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唐私学的兴盛及其诗文传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南唐论文,诗文论文,兴盛论文,私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G 64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162(2014)05-0043-06 五代十国时期，战乱导致政局混乱，经济凋敝，文学的发展也受到了重创，而南唐文学却相对繁盛，在五代文坛居于十分突出的地位。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相对稳定的政局、较为繁荣的经济，以及招贤倡儒、推奖文艺、兴学校、复贡举文化政策的实行等等。在论及教育与南唐文学的关系时，以往研究多着眼于官学尤其是“庐山国学”对南唐文学发展的促进作用，本文所关注的，乃私学对南唐文学的影响。 南唐在同时代诸政权中，教育较为发达，其官学还能维持“滨秦淮开国子监，复有‘庐山国学’，其徒各不下数百，所统州县往往有学”[1](PP.153-154)的局面。但官学的规模毕竟有限，而且因教学内容固定、学生身份限制等因素难以满足民间对于教育的需求，于是士人们自然将目光转向了教学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私学。当时一些饱学之士或卜居授徒，或开门纳士，后进慕名络绎盈聚其门；一些私人结庐读书、讲学处以及家族的私塾则逐渐发展成书院(堂)，延纳四方求学之士。另一方面，南唐上自君主、下至普通士人对文学的推崇以及应进士试的需要，使诗文成为士人学习的主要内容。而诗文习业“所赖于环境之陶养者则甚大……故深山邃谷最宜习业……陶气质，润心灵，乃习文之津途”[2](P417)，故隐读于山林寺院，向负有盛名的文学家学习请益即蔚然成风。因此，在正统儒学教育之外，南唐私学中传授诗文创作技艺的文学教育尤为突出。 聚徒授学是南唐普遍的社会风气，如：颜诩，颜真卿之后，“每延宾侣，寓门下者常十数”[1](P105)。毛炳，“聚生徒数十，讲诵于南台山”[1](PP.104-105)。江梦孙，“少传先业……诸生弟子不远数郡而至者百人。春诵夏弦，以时讲闻，鼓箧亟丈，庠序常盈”[3](卷八)。廖凝，“善咏讽，有学行……咏《中秋月》与《闻蝉》为绝唱……江左学诗者，竞造其门”[4](P115)。 其中庐山的隐读和私人讲学之风最盛，白鹿洞尤为文士聚居之处。 庐山自古以来就是文人荟萃之地，“广明以来，中原板荡，而江表无事，人民安乐。庐山崔嵬，号为南障。彭蠡浸其左，九江注其右，豫章都其南，浔阳宅其北。山高水澄，秀甲他郡；土沃人阜，名闻四方”[5](胡旦《义门记》，P5)，因此，更多的文人骚客、僧道隐士避乱于此。一些博学多才之士在隐居读书的同时，还结庐教授生徒，杨亿《武夷新集》卷十一《杨公行状》即云：“浔阳庐山，学舍甚盛。四方髦俊，辐辏其间。”[6](P180)南唐烈祖昇元四年(940)十二月，“建学馆于白鹿洞，置田供给诸生，以李善道为洞主掌其教，号曰‘庐山国学’”[7](P197)。“庐山国学”的建立，进一步推动了当地山林修学的风气，诗文创作的氛围也更为浓厚，并形成了颇有特色的文学群体。 “陈沆，立性僻野，不接俗士，黄损、熊皎(应为“熊皦”[8](P505))、虚中师事之。”[4](P152)谭紫霄，“遁居庐山栖隐洞，学者百余人”[9](P347)。