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来中国港台地区的史学史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中国论文,五十年论文,港台论文,史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4)02-0149-06
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港台地区的史学史研究，就其渊源而论，本为大陆现代史学之延伸，只因其所处的特殊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态环境，遂形成了与大陆不同的另一种发展格局。了解并研究这一发展过程和特点，对于扩大我们的视野，推进目前的史学史学科建设，应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
一
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港台地区从事史学史研究的不仅人数少，且多为大陆移居当地的学者，如台湾的李宗侗、沈刚伯、赵铁寒、宋晞、蓝文徵和香港新亚书院的钱穆 等。其研究的内容与方法，亦保持着大陆三四十年代以来偏重历史文献学的风格。稍 后 ，才有台湾大学或新亚书院毕业的新军加入其中，如杜维运、王德毅、许冠三、汪荣 祖 、余英时、逯耀东等。但直至70年代前期，其地从事史学史研究的专业人员依然不多 ， 研究的范围也不广。据统计，台湾出版的《大陆杂志》在1950—1970年的二十年间， 发 表的论文总数为3724篇，其中有关史学史的仅26篇，约占0.7%，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 了 该时期史学史研究的薄弱状况[1](P175—177)。至于外国史学史方面，更鲜有值得称 道 的研究成果。
其时，史学史方面稍具系统的仅有李宗侗的《中国史学史》(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5)和钱穆的《中国史学名著》(台北三民书局，1973)等寥寥数种。其中，李著约15万字，分20章对中国史学的演变作了概述，全书框架大致与金毓黻《中国史学史》相近，内容也不出历史编纂学和文献学范围，且强调“史之足重者，尤当在于记载之真实，若能文笔奇伟，记事翔实，两者均兼，斯为上矣。若不能此，宁留翔实而略奇伟”；又谓，司马光之《通鉴考异》“既合于新史学之观点，实足为以后作者之楷范矣。吾于书中专论《通鉴》二章，盖以此矣”[2](《自序》)。可见其书重心之所在。钱著则以中国史学名著的解析为基本线索，对中国史学的源起、史书体裁及其观念的演变等作了讨论，力求从传统学术的整体发展背景中去把握史学的特征，表现出其注重学术传承、讲求通识和经世的治学风格。
在专题研究方面，较有影响的则有吕谦举的《两晋六朝的史学》(香港《人生》半月刊22卷1期，1961)、逯耀东的《论魏晋史学的转变及其特色：以杂传为范围所作的分析》(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博士论文，1970)、陈芳明的《北宋史学的忠君观念》(台湾大学历史学系硕士论文，1972)、杜维运的《清乾嘉时代之史学与史家》(台湾大学文史丛刊之一，1962)，以及对袁宏、范晔、欧阳修、吕祖谦、李焘、刘恕、崔述、章学诚等史家及其史著的讨论。其中不少论著内容厚实，有的还在研究视角上作了新的探索。如吕谦举在60年代中期发表的《宋代史学的义理观念》和《中国史学思想的概述》两文(分载于香港《人生》半月刊1964年总327期和1965年总342期)，对过去较少讨论的传统史学思想演变线索作了梳理，认为“中国史学思想统摄了天道、人道、治道三大理型。天道在变易中见，人道在善恶中见，治道在兴亡中见。治道是人道的实践，人道是天道的主体，天道是人道的法则”[3](P1075)，它集中表现在中国史学特有的义理观上。这种义理，主要“包含了两个物事，一为事理的义理，一为道德的义理。事理的义理重在兴亡成败因果关系的叙述，道德的义理重在善恶休咎的大义褒贬。道德的义理影响事理的义理，事理的义理是道德义理的总结”[4](P402)。
有关中国近代史学史的研究，则仅有周应龙的《魏源学案略稿》(《复兴冈学报》第3期，1963)、吴蔚若《章太炎之民族主义史学》(《大陆杂志》13卷6期，1956)、汪荣祖的《梁启超新史学试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期，1971)、王德毅所编《王国维年谱》(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68)等少数论著，总体上尚处于一种起步状态。当然，其中也不乏一些富有启示的见解。如牟润孙所撰《记所见之二十五年来史学著作》一文对我国现当代(1938—1964)史学发展作出的评论。他认为，抗战以后，史学界独重史料考据实证的风气开始有所转变，出现了要求关注时局，继承传统文化精神，以史学经世报国的趋势。而战后旅美的中国史家，如杨联升、何炳棣、房兆楹、萧公权、瞿同祖、刘子健等，注意运用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解释中国历史问题，成就显著，尤值得我们思索。今后中国史学的发展，要当以社会科学为治史基础，方能跻身世界史学之林[3](P1148—1149)。证之后来港台史学的发展，这一判断，应当说是颇具前瞻性的。
