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论著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_马克思主义论文

江泽民论著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_马克思主义论文

《江泽民文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选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江泽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A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182(2006)06-0004-04

胡锦涛在学习《江泽民文选》报告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江泽民文选》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的新的重大理论成果。”又指出:“今后,我们一定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继续推向前进,在思想上不断有新解放、理论上不断有新发展、实践上不断有新创造,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放射出更加耀眼的真理光芒。”[1] 胡锦涛的这两段话告诉我们:学习《江泽民文选》,不仅可以在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的历史进程中学习,还必须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继续推向前进的历史进程中学习。我们认为,《江泽民文选》继承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提出“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的思想,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进程;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创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全面论述“创新思维”,把创新问题系统地提到全党面前,开辟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中国化的新空间。因此,《江泽民文选》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著作。

一、开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进程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历史上,毛泽东是第一个在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中提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一命题,是毛泽东同志在1938年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科学的理论体系,它观察事物的一般的观点和方法,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但马克思主义同其他任何学说一样,也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的许多原理和结论,不可能无条件地适用于任何时代和地域,必须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而改变或丰富;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到了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把列宁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精髓(“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用中国的语言表述为“实事求是”。在延安整风的纲领性文献《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毛泽东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实事求是”的内涵,为全党确立马克思主义学风、共同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没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确立,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就没有毛泽东思想。

如果说“实事求是”主要是反对只会背诵“马克思主义本本”的教条主义的话,那么,“解放思想”主要是反对只会记住和背诵“已经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本本”的教条主义。邓小平认为,不但要“实事求是”,而且要一以贯之地“实事求是”。为了一以贯之地“实事求是”,就要敢于“解放思想”。通过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以及科学地评价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历史地位,邓小平所倡导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学风成为新的历史时期全党共同的思想路线,大大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没有“解放思想”,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就不可能形成邓小平理论。

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固有的理论品格。江泽民把“与时俱进”明确地概括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实际上是要求中国共产党人把“与时俱进”作为适应新形势、认识新事物、完成新任务的根本思想武器,“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发展着的实践”[1]。1992年10月,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届一中全会上深刻指出:“过去有许多做法和经验已经不适用了,要根据新的实践要求,重新学习,不断创新,与时俱进。”[2] 256有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的态度,才有在新的历史条件之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系列新观点,其主要方面,胡锦涛在学习《江泽民文选》报告会上的讲话中已经做出概括,这就是:关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思想,关于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思想,关于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思想,关于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思想,关于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的思想,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思想,关于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思想,关于推进西部大开发、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思想,关于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开放战略的思想,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思想,关于实行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思想,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思想,关于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思想,关于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思想,关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关于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思想,关于正确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关于贯彻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思想,关于现阶段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思想,关于促进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思想,关于正确应对和驾驭经济全球化、促进共同发展的思想,等等。在学习《江泽民文选》时,我们固然要学习以上的新观点,更重要的是深刻领会并牢牢把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这个活的灵魂,在实践中继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继续推向前进。

二、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

科学地判断党的历史方位,从而进行伟大的实践,并在实践的基础上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这是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一以贯之的光荣传统。通过学习《江泽民文选》,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如何清醒地认识和把握党的历史方位,在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在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进行伟大的实践,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

首先,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科学地判断了我党所面临的国际局势。从国际局势看,随着冷战的结束,国际局势出现了一系列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一是世界多极化趋势不可逆转,维持世界和平的力量在增长,但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阴谋从未停止;二是以前苏联解体为标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低潮;三是经济全球化的趋势,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国际分工的深化、世界市场的扩大及跨国公司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逆转;四是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使知识经济初露端倪,拥有科技优势的国家,将在知识经济社会中占据优势;五是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在当今世界各国的关系中,综合国力的较量和竞争成为主旋律。这些深刻的变化,使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中国能不能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能不能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流砥柱等根本问题上面临着严峻挑战。

其次,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科学地判断了我党所处的社会环境。从国内来说,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同样面临着第一、第二代领导集体所没遇到过的新变化、新问题。这些新变化集中地表现为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多样化,社会生活方式多样化,社会组织形式多样化,就业方式多样化。这几个多样化,反映到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领域,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同时,还存在其他意识、思想和观念,导致人们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进一步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如何引导人民向着共同目标前进,是党的对第三代领导集体的严峻考验。

第三,更重要的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还科学地判断了我党自身的变化。我党自身的变化,既有党员数量的增加,也有党的干部队伍整体性新老交替的变化,更重要的是我党的地位的“两个变化”。对于党的地位的变化,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认识也在不断丰富。江泽民在2001年的“七一”讲话中指出:“我们党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一个在受到外部封锁的状态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在全面改革开放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3] 282到了2002年11月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将我党历史地位的第二个变化概括为:“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在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3] 536从主流上看,我党的广大党员干部用自己的行动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但也有一些党员干部,甚至有少数党的高级干部理想信念不坚定,奉行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肆意地进行以权谋私、贪污腐败。这种现象,向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如何保持党的先进性的严肃课题。

