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大学学报现状与改革切入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切入点论文,中国论文,大学学报论文,现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我国9 000余种期刊中，科技期刊有4 800种、社科学术期刊2 800种，而社科学术期刊中高校社科学报又占据一半，有1 200多种。时下，批评责难大学学报的声音不绝于耳：什么“同质化”、高校学报总体数量太多、平淡文章多、经营亏损的多、闭门办刊、质量低名气小、特色鲜明的少、有分量的文章少、开门办刊的少；什么世纪之交以来，高校学报的发展陷入困境，整体声誉不升反降；什么大学学报“全、散、小、弱”，“高校学报长期以来积贫积弱，数量虽然庞大，但整体形象不佳”。①《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的朱剑先生是这些观点的代表者。朱剑认为：“世纪之交以来，作为社科期刊重要组成部分的高校学报却整体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在数量有了空前增长(社科学报达到了1 300余家)的同时，其整体声誉不升反降，来自学术界的各种批评和诟病之声不绝于耳，‘千刊一面’、‘低水平重复’等等不一而足。”②最近，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姜朋也忧心忡忡，不无迷茫，引发《光明日报》开展了“高校社科学报向何处去？”的大讨论。③一石激起千层浪，《光明日报》2011年在3月21日—4月2日就“高校学报出路何在”为题展开讨论，连续发文，基本格调是：“高校学报全、散、小、弱的现状令人心痛。”④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也要求学术期刊界：“建立政府扶植优秀学术期刊发展机制，促进学术期刊不断提高学术质量，解决社会反映强烈的少数科技学术期刊质量低劣、低层次重复出版的问题，为创建创新型国家服务。”⑤
对于大学学报来说，可谓“一派肃杀景象”，好像学报到了穷途末路、行将就木的地步。大学学报究竟怎么了？在此，笔者试图通过系列权威数据、学报属性(使命)、与发达国家学术期刊的比较和学报特色等问题，来请教以上观点的持有者，同时来审视我国的大学学报。通过对中西方学术期刊的比较，笔者认为我国大学学报的改革必须从至关重要的审稿切入。
一、中国大学学报业绩辉煌
关于我国大学学报的整体情况，透过以下权威数据，可以发现：中国大学学报业绩辉煌；同时也证明种种对大学学报的责难，不仅没有做很好的调查研究，而且主观臆断，失之偏颇。
(一)从中国大学学报的今昔看，大学学报绝非可有可无
中国大学学报产生于五四运动前后。20世纪初是中国大学学报初步发展时期，当时的《北京大学月刊》、《国学季刊》、《自然科学季刊》、《清华学报》、《东吴学报》、《复旦》、《南开季刊》、《史地学报》、《法政学报》、《国学丛刊》等数十种学报分别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东吴大学、复旦大学、东南大学、法政大学等高校创刊或复刊。这一时期的学报大多表现为文理综合，较为重视学术交流。如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学报》的前身——《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吾校必发行《月刊》者，有三要点焉”：“一曰尽吾校同人所能尽之责任”，“二曰破学生专己守残之陋见”，“三曰释校外学者之怀疑”，“以上三者，皆吾校所以发行《月刊》之本意也”。“至《月刊》之内容，是否能副此希望，则在吾校同人之自勉，而静俟读者之批判而已”。⑥当时的《北京大学月刊》发表了《哲学与科学》(蔡元培)、《中国文字形态变迁新论》(钱玄同)和《中国数学源流考略》(李俨)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论文。无疑，《北京大学月刊》不辱使命，在中国学术界和中国学术期刊界弹出了强音符。再如，《清华学报》作为早期的中国学术期刊，先后发表了清华许多著名学者的重要著述，有力地推动了民主、科学等进步思想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如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胡适、马寅初、冯友兰、闻一多、朱自清、梅贻琦、叶企孙、吴有训等学者的很多论文，涉及哲学、历史、考古、宗教、语言、文学、教育、政治和科学技术等众多领域，且多为原创性作品，引领了当时的学术潮流，成为所在学科的奠基之作或代表作，至今仍为学界称道和引用。⑦
今天来看，大学学报更是不可或缺。2002年国家教育部《关于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报工作的意见》就指出：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报是高等学校主办的、刊登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论文的、高层次学术理论刊物，是高等学校教学科研工作和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连续、集中、全面反映高校教学科研成果，是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载体，是展示高校学术水平的重要窗口，是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的重要桥梁，是发现培养学术人才的重要园地，是塑造学校形象、创造学校品牌的重要途径，在推动高等学校教学科研和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承担哲学社会科学“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神圣职责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2002年，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袁贵仁充分肯定了我国的大学学报：“随着高等教育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不断发展，高校社科学报的事业有了长足的进步。学报的数量不断增加，质量明显提高，一些重点大学的学报已经产生了较大的国际影响，成为国内外教育界、学术界和相关方面了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动态和研究成果的重要信息来源”，“高校社科学报的迅速发展，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和哲学社会科学事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⑧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李东东也充分肯定大学学报：“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科研事业的迅猛发展，中国高校期刊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⑨