陈贶，“性沉澹，志操古朴，而不苟于仕进。一卧庐山三十年，学者多师事焉”[1](P102)。他的弟子中最著名的是江为和刘洞。刘洞，“少游庐山，学诗于陈贶，精思不懈，至浃日不盥”[1](P95)。江为，“游庐山白鹿洞，师事处士陈贶，居二十余年”[1](P95)。江为也传授诗艺于弟子，其中有名的是夏宝松与杨徽之。夏宝松，“少学诗于建阳江为……与处数年，终就其业”[1](P100)。杨徽之是江为的同乡，好诗，将其“延于客馆之中，伸以师事之礼”[6](《杨公行状》，P180)。夏宝松学成后且再授生徒：“晩进儒生求为师事者，多赍金帛，不远数百里，辐辏其门。”[1](P100)刘元亨，“开宝中入庐山白鹿洞隐居自娱……时诸生近百余人。其令闻素著，咸以师礼事之”[10](P24)。黄载先师事刘元亨，又再传于弟子，“弱冠释耒耜，就学于庐山，事虔人刘元亨，笃志自励，精究经史……肄业之士多从之”[1](PP.157-158)。史虚白，“清泰中客游江表，卜居于浔阳落星湾，教授学徒”[11](P2)。 前述多是高人逸士隐于名山聚徒讲学，一些官员则开门引才，传授艺文。它是私学的一种特殊形式，授受双方没有固定的业从关系，是基于相互欣赏的即兴式施教，极富个性色彩。这方面最突出的是韩熙载。韩熙载，“内念报国之意，莫急于人材，于是大开门馆，延纳隽彦”[12](P27)，“苟有才艺，必延致门下，以舒雅之徒为门生，高第凡数十辈”[1](PP.89-90)，因“诱掖后进，号‘韩夫子’”[13](P157)。 作为南唐另一种重要的私学类型的书院(堂)教育，经历了较长的发展阶段。唐代就已经出现了私人书院(书堂、书屋)。宪宗时，曾任国子祭酒的幸南容致仕还乡，于高安城北六十里之洪城桂岩创办了桂岩书院，“开馆授业”[14](P19)。长庆元年(821)，李渤担任江州刺史时，分别在郡治浔阳县东面和西南使君山建了两所书院，一为景星书院，一为李渤书堂[14](P26)。但书院(堂)在当时还不普遍，规模也不大。到了唐末五代，天下战乱不止，官学衰败，学生失学，一些士人学子只得避乱于比较安定的山林修业、授学，民间的一些书院及书堂、书屋等，由私人藏书、聚书、读书之处，逐渐发展成为学者讲学、士子聚集读书求学的场所，这就是具有学校性质的书院(堂)。正如朱熹所说：“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无所于学，往往相与择胜地，立精舍，以为群居讲习之所。”[15](《衡州石鼓书院记》，P3783)所以书院形成之始，便具有私人讲学的性质。 南唐多地都建有书院(堂)[14](P28)，而书院(堂)最多的当属江西。据李才栋《江西古代书院研究》考订，唐代有书院(堂)七所，分别为桂岩书院、景星书院、李渤书堂、飞麟学塾、登东书院、东佳书堂、皇竂书院[16](P28)，大部分至南唐仍存。五代新建书院六所，分别为留张书院、匡山书院、华林书院、云阳书院、梧桐书院、光禄书院[16](P31)。此外，新建县的秀溪书院、欧阳拾遗书堂和陈陶书堂，分别是邓晏、欧阳持和陈陶读书讲学处，而毛炳聚徒讲诵之南台山学舍、刘式所建用于训教宗族子弟的墨庄以及沈彬进士书院，都是佚名的书堂或书院[17](PP.226-227)。 东佳书堂亦称陈氏书堂、义门书院，在江州浔阳县(今江西德安)，由唐代陈崇创办。《宋史·陈兢传》：“崇为江州长史，益置田园，为家法戒子孙，择群从掌其事，建书堂教诲之。”[18](P13391)“子弟之秀者，弱冠以上皆就学。”