二
大致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港台地区的史学史研究才进入了一个比较大的发展时期。这种发展，既是学术力量本身积累的结果，也与其时当地整个史学的发展背景有着密切关系。从学术自身的因素审视，这种发展势头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史学史学科队伍的明显扩大。60年代以后，随着台湾经济实力的增强和高等教育规模的迅速扩张，历史教育机构除50年代已有的台湾大学、台湾师范大学和东海大学三校外，文化学院、辅仁、政大、中兴、成大、淡江和东吴等高校也纷纷设置历史学系，并有不少学校开设了史学史课程，由此直接为相关专业人才的训练培养和充实创造了条件。至70年代前期，除前述一些开风气的人物外，更有阮芝生(1972年博士)、张元(1974年博士)、李东华(1973年硕士、1980年博士)、黄俊杰(1973年硕士、1980年博士)、陈锦忠(1974年硕士、1980年博士)、黄进兴(1974年硕士)等一批历史学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毕业，加入到该领域的研究，在整个港台地区形成了一支相当整齐的专业学术队伍。
二是研究工作日趋规模化。在基础资料建设方面，如杜维运、黄进兴、陈锦忠选编的《中国史学史论文选集》(共三册，华世出版社，1976、1980)和阮芝生、王寿南、王德毅、王尔敏选编的《中国史学史论文选集》(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83)等，对清末以来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主要成果作了较为系统的汇集和总结，为后人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便利的参考依据。在专业学术活动方面，则组织了一系列国际性学术会议，其中尤以台中中兴大学历史系举办的四次中西史学史研讨会最具影响。其中，第一届会议(1985年)到会的国内外专家达40多人，发表论文10篇(《中西史学史研讨会论文集》，台南久洋出版社，1986)；第二届会议(1986年)发表论文14篇(《第二届中西史学史研讨会论文集》，中兴大学历史学系，1987)；第三届会议(1990年)发表论文21篇(《第三届史学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中青峰出版社，1991)；第四届会议(1998年)专门讨论“人物与历史撰述”(会议论文集尚未出版)。随着会议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参加人员更具世界性，论题也一届比一届更为广泛和深入，其研究范围也较以前大为开阔。特别是这一时期的中国古代史学史研究，几乎各个断代和领域都有相当数量的论著问世。如通论古代或一朝史学趋势者有雷家骥《中古史学观念史》(学生书局，1990；该书主要内容已于1983—1989年间刊出)、陈锦忠《中国上古史学的萌芽期》(东海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74)、逯耀东《魏晋史学的思想与社会基础》(东大图书公司，1989)、林庆彰《明代考据学研究》(学生书局，1987)、杜维运《清代史学与史家》(东大图书公司，1984)、古伟瀛《从考据到科学方法》(《近代中国初期历史研讨会论文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等；讨论史官制度及官修史的有陈锦忠《先秦史官制度的形成与演变》(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博士论文，1980)和《周代史官的职掌与其性格的演变》(载《第二届中西史学史研讨会论文集》)、张荣芳《唐代的史馆与史官》(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84)、王明荪《辽金之史馆与史官》(《国史馆馆刊》复刊第6期，1989)和《金修国史及金史源流》(《书目季刊》22卷1期，1988)等；专论史书体裁与编纂学的有蔡学海《纪事本末史研究》(《淡江学报》总19期，1982)和《编年史研究》(《书目季刊》18卷1期，1984)、王明荪《从学术史著作之渊源看学案体裁》(载《中西史学史研讨会论文集》)等；有关各时期史家或史著的专题研究，数量更巨，其内容自先秦时期的《春秋》、《左传》直到明清时期的王世贞、顾炎武、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赵翼等，均有涉略。