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商团与商团事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商团论文,佛山论文,事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6)11-0049-06
1924年8月至10月，以陈廉伯、陈恭受为首的商团反对孙中山领导的大元帅大本营革命政府，最后被镇压，是为商团事变。在事变中，佛山商团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事变后期佛山是广东全省商团联团总部所在地，不少活动由佛山商团头目陈恭受公开出面，陈廉伯则躲在幕后。以往学者研究商团事变，对佛山商团较少关注。本文拟对佛山商团参与商团事变的原因，以及佛山商团在商团事变中的作用这两个问题作些探讨。
一 佛山商团成立之背景
佛山商团与广州商团同时或者稍后成立，时间大约是1912年初。[1]①商人梁鼐伯任团长，有团员150人，总公所设在佛山朝阳街念书室。
（一） 佛山建立商团，是佛山地方力量自治、自卫传统的延续。
佛山在南海县境内，在清代名列四大名镇，工商业十分发达。它既不是军事重镇，也不是政治中心，但士绅力量强大，地方事务一向由士绅负责。清广州知府宋玮说：佛山“在昔有明之盛，甲第笼踔，一时士大夫之籍斯土者列邸而居，甍连数里。”[2]自治、自卫一直是佛山城市的传统。1449年，黄萧养农民军进攻佛山，佛山结团自卫，相持数旬，直到明朝大军到来，击败了黄萧养。[3]明末到清初，佛山一直有设团练乡兵之事。[4]1733年，清王朝在佛山设立同知衙门等行政机构，但士绅仍旧在佛山城市的管理事务中起重要作用。清代乾隆时期的《佛山忠义乡志》中也有建立忠义营的记载。[4]与此同时，佛山士绅组建了管理全镇事务的机构——大魁堂。大魁堂的一大功能就是组织团练武装，维护地方治安。1854年，陈开率领天地会占领佛山，清政府依靠地主团练的支持，打败了起义军。此后佛山士绅设团防总局，下设16分局。佛山团局是当时广东四大团局之一。“佛山局系奏办，体制较隆重，各乡有事多倚以办”。“凡历届团务以大魁堂为办事机关”。[5]
民国建立后，广东革命政府采取打击士绅的政策。民国《佛山忠义乡志》中记载：“民国元年，胡汉民、陈炯明先后任粤都督，以国体已更，不无因革，乃废所属乡局及绅士名称，官衙、匾额、旗杆等类皆除去，另图规划。”[5]由士绅管理的团防局被解散，士绅势力受到打击，但士绅管理机构大魁堂仍然存在；[6]1912年，佛山“士商会议遵（省）通令设保安局”，佛山保安局定名佛山保安公局，“票举李佩鸣为局长，冯熙猷、梁鼐伯副之”。[5]李佩鸣是佛山商会会长，梁鼐伯是大商人、商团团长，冯熙猷是清朝进士、大魁堂值理。可见保安公局是士、商合作的机构。从佛山保安公局的人员组成中可以看出，辛亥革命后“绅”的势力减弱，“商”的地位进一步提高，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
佛山商会出面建立商团，筹备于清宣统元年，实际成立于1912年。[7]商团的建立，是佛山自治力量组建地方武装传统的延续。团防局的撤销和商团建立几乎是同一时间，及时填补了团防局解散后佛山治安力量的空虚。明清之际，士绅一般是在佛山遇到海盗滋扰时，临时设立“忠义营”，事竣则解散。佛山在民国成立后社会动荡，盗匪滋扰。在佛山及周边地区，清末在籍绅士江孔殷，曾组织乡团。民国后，这些乡团逐步联合，称莲花46乡联团，“设总局于张槎书院，以陈恭受为局长”。1921年，佛山商团改由巨商黄祥华号的司理黄颂陶担任团长。5月，负责佛山偏远地区治安的19铺警察游击队调走，黄颂陶组织商团巡查队100人代替警察维持地方治安。12月，黄将商团巡查队改名为佛山忠义乡团，自任局长，加入莲花46乡联团。莲花46乡联团更名为“莲花佛山四十七乡镇联团保卫局”[7]。
（二）民国初年地方不靖，是促使工商业者成立商团的直接原因。
