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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主义范式不适合古巴社会主义
自1989年以来，东欧共产党政权垮台，苏联解体，美国加紧经济禁运。人们以为菲德尔·卡斯特罗会下台。但迄今为止他仍在台上。古巴没有像中国和越南那样进行经济改革，也没有像北朝鲜那样生活在与世隔绝的封闭状态下。那么，如何解释它的适应能力呢？
用制度主义的范式是无法解释的。制度主义的主要信条是：国家社会主义是具有自身制度逻辑和发展动力的独特的社会结构。自80年代中期以来，这一学派关于制度动力的研究集中在涉及三类互动关系的社会变革的“主宰过程”上。这三类关系是中央计划与早期市场之间、国家制度与公民社会之间以及政权本身各项制度之间的相互作用。他们认为，共产党修正中央计划经济往往无意识地造成了国家社会主义的转型和向市场转轨，也创造了基本上处于党政制度以外的权力结构和权力中心。1956年以后东欧国家和1978年以后中国的改革经验为这一制度主义范式提供了实践依据。但是，“主宰过程”不完全适用于魅力超凡的领导和革命的意识形态仍是政治制度主要因素的社会主义政权。古巴的国家社会主义表明，其动力更集中在政治方面。古巴政权从未彻底实行过旧的市场社会主义，现在也没有进行广泛的市场改革。虽然制度互动的“主宰过程”的力量在古巴经济和政权领域部分发挥了作用，但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证明了精英人物和意识形态具有重要意义。卡斯特罗的领导和激进的民族主义仍是关键所在，其制度背景与制度主义者所分析的不同。
古巴经济虽然也有进退循环的特征，但这种循环主要不是对制度学派提出的模式作出的反应。一种双重动力可以更准确地说明古巴的波动：一方面是中央计划与市场调节之间的紧张关系；另一方面是更为重要的国家社会主义的“规范”政治与动员型权威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卡斯特罗对古巴治理的影响，是一个在制度主义分析所确定的动力机制中无法准确估量的政治事实。动员型政治在很大程度上使制度主义的发展逻辑无法解释古巴国家社会主义的问题。古巴经济的涨落起伏不是像匈牙利的新经济机制、越南的革新和1978年以后中国的改革那样取决于围绕改革计划达成的共识，而是在市场需要与动员型政治之间摇摆不定，迄今为止动员型政治更占上风。
动员型权威主义是古巴社会主义的原动力
自1959年以来，古巴政治一直依赖动员型权威主义的三角支撑：卡斯特罗的领导、动员群众和保卫祖国。古巴共产党和武装部队提供了三角支撑的主要制度基础。政治体制表现为魅力权威与制度权威之间对比鲜明的一些模式上。
60年代的第一个模式拒绝市场改革，提出把动员群众作为解决中央市场经济出现的问题和官僚机构盲目自满的补救方法。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实行第二个模式。这时，领导层实行了一些市场改革，政治制度有了一部分规范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外部特征。例如，定期召开共产党和群众组织代表大会，组成人民政权代表大会，举行地方选举等。这一模式促进了相对制度化，扩大了领导层，使公民更加有序地参与地方事务，并且显著地改善了生活水平。但制度化从未达到不可逆转的程度。80年代中期古巴面临经济下降趋势和苏联援助减少的局面，卡斯特罗要求中止市场改革，恢复动员型政治。随后，古巴进入了动员型因素与制度化因素相结合的时期。这一时期最初称为“纠正错误和消极倾向”，后来称为“和平年代的特殊时期”。与中国和越南相比，古巴领导人宁愿继续实行动员型政治，也不愿冒实行更全面的市场改革可能带来的政治风险。此外，美国对古巴的政策是古巴采取动员型权威主义的根本原因。1959年以前的美古关系史和1959年以来的美国对古政策证明，古巴政府对华盛顿的极度怀疑和古巴公民的民族主义情绪是有道理的。因为有美国的威胁，所以古巴政府强调为了祖国坚定不移地团结起来。