这些，都为今后编写更为系统的中国史学史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这一时期港台地区史学风气的转变，也给史学史的研究以不少新的刺激与驱动。众所周知，20世纪50年代以来，台湾地区史学的主流原本一直掌控在史料考证派手中。但自60年代起，这种局面逐渐难以维持。这是因为，该派原先取得的巨大成功主要得益于大陆丰富的现代考古学资源，当其主力移居台湾后，这一优势便不复存在，以致治学规模日见局促。而其治史专重史料考订和古史研究，偏于细琐事物辨析而疏于整体历史理解的做法，也弊端日显。加之西方最新史学理论与方法不断输入的影响，学术界遂起人心思变之局。1964年以后，《思与言》杂志(创刊于1963年2月15日)首先对史料考证派的理论提出了公开批评。随着讨论的深入，至70年代，“史料学派的观念和方法渐被扬弃，而解释史学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具体来说，这一史风的转变，一方面表现出“史学界脱出史料学的羁绊后对新理论及方法之追求，诸如如何借用社会学的理论与观念来研究历史，量化研究方法的介绍与应用，以及行为科学理论(如心理史学)的介绍等都是。其次是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受重视，这是五十年代以来提倡以社会科学方法治史所产生的影响”[5](P77-78、80-81)。
在这种风气转变中，港台地区的史学史研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
首先是“史义”的发掘受到了更多的关注。治史当重“意义”之说，虽为钱穆等人一贯强调，然而在史料考证派占居主流的境况下并未得到多数人的认同，史学史研究在较长时期内偏重文献目录学及重述说而轻解释，也与此不无关系。至六七十年代，随着对史料考证派的批评呼声渐起，除了钱穆在《中国历史研究法》(台北三民书局，1969)和《中国史学名著》等论著中继续倡导此说外，台湾史学界的另一元老沈刚伯也在一篇题为《从百余年来史学风气的转变谈到台湾大学史学系的教学方针》(《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学报》创刊号，1974)中作出了呼应，认为19世纪以后德国史学家因受“自然科学启示”而提出的“历史决定论”(他称之为“史演论”)，无论是出于“唯心”还是“唯物”，都是对因果律的滥用，如欲“建立一新而正当的史学以端人心而正风俗”，即应“讲求‘史义’以根绝一切史演之学，并培养‘史识’以补考据之不足”。在这种学术氛围的烘托下，史学史研究中的“史义”发掘意识得到了普遍加强。如杜维运在《清代史学与史家》中便特别指出：“以原则而言，历史事实不可能脱离史家之解释而客观存在。中国叙事之史学作品中，史家之解释，寓于其中，为极自然之现象。史家选择某种史实，而又将比较相类之史实置于一起，史家之解释，自隐约于其中矣。惟中国史家，深觉‘史为记事之书’，每将其解释隐藏于史实之后，让读者体会，而不明白揭出之。初视之，颇类断烂朝报，而实则其精义存焉。此真非西方史家所能深晓者也。”[6](P16)余英时则在《中国史学的现阶段：反省与展望》(《史学评论》创刊号，1979)中将中国现代史学的主要流派分成史料和史观两大学派，认为他们分别代表了近代史学追求科学化的两个途径，但史料学派的史学完全与时代脱节，史观学派的史学研究又与时代结合得过分密切，从发掘“史义”的角度来审视，二者均存在严重的缺憾，所以，他希望今后的中国史学研究应当着力“使我们从多方面去认清中国文化的基本型态及其发展的过程”，而“这种对过去的了解可以照明我们今天的历史处境”。而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香港龙门书店，1977)、张元《宋代理学家的史学观——以<资治通鉴纲目>为例》(台湾大学历史系博士论文，1975)、李焯然《焦竑之史学思想》(《书目季刊》15卷4期，1982)、黄秀政《顾炎武的经世思想》(《思与言》14卷4期，1977)、许冠三《王船山的历史学说》(香港活史学研究社，1978)、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香港龙门书局，1976)、古伟瀛《从<廿二史札记>看赵翼的史学观》(载《第二届中西史学史研讨会论文集》)等论著，也都具有这种倾向。
