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发展观的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发展经济学是专门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作为其研究对象的。要研究发展问题，首先须得弄清楚什么是发展。只有把发展的含义弄清楚了，才能够确立恰当的发展目标，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和政策。
发展经济学产生于40年代末，至今已经历了半个世纪，在此期间，关于发展这个概念的内涵也不在断的演变和深化。
一、50年代：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
从4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发展”被认为就是提高全体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而提高生活水平的途径就是发展经济，提高人均收入水平，使每个人都能消费更多的商品和服务。这里不妨列举几个50年代关于经济发展的定义。(1)“经济发展问题实质上就是通过增加人均产出来提高国民收入水平，使每一个人都能消费得更多。”（注：埃尔沃尔斯：《国际经济学》，1950年英文版，第796页。转引自海因茨·阿恩特：《经济发展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2页。）(2)“经济发展可以定义为物质福利持续而长期的改善……反映出产品和劳务流量的增加”。（注：B.奥肯和R.W.理查森：《经济发展研究》，1962年英文版，第230页。转引自海因茨·阿恩特：《经济发展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3页。）可见，在这个时期，发展与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基本上就是同义词。
基于这一发展观，这一时期的发展经济学家都把研究重点放在如何加速落后国家经济增长这一主题上。他们认为资本积累和工业化是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关键，因此，提出了各种各样的促进资本积累和实现工业化的途径和战略。
二、60年代：发展包含增长加结构变化
到60年代中期，在发展文献中，对发展含义的解释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并把增长与发展这两个概念明确地区分开来。1995年，在联合国供职的著名发展经济学家汉斯·辛格在一篇论文中明确地指出：“不发达国家存在的问题不仅仅是增长问题，还有发展问题。发展是增长加变化，而变化不单在经济上，而且还在社会和文化上，不单在数量上，而且还在质量上。”（注：H.W.辛格：“社会发展：最主要的增长部门”，载《国际发展评论》1965年3月号，第5页。）辛格关于增长与发展关系的观点已被普遍地接受了。
所谓增长就是指人均产品量的增加，它通常以人均实际国民生产总值(GNP)的增长率来表示。发展包含了增长，即包含了人均产品量的增加。但是，它还包括一个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改善。具体说来，它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生产结构的变化。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简单劳动转到复杂劳动，手工操作转到机械化操作，传统的生产方式转到现代生产方式，劳动密集型技术转到资本密集型技术和知识密集型技术，生产组织形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家庭小生产转到现代的大公司。
第二、产业结构的变化。在国民经济中，第一产业的劳动力和产值比重趋于下降，第二产业比重趋于上升，第三产业比重保持不变或缓慢上升。在一个经济实现了工业化之后，第三产业相对比重迅速提高，最终成为国民经济中最大的部分。每个部门的内部结构也相应发生变化，逐渐趋向平衡。在产业结构的转换过程中，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城市化和工业化同步进行。
第三、产品构成的变化和质量的改善。生产的产品和服务构成适应消费者需求的变化，产品和服务质量不断提高，品种日益多样化。
第四、居民生活水平的明显提高。具体表现在：人均收入持续增加，一般居民营养状况、居住条件、医疗保健条件明显改善，普通居民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人均寿命延长，婴儿死亡率下降，物质与文化环境越来越舒适。
第五、分配状况的改善。收入和财产的不平等程度趋于下降，贫困人口减少。
由此可见，发展所包含的内容比增长要丰富得多，复杂得多。不过，发展的含义无论扩展得多宽，经济增长仍然是发展的主要内容之一。也就是说，经济增长仍然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
三、70年代：强调贫困、失业和分配不公问题的改善