民国建立后，社会秩序十分混乱，时人称“广东盗风之炽甲于他省”[8](p53)。当时南海、顺德这些珠江三角洲最富庶的县份，也是盗匪活动最为猖獗的地区。佛山富庶，自然也是盗贼骚扰的主要对象。广东在宣布独立之后，“初革命军兴，粤督张鸣岐逃，本镇（指佛山——引者）地近顺德乐从。地方民军取道佛山，络绎不绝，拥至万善堂，分据警局及各衙署，附和愈众。商会供给膳费，每日多至五百元。人心惶惑，变恐不测”[5]。这些所谓的“民军”，成分复杂，纪律很差。有人称，“民军者，土匪之别名也”[9]。佛山“俄而盗贼蜂起”，[5]白昼打劫、暗杀、米船遇劫这样的事情，几乎每天都有。[10]“市面萧条，银根短绌，绅富之家，迁避港澳。”[11]社会治安环境不好，拥有资产、留在本地继续营业的工商业者，首当其冲。他们只能通过建立商团，联防自卫，以保护自己的身家性命。
商人组织商团，自购武器，用以自卫，而且商团采取一家报警、群起救援的机制，对于防范盗匪，有一定的作用。所以，佛山商团成立后，工商业者纷纷加入。但是，由于参加商团要自购武器、服装和各种装备，而且要负担商团基金，缴纳月费，算起来要四五百元，还要出操，巡夜，小商人自然不敢问津。开始参加商团的只是一些大中商人。[12]商团成员一般都有家庭、有资产，比较本分。商团“遇有盗警、水警、火警，均出队保护”。因此，商团在地方口碑较好，民国十年编写的《佛山忠义乡志》称其对地方“频年亦著有劳勋云”[5]。
二 佛山商团由单纯自卫向反对孙中山革命政府方面转化
1923年3月，孙中山依靠滇、桂军阀的支持，再回广州建立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由于滇军为驱逐陈炯明出力最多，实力最强，所以也得到了更多的回报。当时军队划分防区，在防区内自己征收捐税充军费。滇军杨希闵部进驻广州最繁华的西关地区，滇军第三军蒋光亮部则驻扎佛山。
（一） 进驻佛山的滇军滋扰地方，引起工商业者的激烈反对。
佛山因为处在珠江干流西江、北江的主航道上，交通方便，因而工商业发达。但是，自滇军进入广东后，无论是西江、北江干流河道还是省河（“省河”是流经广州的珠江河段，离佛山很近），都由于军人和盗贼的骚扰而时常断航，于商业影响极大。佛山商会说：“自去年军兴，交通四梗，百货来源，顿形困绌。”[13]滇军在河道任意设卡，勒索过往船只。例如，1924年3月，广州、佛山一带发生柴荒。当时广州、佛山居民生活生产用燃料，主要是来自西江、北江上运来之木柴。但由于军队勒抽，柴船不堪苛抽而停航，造成柴价高昂，引起柴荒。据义利等13家船商举报，“省河近患柴荒，由于西江沿江驻军拦河收费，计西江由肇至省，肇庆黄江既附加护商费，加三缴纳，而青歧、滘口、马口、沙口、亚婆角、三山等处驻军，对于往来柴船，无论轻船满载，每处每船须纳军费二十元或数十元不等，缴纳稍缓，则掳人搬货。各军所用轮船，又时向柴船强行取柴，或则绝不给值，或则略给些少，及抵省河，则有收旗费、收更钱者，不知凡几，往往甲营才有，乙营又讨，而丙而丁……”[14]上述报道所指的军队，主要是滇军。其横暴可见一斑。
滇军进驻佛山后，巧立名目，征收各种苛捐杂税，工商业者负担较前大大加重。如：滇军第三军军需筹备处，征收鲜鱼捐，“苛扰病民”，引起鲜鱼行商人强烈不满，进行抵制。[15]再如：该军需处抽收轮渡加二军费，引起佛山罢市风潮。当时佛山七十二行商在罢市中提出要求停收的捐费有：轮渡附加二成军费、保护出入货物船艇费、炮竹印花附加四成军费、佛山印花附加二成军费。[16]此外，滇军还与南海县政府争夺商业牌照费，双方相持不下，滇军财政处派军队到店恐吓商人。[17]
滇军驻防佛山，本有维护地方治安之责。但是，在滇军眼皮底下，匪患仍然很严重。省河是佛山货物进出广州的主要通道。该河道全长仅33公里，沿河驻扎有福军、滇军、江防司令部、保商卫旅营，军队不可谓不多。但是，商船却经常遭到匪徒抢劫。如：1923年12月，佛山商会向《广州民国日报》投诉称，“近期（省河）东滘一带，有匪徒着驻防军服装，日夜荷枪巡行，遇船掳劫，遇者几无一幸免”。被抢劫的商户，有油豆、苎麻、鲜果、西土、药材、杂货各行多家，损失约在十万元以外。[14]由于不堪盗匪骚扰，运载货物之大小船艇，一律停航。省佛河面交通，竟完全断绝。就在佛山市内，匪徒也是成群结队，手持枪械，公然打劫。[18]
