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哲学对启蒙时代欧洲的影响看“早期启蒙”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欧洲论文,中国论文,哲学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5)04-0018-08 “早期启蒙”说最早由梁启超提出，中经张岱年、侯外庐的进一步阐发，后由萧萐父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总成其说。概括而言，“早期启蒙”说关注的基本问题是如何在民族文化传统中找到中国现代化的内在历史根芽，体现了挺立民族文化精神的主体性以拒斥西化论的基本价值取向。由于“早期启蒙”说关联问题的复杂性，它在产生广泛影响的同时也引起了长期的讨论，不同立场和观点的学者围绕这一学说展开了见仁见智的论说。本文拟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即中国哲学对启蒙时代欧洲的影响来对关联“早期启蒙”说的一些问题予以探讨，以期从一个侧面对相关问题做出进一步具体的分析。限于篇幅，也由于学界对“早期启蒙”说已相当熟悉，本文不再专门对“早期启蒙”说加以集中叙述，而只是以萧萐父的相关论述为主，随文点出相关内容。 早在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著成《清代学术概论》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对“其动机及其内容，皆与欧洲之‘文艺复兴’绝相类”[1](P3)的“清代思潮”做了集中梳理，成为“早期启蒙”说之滥觞。1983年萧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中国哲学启蒙的坎坷道路》一文，明确反对中国只能命定地被现代化、被西化或被西方文化所涵化的观点，主张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必须找到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历史“接合点”。此后，萧先生又在1995年出版的与许苏民教授合著的《明清启蒙学术流变》一书中对此做了更为完整的论述，对早期启蒙学术的发展阶段、价值取向与代表人物的主要思想等做了系统而具体的梳理与评析，“早期启蒙”说的学理规模由此全面确立。 经由萧萐父在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系统而翔实的阐述，“早期启蒙”说在世纪之交的中国哲学与文化界受到了广泛关注，产生了重要影响。就“早期启蒙”说在中国哲学界的影响而言，尽管此前与明清之际启蒙学说有关的内容已纳入中国哲学史的范畴，但只有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在萧萐父、李锦全主编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中，明清之际启蒙学说的内容才得以独立成编，作为中国哲学史发展演进中的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得到了详细的梳理和论说。在萧、李二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史》第五编“封建制度衰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明中叶至鸦片战争前)哲学发展的新动向”中，不仅对“明清之际”的时间范围做了明确规定，而且引用王夫之的论断，指出了这一特殊的历史阶段“孕育着‘破块启蒙’”的新动向[2](P161)。在此基础上，该编对李贽、黄宗羲、方以智、王夫之、颜元、戴震的相关思想做了集中论述，在中国哲学史的书写中第一次较为完整地展示了“明清之际启蒙思潮”的面貌，从而从一个侧面实现了对胡适、冯友兰以来的中国哲学史书写的新突破。萧、李二先生主编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曾作为统编教材在全国范围内的高等院校中使用，是改革开放后进入高等学校的一代青年学生学习中国哲学史的入门书籍之一，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不仅如此，该书还以《An Outline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为题，分为上下两卷，由外文出版社于2008年底出版，成为英语世界了解、把握中国哲学史之整体概貌的重要依凭。[3]我们有理由认为，萧萐父的“早期启蒙”说在哲学界的影响已越出了汉语言学界。就“早期启蒙”说在中国文化界的影响而言，早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讨论中，“早期启蒙”说就已被视为学界有代表性的几种主要观点之一。