但是，到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出现了一股否定经济增长的潮流，甚至出现了把国民生产总值赶下台的口号。越来越多的人谴责把经济增长作为发展的目标，他们认为经济增长并没有带来贫困的减少、就业的增加和收入分配的改善。标志着这一时期发展观转变的重要文献是英国发展经济学家达德利·西尔斯1969年在新德里举行的国际发展协会第11届世界大会上的演讲，该演讲以“发展的意义”为题发表了。西尔斯明确地反对把经济增长作为发展目标。他指出：“把发展与经济发展以及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相混淆是我们十分轻率的表现”。“对于一个国家发展来说，应该提出的问题是，贫困发生了什么变化？失业发生了什么变化？不平等发生了什么变化？如果这三个方面都变得较不严重，无疑，这个国家就经历了发展。如果这三个中心问题中一个或两个恶化了，特别是三个问题都恶化了，那么，即使人均收入成倍增长，把这种结果称为是发展也是不可思议的”。（注：达德利·西尔斯：“发展的意义”，载《国际发展评论》，1969年12月号，第2-3页。）西尔斯这篇演讲对70年代发展观的转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整个70年代，在发展文献中和国际机构的文件中，再也不把经济增作为发展目标，而是把增加就业、改善收入分配状况和消除贫困作为发展目标。在这一时期，国际劳工局提出的《世界就业计划》、世界银行制定的“增长的再分配”方案和70年代后期发起的“基本需要战略”就是这一时期发展观和发展目标改变的具体表现。但是，这一时期发展思想过分地否定了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在他们看来，增长似乎成了经济发展的障碍，而不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这些观点和政策方案显然过于偏激，没有得到发展中国家的积极响应，于是，它们很快被人们遗忘了。
四、80年代：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进入80年代，由于人口膨胀、资源耗竭和环境污染问题越来越严重，国际社会和学术界对可持续发展问题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这一时期发展观转变的重要标志是由挪威首相布伦特兰领导的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1987年发表的《我们共同的未来》，史称为布伦特兰报告。该报告全面系统的阐述了发展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该报告已成为可持续发展研究的经典文献。世界银行1992年发展的《世界发展报告》进一步阐述了布伦特兰报告的观点，对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关系作了更为详细的分析。
过去，在讨论发展的含义时，主要只考虑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减轻贫困、减少失业等问题，而对环境问题常常忽视了，或者只是简单地提及。这主要是因为在发展的早期阶段，环境问题不是那么突出，对环境问题造成的危害性认识不足。此外，对环境与发展的关系存在着一种片面的看法，即认为，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是相互矛盾的。首先，环境保护需要巨大的投资，在经济发展的较低水平上，发展中国家是负担不起这么大的费用的，简言之，环境保护是一种奢侈品，发展中国家是享受不起的。其次，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因此加快经济发展步伐应是优先考虑的目标；而要促进经济快速增长，对资源的利用强度当然就比较大，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环境在一定程度上的退化。这就是说，环境恶化是经济发展必须付出的代价，否则，经济就发展不起来。
近十几年来，环境退化和环境污染问题越来越严重，不仅对人民的生命和生活造成了越来越明显的危害，而且还直接地制约着经济增长。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开始重新思考环境与发展的关系，认为它们之间不完全是一个权衡取舍的问题，它们也是一种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具体地说，没有充分的环境保护，经济发展将受到阻碍；同样，没有经济发展，环境保护也难以为继。布伦特兰报告和1992年世界发展报告非常有说服力地论证了环境与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
