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方维之友的历史原型与艺术生成_孔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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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1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09)04-0147-06

《庄子》中出现的人物,有些在历史上本无其人,只是作者的艺术虚构,有些则实有其人,有原型可寻。《庄子·大宗师》旨在讨论道与修道的问题,超越人生的生老病死,是悟道的重要内容。文章后半部分关于疾病与死亡的寓言故事中,有两组方外之友形象,作为得道真人,他们突出的表现就是神游物外、莫逆于心。考察这两组形象的由来、生成,是由人物角色深入研究《庄子》思想意蕴的有效途径。

一、子舆、子犁的历史原型

《庄子·大宗师》后半部分,是借助寓言故事为大道现身说法。其中一则探病寓言,提到四位方外之友:

子祀、子舆、子犁、子来四人相与语曰:“孰能以无为首,以生为脊,以死为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体者,吾与之友矣。”四人相视而笑,莫逆于心,遂相与为友。

子祀、子舆、子犁、子来四人,是参破生死、游于方外,在悟道过程中产生思想共鸣的莫逆之交。其中子祀、子来暂无可考,而子舆、子犁,则有历史人物的投影。

《左传·成公二年》记载:“韩厥梦子舆谓己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从齐侯。”据杜预注,子舆是晋国将领韩厥之父。这位为儿子托梦的子舆在《左传》中一闪而过,看不出他和《大宗师》中的子舆有什么关联。

《大宗师》中的子舆,是《庄子》极尽笔力刻画的超越病苦的真人形象。文中写道:

俄而子舆有病,子祀往问之。曰:“伟哉夫造物者,将以予为此拘拘也!曲偻发背,上有五管,頤隐于脐,肩高于顶,句赘指天。”阴阳之气有沴,其心闲而无事。跰而鉴于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将以予为此拘拘也。”

子祀曰:“女恶之乎?”曰:“亡,予何恶!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为鸡,予因以时夜;浸假化予之右臂以为弹,予因以求鸮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为轮,以神为马,予因以乘之,岂更驾哉!”

故事中,子舆以病者角色出现,由于气脉紊乱,他的身体已严重佝瘘。作者采用夸张的笔法,意在突显子舆面对病魔的态度。他不仅若无其事,还泰然临井而照,称赞造物者的杰作。超然形外的精神境界已经明朗。然而作者又通过问对体的行文模式、排比和比喻的修辞手法,将文意跌进一层:化臂为鸡为弹,化尻为轮。林云铭称:“数句皆甚于病偻者。”[1]即使病情再重,形体化为异物,子舆依然轻松接受,表现的是身病而神不病的道者形象。

春秋战国之际,确实有一位因理性对待疾病而著称的子舆,他就是孔门弟子曾参。《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写道:“曾参,南武城人,字子舆,少孔子四十六岁。”王肃《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的记载与《史记》相同。古人的名与字意义相联,曾子名参,字子舆,都与车辆相关。参谓参乘,音为参加之参,指陪乘,即车右,负责护卫。

曾子在孔门弟子中属于年轻的一代,关于他在孔门中的地位变化,钱穆有详细考证:

曾子于孔门为后进,孔子死,曾子年仅二十七。孔子称“参也鲁”,门人记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无曾子。则曾子之在孔门,未必夙为群弟子所推崇。其后游夏子张欲尊有子为师,强曾子,曾子不肯,其时犹不见尊曾子。曾子既为鲁费君所重,其子曾申又见崇于鲁缪。吴起出曾氏门,显名楚魏,至孟子推崇曾子,后世因谓其独得孔门一贯之传,实不然也。[2](P86-87)

钱先生的论证很有道理,曾参是到战国中期的孟子那里才开始受到特别推崇的,那么,早期文献主要记载曾参的哪些事情呢?《论语·泰伯》篇有如下内容:

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

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曾子言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笾豆之事,则有司存。”

这两则材料前后相连,是《泰伯》章叙述曾参言行的开端,后面还有曾参的三段语录。从编排次第可以看出,曾子在疾病期间的言行,在《论语》成书时期已经传播开来,并得到儒家的高度重视。在《论语》编辑成书期间,人们提到曾参首先想到的是他在疾病期间出色的表现。