正是在科学地判断党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江泽民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系统地回答了在实行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样一个直接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的时代课题,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在《江泽民文选》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的一系列观点:关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的思想,关于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思想,关于坚持把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思想,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思想,关于坚持民主集中制、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思想,关于大力培养忠诚于马克思主义、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会治党治国的政治家的思想,关于领导干部一定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思想,关于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的思想,关于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的思想,关于反对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的思想,等等。这些重大思想,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

有的同志可能会问: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到21世纪初,只有十多年的时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可以有新的成果吗?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需要不断的理论创新,理论创新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需要不断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结合”也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理论创新的过程也就是“结合”的过程,两个过程是有机的统一。要求得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就必须不断的“结合”;正确的“结合”,又必然会带来理论上的创新。十多年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新变化,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于改革开放的新经验,必然会在理论上形成了一系列新的创造。我们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还是用别的概念来概括这些新的创造,只是概念的表达问题,但在20世纪80年代末之后,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已经取得新的成果,却是不容置疑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否有新的成果,关键不在于某一代领导集体形成及发挥作用的时间的长短,也不在于是否有大部头的著作或提出多少崭新的概念,最关键的是党的领导集体是否解决了事关中国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是因为它解决了中国如何革命,如何夺取和巩固政权的问题;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是因为它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正如马克思主义不能穷尽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任务一样,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也不可能穷尽认识中国、改造中国的任务。在成功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如何建设和巩固社会主义的问题之后,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强调: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4] 381。所谓要搞好,不出事,就是要把共产党建设好,长期保持党的执政地位。在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前进的过程中,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必须回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根本问题。围绕着对这一根本问题的回答而形成的一系列新观点,表明中国共产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深化到一个新水平,对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境界,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推进到一个阶段,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江泽民文选》则是这些新成果的集中体现,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著作。

三、开辟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中国化的新空间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江泽民以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开拓进取的革命勇气,在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发展规律的过程中,反复思考和强调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树立创新思维,通过各方面的不断创新,推动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早在1995年,江泽民就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2] 432之后,他在很多场合都强调创新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江泽民在谈到创新问题、论述“创新思维”时,不仅是指科技创新、知识创新,更重要的是把创新思维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联系在一起,把创新思维扩展到党和国家生活的各个领域。2000年6月,江泽民在西北五省区党建工作和西部开发座谈会上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3] 64他提出:马克思主义是最讲科学精神、创新精神的,“坚持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创新精神,善于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不断从人民群众的实践中吸取营养,不断丰富和发展理论,使理论更好地指导我们的工作。”[3] 67他号召“全党同志都把这项任务当作自己的神圣职责”。[3] 68我们认为,以理论创新、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为重点的江泽民的创新思维,涵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从而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广泛空间。

科技创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科学推动力。面对当代科技的发展对人类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所产生的广泛影响进行深刻的思考,是江泽民进行马克思主义创新的显著特点,也为我们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明了方向。马克思主义的创立离不开科学成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样也离不开科学的发展。当前,我国的科技工作正在集中力量对那些在我国经济、科技、国防和社会发展中具有战略性、基础性、关键性作用的重大科技课题抓紧攻关、自主创新,力争在重要的领域实现突破,在基础科学上有所发现,在技术上有所发明,努力实现我国科学技术的跨越式发展。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和理论工作者,必须关注当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提供的契机,认真思考科学技术对中国人民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思想道德观念所带来的影响,及时吸收和消化科学技术所提供的营养成分,使科学技术在成为我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发展的强大推动力量的同时,成为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中国化的强大推动力量。

体制创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生动丰富的素材。进行体制创新,就是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不断完善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求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体制。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大胆进行体制改革和创新,极大地解放和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增强了我们的综合国力,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激发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创造性、主动性,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调动和集聚了极大的力量,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积累了经验、创造了条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与我们大力进行政治、行政、经济、文化、法律、科技、教育等等体制改革密不可分。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已基本形成,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社会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形式、就业形式都多样化了。因此,继续推进体制改革和创新,起点不同了,难度更大了,要求更高了,还需要解决一系列深层次的问题。这既是挑战,也是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中国化的机遇。比如,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需要进一步从体制上加以完善;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重点的国有企业改革需要有新的突破;规范统一的全国市场机制有待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政府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以及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等都需通过不断创新。这些体制上的创新、健全和完善,都不可避免地要求我们在中国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国家理论、党建理论等加以继承和创新,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中国化。

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工程。理论创新从理论思维的高度对科技创新、体制创新的经验进行总结,结合新的时代特点和社会实践,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进行创造性的丰富和发展,作出符合时代和实践要求的新的阐释和说明,其中包括修正某些不完善的观点,摒弃某些陈旧的观点,创造适应新情况的观点,从而直接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为此,学习《江泽民文选》,我们要大力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紧密联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勇于进行理论创新,并且把创新的理论成果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强大精神力量。在这方面,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已经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和谐世界、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创新,有力地推进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今后,我们仍然需要深入总结新的实践经验,回答新的实践问题,探索新的发展规律,形成新的理论成果,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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