滇军还在佛山市内，四出拉夫，骚扰地方。如：1923年8月，驻佛山滇军第四师王秉钧所部奉命调动。滇军开拔，在“市面及镇旁各处，均有军队四出拉夫，一时行人惊惧，市井萧条，市上无论肩挑背负，苦力小贩，多头戴商团军帽，以为护符，大有人尽是商团之势，见者议论纷如”[19]。
由于滇军对佛山市民的骚扰，人们普遍憎恨滇军。当扣械案发生后，一般商人就把对滇军的不满迁怒于孙中山，因为这些客军是孙中山引进来的。
（二） 孙中山此次重回广州后，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此举引起工商业者的恐惧和不满。
1921年春，佛山人王寒烬、梁复燃接受广州共产主义小组书记谭平山的指派，回佛山发动工人组织工会。经过努力，佛山理发、土木建筑、制饼、唐洋革履、描联、西竹等行业工会相继成立。1922年秋，佛山各行业由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工会联合建立佛山工会联合会（下简称“佛山工联会”），主任钱维方。
佛山工联会成立后，即开展有组织的经济斗争，争取和维护工人权益。春节前夕向来是理发和鞋业的旺季。1922年12月，这两个行业工会组织发动工人，要求资方改善劳动条件和提高生活待遇。经过斗争，理发行业的资方接受工人的要求，答应改变利润分配比例：资方由原来占60%，降为占52%；工人则由原来的40%，增长为48%。[20]鞋业资方摄于工人联合斗争的力量，也不得不接受了唐洋革履工会工人提出的加薪等条件。接着，建筑、描联、西竹等行业工会工人的经济斗争均取得胜利。
佛山工联会的崛起，引起了佛山工商业者的极大不安。代表资方的商团和佛山工联会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例如，描联工会的工人与资方签订了劳资合约，但资方不断违反劳资合约。1922年冬，工联会派出纠察队员，在福禄大街黄信利对联店当场缉获了资方违约雇工生产的产品。该店老板黄信利是商团成员，不但不认错，反而鸣笛报警，引来附近商团店户和警察，将纠察队员逮捕。佛山工联会闻讯，派代表前往交涉，结果也被扣押。佛山商团和商会领衔，发动400余家商户联名向南海县府诬告纠察队员为当场抓获的“劫匪”，工联会的代表为“坐地分肥”的“匪首”。次日将其手铐脚镣地押往在广州的南海县政府。佛山工联会将此事报告了广东省财政厅长廖仲恺，廖及时联系省长公署秘书协同梁复燃、钱维方等到南海县府据实交涉。南海县长李宝祥无奈，于1923年元旦释放了被押工人和代表。[20]
面对工人运动风风火火的发展，以商团为代表的工商业者，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极力反对。陈恪予是佛山巨商、商团副团长。他“就认为孙中山扶助农工的政策，是挑起工人和资产阶级的恶感来坐收渔人之利。”[12]，所以，在商团事变中，商团分子大骂孙中山政府为“共产”政府，尽管他们对共产主义并没有多少了解。
（三） 佛山的工商业者企图通过支持商团的发展来保护自身的利益。
商团是由本地工商业者组成的，在打击盗匪、保护商场方面很尽责，被认为是商人自己的武装。滇军对商团也有所顾忌。滇军胡思舜部“对商团尽量拉拢。胡思舜成立一个南海财政筹备处来征收捐税，大肆搜刮，对商团首领陈恭受、陈恪予等分别给以顾问、参议名义，月送夫马费。”商团还发给商团团员一个“佛山商团”的铜牌，钉在店铺门楣上，“宵小也就不敢光顾”，参加商团“还可以避免很多苛杂和骚扰，如查缉印花税往往翻箱倒箧，苛扰无已，但对参加商团的店号却不敢苛扰”[12]。前文提到的滇军开拔，“市上无论肩挑背负，苦力小贩，多头戴商团军帽，以为护符”，也反映了商团对于防止军队骚扰的保护作用。因此，一般商人纷纷加入。
商团要发展，自然需要一个从政经验丰富、比较强势的人来领导。一些商团骨干相中了时任佛山莲花47乡镇联团局长、政客出身的陈恭受。