《礼记》和《大戴礼记》是儒家早期两部重要文献,其中有关曾参的篇目或记载,也往往以疾病为题材。《礼记·檀弓上》有曾子临终易箦的传说;《大戴礼记·曾子疾病》则是叙述曾参在病重期间对其子曾元、曾华的教诲。有关曾参疾病期间言行的记载,都展现了他面对疾病镇定自持的理性态度。疾病和死亡,是人生难以解脱的苦谛,这位孔门子舆疾病期间的表现,在精神境界上与《大宗师》中的子舆是相通的。战国中期孟子学派推崇曾参,相关曾参的传说开始兴盛。孟子、庄子同时,庄子以曾参在疾病中不忧不惧的超然精神为基础,创造出《大宗师》中子舆的形象,并在称谓上沿用曾参的字,使《大宗师》中的子舆成为历史上曾参的折射。

《大宗师》中和子舆成为方外之友的还有子犁。春秋时期,以子犁为名字者,古人往往和《论语·颜渊》篇“问君子”、“忧兄弟”的司马牛相沟连。《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称:“司马牛,字子耕。”何晏《论语集解》引孔安国说:“司马耕,宋人。”司马耕即司马牛,孔安国所说的宋国的司马牛,载于《左传·哀公十四年》。对于《论语》和《左传》都出现了司马牛,杨伯峻有如下见解:

说《论语》的司马牛就是《左传》的司马牛始于孔安国。孔安国又说司马牛名犁,又和《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说司马牛名耕的不同。如果孔安国之言有所本,那么,原本就有两个司马牛,一个名耕,孔子弟子;一个名犁,桓魋之弟。但自孔安国以后的若干人都把名犁的也当作孔子学生了。[3](P125)

杨伯峻的辨析很有道理,所得出的结论可以成立,以子犁为字的司马牛和以子耕为字的司马牛是两个人。以子耕为字的司马牛是孔子弟子,而以犁为字的司马牛不是孔门弟子,后者事见《左传·哀公十四年》:

司马牛致其邑与珪焉,而适齐。向魋出于卫地,公文氏攻之,求夏后氏之璜焉。与之他玉,而奔齐。陈成子使为次卿,司马牛又致其邑焉,而适吴。吴人恶之,而反。赵简子召之,陈成子亦召之,卒于鲁郭门之外,阬氏葬诸丘舆。

司马牛是宋国司马桓魋的弟弟。桓魋又称向魋,宋景公嫌其权力太大,想把他锄掉。向魋反叛失败,流亡到卫国,后来又到齐国。司马牛作为向魋的弟弟,是一位明智之士。他先把在宋国的封邑和信珪交出,流亡到齐国,避免卷入政治动乱。向魋流亡到齐国,司马牛又把齐国给他的封邑退还,奔赴他国,为的是不和桓魋有牵连。司马牛又是一位淡泊名利的高士,晋国、齐国的权臣赵简子、陈桓子都征召他入朝为官,司马牛均没有应召,而是在清贫中死于鲁国,据说山东费县南有他的墓。

《庄子·大宗师》的子犁作为探病者形象,深谙自然造化之功。其历史原型取自宋国的司马牛,这种可能性极大。第一,名、字相同。司马牛字犁,称其为子犁顺理成章,用以表示尊敬。第二,境界相通。司马牛在政治动乱中抛舍封邑,拒绝大国征召,甘愿疏离于朝廷之外的表现,很容易得到庄子的认同。第三,桓魋欲杀孔子之事,曾轰动一时。①司马牛作为桓魋的弟弟,其高风亮节的事迹广泛传播,并写入《左传》,为庄子创作提供了素材。第四,司马牛是宋国的名人,庄子也是宋国人,他的作品经常取材于宋国,把这位乡贤作为原型也在情理之中。第五,司马牛生活在春秋末年,与曾参处在同一历史阶段。曾参即子舆,是鲁国南武城人,主要活动在鲁国。子犁的原型司马牛最后居住在鲁国,并死在鲁、葬在鲁。《大宗师》的子舆、子犁分别以二人为原型,把他们定成方外之友、莫逆之交,从时间和地域上考察,具有合理性和历史真实性。

