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世界经济的结构变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界经济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世纪以来，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正在经历一场深刻变化。这种变化涉及方方面面，表现林林总总，但最大的变化无疑是世界经济版图中经济力量对比变化和世界经济结构变革。其主要表现是：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份额不断下降，其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火车头的作用已大大降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金砖国家）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不断上升，日益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由于这种力量对比此消彼长的变化，世界经济总体结构正从以发达国家为核心的“中心—外围结构”①，逐渐演变为一种更复杂的“双循环结构”，即以发达国家为核心的传统“中心—外围循环”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新经济循环共存的结构。
总体而言，世界经济双循环结构只是初露端倪，尚在形成之中，且多有变局，但世界经济的结构变革以及发展中国家力量的增强则是不争的事实。认真研究这一变革，充分认识和理解既有世界经济结构的矛盾和双循环结构的出现及其形成过程，并采取积极的战略应对和推动这一进程，对于世界经济的平衡与可持续发展，以及我国经济的转型升级与可持续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
一、传统世界经济的“中心—外围结构”
现有的世界经济格局形成于二战以后，是以美国和美元为中心的一元结构。战后初期，美国凭借其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全方位巨大优势，击败了英国的挑战，建立了以美国和美元为核心的国际经济体系，进而把广大发展中国家纳入这一体系，形成了按照发达程度和与中心国家经济联系紧密程度由近及远涟漪式展开的世界经济“中心—外围结构”。以美国为代表的主要发达国家居于世界经济体系核心，它们是技术创新、产业引领、规则制定、资源配置和全球治理中心，广大外围国家则充当资源来源地、市场倾销地和加工制造者角色。随着经济发展和产业更替，中心国家逐渐将进入大规模生产阶段的中低端制造业转移到外圈的外围国家（如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70年代、8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再由这些国家转向更外圈的外围国家（80年代的亚洲“四小虎”，90年代的中国等）。通过一轮轮全球产业转移，中心国家逐渐向外围国家转移价值创造能力低的产业和生产环节，自己则始终控制着最具有价值创造能力的资源、产业和环节，全球分工与经济循环逐渐形成。由于中心国家始终控制着价值链上游，外围国家总是充当廉价的辅助和补充角色，主要发达国家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巨大不平衡，并且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只有少数国家可以通过这种“中心—外围”关系与产业转移获得较快发展，跻身中等发达国家行列。与此同时，也应当注意到，这一“中心—外围结构”并不是结构单一、一成不变的，而是结构复杂、不断变化的。比如，随着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转轨，这些国家也被先后纳入世界经济体系中，使体系不断扩大；而一些特别落后的国家（如所谓最不发达国家）于经济极度不发达，基本上游离于世界经济体系之外，没有加入这一循环，成为被遗忘的角落；此外在总体的大循环内部也会形成小的循环，如美洲的经济循环、欧洲国家之间的循环、东亚的经济循环等等。尽管如此，总体而言，世界经济的“中心—外围循环”结构是清晰的，大格局也未改变。
世界经济“中心—外围结构”的形成是以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巨大经济优势为基础的，通过战后初期形成的一系列有利于中心国家的制度安排和治理结构得以维系。“中心—外围结构”的核心是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国际贸易体系、国际生产体系以及国际经济决策与协调机制。
以美元为核心的战后国际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及与之协调配套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世行），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维系战后世界经济格局的主要制度基础。通过该体系美元获得了世界货币地位，一方面保证了全球货币体系相对稳定，另一方面则为美国通过美元霸权地位执行利己的货币政策以控制全球经济创造了条件。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形成的“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牙买加体系）依然保留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的大部分特权，美国得以继续执行以往政策，并一直延续至今。这种美元一家独大的格局实际上也是后来全球经济失衡与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
