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政治”和中国政治建设中的若干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若干问题论文,讲政治论文,政治论文,建设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政治”具有四个方面的含义
什么是“政治”？“讲政治”的含义是什么？对此应有一个完整的、全面的、准确的理解。传统的讲政治，着重讲阶级斗争。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来，已不太提阶级斗争了，这并非说没有阶级斗争了。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中指出：阶级和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着，在特定时期、特殊情况下，阶级矛盾还可能会激化。所以现在一提讲政治，有人便想是否又要抓阶级斗争了，这是否会影响经济工作？是否会冲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我以为还应完整、全面、准确地去理解马克思主义者所讲的政治的含义，对于政治这一概念应作广义的理解，而不要只作狭义的理解。政治的第一个含义是狭义的概念，即过去理解的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多次说过政治就是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主要是针对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的首要任务是进行阶级斗争。它的目标是要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夺取政权。但是即便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夺取政权过程中，我以为也不能简单地将政治只理解为阶级斗争，既然要开展阶级斗争，那就必然有一个阶级联合的问题，所以政治联合也是政治。此外在无产阶级内部，在劳动人民内部讲阶级友爱，这也是政治。由此可见，仅仅将政治理解为阶级斗争，这是极片面的。
政治的第二个含义是国家政权的活动。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如何去发挥人民民主政权机关的作用，这也是政治。但对于这一点的理解过去也有片面性，一讲到国家政权机关的活动时，便仅看到专政这面。要巩固政权，当然要加强专政，可是把专政仅仅理解为加强镇压，用暴力镇压，这种看法显然是片面的。专政不仅仅只包括镇压，它还包括许多方面，诸如化敌为友。更何况政权机关除了专政的一面外，还有民主的一面。
政治的第三个含义，我以为是指社会发展的大局、全局，是指公共权威。过去在讨论政治学研究对象时，我曾提出仅仅将政治学归结为研究国家政权的观点是片面的。若是国家消亡了，岂不是没有政治和政治学了？事实上国家消亡了，社会发展仍有一个大局、全局的问题，仍要有一个公共权威。三中全会以后，小平同志曾说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就是最大的政治。这是因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社会发展的全局问题，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更应如此。因此这就是最大的政治。所以我理解的江总书记提出的“讲政治”应是包括社会的大局全局问题的。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也体现了“讲政治”，因为经济建设是我们国家发展的大局；要搞好经济建设，应该有社会公共权威，不允许各地方各行其是，各自为政。
除了上述三点含义以外，政治是否还应包括政治文明在内。我以为制度文明是一种相对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而独立的东西，而在制度文明中的政治文明又很重要。政治文明不仅仅指政治制度文明，它还包括政治理想、政治道德、政治觉悟、政治观念、政治行为等等诸方面。所以领导干部要讲政治还得提高政治文明度。要提高政治文明度，首先得经常注意提高自己的政治修养、政治素养。中央的许多领导同志都曾提出过，我们的领导干部应该是政治家，不是一般的事务主义者，不是一般的党员。领导干部若是以政治家的标准来要求，应该具有很高的政治文明，即自己的政治理想、政治观念、政治道德、政治行为等等，都应符合党的要求。所以我以为应从上述的这四个方面来全面理解“领导干部要讲政治”这一观点。
二、中央提出要讲政治，具有四个方面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江总书记提出“讲政治”，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我认为主要针对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针对在干部中出现的一些如政治冷淡主义、政治虚无主义等现象，提醒干部要注意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纪律。二是针对事务主义与形式主义。与“政治冷淡主义”密切相关的是前一段强调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许多同志埋头于发展市场经济，或是埋头于自己的日常事务中。目前在各级干部中，除了政治冷淡主义外，事务主义、形式主义有所滋长。比如迷失政治方向、丧失阶级立场等等，这也是江总书记强调讲政治的一个重要原因。