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旅游是市场经济发展产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产物论文,经济发展论文,旅游论文,市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前，国内和国外学界对旅游现象的起源和发展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理解，有一种流行较广的理解认为，旅游是社会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因此得出了“旅游自古就有”的结论，另一种看法则认为，旅游现象是市场经济发展产物，出现于产业革命之后的英国。产生这两种理解的分歧，起因于所持研究方法的不同。而长期从事旅游现象基础理论研究的经历，使我深信旅游现象必然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因为它是从“旅游是社会现象”和“旅游现象的起源”两个前提所作演绎推理的结果，是旅游现象基础理论的“第一命题”，具有规律性的结论，然而对这个命题的提出，也出现了质疑，这是一个好现象，开展旅游研究的学术讨论有了一个起点。本文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中提出的；此文原为正在写作中的《旅游学原理——旅游运行规律研究之系统陈述》一书第一单元中的一章，现略加修改先行发表，以求得旅游同行和各界关心人士的批评指正。
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认识
我的观点是认为“旅游是市场经济发展产物”，而“旅游是社会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的论点并没有科学根据，因而提出质疑。我认为，任何社会事实的产生都有一定的历史时空条件作为其出现的背景，这个背景是判断其产生原因的必要条件，这种条件之所以必要，是因为缺少这些条件，就不可能在历史的长河中界定社会事实的时空特征。对旅游现象(也就是涂尔干所说的社会事实)的产生可以从三个方面去考察其必然性：首先，是旅游现象的出现只有在社会大生产条件下才有可能；社会大生产使得社会富裕起来，个人收入提高，为旅游的产生和发展所需要的巨大物质基础创造条件，为对旅游活动有支付能力的社会需求开辟市场。社会的富裕只可能出现在实行机器大生产的市场经济社会中，而之前的小生产自给经济社会，由于生产力低下，缺乏这种物质基础，不可能形成广泛的对旅游活动的社会需求。其次，旅游现象的出现必须在社会意识有了巨大改变条件下才有可能，社会意识的巨大改变尤其是指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改变；社会的富裕，首先影响人们价值观的改变，反映在人们与社会的权利和义务之间的关系上，也反映在自身的价值观念上，有了这种观念上的改变才会产生改善生活的旅游需要，从而形成旅游市场客源。旅游活动是一种没有物质回报的纯消费活动，这种消费在贫穷的小生产自给经济社会中，得不到社会意识上的支持。再次，旅游现象指一种开放性的活动。所谓开放性，是指接触双方之间的互动关系，双方在相互接触过程中会接受和吸收对方的文化，同时也会把自己的文化信息传递给对方。旅游现象实质上是以人际关系为内涵的社会活动，是一种十分典型的开放性活动。开放性活动只可能存在于开放性社会中，而这种社会只可能是市场经济社会，而不可能是中外历史上任何一个小生产自给经济社会。到当前为止的现实世界中，旅游产生和发展这一规律始终在起作用。
比较中古和近代中国和欧洲(包括英国在内)的历史演进，可以发现中国由中世纪封建时代的强盛演变到近代时期的社会衰落，这种衰落不仅仅指的是科技、经济、政治的情况，也包括社会伦理观念方面的坠落趋势；而同时期欧洲社会则由封建割据和宗教专制的中世纪黑暗时代经过文艺复兴和产业革命的历史变革，解放了封建和宗教对人们精神和物质上的压迫和束缚，自此以后人们的思想解放了，自我意识增强了，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为产业革命的出现做好了精神意识上的准备。文艺复兴和产业革命是欧洲社会由衰到盛演进的直接原因①，也是旅游现象出现的前提条件。然而中国并没有经历文艺复兴和产业革命的过程，中国社会中传统的封建和小生产自给经济观念意识还有很深的基础，没有完全被市场经济观念意识所取代。根据这一推断，还可以认识到，市场经济发展到相当高度的社会，在出现旅游现象时，会体现出两方面与社会经济发展有密切关系的联系，这就是旅游现象的出现是社会富裕的结果，而人们对旅游消费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又是社会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