(二)《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显示，大学学报名列前茅
由国内最具权威的清华大学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出版、中国科学文献计量评价研究中心与清华大学图书馆共同研制的“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系列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于2010年底首次发布，大学学报占绝对优势：“人文社会科学卷(2010年第8卷)”的数据显示，复合因子排名前三位的期刊分别是《中国社会科学》、《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和《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同样，在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卷里，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科学通报》、《江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和《中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⑩
(三)CSSCI表明，中国大学学报业绩赫赫
从南京大学《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2010-2011年来源期刊目录》统计数据来看，“高校综合性社科学报”达70种，在总共25个学科分类中最多，是每个学科平均数(21)的3.3倍以上，占总数527种的比重达13％以上。另外，在有代表性的“法学”中，收录的21种期刊里就有12种是大学学报或大学主办的期刊，它们是：中南政法大学的《法商研究》，中国政法大学的《政法论坛》、《比较法研究》和《行政法学研究》，北京大学的《中外法学》，西南政法大学的《现代法学》，华东政法大学的《法学》、《华东政法大学学报》，武汉大学的《法学评论》，吉林大学的《法制与社会发展》、《当代法学》，中国人民大学的《法学家》，占总量的57％以上。另外，在经济学科的72种期刊中，大学主办的期刊有35种，也占到了几乎一半(49％)。(11)
(四)从《全国中文核心期刊》看，中国大学学报成就卓著
在《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08年版)中的“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类核心期刊”，共收录期刊121种，其中大学学报有76种，占总数(121)的63％。在其他类别里也大显身手，例如，在“综合性科学技术类”120种自然科学期刊中，竟有115种是大学学报，占全部期刊的96％。
(五)中国科技期刊CSCD影响因子排行表证明，大学学报占据半壁江山
由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的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2011年提供的“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核心库”显示，在影响因子前300名的中国科技期刊中，有一半以上的期刊属于大学学报。CSCD被誉为“中国的SCI”，“北京大学的中文核心期刊评估系统已被CSCD逐步取代”。(12)大学学报中的“名刊学报”的“文摘率”以14.74％远超过了社会上的综合性社科期刊的5.90％，是后者的2.5倍；考虑到“三大文摘”对各刊每期被摘量会有所限制，文摘率统计对发文量大的期刊不利，实际差距不会有2.5倍。(13)可见，名刊学报的优势是明显的。
(六)《中国学术期刊评价报告——RCCSE权威、核心期刊排行榜》说明，中国大学学报成就与非大学学报平分秋色
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与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对全国6 170种学术期刊评价，在分学科评卷中共计1 324种学术期刊进入核心区，总比重是21％。其中权威期刊311种，比重是5％；核心期刊957种，比重是15％。4类高校学报共计1 464种参与评价，共有295种进入核心区，总比重是20％。其中权威期刊74种，核心期刊221种，分别的比重是5％、15％。(14)
以上5组数据无可辩驳地证明：大学学报不是问题多多，而是业绩赫赫；大学学报的地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替代。
(七)从大学学报的使命看我国的大学学报的功能发挥
1.学术大师们历来重视学术期刊
关于学术期刊(当然包括大学学报)的极端重要性，早在20世纪40年代，英国著名科学社会学家贝尔纳指出：“世界上科学成果发表的方式主要是依靠33 000多种科学期刊。”(15)这是因为学术期刊与图书、报纸等相比，出版周期短、系统性强。同样，英国著名学者迪克也认为：“从17世纪以来，学术期刊就是报道新发明和传播新理论的主要工具，假设没有定期刊物，现代科学当会以另一种途径和缓慢得多的速度向前发展，而且科学和技术工作也不会成为如同现在一样的职业。”(16)著名的美国杂志《独立周刊》(Independent)也认为，“期刊从有生以来便代表一种智慧的活动”。(17)可见学术期刊的极端重要性。
2.我国政府非常重视大学学报工作
教育部曾经多次发文，其中2002年的《关于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报工作的意见》就特别强调“充分认识高校社科学报的地位和作用”。大学学报代表国家的软实力，学术期刊事业又是文化中的“硬实力”。正因为如此，胡锦涛总书记也指出：“一个国家的文化，同科技创新有着相互促进、相互激荡的密切关系。创新文化孕育创新事业，创新事业激励创新文化。”(18)
3.西方发达国家都非常重视学术期刊出版工作并且在资金上予以很大支持