[19](徐锴《陈氏书堂记》，P4114)南唐时，其子陈衮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于居左二十五里东佳山麓增广书院堂庑数百间，聚书数千卷”[20]。华林书院，亦称华林学舍、华林书堂，在洪州奉新县(今江西奉新)，由胡仲尧开办。《宋史·胡仲尧传》：“洪州奉新人，累世聚居，至数百口。构学舍于华林山别墅，聚书万卷”[18](P13390)。 东佳书堂和华林书院虽然都是家学，却并不封闭，这是因为在诗赋作为科举考试主要内容的唐、五代时期，家族子弟与外姓生徒相与唱和，切磋诗艺，使本族子弟的诗赋水平和科考的命中率都得以提高，更提升了家族书院的影响，因此开放办学成为许多家族的主动选择[20]。东佳书堂对前来求学的“宾客”即实行开放：“应宾客寄止修业者并延待于彼，一一出东佳庄供应周旋”[20]，由此求学者甚众，文莹《湘山野录》即云：江州陈氏“别墅建家塾，聚书延四方学者，伏腊皆资焉，江南名士皆肄业于其家”[21](P16)。华林书院亦同，胡仲尧“大设厨廪，以延四方游学之士”[18](P13390)，“子弟及远方之士肄学者，常数十人”[22](徐铉《洪州华山胡氏书堂记》，P422)。 尽管南唐书院(堂)也是私学中的一种，但它与私人讲学又有明显的不同：一、书院(堂)教育产生的前提是民间具备聚书、藏书条件，而“雕本肇自隋时，行于唐世，扩于五代，精于宋人”[23](P45)，雕版印刷的推广，为民间私家藏书创造了便利条件，因此书院(堂)的书籍更为丰富。如华林书院“聚书万卷”[18](P13390)，东佳书堂“为书楼……聚书数千卷”[19](徐锴《陈氏书堂记》，P4114)，“这为学子创造了更为方便的接触书的条件，从而促进了求学方式的迅速转变，使‘训诂句读，皆由口授’的状况变为‘可视简而诵’了”[17](P221)。二、私学发展到书院(堂)阶段，仅靠学生的“束修”已难以维持教学了，于是往往以产业收入作为办学经费。如匡山书院“置学田”[17](P225)，陈氏书堂有“田二十顷，以为游学之资”[19](徐锴《陈氏书堂记》，P4114)。一些书院(堂)还因教化乡里而受到朝廷的表彰鼓励，或免除徭役，或诏旌其门。如匡山书院创建后，后唐明宗特颁赐院额，敕书表彰[17](P225)。东佳书堂，“僖宗时尝诏旌其门，南唐又立为义门，免其徭役”[18](P13391)。华林书院，“南唐李煜时尝授(胡仲尧)寺丞。雍熙二年，诏旌其门闾……赐白金器二百两”[18](P13390)。三、书院(堂)的规模、建置比较宏大、齐全，如东佳书堂有“书院堂庑数百间”[20]，华林书院“筑室百区”[22](徐铉《洪州华山胡氏书堂记》，P422)，这就为求学士子提供了较好的学习条件，也为大规模集体教学的开展奠定了基础。书院(堂)的这些优势吸引了八方学子前来求学：匡山书院，“后学云从”[14](P29)，梧桐书院，“从游者担簦蹑屩，争师事之”[17](P225)，东佳书堂，“延四方之士，肄业者多依焉”[1](P5)，华林书院，“学聚四方人”[24](赵赴《题义门胡氏华林书院》，P247)。 五代书院(堂)教育为宋代以后书院的制度化、规模化奠定了基础，“宋人承之而大其规制，以为群居讲学之所”[2](P423)，因而是我国私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 在南唐的私学中，文学尤其是诗歌是最重要的传授内容，个中缘由除了应进士试所需外，更为重要的是授受双方都追求以诗赢得清名，展示自身存在的价值。 上述庐山诗人群体主要是由布衣、隐士、僧人等组成，唐末五代世乱道丧的现实和其自身坎坷的经历使他们理想幻灭，对社会政治日趋冷落与麻木。