动员型权威主义不能完全从其强制性内容去理解。古巴政府在任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得到了民众的全力支持。但是，作为一种治理战略，动员型权威主义的效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自行减退。它表现出两个主要弱点：一是明显缺乏支持古巴社会多样性和尊重个性表达的制度。因此，在90年代，群众的支持和热心程度大大降低。二是无法像过去那样传递具有政治实力的形象或事实。虽然组织大规模示威游行以表明群众的支持一直是古巴政治的特征，但90年代古巴政府已很少采用这种方式。
动员型政治与80年代中期以来的古巴经济
古巴从1976年开始部分实施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到80年代中期，古巴遇到了日益严重的经济问题。60年代以来一直维持古巴经济的苏联贸易、贷款和援助已经减少。古巴人均外债达到大约700美元，几乎60%的出口创汇都用于偿还外债。食糖价格不断下降，使仍然依赖单一经营的古巴经济苦不堪言。此外，古巴经济仍具有中央计划经济所特有的生产率低下的特点。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平均增长率为5%左右，但到1985年经济再次出现停滞。1986年，古巴经济面临着是进一步实行市场机制还是实行收缩的抉择。在政策转折关头，是魅力权威而不是制度权威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当时，几乎所有的国家社会主义政权都实行了某种市场改革以解决计划经济的低效率问题，古巴仍坚持以国家为中心的政策。这一选择反映了政治上的考虑，因为继续实行市场社会主义意味着经济上进一步分权。市场改革强调企业自主和个人能动性，对古巴动员型政治的核心构成威胁。古巴领导人认为，1976-1985年的模式引起了不平等，突出了个人刺激，助长了腐败，从而瓦解了反对美国的全民斗志。此外，市场社会主义将经济规则和制订计划的技术官僚置于决策中心，这表明政治领导的作用发生了变化。
东欧共产主义垮台、与苏联的贸易减少以后，古巴政府制定了经济上生存下去的战略。虽然新战略包括一些结构改革，主要是在外贸部门，但其核心是通过动员国有农业和自愿劳动力实行促进自给自足的粮食生产计划。直到1993年，政府才开始采取步骤解决深刻的经济危机，实行了一些国内市场改革，例如，使美元成为合法货币，使农业合作社自由化，在有限的领域放开个体经营。但古巴领导人仅仅在动员范式内坚持改革方针。也就是说，古巴国家社会主义是在动员型政治与市场规则之间，而不是在市场社会主义之内起伏涨落。与匈牙利（1968年）、中国（1978年）和越南（1986年）相比，古巴精英阶层尚未达成改革共识。
动员型权威主义与社会主义规范化之间的矛盾体现在政府对采取进一步的市场改革措施犹豫不决。首先，古巴领导人在经济上仍奉行维持政策。对政治事项的考虑优先于经济改革过程。其次，政府没有提出比较全面的经济转型计划。古巴的改革过程仍陷于动员型政治范式之中，进退两难，根本无法用制度主义的互动关系加以解释。
90年代古巴政治变化的逻辑
90年代古巴领导人重申了动员型权威主义的原则：卡斯特罗的中心地位、动员群众和保卫祖国。政府虽然实行了部分经济改革，但坚决抵制政治制度的重大改变。不过，1989年国内国际事件迫使领导人进行了认真反思。在国内，武装部队和内务部高级官员涉毒审判案暴露了前所未有的精英阶层的危机。国际上，东欧共产主义的失败使社会主义不可逆转的假定落了空。在明显不利的环境下，古巴领导人表现出了令人钦佩的政治适应能力和随机应变能力。政治体制三个领域的变化表明了这些特性。
