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新兴大国思维参与国际金融改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国论文,金融改革论文,思维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金融危机引发世界格局变迁
第一，世界主流思维正由新古典自由主义转向政府积极干预的新凯恩斯主义。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从美国的里根到英国的撒切尔夫人，都积极推进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学术界尤其是经济学界，以芝加哥学派为主导的新古典经济学思潮逐步上升为主流。因此，大规模民营化、维系平衡的公共财政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占据上风。但是，在金融危机后，学界主流思潮已逐步转向以政府为主体的大规模市场干预的方向。
这种新干预主义思潮和传统的凯恩斯主义本质相同，那就是当市场失灵时，由政府出面，帮助市场恢复信心、恢复运作。但不同的是，它的干预建立在对市场经济深刻理解的基础之上，旨在帮助市场经济更好地发挥作用，其干预手段也远远超出了凯恩斯当年的设想。例如，在危机冲击下，对若干主流金融机构实行部分国有化；在工会、债权人、企业管理层等各方之间斡旋，在企业重组破产这一微观层面上进行干预；由国家出面，通过印钞或发债等方式购买低质量的金融资产，以支持金融业的运行，从而降低社会的贷款成本。这种扩大到金融刺激以及部分国有化的做法，远远超出了传统凯恩斯主义的财政干预，因此，我们不妨将这种新干预主义称之为新凯恩斯主义。
第二，金融危机触发了西方主流社会对全球化格局以及相关制度问题的反思。英美等国精英界人士在不同的场合、以不同的方式都表达了同一个思想，即全球化进程不仅没有给西方社会带来想象中一边倒的收益，反而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而政府在这种冲击下进行再分配的能力远远不够。另外，全球化这匹野马远远超出了相关制度缰绳的约束，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当前这场金融危机。因此他们认为，必须对全球化进行反思，将全球化进程置于新的制度体系约束之下。
第三，环保主义抬头。西方主流社会已经将气候变化、节能环保列为最重要的长期任务。在他们看来，各国必须不遗余力阻止气候变化，必要时，他们将会采取极端的措施，如对进口产品实行碳税等，来惩罚那些应对气候变化不力的国家。这一趋势务必引起中国的关注。
中国面对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应有新兴大国思维
首先，当金融危机波及中国的经济边界时，中国正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以钢铁、有色金属、建筑材料等为基础的工业化进程正在中国如火如荼地展开，而其中的核心技术很大程度上仍然沿袭了西方国家工业化时的传统，基本以高能耗、高物耗技术为主。这与当前西方社会强调可持续发展、强调气候变暖形成了巨大的潜在矛盾。
其次，中国是过去20多年全球化进程的最大受益者。不仅西方社会并不认同自己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一些发展中国家同样不认为自己从全球化中获得了百分之百的长期收益。以印度、巴西、俄罗斯为例，尽管它们曾获益于全球化，但在当前的金融冲击中却感受到了明显的痛苦。俄罗斯、印度、韩国在全球化过程中借入了大量贷款，因此当前经济体系出现了问题。相反，中国则可以说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不仅获得了技术，而且获得了广大的西方市场，同时，全球化对中国的经济制度改革也产生了正向的推动作用。
其三，高储蓄、低消费仍是中国经济的现实。在工业化和不断开放的过程中，中国的生产能力和劳动生产率获得了巨大的提高，但相比之下，中国劳动工资和消费能力的上升却相对滞后。这其中既有制度上的原因，也有文化上的原因。中国社会消费相对不足与生产能力发展较快之间的矛盾，在短期内表现为国内储蓄率的大幅上升，并外化为中国对外金融权利的不断上升，即拥有大量外汇储备。在当前危机的背景下，中国富余的国际货币流动性与其他绝大部分国家的流动性短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使中国成为潜在的国际社会矛盾焦点。因此，在很多国家的潜意识里，中国被认为理所应当参与国际金融救助。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至少有三种选择。一是被动参与当前国际金融体制改革，即研究发达国家提出的各种方案，或者支持，或者拒绝，总之是一种被动的态度。二是直接和需要救助的相关国家，如巴基斯坦、匈牙利等，进行点对点的商讨，提供救助，这其实也是一种间接参与的方式。三是主动积极参与当前国际间的讨论，与英美等发达国家及一些发展中国家不断沟通，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格局的重建。到底哪一种方式最适合中国的长远利益呢？笔者认为，中国应该抓住当前机遇，积极、全面地参与多国体制下国际经济、金融体系改革的讨论和谈判，也就是说，中国的主要策略应该是国际化的，同时也可以复制于点对点的、区域性的经济合作和援助。为什么呢？