学术期刊一般不以盈利为目的，因为学术期刊往往是高层次期刊，一般只供专业人士阅读，读者面窄，销售量小，所以发达国家对学术期刊一般采取基金等资助的方式。对重要的学术期刊则由政府设立的各种各样的基金会出资扶持，绝大多数科技期刊则由主办单位出资办刊。(19)如在20年前，美国每年用于补贴学术、科技出版物的经费就高达64亿美元之多。(20)美国学术期刊(包括大学学报)的资金来自包括校友、慈善机构、众多基金会(如国家科学基金会、国家人文基金会、梅隆基金会、福特基金会、拉南基金会等)的大力捐赠，还有一部分来自发行人和版面费(版面费一般每页20美元—60美元)收入。美国大学出版社也不是为了盈利，而是为了学术目的，服务的对象是一小部分专家。美国大学出版社是大学的一部分，是学术的延伸，它联系着学校、学术团体和研究型图书馆。美国政府将大学出版社归类于非盈利出版公司，因此在税赋方面有一定的优惠或减免。(21)英国政府对出版业的资助金额也是巨大的，并且有很大的免税优惠。(22)在荷兰，高校和科研机构通常要办一种机关刊物，办刊的目的是为了把本单位的成果以通俗方式介绍给广大公众，使纳税人了解学校或者科研机构的科研情况，所需经费由单位全额负担，作者只限于学校内部的教授、研究生以及已经毕业的历届校友。日本政府对学术出版业的资助同样也很大。日本文部科学省的科学研究费补助金是通过审查，对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的各个方面都进行资助。2005年，资助总额为1 880亿日元，比2004年增加50亿日元之多，其中，研究成果发表促进费是通过资助重要学术期刊、数据库建设及研究成果发布传播，以期达到国际交流的目的。日本学术振兴会负责其中“学术期刊”、“学术图书”及“数据库”3个项目的审查与经费分配任务。(23)英国物理学会出版社(Institute of Physics Publishing.IoPP)是英国物理学会下属的非盈利性出版机构，是世界电子出版行业中一流的出版公司，也是全球最大的物理及相关学科的信息传播机构之一。(24)概括言之，西方国家的学术期刊出版者在经济上主要有这样几种模式：基金会资助、国家直接投资、国家减免税收、依靠出版社的盈利、依靠其他非出版性公司资助。因此，不能强调学术期刊的赢利功能而忽略甚至牺牲学术期刊的根本功能和使命，否则即本末倒置。
(八)从西方学术期刊看我国的大学综合性学报的合理性
西方国家学术期刊出现300多年来，不乏成功的综合性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学术期刊，有的还是文理综合版。例如，1915年创刊至今的《美国科学院院刊》(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 of America，PNAS)，是世界著名的多学科学术期刊，它是目前世界上引用率最高的科学期刊之一，它不但综合，而且还是文理工大综合，但这丝毫不影响它的质量。它始终致力于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多个方面报道科学前沿的研究报告、科学评论、展望、学术报告会论文以及重要学术活动，涵盖了生命科学、物理学和社会科学等学科。(25)因此，“综合性”不代表落后，就像综合性大学往往水平高于单科性大学一样，综合性大学就应该出版综合性学报，人为整合所谓的“综合性学报要实行专业化转型”，(26)显然是揠苗助长行为，后果将是可怕的。就像我们20世纪50年代吃尽了“一边倒”、以专业“整合”院系调整的苦头，而不得不在后来进行痛苦地重新合并的院校一样。综合性有它的优越性，更何况，如果大学学报改为专业期刊，现在很多大学里已经存在的大量专业期刊怎么办？新创办的专业期刊，在经验方面、在已经基本分割了的读者群、订户面前等等方面与早已存在的专业期刊的优势是其不能匹敌的，没有必要再去进行所谓的“筚路蓝缕”了，这个道理显而易见，毋庸赘述。大学学报何尝不是这样？从以上7组数据，还可以发现，综合性大学学报存在的意义重大：在《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08年版)中的“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类核心期刊”，共收录121种，其中大学学报有76种，占总数的63％，在其他类别里也大显身手。同样，在自然科学“综合性科学技术类”120种期刊中，有115种是大学学报，占全部期刊的96％。再如，与西方接轨比较早的我国港台地区也是如此：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的《香港社会科学学报》被誉为“香港第一份具有较高研究水平的综合性社会科学期刊”、(27)台湾师范大学《师大学报》都属于综合性大学学报。(28)
(九)尊重学报发展规律，所谓的“全、散、小、弱”当前有其客观必然性
经常有许多人拿所谓“全、散、小、弱”贬损大学学报。大学学报与一个国家科学技术、人文社科、工业水平一样，需要经过一个长时期的发展孕育期，不能犯急躁病。试想，我国的汽车工业与发达国家相比，有拿得出的品牌吗？有技术含量的品牌哪个不是组装、发动机引进或者模仿的？我们今天不这样做行吗？不这样做差距会更大。须知，中国的人均GDP在全球排位105位左右。只有这样做，通过自然兼并，不断提高水平，才能真正出现自己的品牌汽车。就像当年中国革命也经历过“小米加步枪”、“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历史阶段一样。即使是在我国成为经济、科技、文化大国之后，学术期刊也需要“全、散、小、弱”。学术从来都是金字塔，没有宽广的、厚实的基础，没有众星拱月，就没有高大耸立、千古不朽的金字塔。我们需要“全、散、小、弱”、我们喜欢“全、散、小、弱”。目前的所谓“全、散、小、弱”，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必然性，符合事物发展的辩证法，人为过早消灭“全、散、小、弱”，就是揠苗助长，结果将是灾难性的。目前我国学报的“全、散、小、弱”是我们不能不面对和承认的，只有经过所谓的“全、散、小、弱”，才能真正成为“专、特、大、强”。
(十)与世界水平和发达国家水平相比，我国的学术期刊不是多了，而是严重匮乏
1.统计资料表明，至20世纪70年代，全世界曾创办过90万种学术期刊：1665年为2种；1675年约10种；1800年约100种；1880年约1 000种；1900年约10 000种；1944年33 000种。几乎以每50年增加9倍的速率在扩张。(29)今天，全世界创刊出版过一年以上的期刊总数将会达到150余万种。截至1990年底，国际连续出版物数据系统国际中心(ISDS/IC)收录的世界上193个国家和地区出版的期刊总数约为53万种。(30)以目前全世界人口为70亿计算，世界人均期刊种类数是0.000 075 71种。
