研究产生理论贡献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善于发现和深入研究新的现象和问题；而把握它们的特征，然后在开展情境化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抽象，则是实现理论突破的重要手段。从我们的文献检索结果来看，国内已有实证研究偏重于理论检验和现象解释，在运用主流理论来解释创业现象并预测绩效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成果，但基于我国创业实践特殊性和本土情境的理论研究严重滞后，只有20%的现有文献在结论或讨论部分阐述了我国创业情境的特殊因素解释研究结论的作用。这意味着，在坚持规范的实证研究的前提下，注重检验甚至质疑基于西方国家创业情境提出的理论观点与解释逻辑，注重在现有理论框架的基础上考察我国创业情境的独特因素，在研究设计中加入情境化的变量，可能有助于走出过分注重检验西方理论的误区。通过深入研究中国具体的创业问题，从微观层面为构建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创业理论做出我们的学术贡献。具体而言，由于我国的制度转型和社会结构特征具有特殊性，基于西方情境提出的创业理论不一定能够解释我国的创业现象，因此，我们应该通过扎实的情境化研究和以此为基础的理论抽象来丰富和完善现有的创业理论，这样才能摆脱目前国内研究复制国外研究设计的状况，赶上甚至超越西方研究。
第二，注重结果驱动型解释逻辑与事件驱动型解释逻辑的互补性。结果驱动是一种后向理论构建方法，即根据观测到的结果来揭示发生相关事件的原因；而事件驱动则正好相反，是一种前向理论构建方法，根据所观测或记录的事件来推演结果。具体而言，结果驱动型解释逻辑就是对一组自变量影响具体结果(因变量)标准变异的程度进行统计学检验，而事件驱动型解释逻辑则是通过观测事件发生顺序和后续变化来解释由它们引发的各种结果(Aldrich，2001)。具体而言，结果驱动逻辑关注的是关于“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有助于我们了解西方理论观点在中国情境下的适用性，而事件驱动逻辑关注的是关于“如何”的问题，有助于我们针对所发现的不同结果进行深入的理论挖掘，进而揭示问题的内在机理。正如文后附图②所表示的那样，国内的创业研究在评介国外创业理论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外国经济与管理》在这方面功不可没)，现在已经开始更加重视实证研究，主要致力于把国外学者提出的创业理论和观点置于中国情境下进行检验，以验证他们的理论和观点对于我国的适用性或者能否解释我国的创业问题，但对案例研究重视不够。也就是说，调查统计研究有助于认识“是什么”以及“为什么如此”的问题，但依托对典型个案的跟踪研究，遵循事件驱动型解释逻辑来规划科学的研究设计，更有助于解答我国特殊的创业情境如何影响创业行为和绩效的问题，这可能是一条缩小我国创业研究与国际水平差距的有效途径。
第三，创业机会是创业研究的重要主线，应积极开展以创业机会为主线的创业研究。创业就是识别、评价和开发创业机会的过程，主张以创业机会为创业研究主线的观点极大地推动了西方创业研究的快速发展。而在我国情境下，学者们根据自己的研究兴趣，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复杂的创业现象，从某种意义上说，还处在西方创业研究所经历过的“盲人摸象”阶段，还缺乏达成共识的研究主线和思路。事实上，机会是创业的核心，机会的性质和特征不仅决定创业活动的发生和质量，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创业活动的过程，因而是解释和预测创业现象的重要突破口。根据我们的文献检索结果，国内的现有创业研究只有八篇是论述机会问题的，仅占文献总量的3.2%。在国外，创业机会相关问题迄今仍是创业研究的热点，顶级创业学术期刊仍然刊发相当比例的研究创业机会问题的论文。针对我国制度转型背景下创业机会来源、创业机会识别方式以及创业机会性质差异等基础而又有挑战性的问题开展扎实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发现在我国哪些因素能够促成创业活动，而且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挖掘我国独特的创业环境如何导致我国创业行为和新企业战略特殊性的内在机理。
第四，借助CPSED数据平台，积极开展跨国比较研究。南开大学承担的中国创业动态跟踪调查项目(CPSED)借鉴美国PSED的研究设计思路，既强调与西方国家的可比性，又注重观察我国独特的创业现象。利用CPSED研究提供的数据开展跨国比较研究，一方面可以通过比较发现具有共性的东西，以免跌入过分强调我国情境独特性的研究误区，帮助我们理性认识我国创业活动的规律；另一方面通过比较来发现差异，进而通过案例研究、大样本问卷调查等方法来寻找产生差异的现实基础，并做出理论解释以指导实践。
第五，组建创业研究网络，开展合作研究。目前，国内已经形成了不少研究实力相对集中的创业研究团队，我们通过文献检索发现，从2000年到2011年，创业研究文献发表量居全国前五位的吉林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浙江大学和中山大学在国内顶级管理学刊物上总共发表了121篇创业研究文献，占我们检索到的国内创业研究文献总量的48.4%。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学校的创业研究团队在研究重点和视角等方面各具特点。因此，我们呼吁：国内创业研究团队在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和特色的基础上，积极组建创业研究网络，联合开展跨地区创业活动比较研究，通过地区比较研究来发现各地创业活动的异同点，这不仅有助于我们揭示和总结我国创业行为与过程的内在机理与规律，而且还能帮助我们把情境因素嵌入地理区域进而挖掘其对创业行为与过程影响的作用机理。
目前创业领域的大多数学术贡献都基于西方情境，由中国制度转型和东方文化所构成的独特情境为检验、修正、补充和深化创业理论提供了天然试验场，也为我国创业研究学者创造了难得的研究机会。在侧重于企业生命周期前端、深入到行为与过程层面、提炼我国情境独特性、依托科学的研究设计与方法等原则的指导下，开展理论驱动型研究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揭示我国创业活动的内在机理，而且还能加快我国学者与国外创业研究团队的对话和交流速度，进而在创业管理理论的构建、发展与检验方面融入更多的中国元素，并且帮助我国创业研究学者做出真正有价值的学术贡献。
注释：
①附表：主流管理学期刊发表的创业研究文献数量分布
*表中的英语缩写分别表示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以上五种为管理学期刊)，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Management(这三种是创业学术期刊)。
资料来源：本文作者编制。
②附图：国内创业研究文献类型分布
资料来源：本文作者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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