布伦特兰报告特别强调了贫困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该报告指出，当前世界上出现的环境危机、发展危机、能源危机本质上就是一个危机。当今世界的贫困人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而且还在继续增加。贫困化是经济发展缓慢和收入分配不均造成的，是发展的危机；而贫困本身导致环境恶化。“那些贫穷饥饿的人们为了生存，往往破坏他们附近的环境：他们砍伐森林、在草原上过度地放牧、过度使用贫瘠的土地，越来越多的人拥入已经拥挤不堪的城市。这些变化的累积性影响是如此深远，以致使贫困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重大灾难。”（注：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中译本，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3页。）另一方面，布伦特兰报告还论述了经济增长与环境恶化的关系。经济增长也带来了环境恶化。该报告指出：“在世界的某些地区，特别是50年代中期以来，增长和发展大大地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带来这些进步的许多产品和技术具有较高的原料和能源消耗率，造成了大量的污染，给环境的影响比人类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大。”（注：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中译本，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7页。）因此，今天的环境挑战既来自经济缓慢增长，也来自经济的快速增长。为此，布伦特兰报告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是，为了保护环境，必须满足贫困人口的基本需要，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需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有经济增长；但是，增长本身是不够的，增长的果实还必须使贫困人口受益，因此，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还必须有公平的分配。另一方面，不计任何资源耗竭和环境退化的增长是有害的，不可持续的。因此，有必要提高增长的质量，即在保护环境和合理利用资源的基础上发展经济。
《1992年世界发展报告》比布伦特兰报告更为系统地阐述了发展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
首先看看环境对发展的影响。发展的目的就是不断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改善其生活品质。生活的改善需要一个洁净、安宁、卫生的生活环境，而空气污染、澡音污染和水质污染使这样一种环境遭到了破坏；人们的安宁被扰乱了，人们的身体健康受到损害，由污染造成的各种疾病越来越多，这不仅为防治这些疾病需要花费大量的金钱，造成直接的经济损失，而且疾病本身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减少了他们的幸福和快乐，甚至造成生命的危险和寿命的缩短。另一方面，人们喜欢一种自然的美，一种未遭破坏的大自然的美，对自然景观的破坏本身减少了人们的舒适和快乐。如果经济增长使环境恶化了，给人们造成了巨大的痛苦和过早的死亡，这种增长不能说就是发展。此外，资源的过度开采和自然环境的大量破坏还直接限制了经济发展。环境污染使人们身体健康受到损害，降低了劳动者的生产能力和生产率；环境退化和环境破坏削弱了人类直接利用的自然资源的生产力。例如，水污染使渔业生产率下降；土地的盐碱化、沙漠化和土肥力的下降使农作物产量下降；森林的过度采伐不仅减少了木材的生产率，而且造成洪涝灾害频繁发生，使农业生产受到严重损失；地下水的过度抽取使水源枯竭，使干旱的耕地得不到充分的灌溉，造成农业生产力下降；环境污染使有些动植物濒危甚至完全消失，造成大自然生态平衡系统的破坏。由此可见，环境的破坏对发展的消极影响和阻碍作用是巨大的。反之，保护环境却能提高资源和劳动的生产率，促进增长和发展。
其次考察一下发展对环境的影响。如果不采取恰当的环境保护政策，发展对环境的破坏是巨大的，关于这一点布伦特兰报告进行了详细的讨论。这里只是解释一下发展对环境的积极影响。经济增长和发展使人均收入水平提高了，国家的财力增强了，从而对环境加以保护的能力扩大了，促进了环境质量的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环境质量的要求也更高了，环保意识和自觉性增强了，这无疑促进了环境的保护；经济增长和发展使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程度减轻了，这将间接地促进环境的保护和改善。关于这一点，布伦特兰报告也作了论述。综上所述，环境与发展不一定是对立的，它们也有相互促进的一面。如果政策使用得当，它们是可以形成良性循环的，也就是说，既可以促进发展又可以促进环境质量的改善。例如，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减轻贫困的政策，鼓励更有效地利用能源的政策，鼓励采用对环境危害较小的技术的政策，对资源（如水）使用适当定价的政策，等等。当然，有些环境保护政策可能会暂时影响经济增长，但是，从长远观点看，它们是有利于发展的。如森林保护政策就是一例。
五、90年代：以人为本的发展