我国自1792年《吴医汇讲》创办以来，到1949年以前创办过13 000余种期刊，还有3 000余种文理综合性期刊。(31)我国期刊出版数量已从20世纪50年代的300余种增加到现在的9 000种，我国人口是13.7多亿，(32)人均期刊种类数很少，仅为0.000 006 7种。全世界人均期刊种类数量是中国的11.3倍。显而易见，与世界水平相比，我国的期刊不是过多，而是严重不足；与发达国家比较，差距就更大了。例如法国是世界上期刊业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人口不足中国的1/20，期刊却多达4 000种，其中学术期刊占有相当的比重。(33)日本人口不足中国的1/10，人均拥有期刊15册—20册；而我国2004年的人均期刊拥有量只有2册—3册；(34)美、英、澳及其他欧洲国家，期刊的人均消费量也大体与日本不相上下。(35)由此可见，我国的期刊尤其是学术期刊不是多了，而是少了。那种所谓“我国的学术期刊过多”的观点是无稽之谈。为了改变目前我国期刊严重不足的状况，只有通过政府、各种基金会、企业界等的大力资助，至少通过自然生长再自然淘汰，而不能靠行政命令强行压缩，一定要遵循学术以及学术期刊的发展规律。
2.据权威统计：我国高校所办期刊共有2 500多种，约占全国期刊总数的1/4，其中大学学报就有1 700种左右，占高校期刊总数的67％，平均每所高校有1.26种。(36)一个大学平均出版1.26种期刊这个数字不多，因为高等学校是新成果、新技术的主要发源地、发布地。从国内来看，一所大学的层次越高、办的刊物就应该越多；从国外看也是这样。所以，我国高等学校学报数量不为多。
3.中国社会科学院所属期刊中高等学校的作者占到70％。(37)另外一组巧合的数字，是中国人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成果评价研究中心和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统计研制的《2010年度〈复印报刊资料〉转载学术论文指数排名》也显示：在社会科学17个大学科中，高校学者的学术论文被《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的指数一般在70％以上。(38)我国大学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人员比重占全国的70％以上不是偶然巧合，它反映了大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实力。因此，我国大学学报的数量不是多了，而是数量、容量不够。
(十一)关于学报“特色”问题——“同质化”问题
从我国期刊界最早提出“学报特色论”的岳玉禄(1983年)到朱剑(2009年)，20余年间几乎所有论者均认为：特色是学报的生命。(39)例如，刘洁民就明确提出：“特色是学报的生命、学报的灵魂。学报没有了特色便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40)朱剑也强调：“在学报体制未能进行变革的前提下，特色化发展已成为走出困局的唯一希望。”(41)他们所说的“特色”就是指每个学报都应该有自己的所谓个性；否则，就没有存在余地。笔者认为，这种“特色论”很容易使大学学报放弃根本使命和基本功能而误入歧途。
姚远通过缜密考察得出结论：“史实无可辩驳地证实，并非像过去人们以讹传讹的说法：中国大学的综合性学报模式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随高等教育体系从苏联传入的。我国大学的综合性自然科学学报或综合性哲学社会科学学报的模式，是‘五四’运动前后由《清华学报》和《北京大学月刊》这种文理综合性学报模式演变而来并逐渐分化而成的，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土生土长的，有着自己特定的历史背景、发展序列以及内涵和外延。”(42)中国有大学学报本身就是世界特色，学报的使命就是为了反映主办单位教学和科研水平。因此，无需个个有特色，以免使严肃的特色问题庸俗化。
1.登载学术论文的大学学报不一定需要特色。我们知道，学术是研究社会、人类、自然界现象及其背后规律的人类思维活动；而规律是具有高度抽象、普世性的东西，普世性的东西无特色可言，如同不能说市场经济规律有两个、物种进化规律有多个一样。现在是全球化时代，技术、知识、信息早已突破了民族、地区和国家的界限，标准化、现代化、国际化、数字化是大势所趋。国人常说的“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也是这个意思。这里不要把艺术的个性化要求与科学的普世性相混淆。
2.学报“特色论”与大学学报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首先，从目前情况来看，真正所谓具备“教育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报名栏建设实施方案”要求的，即所谓具有“特色栏目”的只有16家高校学报，并且其中有不少“特色栏目”其实不是特色，而是属于专业分工。譬如，《中央音乐学院学报》的“民族音乐研究”等。其次，“特色”远远代表不了大学学报的整体。我国仅文科学报就有1 200多家，而进入教育部名栏建设的学报仅占1.3％，远远代表不了我国大学学报的整体面貌。再次，现有的特色学报的“特色”也代表不了它的整体。例如《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特色栏目，从1997年-2007年10年间，共发表“可持续发展”论文64篇，该刊每期发文约20篇，10年总发文量约1 200篇，特色文章仅占5.3％，难道那94.7％的非特色文章是没有价值的成果？另外《九江师专学报》的“陶渊明研究”这个“特色栏目”，在1984年-1996年的12年间发表142篇论文，(43)该刊12年总共发文2 880篇，“特色”文章仅占4.9％，其余的95.1％不是成果又是什么？
对大部分大学学报来说，发表特色栏目之外的主干部分论文才是大学学报的真正历史使命所在，因为无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的“可持续发展”，还是《九江师专学报》的“陶渊明研究”栏目均只占他们学校学科的很小一部分，甚至没有这样的专业学科。因为大学的主要任务是传授普世性知识，学报的主要任务是登载具有普世性意义上的创新知识，而不能以偏概全，干扰大学学报真正使命的履行。所以，大学学报“特色论”不符合大学学报的实际情况。