郭齐勇教授指出：“与‘儒学复兴’、‘彻底重建’和‘西体中用’说不同的，还有萧萐父提出的‘哲学启蒙’说，认为应当继承十七世纪兴起的反对宋明理学的早期启蒙思潮，自觉地更深广地有选择地吸取消化外来文化，完成近代哲学启蒙的补课任务。”[4]汤一介教授将“早期启蒙派”与“反传统派”、“五四运动派”、“现代儒学派”、“回归原典派”一起视为80年代文化讨论中的五种代表性主张。①即使是近年来表示不赞成萧萐父“早期启蒙”说的邓晓芒教授，也明确地肯认，早在20世纪80年代，萧萐父“那时他已经以‘明清之际中国哲学启蒙的坎坷道路’这一论点而蜚声于海内外”[5]。 进入21世纪以来，上述情况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化。由于种种原因，“早期启蒙”说受到了来自多方面的冲击。对此，李维武教授做了较为全面的总结，并颇有理论深度地分析了其中的原因。他指出：“早期启蒙说在今天走向式微，也是一个不能回避的事实。对于其中的原因，更需要引起深入的思考。就其式微原因看，不仅在于早期启蒙说在外部受到了后现代主义思潮和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猛烈冲击，面临严峻的挑战，而且还在于早期启蒙说在自身理论中也存在着局限性，对一些新的学术问题和思想问题难以作出应对和说明。”[3]在他看来，早期启蒙说自身理论中存在的局限性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早期启蒙说过分地强调了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潮对中国现代化进程内在源头的意义，强调必须以早期启蒙思潮为结合点来接引西方近现代文化，而没有看到除早期启蒙思潮外，在中国传统文化及思想中还有其他内容也会对中国现代化起接引、促进作用，也能成为接纳西方近现代文化的结合点。今天，随着对19—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研究的深入，这些并非属于早期启蒙思潮的因素对中国现代化的积极作用，被逐渐发掘出来，开始受到重视、得到研究。例如，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最初结合点，从历史上看，就不是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潮，而是远比早期启蒙思潮古老的儒家民本思想。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就是由民彝史观走向了唯物史观。这表明，“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并非一定要以早期启蒙思潮为结合点。”[3]其二，早期启蒙说力图从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潮中去寻找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结合点，强调以早期启蒙思潮为结合点来接引西方近现代文化，包括接引马克思主义，而没有看到这种接引并不能有效地解决西方近现代文化、包括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民族文化身份认同问题。李维武教授指出：“这种民族文化身份认同问题，早在20世纪之初就为文化保守主义者所提出。但在20世纪的前90年中，这一问题并不显得特别严重。因为学习西方，特别是接受马克思主义，是那个时代中国思想世界的主旋律。因此，早期启蒙说在那个时代主要思考和说明的也就是西方近现代文化、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点问题。这在当时就足以说明西方近现代文化及马克思主义何以能够在中国文化土壤中的生根问题。但随着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文化保守主义的再度兴起，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21世纪的今天，如果一个外来的思想、理论、文化，不能获得民族文化身份认同，要想在中国文化土壤中扎下根来是很困难的。马克思主义在今天的中国思想世界，正遭遇到这样的困境。而这种困境，不是以早期启蒙说的这一套阐释就可以解决的。”[3] 笔者注意到，在对“早期启蒙”说提出质疑的诸种观点之外，还有一种主张事实上是要彻底推翻“早期启蒙”说。这种观点以邓晓芒教授的论述为代表。概括而言，在邓晓芒教授看来，由于中国文化传统根本上的局限性即缺乏理性精神，因而在传统社会中即使某些具有文化批判意识的特立独行者，也难以摆脱传统士大夫要么将文化批判用作政治工具、要么将文化批判用于个人解气的两大陷阱，而没有提升到一个真正能够“立人”即为个体人格建立理性基础的层次。