传统世界经济格局的另一个支柱是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世贸组织（WTO）。虽然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美欧等发达国家的特权不如在货币金融领域那么明显，发达国家之间对国际贸易制度与政策走向的偏好也不完全一致，但它们作为这一体系的创立者和主要规则制定者，必定会在妥协的基础上制定对自身有利的规则，后来者则只能接受既有规则。GATT被WTO取代后，贸易政策从货物贸易转向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贸易，无一不是主要发达国家的意志体现和利益所系。GATT和WTO所发起的多轮谈判，从议题的提出到谈判结果，都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初级产品和资源价格，一般加工制造与品牌、技术等价值链环节的增值能力变化等，也都掌握在中心国家手中。
国际分工与生产体系并不像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和国际贸易体系那样通过某种明确的制度和机构来维系，而是相对“自发形成”，在市场无形之手的作用下实现资源配置。但是，发达国家凭借技术、资金、企业竞争力等优势始终控制着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的制高点，通过“美国—西欧/日本—四小龙—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梯次转移形成全球生产体系，这一特点是十分明确的。在这一过程中，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充当执行者，通过国际知识产权制度、专利制度确保中心国家始终处于国际生产体系顶端，获取最大价值。如果外围国家试图阻止国际资本进入，保护本国产业，中心国家便会通过投资自由化、开放市场、国际投资协定等工具打破其壁垒，发展利己的国际生产体系。
联合国的一些专门机构、G7等全球性和多边性国际经济组织，包括IMF、WTO、世行等，以及由此形成的全球经济决策机制与协调机制更是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俱乐部和交易场所。中心国家对这些机构拥有绝对控制权，决定全球经济政策与经济事务，外围国家或者仅仅是一般参与者，或者只是旁观者，对全球经济秩序和政策影响甚微。通过这些机构与机制，发达国家控制着全球货币政策、资本流动、国际规则，进一步强化了其作为世界经济中心的地位。
除以上这些制度性的机制外，中心国家还通过双边或多边国际协定、发展援助、经济思潮、文化影响、意识形态等软性力量，更大程度上强化了自己的国际经济中心地位，将世界大多数国家纳入既有国际经济体系的循环。
不过，应该承认，二战后所形成的这一世界经济秩序和结构尽管并不合理，但确是当时全球经济力量对比的体现。它创造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国际经济环境，避免了恶性竞争与过度波动，保证了世界经济在相当长时间内的稳定和发展，形成了战后世界经济顺利发展几十年的黄金时代。这从全球经济增长、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发展、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升等方面都可以得到证明。
然而，同样必须指出，战后形成的世界经济结构尽管具有必然性，却也只是当时情况的体现。随着全球经济发展与经济格局的变化，特别是21世纪以来全球经济翻天覆地的变革，中国等新兴大国的崛起与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战后形成的世界经济秩序已经很难适应当前的世界经济状况，更与世界经济未来发展的要求相矛盾。
二、世界经济的结构性矛盾与金融危机
世界经济“中心—外围结构”与当前世界经济发展格局相矛盾，其最集中的表现是宏观失衡。“中心—外围”格局内在的前提是中心国家占有世界经济的绝大部分份额（存量），并且充当世界经济增长火车头的角色，对全球经济增长做出大部分贡献（增量）。然而，这一基本前提，随着新兴国家特别是中国等新兴大国的崛起已经不复存在。
众所周知，新世纪以来，美国经济由于产业空心化和长期过度举债、过度消费，处于持续低迷状态。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对美国经济造成沉重打击，美国至今未完全走出危机。欧盟经济由于成本居高不下、制造业外流、福利制度的拖累以及财政货币制度弹性缺失，其增长潜力比美国更差，最终陷入欧债危机。日本则陷于近二十余年的经济停滞，“安倍经济学”只是一味推行货币贬值政策，缺乏结构变革，很难解决日本的结构性问题。研究者一般认为，发达国家经济将在较长时期内处于长周期的下行区间。②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等金砖国家以及其他新兴国家经济发展迅速，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就经济总量而言，按美元汇率计算，2012年金砖五国GDP占全球比重已达到20.5%，接近美国的份额；而20国集团中的11个发展中国家③在全球经济总量中的份额在2010年即达到25.2%，超过美国的份额（表1）。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金砖五国GDP占全球比重早在2006年就超过美国份额（两者分别为21.3%和21.2%）；新兴经济体11国在全球经济总量中的份额在2009年即达到33.6%，超过1/3；2012年，金砖五国和新兴经济体11国GDP的全球份额分别为美国的1.5倍和2.0倍（表2）。虽然最近两年包括金砖国家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受全球经济不景气影响，发展速度有所降低，但发达国家降低更甚，甚至陷于负增长，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地位不断提升的格局和趋势没有任何变化。