强调干部要讲政治是要使各级干部明确，我们发展经济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经济的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三是针对目前干部中不正之风，诸如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滋长，以致造成一些干部腐化堕落，走向犯罪或犯罪的边缘。四是针对目前存在的分散主义、地方主义，不注意社会发展的全局、大局，不注意国家的权威、中央的权威，存在各自为政的现象。因此，我们还应从这四个针对性去更全面更深刻地理解江总书记强调的领导干部要讲政治这一观点。这几年，市场经济的发展效益很显著，但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市场经济的发展亦带来了很多问题，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如何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这便是加强经济工作中的政治指导，避免经济工作脱离了政治的轨道而造成滑坡。目前世界上从计划经济转轨到市场经济的国家中尚没有成功的范例，中国应该是由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较为成功的国家。我们虽然也面临着通货膨胀，但通胀并未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这便是国家政权的宏观调控在起作用的结果，是靠政治的作用。实践证明，在经济转轨时期，必须加强国家宏观调控，加强宏观调控便是发挥政治对于经济的作用。政治与经济是密不可分的，哪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离得开国家的宏观调控？现代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都由国家进行宏观调控，只是调控的方式与计划经济不同而已。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使用的是行政手段，而市场经济条件下则主要是用经济的、法律的手段进行调控。因此，从事经济工作的同志大可不必对讲政治有太多的顾虑。当然讲政治也要有一定的“度”。任何事物均如此。我们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不会变。
三、对干部要加强“公仆”意识的政治思想教育；不断加强政治文明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加强政治学的研究
我们常说要提高基层干部的政治素质、文化素质、业务能力，这些固然都很重要，但我个人认为，无论什么行业，最具有普遍性的最重要的还是应加强对干部的“公仆”意识教育，要使干部牢固地树立“公仆”观念。我国目前无论在高层还是基层的领导干部中，腐败现象严重，这说明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的“公仆”意识比较薄弱。这里是否有一个“政治道德”的问题呢？道德亦有好几个层次，有家庭伦理道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等等。对于领导干部来说，“公仆”的政治道德，这是很重要的。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为什么人掌权，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一说起这些，有些人就认为这个大道理谁都知道，但要将大道理变为小道理，且持之以恒，行之有效，的确是件不容易的事。对于基层干部来说，不能因为高层领导中有人这么做，我也可以这么做了，决不能以此为借口为自己开脱。因此，这涉及到自身的道德修养问题，我们不是有许多基层干部甚至老百姓表现非常出色的楷模吗？像孔繁森、徐虎等等。因此我们对干部教育的方式要改变，不能像过去那样单纯学文件、讲道理，还要树立榜样，不仅是历史上的榜样，像焦裕禄、雷锋等等，更需要身边的活的榜样，供大家学习。另一方面，我们过去对于那些变质的“公仆”惩治的力度不够，应更有力一些，唯有如此，才能明辨忠奸、善恶、黑白、是非、真善美与假恶丑。
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做出了关于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我们要对全国人民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教育，首先应加强干部队伍的精神文明建设，尤其是高级干部更应以身作则，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方面作出榜样。小平同志曾说我们过去最大的失误是教育。我以为这个教育也应从广义上去理解，它不仅指学校教育，还包括干部教育，乃至高级干部的教育。各级干部不能仅依靠自律，还要依靠他律，即依靠党加强对其的教育以及党和人民群众的监督。
自1871年巴黎公社以来，马克思总结了第一个工人政权的经验，说明要如何防止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与“老爷”。巴黎公社的第一条经验是“公仆”由人民选举与罢免，不搞等级授职任命制；第二条经验是取消官员高薪制，规定最低工资与最高工资差距不超过5 倍等等。我们应借鉴巴黎公社的经验，但不是简单地照搬，主要是继承其精神，并在此基础上创造许多新鲜的经验。比如过去早已实行的干部下放基层锻炼和劳动的制度；又如近年来天津市开展评选区一级的“十佳干部”，即“十大公仆”的活动。既然可以评“十佳”，为何不能评“十差”？不妨也让公民投票来评一下，这对领导干部将是一个很好的教育。我们已经积累了不少促使干部保持公仆本色的好经验。我们若是能使干部的罢免权真正掌握在群众手中，那么我们“公仆”的质量一定会更高。目前我们的干部大多是任命的，包括许多应由选举产生的干部，事实上也仍带有内部任命性质。