进入90年代，发展概念的内涵进一步扩大了，它不仅包括经济增长、就业、消除贫困、收入分配公平、环境的改善等内容，还包括很多非经济因素。当然，从更广的角度来看待发展的意义，不是从90年代才开始的。实际上，在几十年前就有些学者讨论了发展的经济、文化和政治方面的内容。例如：在1971年，发展学者丹尼斯·古雷特就较为全面地研究了发展的本质问题。（注：古雷特：《痛苦的抉择：发展理论的新概念》，1971年英文版，转引自托达罗：《经济发展》，中译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页。）他指出，发展包含有三个核心内容，即生存、自尊和自由。维持生存的资料包括食物、住所、健康和保护。自尊是指一个人要被当人来看待。一个人在社会上要感到受人尊敬和尊重，而不是被他人作为工具来使用。这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说也是如此。每个国家都想在国际上受到尊重。自由意味着社会及其成员选择范围的扩大，或者限制范围的缩小。所有这三个核心价值成了发展的本质。但是，要达到这些发展目标，经济增长是必不可少的。没有增长，没有经济实力，所谓生存、自尊和自由都是谈不上的。
但是，广义的发展概念的流行和普遍被人接受是在90年代，以联合国发展计划署1990年首次提出人类发展这一概念为标志。该机构从1990年起，每年发展一份《人类发展报告》，对世界各国的人类发展状况进行评估和比较。该报告至今已发表了10期，每期一个主题。（注：1990年报告的主题是“人类发展的概念与度量”，1991年的主题是“为人类发展融资”，1992年的主题是“人类发展的全球维度”，1993年的主题是“人民的参与”，1994年的主题是“人类发展的新维度”，1995年的主题是“妇女与人类发展”，1996年的主题是“经济增长与人类发展”，1997年的主题是“从人类发展视角看贫困”，1998年的主题是“消费模式及其对人类发展的意义”，1999年的主题是“全球化与人类尊严”。）从此，人类发展(human development)这一概念在学术界逐渐流行起来。该机构发表人类发展报告的目的是要使国际学术界和各国领导人把发展的目标从单纯的经济增长转到人类发展上来。
人类发展与古雷特的发展概念相类似。它着重于人类自身的发展，认为增长只是手段，而人类发展才是目的，一切以人为中心。人类发展主要体现于人的各种能力的扩大，这些能力包括：延长寿命的能力、享受健康身体的能力、获得更多知识的能力、拥有充分收入来购买各种商品和服务的能力、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能力，等等。这些能力的提高当然需要有社会总产品的增加，需要有经济增长。只有经济持续增长，才有可能不断增加生产性就业和收入，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和文化水平，使一般民众参与公共事务；没有经济增长，这些能力的扩大是有限的。但是，有了经济增长，不等于就自动地导致了人类发展。《1996年人类发展报告》的主要是讨论经济增长与人类发展的联系。该报告指出了5种有增长而无人类发展的情况：
(1)无工作的增长(jobless growth)。工作意味着生活保障，没有工作就等于剥夺了一个人的生活能力和发展自己的能力，以及损害了他的尊严和自尊。当然，缺乏工作机会可能是经济增长缓慢造成的。但是，即使经济增长较快的国家也常常不能增加足够的就业机会。例如，在巴基斯坦，1975-1992年间，实际GDP每年增长6.3%，而就业只增加2.4%；印度从1975年到1989年，GDP年均增长5%，而就业增长只有2%，更糟糕的是，加纳在1986年至1991年间，GDP每年增长4.8%，而就业反而减少13%以上。
(2)无声的增长(voiceless growth)。民众参与和管理公共事务，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和观点，是人类发展一个重要方面。但是，经济增长并不始终伴随着民主和自由的扩大。有些国家经济增长很快，但还远不是民主和自由的。有人认为，吃饭的自由远比选举的自由更重要。的确，免于物质匮乏使人们能够获得对他们生活更大的控制。但是，民主和增长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倾向于相互加强的。民主也能促进增长。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印度籍经济学家阿马塔亚·森(Amartya Sen)以饥荒为例说明了民主与增长的关系问题。饥荒很少在具有言论自由的民主国家中出现。如果没有选举，没有反对党，没有公众批评的讲坛，那些统治者就不担心饥荒造成的政治后果。博茨瓦那和津巴布韦成功地防止了饥荒，而埃塞俄比亚和苏丹却没有阻止饥荒，这种不同的结果说明了政治参与和民主在促进经济增长、帮助满足民众基本需要的重要性。
(3)无情的增长(ruthless growth)。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拉丁美洲一些国家，虽然经济增长较快，但收入分配不平等反而增加严重了，增长的利益大部分落入了富人的腰包，而穷的状况没有得到多少改善，有的反而日益恶化了，穷人的数目和比重甚至上升了。在1970年至1985年，全球收入增加了40%，而穷人的数目却增加了17%，而穷人的数目却增加了17%。1965-1980年间，收入下降的人数为2亿，而在1980-1993年间，这个人数已超过了10亿。除了收入贫困(income poverty)之外，能力贫困（capability poverty，表现为健康不佳、营养不良、文化程度低）甚至更为严重。例如，在1993年，中国的收入穷人占总人口的11%，而能力穷人却占17.5%；印度尼西亚收入穷人占17%，而能力穷人高达42%。在南亚地区，收入穷人与能力穷人悬殊更大，收入穷人占29%，而能力穷人高达62%。把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收入穷人比例为21%，而能力穷人为37%，如果不包括中国，能力穷人则高达45%。这说明中国的贫困问题解决得还是比较好的。