如果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增量）来看，新兴国家的作用更为显著。据有关统计，新世纪以来，中国对于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平均达到20%以上，2012年则达到1/3以上。而整个金砖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在2010年即达到60%，今后若干年有望一直维持在60%以上。④由此可见，无论从绝对实力还是从发展趋势来看，新兴国家已经在世界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地位。但是，在旧格局中它们长期处于边缘地位，仅仅作为既有秩序和规则的接受者，这显然是不公平的、失衡的和难以持久的，对世界经济的长期发展也是不利的。这是传统世界经济结构矛盾的集中表现。
传统世界经济结构的矛盾还表现在国际金融体系、国际贸易体系、国际货币制度、国际经济决策机制的失衡上。如前所述，世界经济体系中货币金融体系和贸易规则通过IMF、世行、WTO等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美元一家独大充当主要国际货币的局面与美国不断衰落的经济实力和日益增长的巨额国际收支逆差越来越不协调，只能靠发行货币、举借外债维持。而拥有最大国际收支盈余和外汇储备的一些新兴国家对国际货币体系没有发言权，只能被迫将资金廉价借贷给最富有的国家，这更违背常理。在贸易方面，当中国等新兴国家已经成为世界最重要贸易国、大宗商品最大买家和制成品最大卖家的时候，对相关产品价格几乎完全没有影响力，仅仅充当价格接受者，而既不出售也不购买这些资源的发达国家的金融交易所控制了价格和交易，使贸易条件不断恶化，这是不合理的。至于国际经济协调方面，主要国际经济治理机构都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新兴国家基本上被排斥在国际决策之外。同时，一些发达经济体常常利用国际规则甚至国内法律制裁其他国家，贸易战、货币战暗流涌动，在这种背景下，很难想象会有利益一致、共渡难关的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此次美国次贷危机特别是欧债危机后全球经济政策的明争暗斗就是例证。
由此可见，在世界经济格局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传统的世界经济“中心—外围结构”面临诸多矛盾。世界经济失衡就是这种矛盾的集中表现。而国际金融危机的一再发生，包括美国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都是世界经济失衡的结果。正是国际经济失衡与美元的霸权地位使美国在长期巨额负债的情况下得以维持超低利率并刺激房地产业的畸形发展，才酿成美国次贷危机；正是实体产业大举向新兴国家转移后形成空心化而欧洲仍然维持着高福利、高负债，才使欧债危机最终爆发。以往的货币金融危机多发生在外围国家，此次的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则发生于世界经济与金融的中心，是结构矛盾的总爆发，说明整个体系已然出现问题。危机以后全球经济迟迟未能复苏，陷入长期低迷状态，也是世界经济结构矛盾未得到调整的表现。在世界经济结构矛盾得不到明显缓和的情境下，一味地推行宽松政策，各国竞相贬值货币，大打货币战，在贸易上推行保护主义，以及所谓的再工业化，只能是饮鸩止渴、以邻为壑，埋下更大危机的隐患。
实际上，世界经济的结构矛盾、旧秩序与新格局的失衡等问题，近年来已越来越受到重视。国际社会也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试图缓解失衡。IMF和世界银行投票权与股份的改革，中国等新兴国家话语权的增强，G20对G7的替代，全球经济协调的加强，都是这种变化的表现。然而，这种变化并没有根本改变既有的世界经济体系。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基本未变，美欧仍然控制着两大国际机构的主导权，新兴国家在世界经济治理中充当陪衬的局面仍然没有打破。议论多时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几无进展，对美元和美国金融中心的依赖并未改变，全球分工格局依旧。近几年来，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的任何变动，无论是实行QE（“量化宽松”政策），还是试图退出QE，都会引起全球经济的巨大恐慌，这是“中心一外围结构”依然强盛的证明。国际社会一有风吹草动，国际资本必然撤离发展中国家，回流中心国家。当前新兴经济体面临的资本外流和经济衰退问题，也是受这种结构影响的表现。
三、世界经济的结构变革：走向双循环
如前所述，当前形势下，既有世界经济结构已经不适应世界经济发展的新格局、新需要，但改变既有结构绝非易事。在这一结构中发达国家不会轻易放弃自身利益，推进诸如国际货币制度重大改革、国际经济决策民主化、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与援助、放宽知识产权保护障碍加快技术转让等等政策。新兴经济体期待上述变革但无力单边改变这一体系结构。然而，如果“中心—外围循环”的结构不改变，外围国家依附于中心国家、充当加工制造基地的局面就难以改变，新兴经济体的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就难以实现，国际经济失衡的基础也就难以消除。对于我国来说，基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与我国的国际经济角色的内在一致性，全球经济的整体性和各国之间的紧密相互依存性，以及我国经济已深深嵌入世界经济结构当中的现实，要实现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改变低端加工制造角色和过分依赖发达国家市场的出口加工型增长模式，除了我国自身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之外，还必须改变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角色，实现我国经济转型升级与世界经济结构调整的同步推进，否则我国经济转型也将困难重重⑤。