对他们来说，功名利禄都不过是过眼烟云，只有诗名才能够流芳百世：“何如海日生残夜，一句能令万古传”[25](郑谷《卷末偶题三首》，P7736)、“凡事有兴废，诗名无古今”[25](杜荀鹤《赠李蒙叟》，P7948)。正是由于对诗歌创作精益求精的追求和凭借佳作扬名天下的渴望，使他们纷纷隐居山林，跟随一些声名卓著的诗人学习创作，锤炼诗篇。 陈贶是当时远近闻名的诗学大师，向他学诗的弟子很多，一些人追随他多年，研习琢磨其诗艺，并得其真传。如刘洞从少年起就向陈贶学诗，精究其术[3](卷九)，江为师事陈贶达二十年之久[1](P95)，夏宝松也是“少学诗于建阳江为……与处数年，尽发其密”[7](P449)。他们都学有所成，日后成为南唐著名的诗人。江为“工于诗，如‘天形围泽国，秋色露人家’之句，极脍炙人口。……为有《题白鹿寺诗》云：‘吟登萧寺旃檀阁，醉倚王家玳瑁筵’，元宗南迁，驻于寺，见其诗，称善久之”[26](P130)。刘洞长于五字唐律，号“五言金城”[1](P95)。黄损“为学以该通擅长，尤工诗赋”[7](P893)。熊皦“工古律诗，语意俱妙”[27](P508)。杨徽之“以能诗闻，太宗知其名，索其所著……选十联写于玉屏”[13](P116)。虚中为司空图推重，云：“十年华岳峰前住，只得虚中一首诗”[13](P336)。 如果说江为等人拜师学艺学的是如何作诗，直接影响到南唐文学的发展，那么书院(堂)则主要是通过培养学生应科中举的能力，而与南唐文学发生着密切的关系。 唐朝科举，素重进士，晚唐更呈现出“进士自此尤盛，旷古无俦”[19](孙棨《北里志序》，P3863)的局面。进士科“其初只试策”[28](P83)，高宗永隆二年(681)八月，朝廷诏令“进士试杂文两首，识文律者，然后令试策”[29](P1375)，“到开宝时以诗赋取士成为固定的格局”[30](P172)，“主司褒贬，实在诗赋”[19](赵匡《举选议》，P1593)；而且，唐进士三场试，每场定去留，诗赋为首场[30](PP.171-172)，可见诗赋在唐代科举中的重要性。 南唐上承唐制，烈祖昇元元年(937)即开贡举[31](PP.78-79)，其后时有间断，保大十年(952)，“命(江)文蔚以翰林学士知举，略用唐故事，放进士庐陵王克贞等三人及第”[7](P353)，之后，科举考试制度化。据史载，南唐开科17次，取士90多人[32](P336)，成为选拔官吏的一项主要制度。知贡举者有徐铉、张佖、韩熙载、江文蔚、徐锴、伍乔等人，皆南唐著名文学家。 南唐科举制度的实行，使得科举及第成为士人获得政治地位或保持世袭门第的重要途径，所谓“草泽望之起家，簪绂望之继世。孤寒失之，其族馁矣；世禄失之，其族绝矣”[33](P97)。吴相严可求子、烈祖婿、曾位居宰相的严续，“以少贵倦学，颇事游谑，见轻同列，因力教群从子弟，砥砺儒业，诸子及孙举进士者累累不绝”[7](P324)；原为“高安乡野之人”的青阳令邓亚文“语儿子辈云：‘当思为学，自致烟霄。吾为百里之长，声鼓吃饭，脑后接笔，此吾稽古之力也’”[11](P9)，表明了无论世族还是庶族家庭对子弟的教育和应举都非常重视，在这种情况下，包括书院(堂)在内的私学围绕着科举考试而组织教学也就成为必然的趋势。虽然由于资料阙如，书院(堂)的教学内容、课程设置等已无从考察，但从某些间接材料中仍可看出其教育宗旨是培养子弟的宗法伦理意识和应举能力，文学修养是其中的核心内容。 东佳书堂创立伊始，即订立了《江州陈氏家法三十三条》，其中规定：“弟侄子孙有赋性聪敏者，令修学。稽有学成者应举，除现置书籍外，须令添置。”