改革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应该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心，各方面改革相配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固然应该加强，但若不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不加强政治体制改革，看来还是不行。这些也应包含在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的“讲政治”的内容中。因为政治体制的弊病不改，那么“讲政治”就可能又倒退到过去那种个人崇拜、个人集权的状态中去。我们现在强调精神文明建设，在强调了精神文明建设之后，我们又会看到若不加强政治体制改革，不加强政治文明建设、制度文明建设，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将很难奏效，因此这些问题就必然会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目前一些地方的好经验即可进行推广，诸如前述的天津市的由公民投票选举“十佳”干部的做法很值得推广，这实际上就是为了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我们不但要学习他们的做法，还可以将其进一步发展。比如浙江的椒江市曾搞过县级党代表大会年会制度，这就是发展党内民主的做法。社会主义的竞选，不需要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只需要介绍自己的计划，让群众来比较评价谁的计划更切合实际。资产阶级的竞选方式我们不赞成，他们往往不惜投入重金，采取各种不正当手段，打击别人，拉拢选民，抬高自己，哗众取宠，这是不可取的；但是他们的选举有竞争这一点是可取的。我们的竞选方式与他们不同，可以将当选后的工作方案作为竞争的核心，我当选后要为选民做哪些事情，必须说到做到，否则可以罢免，若开空头支票，群众就不会投你的票。所以椒江的做法可以说是社会主义竞选的雏型，当然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我国政治学研究涉及的内容很广泛，既要介绍、评价、借鉴西方政治学的研究成果，更要结合中国实际探讨在中国如何加强政治学的研究以及如何在中国推进政治体制的改革。中国当代政治学研究中有许多有特色的东西，应从理论上进行更充分的探索。总的方面要加强研究如何发展、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比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既要坚持，同时还要完善，这是一个需要加紧研究的宏观课题。年底将要进行全国人大的换届选举，明年九届人大就要接续八届人大开始新运作了，届时能否在选举上作一些改进？现在就要把这项研究工作摆上日程。不久前我写了一篇题为《陈景润留下的政治思考》的短文。杰出数学家陈景润在63岁过早地过世了！他是我中学时代的同窗，近十多年来跟他有一些接触。我作为一个政治学学者非常关心政治方面的问题，我曾问作为四届、五届、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的陈景润是怎么当上代表的，他当时真诚地坦言相告：1974年他的数学研究成就被中央充分肯定后即被当选为天津的人民代表。他虽不是天津人，也从未在天津生活工作过，主要是由于北京名额有限，才将他放在天津去当选。但他与天津人民并没有过接触，怎么能代表天津人民呢？对于人代会议决定的很多问题他也不熟悉，所以每逢开会时，他就见缝插针看自己的专业书；逢到表决时都举手，因为他说他相信党的领导都是正确的。所以说像陈景润这样的“数学王子”，为何非要他当人民代表呢？他又能发挥多少人民代表的作用呢？而且还要占用他宝贵的时间！何不让他集中精力去遨游数学王国，摘取皇冠上的明珠呢！因而人民代表不能作为荣誉称号安排给各条战线的杰出人物。人民代表不但要求是政治认识水平高、政治素养高的能人，还应该是政治热情饱满、政治活动能力强的人。这些问题有待我们去研究，并提出改进建议。不久前，我读到山东社会科学院王振海等青年学者合写的《新视角下的政治·关于社区政治发展的专题研究》一书，颇有新意。所谓社区政治就是非国家政权的基层社区的公共事务，重点研究农村的村民委员会和城市的居民委员会。这属于微观研究。其他如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如何真正实现；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人民政协制度如何进一步完善；乡镇人大制度、政权建设如何完善以及如何进一步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精神等等，均需要我们去研究、探讨。中国地广人众，发展不平衡，很多地方、很多单位的广大群众和干部，在改革开放中迸发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激情，有很多新创造，这就有待于我们总结好的经验并加以推广，以先进带动后进。因此，我们从事政治学研究的学者大有施展的余地，从宏观到中观到微观均有许多值得我们研究的政治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