3.学报“特色论”有悖我国大学学报的优良历史传统。自1906年6月创办的我国第一家大学学报——《学桴》起，其历史使命就是展示学校科研成果，促进学术交流。诚如其《发刊词》所说：“谋刊行月，以表学堂之内容，与当代学界交换知识。”(44)最早明确了我国大学学报的办刊宗旨。1915年12月创办的《清华学报》称“本报以研究学问为宗旨，选择研究学问之文字”。(45)1919年创刊的《北京大学月刊》称“为北京大学职员学生共同研究学术、发挥思想、披露心得之机关杂志”。(46)1955年复刊的《复旦学报》称“为便于教师发表研究成果，交流经验研究，促进科学研究工作的广泛开展和重点发展”。(47)新中国成立初期，著名学者马寅初主持通过的《关于出版〈北京大学学报〉的决定》，更加明确了大学学报的历史使命：“一、为了传播我校科学研究的成果，交流学术思想，开展学术上的自由论辩以推动科学研究工作，特决定出版《北京大学学报》。二、《北京大学学报》以刊载本校教师和科研工作人员的创造性的学术论文为主，必要时亦可选载有关学术讨论性质的文章……六、全校教师和科研工作人员均应大力支持学报工作，各系(科)与各教研室的领导有协助学报编辑部征集和审查稿件的责任。”(48)我国大学学报的优良传统可谓源远流长、血脉相承，而绝非有人怀疑的苏联模式。大学学报“特色论”违背我国大学学报的优良历史传统。
4.学术期刊与特色无缘。众所周知，“学术期刊”以及“大学学报”起源于西方，其自从创立之初到现在都没有提及所谓特色，更没有强调。例如著名的爱思唯尔生物技术领域期刊出版者Sebastian Straub就认为，“学术成果是学术活动，是一种追求真理过程的结果，而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学术乃天下之公器，科学无国界，数据和结论是科学的根本，而期刊只是一种载体，但我们可以尽量优化这一载体”，“数据和事实才是学术出版内容的核心”。(49)世界医学排名第一的《柳叶刀》(The Lancet)的办刊宗旨是“探寻发表可引发医学实践变革的高质量临床试验；我们致力于世界健康的使命以确保广泛覆盖来自世界各区域的研究分析”。(50)著名的《自然》(Nature)的办刊宗旨是“全心全意抓好两点：一是抓报道速度，二是抓科学信息的便捷可得性，发表各学科领域的最新重大科研成果”。(51)全球领先的生物学学术期刊《分子》(Cell)的发文范围是“报道实验生物学领域具有重大意义的科学发现，包括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神经系统科学、免疫学、滤过性微生物学、系统生物学、人类遗传学等，但是又不仅仅局限在这些学科范围之内”。(52)这些著名学术期刊都没有在自己的办刊宗旨中谈“特色”。可见，特色与学术水平没有关系。对此，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著名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韩启德也说过：“科学是没有国界的。”(53)所以，特色与学术期刊的优劣无缘，学术期刊评比不能人为添加什么所谓特色因素。
5.学报仅仅是学术成果的载体。诚如Sebastian Straub指出：“数据和结论是科学的根本，而期刊只是一种载体，但我们可以尽量优化这一载体”，“数据和事实才是学术出版内容的核心”。(54)如果一定要说学报有特色，那也只能是学报本身的开本、印刷工艺、装订格式、纸张，等等，只有这种意义上的特色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特色。须知，这个所谓特色对学术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所以研究它几乎没有意义。可见，人们研究学报特色是个误区，即使是有很强的地域性历史文化方面的研究成果也不能强调所谓特色问题，不能强调地域文化的个性是世界独一无二的、世界领先的，因为科学研究背后有共同的规律。
6.认清和完成使命才是大学学报的唯一任务。由上述分析可见，大学“学报特色论”没有真正把握住大学学报的本质，大学学报的历史使命应该是完整地、科学地传播主办单位(抑或全社会的)的教学和科研成果，而非去追求所谓“特色”，不能“捡芝麻丢西瓜”。大学学报是高等学校教学和科学研究的验兵场和推进器。诚如龙协涛所说：“学报相当于‘实验室’，通过连续、集中、全面反映高校教学科研成果，为教学科研工作提供了‘实验’平台，为培养和发现学术人才营造了重要园地。”(55)大学学报还具有记录高等学校教学和科研发展历程的功能，中国高等学校自然科学学报研究会荣誉理事长陈浩元教授就是这样认为的。(56)可见，“特色论”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真正明确大学学报特色与使命的关系，有利于我国大学学报的健康发展。
7.朱剑等同仁在许多场合提出大学学报存在的“诟病”之一就是“缺乏专业特色，同质化现象严重”。其实，“同质化”就是所谓“缺乏特色”。他“建议大学间自愿创办专业学报，办像《马克思主义学报》、《文学学报》、《哲学学报》、《历史学报》、《政治学报》、《经济学报》、《法学学报》、《社会学报》、《教育学报》、《传播学报》”等专业期刊。(57)对此观点我们不敢苟同。我国的大学已经大量存在着专业期刊，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主办大量专业期刊，全国性的学会、地方社科院、社科联同样也存在这种情况。学报转化为专业期刊后，怎样与已经存在的专业期刊进行分工，在竞争中胜算的把握几何？后来办的专业学报，人们的认可度怎么样？有必要重复建设吗？学报转化为专业期刊后，学报的使命谁去担当？后果难以预料，甚至不堪想象。其实这点连积极倡导“大学学报专业化”的朱剑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大学学报转化来的专业期刊无法抗衡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专业期刊。
我们认为，学报工作者不去在怎么提高学报质量上、为本校教学科研服务上认真下工夫，不甘心于默默无闻地“为人作嫁”，试图像有些地方政府搞“形象工程”一样，通过搞所谓“特色”来争个国内“第一”什么的，动辄拿“特色”作挡箭牌，走捷径、找遮羞布，诚如王立龙所说，这实际上是学术腐败和浮躁在大学学报领域里的折射和反映。(58)
二、中国大学学报改革切入点何在？
考察西方国家学术期刊之路，不难发现，著名学术期刊不是一朝一夕能打造出来的，全社会、学术界、期刊界要耐得住寂寞。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的刘培一和赵新通过考察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的学术期刊业情况，得出了基本相似的结论。他们认为，“发达的经济基础、先进的科学技术、市场化运作和完善的法律体系是美国科技期刊出版业发达的成因”。(59)英国科技期刊出版业发达的原因相似：“1.科学技术发达；2.大型出版集团实力雄厚，小型出版公司定位准确；3.拥有国际化的优秀出版资源；4.具有精干、高素质的策划队伍；5.图书与期刊互动出版；6.出版公司战略定位准确，谨慎进军新领域；7.成熟的市场化运作机制等。”(60)而“发达的经济基础、先进的科学技术、市场化运作和完善的法律体系”在美国、英国已分别诞生、发展了二三百年；我国改革开放才30多年的时间，市场经济体制确立还不到20年，需要借鉴的东西太多。所以，当务之急是研究中西方学术期刊出版机制的差别，而不是简单粗暴地推向市场了之。笔者通过对中西方学术期刊出版机制比较研究，认识到审稿是关系学术期刊质量的关键，只有抓住审稿环节，才能提高学术期刊的水平。我国学术刊物的误区就是“同行审稿”不完善，西方国家普遍建立了这一制度，而我国则缺乏同行审稿制度。