[14](P14)之后的《陈氏推广家法十五条》更明确规定：“如有资性刚敏人物清醇者，严教举业，期达道以取青紫。”[20]显见培养童蒙学成应举是其主要目的。陈氏应试教育的效果十分显著：“自龙纪以降，崇之子蜕、从子渤、族子乘登进士第，近有蔚文尤出焉，曰逊曰范，皆随计矣。四方游学者，自是宦成而名立盖有之。”[19](徐锴《陈氏书堂记》，P4114)华林书院的教学亦是以应举登第为目的，宋初人所作的题记书院的诗文即是佐证。淳化五年(994)，宋太宗召见胡仲尧的弟弟胡仲容，特授秘书省校书郎，赐袍笏及御书，“有位于朝，有名于时者，校书皆刺谒之，且盛言其别业……愿得诗什夸大其事，自旧相司空而下，作者三十有几人，诠次官记，烂然成编”[34](王禹偁《诸朝贤寄题洪州义门胡氏华林书斋序》，P272)，即《题义门胡氏华林书院》组诗。胡氏竭力搜罗名流显宦的题诗，写入家谱，传于后人，即表明了对诗歌的高度重视，组诗则进一步反映出胡氏是将子孙折桂入仕当作光辉业绩和根本目标的，而且也很好地实现了这一目标，正如冯起诗云：“词登科第名尤振”[24](P977)，姚秘诗云：“殿试贤能是国华”[24](P248)。由于华林书院以研习文学为主，来此讲学者多为文学家，曾致尧诗说其“宾友尽为文苑客”[24](P581)，宋白诗亦云：“帝时词人多景慕，谩题诗句满修篁”[24](P291)。徐铉曾应邀作《华林书院记》，也对华林书院的文学成就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岂直豫章之间气概，以占皇宋之文运矣!”[22](P423) 与官学相比，私学教师的身份多样化，有隐遁山林的名士宿儒，有学识广博的朝廷官员，有学艺精湛的职业塾师，甚至有修养超凡的高僧大德，但厚德敦行、博学精艺、才思敏捷是多数人共同具备的品质和才能。如：江梦孙，“颇蕴艺学，旁贯诸书，籍籍声誉，远近崇仰”，为人敦让谦下，“时号为搢绅先生”[3](卷八)。陈贶，“性沉澹，志操古朴”[1](P102)，其诗“骨格强梗，出于常态”[13](P145)。刘元亨，“博贯经史，素有仪行”[10](P24)。颜诩，“谨礼法，雅辞翰”[1](P105)。韩熙载，“延纳隽彦，凡占一伎一能之士，无不加意收采，唯恐不及，虽久病疲苶，亦不废”[12](P27)，而因“高第凡数十辈。由是所用之资，月入不供。及奉使临川，借官钱三十万”[1](P90)；“善谈论，听者忘倦。审音能舞，分书及画，名重当时。见者以为神仙中人”[1](P92)。史虚白，“词彩磊落，旨趣流畅，亦一代不羁之才也”[11](P2)，“(宋)齐丘欲穷其技能，招与宴饮，设倡乐、弈棋、博戏，酒数行，杂出书、檄、诗、赋、碑、颂，使制之。虚白方半醉，命数人执纸，口占，笔不停缀，俄而众篇悉就”[13](P136)。黄载，“精究经史，能为文章”[1](P157)。江为，“尤工于诗，有风人之体。为常有吟隋堤柳诗……盛传于时”[7](P1396)。廖凝，“触思成韵语，一时诗人尽屈其下”[7](P420)。 身为人师对学生又多关爱、奖挹，韩熙载“喜提奖后进，每见一文可采者，辄自缮写，仍为播其声名”[1](PP.91-92)，待舒雅“为忘年之交，出入卧内，曾无间然……迨数年，熙载知贡举，以雅为第一”[1](P147)。颜诩对门徒“晨暮延揖，饮馔燕笑，未尝不躬自接对”[1](P105)。高尚的师德和丰厚的学养也赢得了学生的敬慕，如江为尝“羁旅卧病，宝松躬尝药饵，夜不解带，为得之，与处数年，尽发其密”[7](P449)。江梦孙，“卒时八十，有五葬之日。自远方至者几千人，而服缞绖徒跣者百许”[3](卷八)。 