一是精英阶层的特性。在卡斯特罗的领导下，古巴政府一直非常善于保持统一战线和促进队伍内部流动。90年代，它在没有危及其政治凝聚力的情况下成功地进行了自我更新。虽然在古巴领导层中有派别存在，但迄今为止他们之间的冲突产生的影响是有限的。领导层避免分裂和有效地推动重要人物的轮换是保持政治适应能力和政治忍耐力的重要措施。自1989年以来，古巴领导人至少五次战胜挑战，维护了轮换制和团结。在各次干部调整中，出现了提拔任用年轻、高学历、倾向改革的人的趋势，尽管其间小有反复。
二是人民政权代表大会的改革。1992年古巴政府修改了选举法，允许直接选举准立法机构——全国和各省人民政权代表大会的代表。但像过去一样，只有官方候选人才能竞选。
三是军队的作用。古巴的军民关系一言难尽。由于反对巴蒂斯塔独裁政权的斗争取得胜利，起义军构成了革命政府的核心。1959年农业改革，60年代动员劳动力，70年代改组国家行政机构，80年代的整顿和90年代发起经济改革，都是依靠军队完成的。“公民士兵”实际上是古巴动员型权威主义政治的不可缺少的角色。军队在重建政治体制中至少以三种方式发挥了非同一般的作用。第一，90年代初期，当关于古巴社会主义能够持续多久的疑问困扰普通居民甚至精英阶层的许多人的时候，军官和市民们一起讨论，肯定了没有苏联和东欧，古巴也有自己的未来前景。在筹备1991年党代表大会时，武装力量部长劳尔·卡斯特罗和其他高级军官旅行全国，会见地方和军队领导人，传递“我们有办法解决面临的难题”这一信息。第二，代表大会后武装力量部长和其他高级军事人员继续在全国旅行，访问工厂、学校和医院，视察部队，会见当地文职和军队领导人，留意政治、经济问题及其制度事宜。虽然全国和地方有名望的人士一直参加这些活动，但军队的倡议和影响是很明显的。第三，武装部队一直是1993年以后古巴经济改革的推动力量。
制度主义与动员型权威主义
虽然自1993年以来古巴进行了一系列市场改革，但不能说它正走在远离旧式国家社会主义的制度转型的道路上。动员型权威主义仍然支配着古巴政治，决定着经济改革的脉络，但现在的古巴已经不是1989年以前的古巴。普通公民通过采取行动和不采取行动正在推动不情愿的领导人朝着经济改革的方向走，并且不像过去那样乐于接受动员型权威主义。没有了苏联，古巴政府缺乏对经济实行同样程度的保护所需的资源。90年代合法和非法的私人企业可能占到家庭消费的2/3。普通公民也可以非正式地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以前只能关起门来议论。但迄今为止古巴社会尚没有任何潜在的力量强大到足以使卡斯特罗放弃动员型权威主义并对古巴国家社会主义进行彻底的改革。古巴领导人决心避免他们认为的东欧和前苏联所犯的致命大错：允许改革者像瘟疫一样在共产党内扩散，同时进行政治和经济改革，举行他们不可能获胜的选举，以及给精英阶层或民众中的反对派以奋起采取行动的机会。
但动员型权威主义并不一定能维持古巴现政权。动员型权威主义可能会为古巴更加无序而激烈的市场转轨而不是更加全面的改革创造舞台。虽然古巴政府不可能再对经济施行以前那种控制，但半心半意的措施不会创造和维持公民可以影响制度转型的新的环境。相反，古巴政府的迟疑不决无意中会鼓励普遍的非法行为和腐败，而这肯定要给向市场经济转轨造成困难。动员型权威主义还会给古巴民主的未来蒙上阴影。古巴精英阶层已经表明了捍卫自己政权的坚定决心，没有营造和平转轨和成功加强民主所必需的妥协气氛。此外，军队在当代古巴的突出地位预示着通向文官管理的道路并不平坦，而文官管理是民主最基本的要求。由于有美国作为敌手，古巴政府成功地求助于民族主义。然而，民族主义在后卡斯特罗和后社会主义的古巴可能会加强反民主的意识形态和运动。
制度主义为研究国家社会主义社会提供了坚实的社会科学框架。然而，制度主义对政治的基本组成部分精英阶层和意识形态视而不见。忽视精英阶层和意识形态以及维持它们的制度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分析方法上的问题，如同不考虑其他因素而将它们放在核心地位一样。90年代的古巴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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