不过，在世界经济既有结构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变的情况下，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并非无所作为。我们有可能利用已有的经济基础和条件，探索一条实现自身经济转型升级、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同时逐步改变世界经济失衡结构的途径。事实上，经过新世纪以来十几年的发展，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战略调整，这一道路已初露端倪，即通过发展中国家之间迅速发展的经济联系与合作，形成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循环，与世界经济的原有循环有机结合，使世界经济从“中心—外围结构”走向“双循环结构”。
所谓世界经济双循环结构，是相对于传统的“中心—外围”单循环结构而言的。它是指参与构成世界经济整体的各国经济，通过贸易、投资、产业合作、要素流动，以及区域一体化等经济联系形式，形成两个既密切关联又相对独立的循环圈。两者像锁链一样相扣，构成一个类似“8”字的双环。
双循环之一是以美国等发达国家为中心、以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为外围的循环。发达国家通过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输出，将大部分加工制造业、生产服务业等转移到新兴国家，或者直接向后者外包（购买）制成品与生产性服务；新兴国家则向前者输出制成品和生产性服务，以此带动本国经济发展与就业，并将大规模出口形成的贸易盈余和资本流入带来的外汇储备以债券和其他间接投资形式回流到中心国家，构成后者维持技术创新优势和资本输出的来源，并使后者保持经济的高负债运行。这一循环其实就是久已存在的“中心—外围循环”，其结果就是前文论述的国际经济失衡。当然，这一循环本身也是动态的、不断变化的。譬如近一两年出现的国际直接投资从外围国家回流中心国家、从外围国家转向更边缘国家的情况，以及国际热钱撤出新兴经济体，就是循环不断调整和波动的表现。⑥
双循环中的另一个循环是在发展中国家之间展开的经济循环。近年来，伴随着中国等新兴大国的崛起，贸易、投资和区域合作的加速发展，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实力和版图的改变，一个新的循环逐渐形成：中国等经济发展迅速、制造业较为发达的新兴国家，通过到资源丰富的其他发展中国家进行直接投资，开发并进口本国所需要的资源和初级产品，输出制成品，形成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资源与制成品贸易循环；同时，将本国逐渐过剩和失去竞争优势的产业转移到原来处于世界经济体系偏远角落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譬如东南亚/南亚国家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形成投资以及生产分工的循环。中国等新兴国家通过资源进口、产品和资本输出与产业转移，一方面大大改善了有关国家的贸易条件，带动当地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有利于解决自身所面临的资源短缺、产能过剩、环境恶化、成本上升等难题。在这一循环中，中国等新兴国家处于相对主导方，亚非拉国家处于跟随方，根据经济和产业发展水平形成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国际分工，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世界经济的双循环结构并不是两个孤立的循环，而是紧密联结、互为条件的。使世界经济的两个循环联结起来的，或者说处于两环相交位置的，就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且具有双重角色的新兴大国。仅以中国为例，一方面，中国是世界经济“中心—外围循环”的关键环节，曾经在全球经济失衡中积累了巨额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又由于失衡而面临诸多问题。中国在传统循环中处于下游和边缘，接受中心国投资和产业转移，又将大部分国际收支盈余投资于发达国家资本市场。在此过程中，中国形成了具有相当规模和水平的产业基础特别是制造业基础，同时依靠出口积累了巨额外汇储备。离开中国，“中心—外围循环”和全球失衡的格局将发生很大改变。另一方面，中国具备推动新循环形成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有条件充当新循环的中心。从必要性来讲，中国要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就需要摆脱单纯的世界加工厂的角色，这就必须有替代者来承担中国以往的这一角色，并承接中国产业的外部转移。此外，中国还需要从外部世界获得更多的与新兴产业相关的技术、资源、资金，更为重要的是，必须让世界接受中国的角色改变。单靠中国国内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和压缩投资不可能实现上述目标，仅靠国内研发也是不够的，而必须从经济结构的内外一致性来考虑问题。建立与发展中国家的新经济循环，就是这种改变的前提。从可能性来说，中国发达的制造业基础、充足的资本和外汇、与亚非拉国家经济的互补性、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良好政治关系和共同利益，都为中国推进与亚非拉之间的新循环创造了有利条件。反观发达国家，尽管它们以前是亚非拉的宗主国和主要投资方，但其日益空心化的经济结构及其与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巨大经济落差，使其难以建立起与这些国家的经济一体化关系。近年来中国与非洲贸易和投资关系紧密程度及规模发展迅速，并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就是很好的证明（表3）。