其次是中国近现代史学史的研究日趋升温。其中缘由，固非一端。但因批评史料考证派而引发的学术界对近现代史学路向的整体反思，对此无疑是一有力的推动。比较明显的，如70年代中期，便有中国文化学院的王吉林、马先醒、宋晞、程光裕等人撰文，对前六十年国人研究史前史到明清各代史成绩作了总结反思(载《史学汇刊》第4卷，1974)。而由程发韧主编《六十年来之国学》中的史学专册(正中书局，1974)、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持编纂的《六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1988—1989)，以及高明士主编《中国史研究指南》(共五册，联经出版公司，1990)中也均有与此相关的论述。这些基础性的资料和文献目录清理工作，都为近现代史学史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必要的前提。与此同时，一些研究性的论著也不断问世。其中以许冠三的《新史学九十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6—1988)最具系统。该书凡上下两册，分史学新义、考证学派、方法学派、史料学派、史观学派(上、下)、史建学派、附录等八卷，按学派论述了20世纪初至80年代中国史学的变迁，以及梁启超、张荫麟、王国维、陈垣、胡适、顾颉刚、傅斯年、陈寅恪、李大钊、朱谦之、雷海宗、常乃德、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殷海光等各家成就。全书征引广博，结构紧凑。其论述特重各家理论与方法的考察，并能结合具体的史学实践例证加以深入剖析。为慎重起见，该书出版前，还曾将各章稿件分寄海峡两岸有关专家审阅，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是以问世后，颇受学术界重视。汪荣祖在《五四运动与民国史学之发展》(载《五四研究论文集》，联经出版公司，1979)中提出“近代史学的昌明光大，大致根据三个基础：学院化、专业化和独立化”。他的这一见解对于观察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极具理论价值。其余如汪荣祖的《史家陈寅恪传》(香港波文书局，1976)、余英时的《中国史学的现阶段：反省与展望》、王泛森的《古史辨运动的兴起》(允晨文化出版公司，1987)，以及大量有关王国维、罗振玉、刘师培、胡适、傅斯年、张荫麟、雷海宗、柳诒徵、钱穆、陶希圣、方豪等史学的讨论，也各具特色。在当代史学的研究方面，较具代表性的则有逯耀东《中共史学的发展与演变》(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79)和《史学危机的呼声》(联经出版公司，1987)、吴安家《中共史学新探》(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83)、李东华《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华民国”历史学研究的发展》(《中国论坛》总241期，1985)、黄俊杰《民国四十年至民国六十年之间国内史学思潮之激荡》(《史学评论》第6期，1983)和《三十年来史学方法论研究的回顾与前瞻(1950—1980)》[1]等。上述研究，差不多都能注意结合史学发展的现状，对其未来走势提出自己的判断或建设性意见。这一点，也正可见其用意之所在。
最后是外国史学史和中外史学比较研究的兴起。这一时期，随着港台地区年轻一代史家要求改革现状的呼声日高，以及一批欧美留学人员的回归和西方现代史学理论与方法的更多输入，外国史学史和中外史学比较研究也日趋兴起。其中，对欧美史学史的研究，主要论著有蔡石山《西洋史学史》(国立编译馆，1975)、王任光《西洋中古时代的基督教史学》(《西洋史集刊》第1期，1989)、周梁楷《近代欧洲史家及史学思想》(唐山出版社，1980)和《年鉴学派的史学传统及其转变》(《史学评论》第7期，1984)、阎沁恒《汤恩比(即汤因比)与历史》(牧童出版社，1976)、林正珍《柯灵乌(即柯林武德)史学思想的研究》(辅仁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82)、汪荣祖《兰克史学真相》(《食货》月刊5卷1期，1975)和《白德尔(即布罗代尔)与当代法国史学》(《食货》月刊6卷6期，1976)，以及孙同勋的《二十世纪的美国史学》、《美国进步史学初探》、《美国的新保守史学》、《心理学理论在美国史研究上的应用及其得失》(分别载《美国研究》1卷1期、12卷1期和3期、19卷1期，1971—1989)等。在日本史学的研究方面，成果较多的是高明士，他在《大陆杂志》、《食货》月刊等刊物上发表了多篇论述战后日本史学界关于中国史研究的论文，并结集出版了《战后日本的中国史研究》一书(东升出版公司，1982；此书另有明文书局1982年增订本和1987年二版、1996年修订四版)。