“如果说李贽的‘启蒙’主要还只是表达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解气’的一面的话，那么顾亭林、黄宗羲和王夫之的‘启蒙’思想则表达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政治工具论的另一面。”他明确表示：“正因为如此，我对萧先生所推崇的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并不认可，虽然其中有一些类似于今天的启蒙思想的说法，但仔细体味一下，便可发现它们实质上还是中国古代自先秦以来士大夫们左冲右突的思想困局的延伸。非但如此，我认为如果我们今天谈启蒙的人还是停留于明清之际那些思想家的水平，来理解西方普世价值所包含的思想内涵，那就有使现代启蒙也如同古代(包括明清)那些异端思想一样最终被政治实用主义收拾掉的危险。‘五四’和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两次启蒙运动的命运恰好证明了我这种担忧。我不否认这些异端思想家是专制时代难得的清醒者，他们看破了这个皇权至上世界的‘红尘’；但他们的问题正如鲁迅曾经提到的，是‘醒来之后无路可走’的问题。……萧先生于生命的最后一搏，用中国传统道家(和禅佛)的狂狷精神抵抗近年来对启蒙铺天盖地的‘反思’(实则拒绝)逆流，其情可感，其势则堪忧。我不反对作为中国人可以从我们固有传统文化中的某些反正统因素(如道家隐者、魏晋人物、明清异端等等)来进入当代文化批判的氛围……但我特别关注的是，与此同时要意识到这些精神典范的历史局限性，抓住他们的思想与近代西方启蒙思想的本质差别，使当代启蒙更上一层楼，才能摆脱‘五四’以来以及两千年来中国文化受固定思维模式限制而形成的怪圈，让中国现代启蒙实现自身新的飞跃和进化。”[5] 从上面的梳理中可以看出，在一定意义上，“早期启蒙”说堪称受到了“两面夹击”：一方面是关联于民族本位立场的质疑，另一方面则是立足于“西方中心”论的责难。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在今天，究竟应该怎样看待“早期启蒙”说呢？对此，本文选择了一个与“早期启蒙”说虽无直接关系但却有着一定内在关联性的视角，试图从中国哲学对启蒙时代欧洲的影响来对关联于这一学说的一些问题予以评析。 所谓中国哲学对启蒙时代的欧洲的影响，是指自16世纪中叶后，随着来自欧洲的耶稣会士在把基督教与当时已得到初步发展的科学技术传入中国的同时，亦将以宋明理学为主体的中国哲学带回欧洲，出现了“东学西渐”的热潮，并在17至18世纪对启蒙时代的欧洲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孔孟到宋明一直为儒家所提倡的德治思想就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中国历史进入现代以来，人们正是通过与西方现代法制社会的对比，充分认识到了儒家德治政治中“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深刻弊端。然而，吊诡的是，根据学界的研究，儒家的德治主义却是欧洲传统社会向近现代国家制度转变的重要思想助缘。在17、18世纪这一欧洲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期，儒家的德治思想对欧洲思想界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影响及于法国、德国等主要欧洲国家。法国的霍尔巴赫、狄德罗、伏尔泰、魁奈，德国的莱布尼茨、沃尔夫等当时欧洲的头面学者均对儒家德治主义政治思想予以了较高的评价。 伏尔泰作为法国启蒙思想的领袖人物之一，认为孔子的哲学作为一套完整的伦理学说教人以德，用普遍的理性抑制人们利己的欲望，其目标是建立起和平与幸福的社会。为此他力主法国也应当以儒家之道来治理国家，实行德治主义。莱布尼茨热烈地赞美儒学，公开宣称在道德和政治方面，中国人优于欧洲人。对儒家德治主义最为推崇的当推法国百科全书派的领袖人物霍尔巴赫。霍尔巴赫反对法国和欧洲的野蛮君主专制制度，推崇孔子以德治国的政治主张。他不仅自造了一个德文的“德治”新词，而且还写了一本名为《德治或以道德为基础的政府》的书。在他看来，“在中国，理性对于君主的权力，发生了不可思议的效果，建立于真理之永久性基础上的圣人孔子的道德，却能使中国的征服者，亦为所征服”，“而以之为政府施政的目标”。由此，他把中国的政治制度理想化，认为“国家的繁荣，须依靠道德”，因而，主张“欧洲政府非学中国不可”。这些议论虽然由于主要着眼于儒家政治思想的理论层面因而难免有溢美之词，但也的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在欧洲启蒙思想家眼中理性而清明的儒家德治思想对欧洲思想界的重要影响。