世界经济双循环的出现，是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产业转移进一步深化、新兴大国崛起并推动产业转移多样化、中国面临经济转型升级，以及亚非拉国家迫切需要推动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等一系列背景下自发形成的一种新现象。但是，这一现象不断发展，并逐渐成为一种重要趋势，也与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政府的大力推进密不可分，是在传统“中心—外围结构”难以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探索世界结构变革的一种尝试。
由于主要发达国家在科技、产业、金融、制度等方面的优势长期存在，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以及以发达国家为中心的世界经济循环也将长期存在。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特别是亚太地区新兴国家的经济联系和分工合作日益紧密，很难隔断。这种合作是一种双赢合作，也是世界经济结构中最主要的循环，其特点是：发达国家主导国际分工，通过金融业、设计与高端制造业、技术创新等控制产业链上游，外围国家则承担加工制造、生产服务等功能。
但是，由于世界经济结构不合理和发展长期不平衡，许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缺乏一定经济发展基础、在上一轮国际产业转移中已经被边缘化的发展中国家，难以在这一循环中获得发展机会，甚至根本未能进入循环，被置身于迅速发展的世界经济之外。譬如，非洲特别是撒哈拉以南非洲曾被称为“被遗忘的大陆”，经济发展长期滞后，尚未开始大规模工业化进程。发达国家随着大规模产业转移的结束以及产业空心化、经济结构软化等特点的日趋显著，与处于边缘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难以找到大规模合作的机会与交集。
按照历次国际产业转移的一般规律，亚非拉边缘发展中国家应等到新兴国家的产业成熟度达到一定高度以后，在新一轮的产业转移中获得发展机会。然而，与以往不同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次产业转移的承接国家是中国、印度等大国而不是“四小龙”、“四小虎”之类的中小国家。由于中、印等新兴国家经济规模较大，且内部发展不平衡，其工业化和经济起飞也将是长期的过程。如果等到中、印等国工业化完成后，相关产业再向亚非拉转移，那么后者将长期被世界经济的发展所抛弃。同时，如果中、印等大国不在工业化尚未完成前就及时展开产业升级，自身的大国优势也就得不到发挥，可持续发展也会困难重重。这就是说，中国等新兴大国工业化过程的长期性以及自身的巨大规模和发展不平衡等特点，决定其在本国工业化并未完成的时候既有必要也有可能实现较大规模的对外产业转移，在继续保持与中心国家的产业转移与分工循环的同时，即可展开与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转移与分工合作，形成与亚非拉国家的新循环。可见，双循环的形成是由中国等发展中大国的非平衡发展特点所决定的。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中国、印度等亚洲新兴大国与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与投资合作迅速崛起。我们从美国作为发达国家代表与中国作为新兴国家代表同非洲国家经贸关系的此消彼长中就可以看到这一趋势。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发布的《2013非洲吸引力调查报告》显示：2007年以来，新兴经济体对非直接投资总体增长了20.7%，同期发达经济体对非直接投资总体增长率只有8.4%；2012年，新兴经济体对非直接投资超过发达国家，其中，中国对非投资增长28%，美国和法国则分别下降22%和39%。⑦
事实上，中国与亚非拉国家的关系不仅限于贸易和投资，而且有着更广泛、更丰富的内容。譬如，中国对非洲国家的经济援助、金融合作，中国在非洲设立的紧密经济合作区，中国与周边国家设立自由贸易区、开展货币互换等金融合作，中国与东盟、非洲、其他金砖国家等建立的多边合作组织和机制，都属于这种合作的重要内容。通过这些广泛而紧密的经济合作，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日益紧密的经济联系和经济循环正在形成，并真实地改变着世界经济的结构与面貌。
世界经济结构从“中心—外围”单一循环走向双循环结构，对于世界经济的总体平衡与可持续发展、中国等新兴大国经济的转型升级与可持续发展，以及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与经济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从世界经济总体来看，双循环格局的形成和发展，将有助于解决长期存在且不断加剧的全球经济失衡问题，实现全球经济再平衡。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虽然一再强调要实现全球经济再平衡，但它们不愿在世界经济结构调整上做出让步，并始终希望发展中国家充当廉价商品和服务供应者的角色。中国等新兴大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关系的发展，将大大改变其过分依赖欧美市场的贸易结构，促进贸易平衡的实现。