二、子桑户、孟子反、子琴张的历史原型

《大宗师》中提到的另一组方外之友是子桑户、孟子反和子琴张:

子桑户、孟子反、子琴张三人相与友,曰:“孰能相与于无相与,相为于无相为,孰能登天游雾,挠挑无极,相忘以生,无所终穷?”三人相视而笑,莫逆于心,遂相与为友。

这三个人物都有各自对应的历史原型,先秦典籍有关三人的记载都很明确。先看子桑户,《论语·雍也》曰:

仲弓问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简。”仲弓曰:“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大简乎?”子曰:“雍之言然也。”

子桑伯子即子桑户,历史上实有其人,孔子及其弟子仲弓都对他很熟悉。孔子和仲弓的对话表明,子桑户的行为不受礼法约束,简放轻脱。《九章·涉江》有“桑扈魋行”之语,惊世骇俗。《说苑·修文》篇的记载可以印证上述说法:

孔子见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而处。弟子曰:“夫子何为见此人乎?”曰:“其质美而无文,吾欲说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门人不说,曰:“何为见孔子乎?”曰:“其质美而文繁,吾欲说而去其文。”

这是一则传说,未必真有其事。孔子和子桑伯子作为两个对立的人物出现,孔子繁文缛节,人为的修饰过多。子桑户则纯任天性,放浪形骸。由此看来,庄子把子桑户作为方外之友群体的一员,是因为这位狂士为人处世的风格合乎道家的理念,甚至可以把他视为道家的先驱。

再看孟子反,历史上也是实有其人。《论语·雍也》篇写道:

子曰:“孟子反为伐,奔而殿,将入门,策其马,曰:‘非敢后也,马不进也。’”

孔子赞扬孟子反不自夸其功的做法,他把自己的长处掩盖起来,不在众人面前显示自己。孟子反,又称孟之侧,他的事迹见于《左传·哀公十一年》:

师及齐师战于郊。……右师奔,齐人从之,陈瓘、陈庄涉泗。孟之侧后入以为殿,抽矢策其马,曰:“马不进也。”

这年齐国和鲁国发生战争,孟孺子所率领的右师战败,齐军追击到鲁国都城的西北。孟之侧殿后,掩护部队撤入城内。按照《论语·雍也》的记载,他是在临近城门之际故意抽矢策马,向众人表明不是自己主动殿后,而是驾车的马不肯前行。孟之侧是在推功抑己,不让自己成为众人注目的英雄。善处下,不自夸,是道家创始人老子反复提倡的做人准则,孟之侧就属于这类人物的原型。庄子对孟子反表示认可,因此在作品中予以接纳,成为正面角色。至于孟子反又称孟之侧,当是一个名,一个字。《诗经·关睢》有“辗转反侧”之语,反与侧意义相通,正合乎名和字的通常关系。

和子桑户、孟子反结为方外之友的子琴张,见于《左传·昭公二十年》:

琴张闻宗鲁死,将往吊之。仲尼曰:“齐豹炎盗,而孟絷之贼,女何吊焉?”

琴张与孔子是同时代人,他听说宗鲁已死,准备前往吊唁,孔子进行阻止。有关琴张的记载很简略,从他要吊唁的宗鲁身上,可以了解琴张的为人处世。公孟絷是卫灵公之兄,他滥用权利,排斥朝廷大臣,其中司寇齐豹被他免职。齐豹联络一批对公孟絷不满的朝臣作乱,宗鲁也被卷入其中。对此,《左传·昭公二十年》写道:

初,齐豹见宗鲁于公孟,为骖乘焉。将作乱,而谓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与乘,吾将杀之。”对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多焉,故不吾远也。虽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敌,不能去,是吾过也。今逆难而逃,是僭子也。子行事乎,吾将死之。以周事子,而归死于公孟,其可也。”