在中外史学的比较研究方面，早期所见仅余英时《章实斋与柯灵乌的历史思想——中西历史哲学的一点比较》(《自由学人》3卷2—4期，1957)和沈刚伯《古代中西史学的异同》(东海大学讲演稿，1965)等少数论文。此期的研究，从范围论，已较前宽广，其中成就显著的当推杜维运和汪荣祖。杜维运在这方面的著作，主要有《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东大图书公司，1981)和《中西古代史学比较》(东大图书公司，1988)两书，前者列举史实，澄清了某些西方史家对中国传统史学存在的误解；后者从中西史学的起源、史学原理的创获和史学著作成绩三方面展开比较，认为中国极早创获了纪实、阙疑、求真、怀疑等重要的史学原理，基础深厚，范围广阔，意境深远，尤为壮观。而西方史学在问题的追踪与阐释上，甚为精到，非中国所能企及。比较二者，进而会通融合，当为未来史学发展之趋势。此外，他还作有《西方史学输入中国考》(《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学报》第3期，1976)一文，较为详细考察了1949年之前西方史学传入中国的情况。汪荣祖的《史传通说——中西史学之比较》(联经出版公司，1988)，则以《文心雕龙·史传篇》为基础，分列二十四题，对中西史学发展史和史学理论作了分析与比较。这些论著，都在不同层面上深化了对中西史学的认识。
三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因受港台地区政治格局和文化思潮变迁的影响，史学史研究在继续深入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风气转换的迹象。
1987年，台湾国民党政权宣布“解严”；1991年，复终止动员“勘乱”时期。自此，两岸的史学史研究，不但在论文和资料交流上渠道渐显畅通，且得借研讨会和互访讲学等方式，直接展开大陆、香港和台湾三地间的学者对话。近年赴台湾参加学术研讨会和讲学的大陆著名史学史专家便有瞿林东、仓修良、蒋大椿、张广智等，而台湾方面来访的也有王德毅、汪荣祖、王泛森、戴晋新等。在此基础上，有的还进而融会各方学术成果，发起了合作研究。如大陆学者罗志田主编的《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一书，便是大陆、台湾和美籍华裔三方学者通力合作的成果。这种情况，对于促进整个中国的史学史研究事业，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从该时期港台地区发表的史学史研究成果看，无论在深度或广度上，均有相当的推进。以中国史学史的研究而论，不仅出现了杜维运《中国史学史》(该书为作者自印本，台北三民书局总经销。已出版两册，内容自先秦迄于唐，第一册有1993年印本，第二册有1998年印本)和潘德深《中国史学史》(五南图书公司，1994)等系统论述中国史学整体发展趋势的著作，在各具体领域的专题研究方面，也形成了相当规模，如戴晋新的《先秦史学史论稿——观念与方法》(台北国泰文化，2000)、耿慧玲的《金石学历史析论》(文化大学历史学研究所博士论文，1997)、黄兆强的《清人元史学探研——清初至清中叶》(台北稻乡出版社，2000)等。
有关近现代史学史的专题研究，则从史家和史著的个案考察进一步扩展到史学思潮、流派、学术机构与制度，乃至某些分支学科领域的成就和港台地区史学的总结等方面，收获甚见丰厚。其中较引人注目的有彭明辉《疑古思想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发展》(台湾商务印书馆，1991)、《历史地理学与现代中国史学》(东大图书公司，1995)、《晚清的经世史学》(麦田出版公司，2002)和《台湾史学的中国缠结》(麦田出版公司，2002)、赵庆河《读书杂志与中国社会史论战(1931—1933)》(稻禾出版社，1995)、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1922—1927)》(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系，1999)、刘龙心《学术与制度——学科体制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建立》(远流，2002)、周佳荣和刘咏聪主编《当代香港史学研究》(香港三联书店，1994)等专著，以及杜正胜和王泛森编《新学术之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和黄克武《清代考证学的渊源——民初以来研究成果之评介》(《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总11期，1991)、宋晞《民国 以来的中国史学》(台北国史馆发行，1999)、黄进兴《中国近代史学的双重危机：试论 “新史学”的诞生及其所面临的困境》(《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1997)、查时杰《私 立基督教燕京大学历史系所初探》(《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学报》总20期，1999)、林能士 和胡春惠《四十年来大陆中国近代史(1840—1949)研究之调查及评估——以中国社会科 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为中心的探讨》(《中国大陆人文及社会科学发展概况》，台北政治大 