从旅游现象的研究方法来说，需要把旅游现象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放在社会科学领域内研究探索，才能接触到旅游的真实。从目前国内旅游高等教育范围内关于旅游的认识来看，都把旅游作为一种行业来认识，称之为“旅游业”。这种认识的渊源，来自当初有关领导单位把旅游高等教育定性为“旅游高等职业教育”，以“走洛桑道路”为办学方针的规定。这个规定把高等旅游教育的教学和科研限制在旅游业的住宿、餐饮和导游等接待业务范围以内。同时，由于历史的原因，社会科学的教学和研究在我国高等教育中已经消失了半个多世纪，旅游高校的教师中，几乎没有人接受过社会科学的教育，更谈不上系统的教育了，以至于自旅游高等教育开创之时起，“计划经济——部门经济”观念和体制成为旅游教学和研究中的指导思想和方法基础，这种历史背景，使得当前我国的旅游高等教育处于困惑的境地。这种困惑使得某些教材的写作和课题的研究，陷于偏离科学方法、主观教条而不能自拔。
旅游起源研究需要有一个时空坐标
任何社会事实的存在，都不是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内瞬间出现的，而是必须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的孕育、发展和成长过程，最终形成现在我们所能观察到的形态、结构和功能等特征。旅游也是如此，有其自己独特的历史发展过程。在我的《旅游学原理——旅游运行规律研究之系统陈述》一书“旅游现象的起源探索”一章中，曾在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引导下，提出了“旅游分化自旅行”的假设，并且用大量历史资料分析比较了我国与西欧自中古到近代的社会发展过程，通过演绎推理论证这个假设。然后在这个论证了的假设基础上，进一步探索这个“分化”发生的时空特征和坐标。为了明确概念的不同，我曾经将探索到“分化”之前存在过的少数人的异地游乐活动称之为“游乐性旅行”，而将之后的活动称之为“旅游”。不过，在一本2002年8月出版的“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旅游学》中，提出了质疑：“在旅游研究中，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外国，目前人们普遍形成的一个共识便是，现今意义上的旅游活动是从人类早期的旅行活动发展而来的。既然如此，那么同样的一个问题便是，自古有之的说法是否也意味着自有人类之日起，便有现今意义上的旅行活动在进行？”[1]这个提问有一个含混的地方，就是“自古有之”的说法。需要说明的是，“旅游分化自旅行”是我提出来的，见之于数篇已发表的论文和1999年出版的《旅游学原理》中。我提出这个论题，基于前面已经提到的社会事实的发生都有一个具有其自己的时空历史发展过程，绝不能产生于瞬间，这是一个常识，作为一个受过西洋史专业教育的教师，应该知道，“自古有之”和“自有人类之日起”在语义上并不是同一个概念，它们之间并无因果关系，因而不合逻辑。虽然我提出“分化自旅行”的论点，其中包含了分化自古代旅行的判断，但是绝不可以引申到“自有人类之日起”这一绝对的提法，从词义上来看，这种提法具有一定的情绪含义，似非学术讨论所宜。在我有关旅游起源的探索中，我所指的古代旅行，最早也只是推论殷商时代的异地商贩活动，读者必定也会意识到即使是明清时代的商贾贸易，盛如晋商徽商已经通达大江南北、南粤燕赵，也绝不可能是一种现今意义上的商务旅行。这就是社会发展的规律，任何社会事实的出现，必定受到社会发展时空特征的制约；任何社会事实的出现，必定要找到社会发展的时空坐标。而旅游学术的研究，找到旅游现象出现的时空特征及其坐标，是基础理论研究的首要工作。
旅游起源时空特征和坐标的探索
在我的“旅游起源”研究中，我找到了旅游起源的时空特征和坐标应验在托马斯·库克的身上。也就是说，旅游分化自旅行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无法给出一个十分明确的时间表来证明它的演变过程，但是我们可以从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觉察到构成“分化”现象的有关要素，并且也可以归纳到这些不断变化着的要素发展到一定空间和时间条件成熟时，聚变为一个新的现象，最后又可以监测到这个新现象在这个特定的时间和空间点上，体现在怎样的一个实在的、可以直观的事实上。我这里说的，是19世纪40年代出现在英国的托马斯·库克的工作和他的事业。写到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不准备去讨论历史上的旅游分化自旅行的细节，这些事实已经有专著讨论，这里不再赘述，这里只想接着起源研究的结果，探讨旅游发展和运行规律的基本命题——旅游是市场经济发展产物，为什么会体现在托马斯·库克身上。下面首先要把托马斯·库克的工作加以厘清。