(4)无根的增长(rootless growth)。世界上有10000多种文化，这些不同的文化使各个民族和种族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一种具有包容性和参与性的增长模式能够培育和增强文化传统，使不同种族和民族享受着文化的多样性。但是，一种具有排外性和岐视性的增长模式却能够毁灭文化的多样性，从而降低了人们的生活质量。在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的领导人把传统文化看作是现代化和发展的累赘，从而压制少数民族的文化，强迫少数民族和种族接受标准的文化和语言。如前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就是这样。结果是严重的民族和种族冲突不断发生，甚至演变为残酷的国内战争和邻国之间的战争，使人的生命遭受重大损失和经济萧条、萎缩，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例如巴尔干地区和前苏联一些国家出现的冲突主要就是人为造成的种族和民族冲突引起的。当然，经济市场化、自由化和国际化的浪潮以及通讯和宣传媒介的迅猛发展也使先进国家的文化传统渗透到落后国家，结果导致本地文化被外来文化所淹没和同化。
(5)无未来的增长(futureless growth)。不顾自然资源耗竭和人类居住环境恶化而换来的增长是不可能持续下去的，也不值得持续下去。它不仅损害了当代人的生活条件和健康，而且更严重地的是对后代人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甚至是不可逆转的损害。现在不少国家，甚至那些因把经济增长与人类发展的进步结合得较好而受到称赞的国家，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也在毁坏森林，污染河流，毁灭生物多样性和耗竭自然资源。例如，印度尼西亚在80年代使森林面积损失了120万公顷，泰国在1961-1988年间森林覆盖率从55%下降到28%。东亚一些国家的大城市的水与空气污染在世界上是最严重的。
由此可见，增长不一定必然导致人类发展。如果出现了上述的“五元”情况，增长就没有导致人类发展。
经济增长与人类发展也是一个相互促进的关系。不仅增长能促进人类发展，而且人类发展也能促进增长。为增进人的健康和提高人的文化教育水平所花费的支出，一方面促进的人的发展，同时它也促进了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推动经济增长。但是，必须指出，对人的投资即使有利于经济增长，最终也是为了促进人的更全面的发展。目的和手段之间的关系任何时候是不能模糊和颠倒的。实际上，对公众教育和健康的支出不都是促进增长的，例如，专为老人和聋哑人创办的学校与健康中心对促进生产率并没有多大的帮助。如果只考虑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这些支出是不值得进行的，但对于促进人类发展来说，又是非常必要的。
六、总结与评论
以上我们讨论了半个世纪以来发展观的演变过程。50年代所说的发展就是指经济增长，增长与发展不加任何区别；60年代把发展与增长这两个概念区分开来，认为发展是指增长加变化，但仍然把增长作为发展的主要内容之一；70年代则把经济增长贬低到非常次要的地位，转而强调增加就业、消除贫困和公平分配等发展目标；80年代发展观转到环境与可持续发展问题，把环境改善作为发展的主要内容之一，但认为经济增长对实现可持续发展仍然是必不可少的；90年代则把发展的概念进一步拓宽，不仅包括经济增长、就业创造、收入分配公平、环境的改善与可持续发展，而且还包括文化的多样性和政治参与等社会、文化和政治内容。从发展观的演变过程中我们看到，人们对发展这一概念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正是现代社会文化文明进步的一个具体体现。
首先，发展本质是人的发展，即经济上、文化上和政治上的全面改善。把发展片面地理解为就是经济增长，而把经济增长片面地理解为产值的增长，是对发展含义的曲解；把发展只是理解为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是对发展本质的歪曲。
其次，不管发展如何定义，发展的意义如何解释，经济增长都是必要的。没有经济增长，没有国民财富的增加，试图通过财富的再分配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都是有限的，从长远来看，都是不可能的。
最后，发展首先应该是经济发展，只有在人们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之后，只有在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之后，才谈得上其他发展目标的实现。因为发展的本质是选择范围的扩大，如果人们连最基本的生活条件都得不到保障，其选择范围是极其有限的，在物质匮乏的情况下，强调生存权优先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