学学术研究发展委员会，1996)、杨肃献《台湾的西洋史研究(1950—1995)》(《台湾大 学历史学系学报》总21期，1997)、周梁楷《史学史研究的取向：1945年以来台湾史家的 论述》(收入《中国史学史研讨会：从比较观点出发论文集》，台北稻乡出版社，1999) 、彭明辉《台湾地区的历史研究机构与历史系课程(1945—1995)》(《政治大学历史学报 》总16期，1999)和《台湾地区历史学研究的量化考察：以五种学术期刊为分析对象，19 45—2000》(《汉学研究通讯》20卷4期，2001)、《台湾地区历史学期刊论文与博、硕士 论文的量化比较，1945—2000》(《汉学研究通讯》21卷2期，2002)、林正珍《台湾五十 年来史学理论的变迁与发展：1950—2000》(《汉学研究通讯》20卷4期，2001)等论文。
此外，由于其时港台地区的学术思潮出现了全球化和本土化两极并行的趋势，新课题的拓展和本地史的研究风气日盛。以香港而论，其研究一方面在国际学术潮流的引领下“向跨学科分支和比较史学发展，拓展中外文化交流史、全球华人史的研究和性别历史研究”，另一方面以客家文化、香港企业及其社区文化、社团组织和社群为等重点的本地史或区域史研究也有趋热之势[7][8]。这种变化，使港台地区的史学史研究出现了两个值得注意的倾向：一是对本地史研究的回顾和总结明显加强。其中有关台湾史研究的回顾更多，较著者有张炎宪《台湾史研究的新精神》(《台湾史料研究》创刊号，1993)、施志汶《台湾史研究的反思——以近十年国内各校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为中心(1983—1992)》(《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学报》总22期，1994)、黄富三《从连雅堂到杨云萍——二十世纪前半叶的本土台湾史研究》(“林本源中华文教基金会八十八年年会暨杨云萍教授之史学与文学研讨会”论文，1999)、陈文彬编著《海峡两岸编写台湾史的反思与整合》(学生书局，1997)、黄秀政和曾鼎甲《论近五十年来台湾方志之纂修：以<台湾省通志稿·人物志>为例》(“中华民国史专题第四届讨论会：民国以来的史料与史学”论文，台北国史馆，1997)，以及黄富三、古伟瀛和蔡采秀主编的《台湾史研究一百年——回顾与研究》(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筹备处，1998)等。这可以说是对80年代末以后台湾史研究日益成为一门宣扬“本土意识”的显学所作出的呼应。二是在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下，一部分史学史论著的研究观念、方法和角度起了明显的转换。从国际学术界看，阶级、族群和性别已成为近数十年来挑战历史研究与书写的重要分析工具[9]，而“受后现代史学洗礼的文化史家集中在以下层弱势者的主观事物(文化)为分析对象”[10]，它不但促使历史研究通过转换话题和角度得以拓展其研究领域，也使史学史研究萌发出一些与以往不同的关怀。如随着妇女史研究的加强，李贞德先后撰写了《妇女、性别与五十年来的台湾方志》、《妇女在家庭与社会中的角色——欧洲中古妇女史研究》(《新史学》4卷2期，1993)、《最近中国宗教史研究中的女性问题》(《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第2期，1994)、《超越父系家族的藩篱——台湾地区的中国妇女史研究(1945—1995)》(《新史学》7卷2期，1996)、《杰出女性、性别和历史研究》(《妇女与两性研究通讯》总50期，1999)等多篇回顾性史学史论文，剖析历史记载及以往妇女史研究中的权势话语，凸显性别研究的重要意义，认为“性别在今日对历史研究的提醒不仅限于发掘历史上的特异女性，也在于从女性生命经验的角度重新检讨原先认为值得记载和研究的故事，并且因为这层检讨而重画历史图像，重刻历史演变的轨迹”[9]。而祝平一回顾战后台湾渔业史的研究，主旨亦在发掘历史意识是历史过程中权力关系的产物这一观念[11]。此外，值得注意的还有周梁楷倡导的影视史学史研究，他发表了多篇论文，如《银幕中的历史因果关系：评论<谁杀了肯尼迪>及<返乡第二春>》(《当代》总74期，1992)、《书写历史与影视史学》(《当代》总88期，1993)、《影视史学、知识基础与课程主旨之反思》(《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学报》总23期，1999)、《影像中的人物与历史——以<白宫风暴>为讨论对象》(《中兴大学人文学系学报》总32期，2002)。影视史学史并不是电影史，也不是运用影视来教学，而是从知识论立场出发来研究电影、电视与历史，并涉及“非专业史家的历史文本，口语的、文字的、图像的、包括静态的任何图像的历史文本”[8]，从这些图像历史文本中辨析出史学观念和史学思想。
上述倾向及其研究趋势，都足以引起我们的进一步关注和思索。
收稿日期：2003-1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