在厘清托马斯·库克工作之前，先对他活动的时代背景作一个分析。
托马斯·库克首次为异地旅游活动提供团体服务是在1841年，其实此次活动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旅游，而是给从莱斯特(Legendsfer)到洛勃罗赫(Loughborough)参加禁酒大会的与会者提供包车运输服务的组织工作。这个时候，距离英国产业革命的开始已经过去了70多年，英国已经摆脱了小生产自给经济体系，发展成了以机器大生产为中心的市场经济结构体制，社会发生了巨变，社会财富不断增加，个人收入也相继提高，建成了工业生产体系和市场体系，出现了一大批小生产自给经济体系中不存在的中产阶层和工薪劳动者，他们成为新兴市场经济社会的中坚力量。在经济发展同时，人们的观念和意识也在改变，首先发生变化的是价值观的改变，个人主义意识逐渐成为人们处世关系的行为准则，追逐个人利益、追求精神生活上的满足，成为社会共同的道德标准，商品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在社会生活中也深深地感到其存在的影响。人们收入的增加、闲暇时间的充裕，开始提出休闲性游乐活动的需要，这种需要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不是历史上的个别人对游乐性旅行的需要所能比拟。
技术和经济的大发展，影响到了交通领域，由于蒸汽机在工业上应用经验的积累，以及钢铁冶炼技术的进步，英国在1825年初建成了自斯托克顿(Stockton)到达林顿(Darlington)的铁路，全长只有28英里，10年后的1835年全英国铁路的通车里程已经增加到471英里，而到40年代鸦片战争爆发后的1845年则更增为3277英里。就铁路交通的优越性来说，行驶速度快疾是最明显的事实，这时候火车的行驶速度每小时25英里余，比之公共马车每小时6英里多一点的速度快了4倍多，对旅行来说，是一个十分有意义的飞跃。
总的来说，托马斯·库克的活动时代，正处在英国产业革命已经完成，建立了繁荣发达的市场经济体系，在物质和精神上两方面发展出了与过去历史上任何时期性质完全不同的社会结构和体制的时候，这样一个技术、经济和意识处于历史上巅峰时期的社会，旅游现象的出现就成为必然的事实。
托马斯·库克的工作体现了旅游起源于市场经济发展的时空特征坐标
为了验证托马斯·库克的活动体现为旅游是市场发展产物的时空特征坐标，有必要就其早期主要活动加以探索评论。
关于托马斯·库克工作的历史意义，已经有很多旅游学术著作加以评论过，然而大都着重于就其工作的具体方法对后来人工作的影响加以评论，而缺乏注意其工作对旅游发生和发展的含义作出评论。事实上，由于不能从历史的大视野去思考托马斯·库克工作的含义，就如俗话所说的那样“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白白地丢弃了托马斯·库克文化遗产最珍贵的部分——旅游发展的市场经济运作模式，这个具有战略意义的思想，而固守于手工业小生产方式不能自拔。托马斯·库克对旅游发生和发展作出的最大贡献，就在于他以自己的工作证明了“旅游是市场经济发展产物”是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律。反之，在国内旅游学界流行多年的“旅游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的提法，是一个没有事实根据、不科学的臆断，原因就在于这个臆断找不到它产生的时空特征坐标。
市场经济体制社会，是一个以社会的需要和社会的供给为特征的社会生产系统，在运作中，具有强烈的效率、成本和市场意识，目光专注着市场上的需要者和他们的消费趋向。及时改变自己的经营思想和运作方式，以适应消费者的需要，获取最大利润。这些市场经济运作的特质，可以在托马斯·库克的主要工作中觉察到它的存在。托马斯·库克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和有效的管理能力，在英国刚开始建设铁路交通时，他已经意识到一个崭新的伟大事业将要出现而很快投身进去，从这里开始，托马斯·库克一步一步地把他体现了市场经济运作精神的经营思想和技巧渗透到旅游市场上，开创了包租交通工具和饭店客房的方法以降低成本，进而发展出了“包价旅游(Package tour)”，这是一种既降低成本招揽游客，又方便游客增加收益的经营方式，充分体现了市场经济体系的运作特征。此外，托马斯·库克把金融业务范围内的支付方式引入了旅游业务运作中，创造了“保证书(voucher)”和“流通券(circula note)”的支付方式；这种市场经济金融行业中的结算技术，不仅大大方便了游客，提高了游客在游程中的安全保障，也降低了托马斯·库克业务运作的成本，提高了资本流通的效率。随着技术的进步，开拓海洋旅游，尤其是1872年推出了环球旅游，虽然这次旅游活动具有某些商业性宣传用意，但是也表示了是一次突破地域限制的全球性环球活动，是显示市场经济体制下技术进步、经济实力和不同文化之间互相沟通、协调合作得以实现的范例。