陈恭受，字益南，佛山近郊张槎乡人，前清秀才。他1905年考入广东警察学堂，1907年毕业后回佛山巡警局任巡官。其为人凶狠，诡计多端，圆滑逢迎，以后逐步升迁任广东省警察厅科长、警务处处长，警察厅秘书长等职。1921年他辞去各职，回到张槎乡，担任莲花47乡镇联团总局局长。[21]莲花47乡镇联团自称“常备兵丁，已达数万，纵横数十里，匪徒销声灭迹”，[22]，成为一支重要的地方武装。
1923年8月，在佛山商团内部，一些骨干分子，想推举莲花47乡镇联团总局的协理、佛山巨商陈恪予任团长，陈则转荐陈恭受充任。[12]于是，陈恭受得以担任佛山商会会长和商团团长。
陈接任佛山商团团长后，即大肆扩充商团队伍。1923年，佛山商团发展到2000人，分为15个分团，驻扎镇内各地区。
由于商团队伍的扩充，大约有30%的人是没有武器的，那些已有的武器也比较残旧，参差不齐。陈恭受便以每支枪配备500粒子弹的规格，向商人预收购械费，共收到购械款港币11万多元，存在汇丰银行。[12]此款后来乃由陈廉伯向德国洋行购买武器。佛山商团是仅次于广州的第二大商团。陈恭受担任佛山商团团长后，积极向广州省商团扩大自己的影响。他不但支持陈廉伯向外国购械，而且支持陈廉伯将全省商团联团。陈廉伯则很看重陈恭受领导的佛山商团和47乡镇联团的力量，以佛山、广州近在咫尺，遇事可以互为犄角，壮大广州商团的声势，所以对陈恭受另眼相看。在商团联团时选举陈恭受为省商团副团长。后来扣械案发生后，陈廉伯则将商团联团事务全权委托陈恭受。广州大元帅大本营在处理商团事变中一开始只通缉陈廉伯、陈恭受两人，绝不是偶然的，反映其在商团事变中的作用。
三 佛山商团参与商团事变及其解散
广州商团自成立后，不断发展，至商团事变前夕，广州商团有常备军4000人，后备军4000人，每人有长短枪各一枝。[23]商界有商团支持，常常与政府对立，动辄拿出罢市这一杀手锏，使政府财政屡陷危机。1924年，商团计划全省商团联防。从5月下旬开始，全省商团联防大会，大张旗鼓地在广州举行，设立全省商团联防总部，选举总长、副总长，下设8大处，与当时军队的高级司令部完全一样。[24]如果全省商团联防真正实现，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政府，就将构成致命的威胁。所以，当8月初全省商团联防总部庆祝成立的时候，政府即予以制止。8月10日，商团从国外购运大批武器，由丹麦轮“哈活”号运抵广州，政府立即扣留，从而引发了商团事变。
政府扣留了商团军械后，商团乃于11日晚在商团总公所开会，最后竟议决全体职员辞职。一向敢于任事、直接经手购运武器的商团团长陈廉伯，此后隐藏起来，不久即逃往香港，处于幕后。12日，商团2000多人到大元帅府向孙中山请愿。孙中山即时发表演讲。在演讲中，孙中山直指陈廉伯利用商团，有野心。他说，“你们的领袖是很有野心的，恐怕你们和政府合作，总是从中作祟，这些种种黑幕我都知道了，所以今日运枪的黑幕我更要查究”[25](p23)。19日，孙中山派林直勉等到商团总公所，宣布解决扣械方案：其一，按照商团购械名册，每枪补缴60元给政府；其二，商团改组，必须服从政府领导。同时政府以叛乱罪通缉陈廉伯。此后在广州，商团虽多次秘密会议，由于商团主要领导都未与会，会上除一些激烈分子叫嚣罢市外，却拿不出具体办法。[26](p33～34)
广州商团的主要骨干分子，在扣械案发生后，先后都去了佛山。据说陈廉伯逃港的时候，将商团事务全权委托副团长陈恭受。陈恭受则在陈廉伯之后，离开广州，回到佛山。陈恭受与陈廉伯一样，从一开始就不准备与政府合作。“陈恭受对人言，在省城办理全省商团联团事务，颇为不便，拟征求三数商团有力分子同意，将联团总部迁往佛山，以便进行等语。”[27]跟随陈恭受一起到佛山的，是广东省各地的商团代表。8月19日，也就是孙中山宣布解决扣械方案的当天，陈恭受在佛山担任临时主席，“开（商团）秘密大会议，每一商团只派代表一名列席”。“是次会议，其议案亦未经发表，而其大要则省城及各属举行大罢市，为消极的抗拒，以促孙政府之觉悟还械。第一次大罢市，遂于是胚胎矣”。[28](p38～39)对于孙中山的答复，商团方面不满意，“遂依照佛山秘密会议之决案，举行大罢市。21日先从佛山及各属实行。是日，省外（指广州外）商团发出传单，略谓‘现因政府没收商团军械，久无解决办法，兹经全省商团联团议决，定于夏历七月二十二（按：即阳历8月22日）起，凡属全省商店，一律实行停业，以促政府觉悟’”。[29](p41)8月22日，佛山和附近一些城镇先行罢市。陈恭受还将“佛山团军，与南鹤各属商团军”，集中石湾，以为应援。[29](p43)佛山宣布罢市后，驻禅滇军报告，“现得佛山确报，陈恭受在石湾等处，纠集土匪，冒称商团民团，自为攻城总司令，希图扰乱治安”，广东省署遂下令通缉陈恭受。[30]陈恭受在遭到通缉后，便也逃往香港。