[6](P150-176) 正如儒家德治主义所显示的，以宋明理学为主体的中国哲学之所以能够对于启蒙时代的欧洲产生影响，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当时欧洲思想界的时代任务是冲破神的笼罩，而确立人之所以为人的自主性；而以宋明理学为主体的中国哲学归根结底是以“人”为中心而无“神”的。正如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出版了《中国思想对于欧洲文化之影响》一书的朱谦之教授所指出的：“最可注意的，就在当时的宗教家，除耶稣会士以外，均注意中国哲学和欧洲的不同，中国哲学是无神论的，基督教是有神论的，而在一般知识阶级，则即以此不同于基督教之‘理学’，来作他们启明运动的大旗帜。”[7]在对中国哲学对于欧洲的影响做了多方面的考察后，朱教授得出结论说：“在十八世纪时代，欧洲哲学思想的来源有二：一是希腊，一是中国。不过比较起来，在这两个来源里，中国思想的影响比希腊的为大。在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受希腊的文化影响较深，但到了启明时代，希腊的影响已为中国文化所代替。虽然有一位倾心希腊文化的费内龙(Fénelon)提倡希腊来和中国文化对抗，而在当时所谓‘欧洲之孔子’的魁斯奈(Qunesya)即持相反论调。以为希腊的文化，远不如中国。甚至一八零六年尚有人提倡希腊的宗教是受中国的影响，可见中国文化这时比希腊来得有力量了。那么，理性的观念从中国来的，还是从希腊来的呢？我可以肯定地说一句：还是从中国来的多些。黑格尔在‘历史哲学’里，说到理性支配世界可想起两种形式：一是希腊哲学家之Nous支配宇宙说，一是宗教家对于神意的信仰说，但他反对这两种形式，以为两者都不是‘哲学理性观’，把他推翻了。而理性之‘变化的范畴’，黑格尔以为‘这就是东方人所抱的一种思想，或许就是他们的伟大思想，他们的形而上学之最高的思想。’十八世纪法国哲学是法国革命的预备，然而，法国哲学如利维布律尔(Levy-Burhl)所说，却是突起的，不是传承的，那么，这种外来的文化影响是从那里来呢？我的答案，是从中国来的，尤其是从中国理学的影响来的。”[7] 应当说，对于中国哲学与文化界而言，“中国哲学对启蒙时代欧洲的影响”并不是一个新颖的话题，正如前文已提及的，朱谦之教授早就有这方面的专著出版。但由于长期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一直习惯于仅仅从时代性的单一维度看待中国哲学，从而把包括宋明理学在内的中国古典哲学从整体上定性为“前现代”的，因而并不认可“前现代”的宋明理学可以对作为人类现代思想之起点的欧洲启蒙思想产生积极影响的主张。事实上，这一问题也是欧洲学界长期关注的话题之一，多年来涌现出了不少有分量的学术成果。世纪之交，这一问题也引起了中外学界更多的关注和研究。时至今日，应当有理由认为，欧洲启蒙运动的兴起多多少少是受到了以宋明理学为主体的中国哲学的影响。从中国哲学对启蒙时代欧洲的影响这一视角，我们可以对关联于“早期启蒙”说的一些问题做出以下四点评析。第一，“中国哲学对启蒙时代欧洲的影响”这一话题在中西对比的视野下突显了“中国哲学”自身的整体性及其不同部分之间的内在关联性；第二，在一定意义上“早期启蒙”说可谓20世纪“中国哲学”学科发展演进历程的一个缩影；第三，立足于对现当代中国哲学发展演进历程的整体关照，应当对“早期启蒙”说的积极意义予以充分肯定；第四，“中国哲学对于启蒙时代欧洲的影响”这一话题同样也告诉我们，在今天，在肯定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同作为人类哲学之殊相而具有其一般共性的基础上，从不同的理论范型去比较和澄明两者的“同中之异”，应当比仅仅单向度地以西论中或者以中论西更具有理论的合理性。本部分首先讨论第一个方面的问题。 “早期启蒙”说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强调了“明清之际”从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三大儒到颜元、戴震的相关主张对于作为当时主流思潮的宋明理学的革命性意义，并进而依据西方启蒙运动的历史进程将之界定为中国的早期启蒙思潮。作为中国哲学的主流传统，在反省思考明王朝历史教训的基础上，由明末清初三大儒所开启的“明清之际”儒学的确体现出了某些不尽同于此前宋明理学的理论特质。由此对其加以特别的关注与研究，也堪称中国哲学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其中应当予以甄别的一个理论关节点在于：这种不同究竟是内在于儒学传统的不同，还是外在于儒学传统的不同？“早期启蒙”说显然是在西方启蒙思潮的比照之下，过于突显了从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到颜元、戴震的反理学性或者说反儒学性，从而将其视为外在于儒学传统的“新统”。这就使今天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不能不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过于突出“早期启蒙思潮”与宋明理学的对立性，在高度肯定“早期启蒙思潮”的同时，我们该怎样看待宋明理学乃至整个的中国哲学传统？