在我最近重写的《旅游学原理——旅游运行规律研究之系统陈述》一书中，用了较多篇幅描述托马斯·库克的主要活动，目的不是要宣扬托马斯·库克活动的繁杂细节，而是想通过细节的描述，显示在已经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中，作为早期个体活动的游乐性旅行，是如何被社会的“强制力量”转化为旅游的②。在这里，市场经济机制体现在个人求利的动机、人际之间紧密依存关系、社会的普遍富裕、个人主义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形或、社会公共服务设施的普遍建立等等事实，在小生产自给经济社会中是不可能存在的。正如涂尔干指出的那样，在市场经济社会中，人们创造了这些事实，又被“强制”去接受这些事实，并适应它们的变化演进[3]。而这些被“强制”接受的新事务，旅游就是其中的一种，正好集中体现已经实现了产业革命，并且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的英国公民托马斯·库克的身上。他在那个时候在英国时来运转地办起了一个前无古人的行业——旅行社。所以可以作出这样的论断，托马斯·库克在他从1841年禁酒大会到1892年7月18日在英国莱斯特市去世的51年中，以他的工作见证了旅游如何从旅行中分化出来成为一种独立的社会现象。于是当我们在旅游起源的背景上考察托马斯·库克工作的社会意义时，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托马斯·库克旅行社(即托马斯·库克公司)的成立，标志着旅游现象的出现。
旅游现象发展和运行的常规与非常规形态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当欧美大陆一些先发展起来的市场经济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旅游活动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时，很多亚非国家和地区，正处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景况之中，社会贫穷、文化落后，旅游活动在现实生活中与大多数人来说，犹如隔世之事，难以想象。当时虽然少数中上阶层的人有了旅游的欲望，也存在过个别的旅游服务企业，但是毕竟为数甚微未成气候，未能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事实对社会的发展产生影响。
二战以来，大多数殖民地国家、半殖民国家和地区得到了独立解放的机会，纷纷希望建设自己残破的家园。20世纪50年代后，欧洲马歇耳复兴计划逐渐完成，遭受战祸的国家渐渐恢复了生机，经济得到了发展，生活有了提高，又重新出现了旅游的需要。而刚刚独立不久的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和地区，为筹措建设资金纷纷开放旅游市场，招揽入境旅游以吸取急需的外汇。于是出现了一个与我们这里提出的、与旅游产生和发展规律相违背的事实，就是尚未发展的贫穷社会能不能发展旅游的问题；甚至也出现了旅游产生和发展多种模式的理论[2]。从科学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不弄清楚，将会对旅游现象造成一个扭曲的形象，使我们偏离对其作出符合事实的认识和理解，从而影响到对旅游的决策和发展等一系列问题的解释。我国当前的旅游发展中，也遇到了一些同样的问题。
其实我们可以把问题简化为：是旅游促进经济发展，还是经济发展推动了旅游起步。把问题弄得太简单，有时候也会带来不少让人困扰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简化，使我想起了“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这个问题与其说是一个常识问题不如说是一个哲学命题，因为它给我们带来了一个认识论和本体论上的思考。很多哲学家从罗素到克里普(Saul Kripke，1941-)都研究过它。“名字和指称”问题的争论，关键在于解释名字如何命名。一种看法认为要依据命名对象的特征作出命名，而另一种看法则认为要依据这个名字与某种命名活动的因果关系，即给事物命名时，所依据的并不是我们对名字意义的了解，而是对某些有关历史事件及其因果关系影响的了解。于是我们可以发现，两者就某一事物的名字和指称的理解之间存在着不同的方法；前一种理解认为给某一事物命名，则所给的名字和所指意义是一致的，譬如把旅游只放到它自己的本质属性上去考虑，于是就无法解释古代的游乐性旅行与现代的旅游并不是同一种事物，而只有放到历史的时空背景上去考察旅游的产生和发展，才能发现从本质属性上来说，古代的游乐性旅行和今天的旅游有其转化承传的因果关系，但是两者绝不是同一个东西[4]。