佛山罢市后，政府调豫军、滇军、湘军到佛山，形成大军压境的态势，使商团军不敢妄动。滇军第三军军长一面发出布告《劝告佛山商民文》，“派人到商团着劝各商店先行复业，至商团被扣留之军械，允代向当局请求发还”，同时发出命令，“二十四小时各商店一律开市，如违则玉石俱焚云”。在高压和滇军允诺“代向当局请求发还”扣械的情况下，佛山商团答应停止罢市，并于8月23日晚发出布告称，“奉滇军胡军长谕，明早一律开市，务希照办。商团总公所”。24日商团又派出传单：“现蒙滇军胡军长允任向当局请求发还扣械，我商民应即开市，静候解决，此布。八月二十四日，佛山商团公所启。”同日，南海县长李宝祥到佛山商会进行劝说，佛山商会“遂在商会用白布大书二十五日一律开市字样”。25日佛山各商店全部复业。[31]
此后，佛山商团基本上停止了与政府的对抗。10月，广州商人第二次罢市，政府决心镇压后，“李颂韶（广州商团副团长）和陈恕翘（广州商团团总）等人曾来佛山，要求佛山商团对叛乱予以支援，广州不能守时，准备退守佛山”。这一要求并未得到佛山商团的积极回应，佛山商团副团长陈恪予提出佛山无险可守，商团内部人心不齐，乡团虽与商团联防，但未必肯出动。10月15日，军队与广州商团交火后，佛山商团曾连夜开会，命令各分团布防警戒。但是，一般商团团员自知不是政府对手，“且广州西关已火光冲天，在佛山高处也可以望见”，[12]于是他们不再听从商团命令，纷纷做逃避打算。商团副团长陈恪予“也星夜走避回乡”。10月16日，凡参加商团的较大商店司理都纷纷走避，商店闭门，人心惶惶，显赫一时的佛山商团也就瓦解了。
四 结语
佛山的工商业者，多数安分经商，胆小怕事，一向怕与官府打交道。佛山商人大规模地与政府对抗，商团事变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究其原因，滇军的滋扰是首要因素。在佛山，人人痛恨滇军，工商业者更甚，所以商人参与商团事变是有一定群众基础的。
佛山离广州虽近，但传统上官府影响较浅，士绅等地方势力影响较大，陈恭受是佛山商团团长、莲花47乡镇联团局长，可以说是佛山地方势力的总代表。正是因此，陈恭受才有可能在一段时间内把佛山当作商团对抗政府的中心。但是，商人痛恨滇军并不意味着商人决心反抗政府。笔者认为，把佛山商团拖入商团与政府的对抗中，陈恭受的个人因素起了关键作用。所以后来佛山商人恨陈恭受，背后叫他“阴功受”（陈恭受的谐音，粤语“阴功”有缺德、作孽之意）。孙中山宣布解决扣械方案前，陈就把全省商团联防总部迁到佛山，意欲与政府对着干。19日，陈主持商团开会，就计划罢市，并将商团武装集中石湾，还放出“准备进攻省城”，以陈廉伯为“讨贼军总指挥”，陈恭受为“攻城总司令”等风声，结果招致政府通缉，并调派军队来佛山镇压的严重局面。在最危险的时刻，陈则是一逃了事。陈所谓进攻广州，如当时报纸所说，只不过“深欲借危词恐吓政府耳”[32]。
然而，陈恭受毕竟不是商人，商人选他作商团团长，原希望他保护商人的利益。佛山商人虽然对政府不满，但并不想与政府对抗，当陈恭受选择与政府对抗并招致严重后果后，商人的利益受损，所以在政府决心平定事变后，他们就不跟陈恭受走了。佛山商会很快答应停止罢市，当初推荐陈恭受为商团团长的陈恪予等商团骨干，也很快向政府通电寻求妥协。这也是当时整个广东政治大环境所决定的。
收稿日期 2006-07-03
注释：
①佛山商团，清末宣统元年(1909)开办，成立于民国元年(1912)。
标签：孙中山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