同时，如果中国向亚非拉国家的投资与产业转移能够顺利推进，变中国对发达国家的出口为亚非拉国家对欧美的出口，将进一步改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贸易失衡的局面。投资方面，中国通过对亚非拉国家的直接投资可以大大改善国际收支盈余过多投资于美国资本市场形成的金融失衡局面，也为发达国家高端资本进一步流入中国留出空间。与此同时，全球经济失衡的逐渐缓和，也为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改变过度举债、畸形消费的经济结构创造条件。不仅如此，在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循环形成一定规模，减少对发达国家资金、技术、市场的依赖后，当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货币金融合作以及开发性金融机构发展到可以部分替代世界银行与IMF作用时，发展中国家作为整体在世界经济中的话语权将大大提升，对发达国家的依赖将会减少，这有助于促进国际经济秩序的改革与合理化。
从中国等新兴大国的角度看，世界经济双循环的形成，将大大有助于自身经济的转型升级与可持续发展。以中国为例，中国长期处于国际产业链末端，靠低成本出口和制造业过度投资维持经济增长，经济转型升级面临诸多困难，原因之一就是既有世界经济结构的限制。当中国的产业成熟度已经达到可以大规模实现产业转移并已积累了大量过剩产能时，将部分成熟产业转移到工业化程度更低的发展中国家，以留出空间和资源重点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无疑是经济转型升级的要义。至于通过发展与亚非拉国家的经济关系改善贸易结构，缓解与发达国家的贸易摩擦，获取稳定的资源保障，对于中国发展对外经济关系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举措。
最后，从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来看，发展中国家经济循环的形成对于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无疑是巨大的。事实上，近年来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的经济发展对资源的大量进口已经大大改善了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促进了其资源相关产业的发展。未来这种关系的影响将更大。当然，仅有资源丰裕国家的发展还不够，广大资源贫乏的发展中国家也需要加快经济发展。即使是资源丰裕国，也不能仅靠高价出售资源，而应当在资源产业的带动下，促进资源深加工及其他产业的发展。发展中国家之间紧密合作与经济循环，恰好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一方面，发展中国家资源丰富、劳动力充裕的自然禀赋为新兴国家的对外投资和产业转移提供了重要条件，而新兴国家的适用性技术、对资源的需求引致的投资都十分契合当地的经济发展需要。双方在经济上互有需要，互补性很强。另一方面，中国等新兴国家经济发展的道路和成功经验，也必然随着经济联系与合作的加强转移到亚非拉国家，对这些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和经济起飞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新兴大国与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经济关系的发展和经济循环的形成，必将积极促进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从而形成互利、双赢的局面。
①“中心—外围理论”（core and periphery theory）是最早由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一种理论模式，借以描述战后初期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拉美国家对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济依附关系。我们认为，尽管这一概念历来多有争议，其内涵与本文亦不完全一致，但大致可以借用来表述传统世界经济结构的特点。
②朱邦宁：《世界经济将在较长时期内处于长周期的下行区间——兼谈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问题》，《新视野》2013年第1期。
③这11个国家被称为新兴经济体11国或者E-11，是全球经济影响力最大和经济增长最快的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南非、阿根廷、印度尼西亚、韩国、墨西哥、沙特阿拉伯、土耳其。
④林跃勤、周文主编：《新兴经济体蓝皮书：金砖国家发展报告2012》，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
⑤关于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与世界经济结构调整的内在一致性，可以从以下方面得到体现：世界必须找到替代中国的大规模、高效率、低成本生产者；中国必须获得合适的新角色和发展空间；世界必须能够承受中国的转变。这是一个专门问题，这里不再展开论述。
⑥我们认为，近几年出现的以美国再工业化政策为代表的高端制造业资本回流现象并没有改变国际分工和“中心—外围循环”的格局，只是国际间基于比较优势的产业再配置的表现。类似的变化在几十年来多次出现过。至于国际热钱（短期资本）的流入流出，更是金融市场的正常现象，不足以改变国际分工与经济循环的大局。
⑦转引自苑基荣：《中国投资成非洲发展催化剂》，《人民日报》2013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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