为肯定“早期启蒙思潮”作为中国现代性根芽的历史作用而将宋明理学完全归结为“落后”乃至“反动”的，究竟是否符合中国思想文化发展演进的历史实际？ “中国哲学对启蒙时代欧洲的影响”这一话题在中西对比的视野下突显了“中国哲学”自身的整体性及其不同部分之间的内在关联性。由于“早期启蒙”说主要是以肯定明清之际的启蒙哲学对宋明理学所具有的批判性、变革性意义为理论基础的，因而更多的是突出了宋明理学与早期启蒙思潮之间的不同甚至是质的差异性。中国哲学对欧洲启蒙运动的影响所凸显的则恰恰是中国哲学的整体性。在早期启蒙说的视野下必然将宋明理学判定为“反动”、落后的，而吊诡的是，恰恰是被“早期启蒙”说视为“思想桎梏”的宋明理学而非从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到颜元、戴震的“早期启蒙思潮”对欧洲的启蒙运动产生了影响，成为现代性的思想资源之一。进而言之，进入20世纪晚期以来，杜维明教授等进行“启蒙反思”的基本立足点也正是自春秋战国时代即已实现“超越的突破”、发展至宋明理学而体现出自身之成熟形态的中国哲学的智慧精神。同样，正如郭齐勇教授所注意到的，萧萐父的启蒙论说中事实上所包含的“启蒙反思”的意蕴，也是“他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多样性，努力发挥儒、释、道及诸子百家中的丰富的现代意义与价值，特别是本土文化中蕴含的普世价值”的结果。[8]这就在促使人们更为深入地认识到相关问题之复杂性的同时，也堪称在事实上在中西对比的视野下较为充分地突显了“中国哲学”自身的整体性及其不同部分之间的内在关联性，从而把相关思考的兴奋点更为自觉地聚焦于反省总结中国哲学作为一种不同于西方哲学的特定理论形态自身所具有的基本理论特质与整体理论特质。 正如学界在世纪之交的回顾与展望中已经注意到的，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作为现代学科的“中国哲学”在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的同时，也还存在着一些不尽如人意的问题。在中国文化中虽早就有“中国哲学”之实，但作为一个现代学科，“中国哲学”则是在近代以来中西文化的交流碰撞中，由胡适、冯友兰等以西方哲学的学科规范为样板在20世纪初期才创立起来的。这样，“中国哲学”学科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事实上是处于中西文化的巨大张力之中。如何既通过师法西方来确立“哲学性”而使自己成为“哲学”，而又通过突显自身的理论特质来彰显“中国性”而使自己成为“中国”哲学，就成为这一学科不得不面对的中心课题。随着时间的推移，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中国哲学的自身特质应当说是得到了愈来愈鲜明的突显。但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没有完全摆脱西方哲学中心论的影响，在深层的理论范式上自觉不自觉地以西方哲学为标准来进行自己的理论思考与理论建构的问题却依然或多或少地存在着。 在一定意义上，“早期启蒙”说可谓20世纪“中国哲学”学科发展演进历程的一个缩影。这至少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从“早期启蒙”说发展演进的过程来看，正如前文已经指出的，它最早在20世纪20年代由梁启超初步提出，中经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张岱年、侯外庐等的进一步展开，而在20世纪末由萧萐父总成其说。如果说20世纪20年代是作为现代学科的“中国哲学”的草创时期，三四十年代则是其确立学科规模的时期，20世纪末更可谓其反省总结时期。在这个意义上，“早期启蒙”说堪称见证了“中国哲学”学科完整的发展历程。 其二，从“早期启蒙”说的理论特色来看，一方面是挺立民族文化精神的主体性、突显中国哲学自身理论特质的自觉意识可谓越来越鲜明。从梁启超主要是在事实层面指出了自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到颜元、戴震的“清代思潮”“其动机及其内容，皆与欧洲之‘文艺复兴’绝相类”，到萧萐父明确表现出了反对把中国的现代化归结为“全方位的西方化”而希望在民族文化传统中为中国的现代化找到“内在历史根芽”的价值取向，就典型地说明了这一点。另一方面，则是在深度的理论层面依然没有真正摆脱“西方中心”论的束缚。这一点即使是在萧萐父所代表的成熟形态的“早期启蒙”说中也不例外。萧先生无疑有着要在“现代”与“传统”间找到一个“接合点”的明确自觉，但他选择“接合点”的具体标准却又明显是源自于西方的，是按照西方启蒙思潮在中国哲学中寻找相类、相同因素的结果，而非内在于中国哲学自身发展演进之内在逻辑的。