当初是齐豹把宗鲁推荐给公孟絷,并且为他说了许多褒扬的话。宗鲁被公孟絷接纳,为公孟絷驾车。齐豹是推荐宗鲁的恩人,两人关系很密切。公孟絷是宗鲁的主人,并且待他很好。如今恩人要反叛主人,这令宗鲁进退维谷。离开主人逃跑,将是不忠;把齐豹的行动计划向公孟絷通报,又是不义。在这种情况下,宗鲁毅然选择赴死这条路,既不离开公孟絷,又不泄露齐豹的行动计划。最后,宗鲁死于乱兵之中:“齐氏用戈击公孟,宗鲁以背蔽之,断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杀之。”宗鲁的选择实属无奈,尽管孔子对宗鲁多有批评,但是,他确实是一位重承诺的义士,也是一位视死如归的勇士。琴张要对宗鲁进行吊唁,说明他推重这位把生死置之度外的义勇之士。庄子把子琴张作为方外之友的一名成员,就在于历史上的琴张和孔子的价值取向不同,疏离于主流社会的传统观念,与道家思想契合。

子桑户和孔子是同时人,孟子反殿后掩护撤退是在鲁哀公十一年,琴张想要吊唁宗鲁是在鲁昭公二十年,两事相隔38年。子桑户、孟子反、子琴张都生活在春秋后期,是同一历史阶段的人物,庄子把他们写成方外之友、莫逆之交,和这些人物原型所处的时段相吻合。孟子反是鲁国将领。子桑户是仲弓和孔子交谈过程中提到的人物,《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写道:“冉耕,鲁人,字伯牛。”“冉雍,字仲弓,伯牛之宗族。”由此看来,仲弓是鲁人,他所熟悉的子桑伯子也当是鲁人。琴张想要吊唁宗鲁是在鲁昭公二十年,当时孔子三十一岁,正在鲁国,当时琴张是要从鲁国前往卫国进行吊唁。孟子反、子桑伯子、子琴张都是鲁人,庄子把他们写成方外之友,和所处的地域相吻合。

三、方外之友形象的艺术生成

《庄子》之道,从哲学角度看,是一种精神本体,修道重在心灵感悟,表现在生命个体之间,便是一种心有灵犀的默契。《大宗师》中的两组方外之友,正是这种精神沟通的映照。文中的两组方外之友,并非都是子虚乌有,其中多数成员都有历史原型可考。不过,这些历史人物和《大宗师》中的方外之友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庄子在把这些历史人物寓言化的过程中,采取多种处理方式,对原有的历史记载及传说进行了改造,并且增加了许多新的因素。

(一)取其轮廓,添加细节

对历史人物的相关材料,只取其梗概和大略,而在具体细节上则进行新的改造,所持的理念也在很大程度上加以置换。从曾子到作品中的子舆,采取的就是这种处理方式。

曾子病中出色的表现,战国时期流传甚广,其中最著名的是载于《礼记·檀弓上》的曾子临终易箦故事。曾参病危之际,得知自己铺的是大夫所用的华美、润滑的竹席,立即下令撤掉,换上普通席子。席子更换完毕,他也停止了呼吸。曾参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即维护等级制度的规定,绝不僭越礼数。《论语·泰伯》、《大戴礼记·曾子疾病》所记载的曾子病中言论,都是围绕这种人生价值展开。而《大宗师》中的子舆,舍弃了原型人物的尊礼特征,仅仅取其疾病状态这个大背景,在此基础上提升到对生命的体认:

且夫得者,时也;失者,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谓县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结之。且夫物不胜天久矣,吾又何恶焉。

此处的子舆,在病重期间想到的是委运乘化、安时处顺,实现的是人生的解脱。两相比较,历史上的曾参表现的是责任感和使命感,而子舆形象,强调的是精神解脱,是生命的体悟。真实的曾参虽然不忧惧死亡,但对世间事务却有无法割舍的情结。《庄子》中的子舆,则在病中对自我作了彻底抛舍。庄子对子舆形象所赋予的属性,体现出道家的价值取向,是对历史人物进行改造和置换的再创造。

(二)取其名而舍其实

只沿用人物的名字,而作品中出现的情节在历史上找不到依据,是进行艺术创造的产物。子犁、子琴张、孟子反形象的塑造属于这种类型。

子犁的原型是宋国的司马牛,字犁。《左传·哀公十四年》叙述他的事迹,提到的是他如何明哲保身,致还封邑,拒绝征召。可是,《大宗师》出现的却是如下场面:

俄而子来有病,喘喘然将死,其妻子环而泣之。子犁往问之,曰:“叱,避,无怛化。”倚其尸与之语曰:“伟哉造化!又将奚以汝为?将奚以汝适?以汝为鼠肝乎?以汝为虫臂乎?”