由于有着亲密的师生关系，师徒同门常常赋诗论文，切磋技艺，酬答唱和更是不可或缺的雅事。熊皦师事陈沆，“陈沆赏皎(皦)《早梅》诗云：‘一夜欲开尽，百花犹未知’，曰‘太妃容德，于是乎在。’”[35](P939)江为和刘洞都学诗于陈贶，而夏宝松又是江为的弟子，故刘洞视之为“同门”，“与同门夏宝松相善，为唱和俦侣……或曰：‘先生道既如是，仍为善于宝松乎?’答曰：‘吾为汩汩扬波而已’”[3](卷九)。“洞有《夜坐》诗，宝松有《宿江城》诗，皆见称一时。……号曰‘刘夜坐’、‘夏江城’云。”[7](PP.448-449)惜南唐的诗文多有散佚，刘洞、夏宝松虽以《夜坐》和《宿江城》得名，而今也只留残句。诗文集全佚者更是不计其数，如刘洞于“后主即位，诣金陵献诗百篇”，且号“五言金城”[1](P95)，《补五代史艺文志》录其诗一卷；今《全唐诗》仅卷七四一收其诗一首，卷七九五补断句十。韩熙载，陆游《南唐书》卷一二本传录《格言》及《格言后述》三卷、《拟议集》十五卷、《定居集》二卷，《清异录》卷二“五宜”条录《五宜说》，并佚[8](P594)；今《全唐诗》卷七三八收其诗五首，卷八九九收其词断句二，《全唐诗补编补遗》卷一六补一首，《全唐文》卷八七七收其文六篇，《唐文拾遗》卷四七补二篇。由此，昔日师生同门交游唱和之盛况已不得窥其全貌。 而师承与交游所带来的亲密交往、频繁酬唱与彼此间的互相学习、交流与模仿，使师生同门的创作倾向呈现出较高程度的相似性，诗作在谋篇布局、主题、意象、句式等方面时见雷同和程式化。即以学于庐山的诗人为例，黄损、虚中、熊皦从陈沆学诗；江为、刘洞师事陈贶，夏宝松、杨徽之复从江为学，夏宝松又再传弟子，从而形成了师徒承传、同门切磋的交游群体，其创作也呈现出一些共同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贾岛为宗，走苦吟之路。如虚中作诗“境幽搜亦玄”[25](齐己《谢虚中上人寄示题天策阁诗》，P9477)，黄损“诗好常甘得句迟”[4](林楚才《赠致仕黄损》，P161)，陈贶，“苦思于诗”[7](P419)，“尝谓己诗埒贾岛”[1](P95)，刘洞“自言有浪仙之体”[1](P95)，江为“酷于诗句”[3](卷八)，杨徽之“每对客论诗，终日不倦。此所以成名，亦几乎成癖也”[6](《杨公行状》，P180)。对此贾晋华《唐末五代庐山诗人群考论》考述甚详，可参[36]。许总在考察了五代诗人的交游和创作情况后即认为“贯串五代始终的文人活动恰恰可以由师承关系联结起来”[37]。 南唐时，进士科以诗赋取士以及全社会普遍重视文学的风气，使得文学的地位日益重要，工诗能文成为文士安身立命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尽快提高赋诗作文的技能、作出声播四方的佳篇是他们共同关注和关心的问题。而到山林读书修业，或师从儒学造诣深厚、文学成就突出的著名文士，就成为达此目的之捷径。 南唐私人授学的形式多样、内容丰富，除儒家典籍外，主要致力于诗文创作方法的指导与传授，从这个角度而言，私学的兴盛影响了南唐文学发展的格局：众多文士拜师学艺，日后大多成为知名文学家；书院(堂)大规模的诗文教育，客观上为文学创作生成了庞大的后备力量，是南唐文学繁荣的一个重要因素。与此同时，诗人们因为学业关系形成了师徒承传梯队，诗简往还，彼此影响，使他们的创作倾向呈现出较高程度的相似性，创作法则也趋于程式化，而“严格的师承关系则显然是促使创作法则程式化的基本原因”[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