(一)努力倡导同行评议审稿制度
同行专家审稿和质量控制是学术期刊的生命线。西方学术期刊界已经普遍采用具有“专业的、隐名的外部人”特点的审稿方式——同行审稿制度。编辑部在收到稿件的同时会通知作者提供全球范围内与稿件内容相关的不同单位、不同国家的4—6位同行评议人，并提供各评议人的联系方式等信息，以便编辑部能与他们沟通交流。同行评议应对稿件内容的科学性、实用性、先进性等方面提出意见，这种程序可最大限度地节约审稿时间。(61)并且西方的学术期刊审稿手段已经发展到“网络投稿与审稿系统(Editorial Manage)”的水平，而国内学术期刊大多囿于建国初建立的、源于苏联计划经济的“三审制”。“三审制”具有很浓的以执行命令为主的、计划经济时代色彩，由此，王健华认为“三审制”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纪律检查制度，而编辑出版部门就是这一制度的具体执行者。(62)许清茂在《杂志学》一书关于“审稿”一章中就不由自主地说，“请社外的专家或有关部门领导来完成”、“请有关部门领导审稿”。(63)周国清在《编辑学导论》中也反复提及“领导”，例如，“加强总编辑监督管理的领导责任”，“终审由总编辑(或副总编辑)等社领导担任”，“领导职责，既是对审稿人文化素养、学术水平、业务能力的集中检验，又是对其职业精神、文化使命意识和政治敏锐性的考察，同时反映出两级领导的决策能力与全局眼光”。(64)张小萍说，“复审和终审都是由达到一定的专业技术职务和行政领导职务的人员担任，把关比较有保证”。(65)
(二)努力使审稿人国际化
编委及审稿专家的国际化，保证了期刊论文质量具有世界领先水平，从而保证了期刊的权威性。如《自然》的审稿人60％在美国，30％在欧洲，10％分布在世界其他地区。《科学》编委会由100多名专家组成，其中1/3来自美国以外的国家，并且建有全球科学家数据库，能够随时从中挑选出最合适的审稿人为刊物审稿。(66)BMJ的审稿人有2 500位，遍布世界各国，能够随时为该刊审稿。英国物理学会编辑出版的《等离子体源科学与技术》(Plasma Sources Sciences and Technology)聘请了美国的科学家担任主编，下设远东、北美、西欧和前苏联四位地区主编，编委会由10个国家的20多位学者组成。(67)庞大的审稿人队伍和审稿的国际化，不仅有效保证了这些著名学术期刊审稿的公正性，发布信息的准确性、科学性和独一无二性，避免了因审稿人自身的知识结构、审稿技巧和偏见等因素造成的误差，而且提高了刊物的国际化程度和权威性，为刊物在世界范围内吸引优秀稿件创造了有利条件。
我国学术期刊审稿人队伍大多仅有几十人，并且90％以上在国内，甚至不少审稿人就在本单位，审稿人不仅数量明显偏少，而且多数刊物缺乏详尽完备的审稿专家数据库。
(三)积极建立以学者为依托的编辑队伍体制
譬如，著名的《美国科学院院刊》拥有140名编委会成员，另外还有2 000多名美国科学院院士，他们一同组成了《美国科学院院刊》的编辑队伍，分布在世界各地，PNAS统称他们为编辑(editor)，他们都是世界一流的科学家。(68)我国在这方面有很大欠缺，有些编辑部是一般编辑终审，更有甚者领导终审。
(四)努力使编委会在审稿中起到实质性作用
《美国科学院院刊》编委会每年有一次例会，主要对刊物的政策及未来发展进行讨论和决策。同时，在日常编刊及稿件评审过程中，编委会也起到实质性作用。编委会的工作方式是：根据不同的专业方向，编委会成员分别负责处理不同研究领域的稿件；每个成员有权独立决定处理稿件，而不必与编委会其他成员讨论。首先，所有直投稿在送专家评审前，要先由编委会或由负责编委初审，对稿件的前沿性、创新性等做出评价，并决定是否进一步送外审专家审查。编委会有权不经过专家审阅即退稿，也可以将专家审回的稿件再送交其他专家复审，或退回不符合期刊标准的稿件。稿件由专家审阅并由作者修改后，编辑将修改稿件再次提交编委会，由编委会对审稿人的评审情况及作者修改稿进一步评审，并做出录用与否的最终审定。
(五)努力缩短稿件的时滞期
审稿是保证期刊质量的关键，审稿时间的长短同时也决定着发表时滞；审稿程序设计不仅对审稿质量起着决定性作用，同时也与审稿时滞密切相关，甚至有决定性作用。(69)另外，科学、合理的编辑处理系统的建立，也是缩短稿件的时滞期的重要方面。学术期刊应当积极参考西方国家的现代化编辑办公模式，努力提高工作效率，尽力缩短研究成果从产生到发布的时间差。
(六)更加注重把审稿重点转移到学术水平的高低上来
西方学术期刊在审稿方式上强调同行评议和专家审稿，审稿的重点是论文的引言(introduction)和结论(conclusion)，一般要经历多次的审阅。(70)由于国情不同，中西方学术期刊出版机制存在很大差异。第一，在关键性的审稿方面，指导思想不同。对稿件的选用与否，中国期刊首先注重政治性和思想性的把关，其次强调学术性；而西方学术期刊则注重学术性，标准相对单一。第二，审稿程序不同。中国普遍采取的政治色彩很浓的“三审制”，是一种体制内运行的方式；而西方学术期刊普遍采用同行专家评审的办法，稿件的采用与否主要取决于专家的意见。(71)
审稿是决定学报质量的关键环节，而“同行审稿”是我国所严重欠缺的。只有解决这个问题我国学术期刊的水平才能提高，国家的科学文化软实力才能真正提高。
我国大学学报业界应该客观公正地认识学报现状，清醒地看到中西方学术期刊在环境、历史与现状等方面的差异，立足当前，树立信心，着眼未来，把握大学学报发展的规律，循序渐进地与发达国家学术期刊体制接轨。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推动我国大学学报事业的进步，也才能真正使其步入国际学术舞台。
注释：
①朱剑：《高校学报的专业化转型与集约化、数字化发展——以教育部名刊工程建设为中心》，《清华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鲍观明：《我国高校学报同质化的风险规避》，《出版发行研究》2006年第3期；朱剑：《枘凿之惑：特色化与高校学报的发展》，《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薄洁萍：《“高校学报出路何在”系列报道②——告别“全、散、小、弱”》，《光明日报》2011年3月22日，第1版。
②朱剑：《徘徊于十字路口：社科期刊的十个两难选择》，《清华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朱剑：《高校学报的专业化转型与集约化、数字化发展——以教育部名刊工程建设为中心》，《清华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薄洁萍：《“高校学报出路何在”系列报道③——迈向“专、特、大、强”》，《光明日报》2011年3月23日，第2版。