子犁作为子来的莫逆之友,探视病重的子来。他行动从俗,语言却与世大谬,为自然造化讴歌,为子来的顺时随化咏唱。他的这种举动,在历史文献中找不到什么依据,是《庄子》的艺术虚构。

再如孟子反和子琴张,前者的原型是立功却不张扬的勇士,后者是视死如归义士的崇尚者。《大宗师》的情节却是:

莫然有间而子桑户死,未葬。孔子闻之,使子贡往侍事焉。或编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来桑户乎!嗟来桑户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犹为人猗!”子贡趋而进曰:“敢问临尸而歌,礼乎?”二人相视而笑曰:“是恶知礼意!”

历史上的孟子反和子琴张虽然很有个性,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并无违礼之处。《庄子》中的孟子反和子琴张却对着自己朋友的尸骨相和而歌,成了违背礼数的狂士。《礼记·曲礼上》写道:“邻有丧,舂不相。里有殡,不巷歌。适墓不歌,哭日不歌。”按照礼的规定,丧葬与歌舞娱乐绝缘。孟子反、子琴张临丧而歌的举止,是《庄子》作者赋予的,是为批判社会礼教所作的艺术虚构。

再看对子桑户的改造。《论语·雍也》篇只说他“居简行简”,《九歌·涉江》及《说苑·修文》说他裸行、“不衣冠而处”。《庄子·山木》篇与孔子交往的子桑户(又写作“雽”)围绕人的命运问题教诲孔子,劝孔子与人交往要以天相和,出自天性本然,不要以利相合,不要依赖外在的修饰,即“不求文以待形”。《山木》中的子桑雽还有历史原型的影子。而《大宗师》中的子桑户,却是另一种形象:

子舆与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舆曰:“子桑殆病矣!”裹饭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门,则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声而趋举其诗焉。子舆入,曰:“子之歌诗,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极者而弗得矣。父母岂欲我贫哉!天无私覆,地无私载,天地岂私贫我哉!求其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极者,命也夫!”

文中的子舆继续保持和疾病的因缘,只是这里他成了探病者。至于子桑户的若歌若泣,以及回答子舆所用的话语,尽管还保留作为历史人物子桑户的狂放之性,但是,狂放之性的表现形态已不是裸行裸居,而是对贫困命运的追问,即已经由行为狂放上升为精神层面的狂放。庄子对子桑户形象的改造,摆脱了对这个人物外在形貌描写的传统做法,另辟蹊径,赋予这个角色丰富的内心世界,以及对命运进行拷问的深刻思索,这是《庄子》以外其他文献见不到的。

子舆和子桑户在《大宗师》中本来分属于两个方外之友的群体,作品结尾出现的寓言故事,则是通过子舆和子桑户的交往,把这两个方外之友群体加以沟通。子舆原型是曾子,他和子桑户是同一时代的人物,又都生活在鲁国,因此,他们进行交往的寓言故事具有可能性和合理性,艺术真实和历史真实能够实现统一。

综上所述,《大宗师》中的两组方外之友、莫逆之交,是庄子对历史人物重新塑造的产物。不过,庄子对现实材料的改造,并非都是无中生有的凭空捏造,而是借鉴当时的某些传说,有他们的历史原型可寻,有历史人物的照射和投影。然而,这种照射不像太阳高悬在晴空,而是如雨后阳光折射水气形成的彩虹。这种投影不是对着平面镜,而是对着哈哈镜,显示出的是属于黑色幽默的怪诞影像。庄子所充当的角色,就是为阳光照射而设置的水气,为历史人物投影而设置哈哈镜。由于这两组方外之友形象与他们的历史原型之间已经有较大差异,彼此的联系变得模糊不清,所以往往被人们所忽略。

注释:

①事见《史记·孔子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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