首先，中国作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自然不愿意看到全球化进程受到巨大干扰甚至逆转。所以，如何在多国谈判的体系下支持和维护目前格局下的全球化进程，是中国的根本利益所在。如果我们只是被动接受西方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提议，或只是局部、区域性地进行双边外交合作，就不能最大限度地支持全球化进程。
其次，我们应该看到，中国经济仍处于高速发展的长轴之中，中国的发展潜力还远没有完全释放，中国现代化的道路还十分漫长。这场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了重大的机遇，让我们有机会在多国谈判的体制下，营造一个崭新的、有利于中国的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从而为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奠定优良的外部环境，尽量减少其中的国际障碍。所以，我们需要把未来中国经济会遇到的各种困难尽量考虑周全，并认真分析，提出有针对性的改革建议。
再者，我们也必须看到，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开放的经济体之一，同时，中国的工业化水平、人均资源占有量、能源消耗量等与发达国家有明显的差距。所以，中国的利益既与发达国家不同，比如在节能减排问题上，我们不能完全接受西方国家提出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和减排义务；同时，在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开放等体系上，我们又与许多尚未全面改革的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巴西、南非不同。中国的利益在于维系当前的全球化格局，因此，中国在国际谈判中应起到桥梁作用，让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能够认真坐下来仔细谈判，彼此让步达成妥协，使当前的全球化进程能够稳健地推进。
以划拨美国国债注资国际金融机构为切入点
在4月伦敦召开的20国首脑峰会上，大家比较集中谈判且最容易达成共识的一个话题就是，如何帮助国际金融组织如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获得更有力的金融支援，从而发挥这些机构的国际金融运作能力，去挽救一批危在旦夕的新兴市场国家，如东欧国家及即将陷入经济困境的俄罗斯。在这一问题上，中国能够发挥巨大的潜在作用。
当前，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中国近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之上，中国事实上面临着无形的压力。我们应该认识到，这2万亿美元如果仅仅被动地投资于美国国债，在不远的将来，将面临美国国债价格下降、美元贬值这两大风险。我们还必须看到，这2万亿美元仅仅在短期内，也许是半年或一年内具有最佳的国际政治经济价值，因为美国政府、欧洲政府、欧洲中央银行、美联储以及英格兰银行已经大规模增加货币供应量。未来一年之内，全球很可能会出现一个货币发行量剧增的局面。到那时，我们手中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政治分量、政治讨价还价能力将会大打折扣。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非常自然的选择是抓住当前IMF等国际金融组织急于获得注资的迫切需求，与IMF及美、英等国商议，将一部分已经投资于美国国债的中国外汇储备资金转拨给IMF，同时要求IMF以其自己的货币，即特别取款权（SDR）计价，同时，要求IMF在未来（比较现实的预期是IMF下一个投票权改革年，即2013年）通过合适的程序追加中国的投票权，且短期内在IMF的高管层中追加中国职员的数量，因为IMF高管的实际影响力是不可低估的，而其高管的国籍长期以英、美、德三国为主。
对于世界经济而言，这些运作无异于雪中送炭；对于中国的外汇储备而言，不仅部分地规避了汇率和美国国债贬值的风险，更是发挥了最好的战略作用。同时，此举将有效提升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威信。在上一轮亚太金融危机中，中国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至今备受称赞，而中国此次如能以美国国债注资IMF，将非常有可能成就另一段佳话，并为未来若干年中国政府加强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提供依据。
总之，我们必须认真审视国际金融大谈判、大洗牌的基本形势，紧紧把握中国的根本利益，积极、全面参与多边谈判，用好手中的外汇储备，为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营造最良好的国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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