这样，尽管萧先生聚焦于中国“现代化的内生性”问题，但其根源性的问题意识归根结底又是外在于中国文化的。而之所以如此，又事实上是建立在将中国哲学判定为“前现代”的从而对其价值意义做了整体性否定，而仅仅在其中寻找零星的“现代价值”的基础之上的。这些都或多或少地体现出了在深层的文化心态上西方中心论的影响与羁绊。 正像时至今日“中国哲学”学科虽然难免依然存在着某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却并不能掩盖其在一个世纪的发展演进中所已经取得的高度成就一样，立足于对现当代中国哲学发展演进历程的整体关照，我们同样应当对“早期启蒙”说的积极意义予以充分肯定。“早期启蒙”说聚焦于“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力图超越“现代”与“传统”二分对立的形而上学立场，在民族文化传统中发掘出足以接引现代精神的源头活水，从一个层面深化与升华了对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之现代价值与现代走向的认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不仅如此，经过一个多世纪的传承与发展，“早期启蒙”说已经成为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中具有特殊意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相关研究不仅在明清哲学研究中具有典范性意义、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哲学的研究范式与书写范式，堪称从一个侧面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现当代哲学的研究。 进而言之，正如陈来教授所指出的，在今天讨论“早期启蒙”说，关注点不应当仅仅在于是不是或有没有这样一个启蒙思潮，而更应该关心的是提出这一看法背后的问题意识。[9]事实上，由萧萐父总其成的“早期启蒙”说的一个基本的问题意识，就是要探寻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内生性。对此，萧先生有着明确的理论自觉。他明确指出：“全盘否定中国文化有自我更新以实现现代化的可能，则我期期以为不可。我认为，从17世纪开始，历史形成的条件已提供了中国文化代谢发展的杠杆；而以后的历史教训也表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必须从民族文化传统中找到内在历史根芽，找到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历史接合点。果如……Max Weber，John K.Firbank等人所说，难道中国只能命定地被现代化、被西化或被西方文化所涵化(acculturation)？”[10](P68)在同一个访谈录中，他还强调指出：“中国的现代化，绝不是、也绝不可能是什么全方位的西方化，而只能是对于多元的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作一番符合时代要求的文化选择、文化组合和文化重构。因此，就必须正确认识到自己民族传统文化的发展中必要而且可能现代化的内在历史根据或‘源头活水’，也就是要找到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文化接合点。”[10](P73)作为“早期启蒙”的集大成者，萧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文化讨论中的上述主张，典型地代表了这一学说所内在蕴涵的丰富而鲜明的文化自觉。而这一自觉在基本精神上又是代表了中国哲学面向未来的发展方向的。可以说，从梁启超到萧萐父的“早期启蒙”说以其挺立民族文化精神的主体性，以拒斥西化论与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着力探寻中国哲学自身走向现代化的内在理路与内在逻辑来突显中国哲学自身之精神特质的价值追求，在今天已经融入了历史，构成当代中国哲学发展演进的一个重要环节，其理论成就与艰辛探索成为未来中国哲学足资借鉴的宝贵财富，具有隽永的历史意义。 “中国哲学对于启蒙时代欧洲的影响”这一话题同样也启示我们，在今天，在肯定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同作为人类哲学之殊相而具有其一般共性的基础上，从不同的理论范型去比较和澄明两者的“同中之异”与“异中之同”，应当比仅仅单向度地或者以西论中或者以中论西更具有理论的合理性。