③参见姜朋：《“高校学报出路何在”系列报道①——高校社科学报向何处去》，《光明日报》2011年3月21日。
④刘畅：《高校学报最好“做自己”》，网友观点：《“高校学报出路何在”系列报道⑤——告别“全、散、小、弱”》，《光明日报》2011年3月25日，第1版。
⑤李东东：《以内容建设为统领 推动期刊业改革发展》，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gn/2010/12-06/2703577.shtml。
⑥蔡元培：《〈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北京大学月刊》第1卷第1号，1919年1月。
⑦参见宋应离：《中国大学学报简史》，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89页。
⑧袁贵仁：《新世纪新阶段高校社科学报的形势和任务——在全国高校社科学报工作研讨会上的讲话》，《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
⑨李东东：《新闻出版总署：高校学术期刊要集约化规模化发展》，2009-12-23，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edu/edu-zcdt/news/2009/12-23/2033460.shtml。
⑩祝魏玮：《我国首个期刊影响因子系列数据库发布 旨在使学术期刊计量评价迈向规范化、标准化、透明化》，《科学时报》2010年12月20日，第A1版。
(11)数据来源：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网站，http://cssci.nju.edu.ch/news_rticleid=163。
(12)参见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2009年中国科技期刊CSCD影响因子300名排行表》，《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11年第2期；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来源期刊列表》(2010年-2011年)。
(13)朱剑：《高校学报的专业化转型与集约化、数字化发展——以教育部名刊工程建设为中心》，《清华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
(14)参见邱均平等：《中国学术期刊评价报告——RCCSE权威、核心期刊排行榜》，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56页。
(15)贝尔纳：《科学的社会作用》，陈体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399页。
(16)米哈依洛夫·A.И：《科学交流与情报学》，徐新民译，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3年，第64页—65页。
(17)《社论》，《独立周刊》1904年1月1日。
(18)胡锦涛：《在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6年11月11日，第1版。
(19)参见祖广安：《荷兰科技期刊出版体制对我们的启示》，《编辑学报》1997年第2期。
(20)参见刘建明：《社科学术期刊摆脱困境的理性思考》，《理论探讨》2000年第4期。
(21)Pollex M.Academic Economies:Scholarship,Publishing,Capital.In:Dissertation Abstracts International,Vol.62,Sec.A:2900。
(22)House of Commons.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ittee.Scientific Publications:Free forall.http://www.publications.parliament.uk/pa/cm200304/cmselect/cmsctech/399/399,2005-08-15。
(23)参见刘延华、胡智慧：《日本科技期刊运行机制和发展环境研究》，《编辑学刊》2006年第2期。
(24)参见2009-08-15，http://www.iop.org/。
(25)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 of the USA.About PNAS[EB/OL][2010-06-15].http://www.pnas.org/。
(26)朱剑：《高校学报的专业化转型与集约化、数字化发展——以教育部名刊工程建设为中心》，《清华大学学院》2010年第5期。
(27)学界评价，《香港社会科学学报》网http://www.cityu.edu.hk/rcep/kkjoumalss_chinese.htm。
(28)台湾师范大学：《师大学报编审委员会设置办法》，http://www.ntnu.edu.tw/acad/pub/jtnu5.doc。
(29)参见姚远：《中国大学科技期刊史》，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8页。
(30)参见姚远：《标准书号和标准刊号的国际组织》，《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7年第1期。
(31)参见姚远等：《中国近现代科技期刊》(1792-1949)，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850—958页。
(32)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1号)》，http://www.stats.gov.cn/tjgb/rkpcgb/qgrkpcgb/t20110428_402722232.htm。
(33)参见林隽：《中西期刊的定位与风格》，《编辑之友》1999年第5期。
(34)参见祝得彬：《2001年全国期刊出版概括》，《中国期刊年鉴》2002年创刊号。
(35)参见张葱：《中国期刊业离集团化还有多远》，《科技与出版》2004年第5期。
(36)袁贵仁：《新世纪新阶段高校社科学报的形势和任务——在全国高校社科学报工作研讨会上的讲话》，《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
(37)李东东：《新闻出版总署：高校学术期刊要集约化规模化发展》2009-12-23，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edu/edu-zcdt/news/2009/12-23/2033460.shtml。