所以，当我们解释“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或者“是经济推动旅游发展”，还是“旅游促进经济发展”的问题时，就不能用我们日常生活中习得的认识事物的知识来分析问题，而是需要用专门的科学知识来作出判断。这样鸡与蛋的问题明显地可以从进化论中得到解释，而经济与旅游的问题，则可以从经济学和社会发展史中得到答案。我们在旅游起源研究中，已经清楚地得出了“经济发展推动旅游出现”这一事实的结论，这是一个具有“规律性”的结论，就像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那样，可以不假思索地指出，必定是先有鸡才会有蛋，因为鸡是生物进化的产物，而蛋则不是，蛋只是作为进化产物鸡的产物而已。这个问题要排除“倒果为因”的谬误思维方式，就可以容易地解释了。我在这里花费了不少文字解释经济和旅游的关系问题，只是想提出一种观点和方法供学界同仁思考。其实，经济和旅游的关系问题是十分简单的事实，为什么会搞得像鸡和鸡蛋谁先有的问题那样混乱不清，不能不说学术界在“科学素养”上还有待建设，否则观念和思维方式上的缺失，会给我们的工作带来困难和障碍。
在发展中国家发展旅游的讨论中涉及这个问题，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在早期的发展中，有些非洲国家没有注意到这方面的问题，如冈比亚在20世纪60年代的旅游发展中接受了很多教训，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值得研究。所以，我们论及旅游发展和运行的常规和非常规形态时，把由于发展了市场经济，社会富裕，具有提供所供物质条件的能力，居民文化素养提高，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和自我意识，旅游成为改善生活质量的必要，这时候发展起来的旅游，称之为“旅游发展的常规形态”，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只是为了获取社会建设所需的资金而发展旅游，则称之为“旅游发展的非常规形态”。所谓“常规形态”是指旅游发展先从当地居民自发地产生旅游的需要开始，按社会经济文化不断提高的进程，先从国内的近程到远程的旅游，再到出境的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旅游延伸到跨洲际的远程旅游。在这个过程中，入境旅游作为一个通常项目与国内旅游并无特殊的区别；而非常规形态，则是指社会的经济文化力量还不足以保证一个社会规模的旅游活动正常运行时，由政府主要推出的先发展入境旅游的发展方式。这时候因为接待入境游客的条件尚不具备，因而会在诸多方面给社会带来困难，于是对入境游客不得不给予很多“特权”或“优惠”，这种困难除物质条件差异造成的以外，相比之下，更为严重的是文化差异带来的困难，有时这种困难是近乎灾难性的。其所以是灾难性的，主要是在于文化差异，使我们对于旅游现象的本质属性不能持有一种合乎事实的判断；同时由于科学素养欠缺，不由得让我们受到自己小生产自给经济观念意识的“愚弄”，作出了自己都不能意识到的错误判断和决策，以致遗祸后世，这种情况在这一类型的旅游发展方式中并不少见。当然，社会在进步，人们的文化素养和科学素养也在不断构建和提高，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经济的发展是以年度为周期，而文化的发展则是以“世代”为周期。想到这里，对于旅游的发展和运行，不能不首先把文化因素放在经济因素之前多加考察③。
到现在为止，我们谈的是一个旅游发展的规律，我国旅游的早期发展和运行受到了这个规律的制约，经过30年的努力，我国的旅游发展和运行已经摆脱了非常规运行形态的物质条件制约，但是文化差异的制约却已然存在，由于出境旅游日益发展，这种差异带来的负面影响有日益严重之势。因此我们必须小心谨慎，要以“旅游若水，可以载舟，亦可覆舟”为戒。
注释：
①应该理解，20世纪70年代在我国开始的改革开放运动，就是我国的“产业革命”。
②关于文化的强制性是一种社会的强制力量的论述，可参阅参考文献[3].
③关于社会历史文化发展的问题，可参阅菲利普·巴格比.文化：历史的投影[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