尽管作为一个现代学科的“中国哲学”自其诞生之日起就身处一种特殊的历史境遇，不仅自身理论特质没有得到自觉而充分突显的问题一直存在着，而且贬视、扭曲中国哲学基本精神的情状亦时有出现，但肯认中国哲学作为西方哲学之外人类哲学的主流传统之一，堪称“中国哲学”学科在草创时期就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得到确立的重要共识。作为“中国哲学”学科的开创者，尽管胡适基本的文化立场是“全盘西化”，《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最基本的不足之处也正是突显中国哲学自身的理论特质不够，但他依然将中国哲学视为世界哲学的“两大支”之一，认为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到了今日，这两大支的哲学互相接触，互相影响。五十年后，一百年后，或竟能发生一种世界的哲学，也未可知”[11](P4)。另一个草创中国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冯友兰虽然更为自觉地强调了以西方哲学为样板来塑造“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他明确指出：“哲学本一西洋名词。今欲讲中国哲学史，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12](P7)其相关理论活动又堪称在相当程度上体现出了中国哲学独异的民族性特质。这就在以更彻底的方式以西方哲学为样板建立“中国哲学”之“哲学”性的同时，亦以更具思想深度的方式突显了中国哲学作为人类哲学的主流传统之一的不同于西方哲学的精神特质。[13]同样为“中国哲学”学科的创立做出了重要贡献的张岱年则进而在现代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类称”(总名)与“特例”的区分，明确指出，我们“可以将哲学看作一个类称，而非专指西洋哲学。可以说，有一类学问，其一特例是西洋哲学，这一类学问之总名是哲学。如此，凡与西洋哲学有相似点，而可归入此类者，都可叫作哲学。以此意义看哲学，则中国旧日关于宇宙人生的那些思想理论，便非不可名为哲学”[14](P2-3)。张先生的这一理路，把普遍性合理地赋予“哲学”本身(而非西方哲学)，而将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一起视为具有“家族相似”性的“特例”。这就不仅在具体的哲学系统中达到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连接，而且以颇具理论性的形态确立了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同作为人类哲学之具体形态的平等齐一性。随着中国现当代哲学的不断发展，中国哲学作为人类哲学主流传统之一的生机与活力得到了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多的认可与肯定。 立足于对现当代中国哲学发展演进历程的整体关照，可以认为，站在“西方中心”论的立场，单向度地以西方哲学为标准来论衡中国哲学，将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差别均归结为发展程度的高低，只能被视为一种历史的僭妄。“中国哲学对于启蒙时代欧洲的影响”这一话题同样也告诉我们，不仅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之间本来就存在着民族性的差异，而且中国哲学早在启蒙时代就曾对欧洲哲学产生过积极的影响。在今天，在肯定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同作为人类哲学之殊相而具有其一般共性的基础上，从不同的理论范型去比较和澄明两者的“同中之异”，应当比仅仅单向度地以西论中或者以中论西更具有理论的合理性。在这方面，成中英教授关于“价值哲学”与“知识哲学”的区分②与劳思光教授“引导性的哲学”与“认知性的哲学”的区分[15]均富有启发性。 ①参见汤一介为成中英所著《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世界化》(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年版)一书所作的“序”。 ②参见成中英在《世纪之交的哲学》(上海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一书中的相关论述。标签：哲学论文; 中国哲学史论文; 儒家论文; 理学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启蒙思想论文; 欧洲历史论文; 现代主义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现代化理论论文; 哲学史论文; 国学论文; 明清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