(38)中国人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成果评价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2010年度〈复印报刊资料〉转载学术论文指数排名》，《光明日报》2011年3月29日，第7版。
(39)岳玉禄：《谈谈把大学学报办出特色的辩证法》，《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谢振中：《试论大学学报的基本性质与特点》，《山西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纪秋明：《试论高校自然科学学报的特色》，《编辑之友》1986年第4期；章礼强：《办出高校学报的特色》，《中国出版》1999年第6期；范升才，刘淑明：《论高校学报的个性特色》，《编辑学报》2001年增刊(S1)；许玉兰：《关于学报特色的思考》，《中山大学论丛》2001年第6期；杨丽君：《论高校学报特色的实现》，《编辑学报》2003年第4期；刘福铸：《论地方高校文科学报特色栏目的设置与维持》，《学报编辑论丛》，2006年第14集；晁晓筠：《高校学报应注重特色建设》，《编辑学刊》1996年第6期；孙景峰：《学报编辑工程论》，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年，第28页；等。
(40)刘洁民：《论高校学报特色栏目的设置类型》，《中州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41)朱剑：《枘凿之惑：特色化与高校学报的发展》，《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
(42)姚远、杜文涛：《〈清华学报〉的创刊及其历史意义》，《编辑学报》2006年第2期。
(43)参见孟大虎：《特色栏目建设与综合性社科期刊的竞争优势》，《大学出版》2008年第1期。
(44)学桴编辑部：《发刊词》，《学桴》1906年创刊号。
(45)《在清华学报登载广告之利益》，《清华学报》1916年第2期，广告页。
(46)蔡元培：《〈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北京大学月刊》第1卷第1号，1919年1月。
(47)陈望道：《〈复旦学报〉发刊词》，《复旦学报》1955年第1期。
(48)转引自刘道玉：《再谈大学学报的使命——纪念〈武汉大学学报〉创刊80周年》，《武汉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
(49)任霄鹏：《“期刊只是数据和事实的载体”——专访爱思唯尔生物技术领域期刊出版者Sebastian Straub》，《科学时报》2008年11月24日。
(50)The Lancet.http://www.thelancet.com; http://www.thelancet.cn。
(51)陆伯华：《英国〈自然〉杂志今昔》，《编辑学报》1994年第2期。
(52)Marcus E.The scientist as editor：my experiences at Cell[R]The second CJCP Training Conference.Beijing,2006-10-12。
(53)韩启德：《中国要办自己的优秀学术期刊》，《科学通报》2009年第18期。
(54)任霄鹏：《“期刊只是数据和事实的载体”——专访爱思唯尔生物技术领域期刊出版者Sebastian Straub》，《科学时报》2008年11月24日。
(55)李彤：《教育部推动高校名刊工程》，《人民日报》2004年5月21日。
(56)参见陈浩元：《高校自然科学学报的功能及实现措施建议——在2005年4月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第一期中国高校自然科学学报创新与发展高级研修班”上的讲座》，中国高等学校自然科学学报研究会网站，http://www.cujs.com/newversion/News/。
(57)朱剑：《徘徊于十字路口：社科期刊的十个两难选择》，《清华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朱剑：《高校学报的专业化转型与集约化、数字化发展——以教育部名刊工程建设为中心》，《清华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薄洁萍：《“高校学报出路何在”系列报道③——迈向“专、特、大、强”》，《光明日报》2011年3月23日，第2版。
(58)参见王立龙：《学术期刊出版界的浮躁现象及原因分析》，《编辑学报》2004年第5期。
(59)刘远颖、刘培一：《英国科技期刊运行机制和发展环境》，《图书情报工作》2006年第3期。
(60)刘培一、赵新：《美国科技期刊运行机制和发展环境》，《图书情报工作》2006年第3期。
(61)参见孙素君：《国外期刊运作模式及对我们的启示》，《编辑学报》2007年增刊。
(62)参见王健华：《科技期刊审稿制度探析——关于“三审制”的思考》，《广西中医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
(63)许清茂：《杂志学》，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58页。
(64)周国清：《编辑学导论》，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99页—100页。
(65)张小萍：《“三审制”的回顾与审视》，《编辑之友》1998年第5期。
(66)参见荆卉：《〈Science〉的选稿标准、审稿过程及其电子版》，《中国科技期刊研究》1998年第2期。
(67)参见曹明：《国外学术期刊国际化发展的现状与趋势》，《中国科技期刊研究》1994年第4期。
(68)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 of the USA.Information for Authors[EB/OL].[2010-06-01].http://www.pnas.org/site/misc/inforc.shtml。
(69)参见赵文义、王磊、杨琦：《学术期刊国际传播的互动性分析》，《编辑学报》2009年第1期。
(70)参见赵新、陈月婷、刘延华、刘远颖：《对国外科技期刊运行机制和发展环境研究观点综述》，《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06年第1期。
(71)参见周蔚华、柯冬云：《中美学术期刊评审机制之比较》，《编辑学刊》200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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