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青春中华”：五四时期李大钊的青年使命观
孙梦琳，黄志高
(安徽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摘要： 五四时期，中华民族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为救民族危亡，先进的思想者普遍将希望寄托于青年身上。李大钊也关注青年在民族复兴中的地位，提出了青年以创造生气活泼的“青春中华”为唯一使命，阐释了将创造“青春中华”的使命赋予青年的原因，指出了青年实现民族复兴的方向为勇于追求马克思主义真理、努力于当下、主动同人民群众相结合及凝聚团结在无产阶级政党周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李大钊的创造“青春中华”思想对于广大青年践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依然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 青年；青春中华；民族复兴；李大钊
五四之际，民族危机的加深促使中国思想界着力思考民族的前途命运，民族复兴思潮逐渐兴起。李大钊将民族复兴的希望寄托于青年身上，强调青年要担当起民族复兴、创造“青春中华”之使命。本文试图对此作出初步分析，以求教于学界。
一、创造“青春中华”之使命的提出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实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性巨变。时人一度将民国的建立视为民族复兴之枢机。李大钊曾一度寄希望于民国政府，提出“督励我政府”[1]119,“自统一政府成立已迄今日……一力进于建设，隆我国运，俾巩固与金瓯”[1]1等勉励政府克服困难，承担起兴国大任的话语。然而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的果实，复辟帝制，镇压革命党人，使得民不聊生、社会动荡不安。日本帝国主义趁机强定“二十一条”，夺取山东权益，加强了对中华民族的压迫与掠夺，民族危机空前加深。理想与现实的强烈反差，使得时人不得不重新思考民族的未来。李大钊不无激愤地表示：“吾国民于今日救国之责，宜有以仔肩自任者矣。”[1]118
儿童在来生信念的生物学、精神生物学维度上得分显著高于情绪、愿望、知觉维度，有宗教信仰家庭中的儿童倾向认为个体死亡后情绪、愿望和认知功能会继续存在。父母来生信念可以预测儿童的死亡认知及来生信念，死亡话题亲子谈话在父母来生信念与儿童来生信念之间起中介作用，也就是说，父母越相信存在死后生活，跟孩子讨论死亡相关话题时，更偏向于使用描述死后生活以及描述逝者心理状态的词汇，父母的来生信念会通过死亡话题的亲子谈话进而影响到儿童对死亡的认知及来生信念。
就在中国的思想界对社会现实失望之际，曾与中国同为“病夫”的土耳其却奇迹般地实现了复兴。土耳其和中国都曾有着辉煌的历史，但在近代相继落伍，被时人视为“近东病夫”和“远东病夫”。在青年土耳其党的领导下，土耳其人民结束了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封建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开辟了民族复兴的新道路。这为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开创了先河。李大钊在其文章中多次提及青年土耳其革命运动，并指出：“与吾并称老大帝国之土耳其，则青年之政治运动，屡试不试焉。”[1]187土耳其与中华民族面临相似的境况，而青年土耳其党人能够奋起反抗并取得革命初步胜利，建立资产阶级政权，这使李大钊倍感振奋，呼吁中国青年应该向土耳其青年党人学习，不屈服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努力于民族革命、人民解放和民族复兴。土耳其的民族复兴引起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高度关注，也促使李大钊深入思考中华民族复兴的问题。
根据各指标集中模糊复合物元，利用其隶属度集中值乘以对应的主要因素权重，即可得到待评价物元单项主因素评价等级隶属度集中值［8］，进而能够对普查绩效的五个主因素做出客观评价，查出普查制度设置实施中比较完善的环节以及存在问题的薄弱环节，为普查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指明方向。
李大钊除鼓励青年树立创新意识外，还发出“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勿令僵尸枯骨，束缚现在活泼泼地之自我”[1]191的号召，更大胆提出“真理之权威”，猛烈地向封建传统提出挑战，鼓励青年在践行使命时追求真理、坚持真理，即追求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危机加深，为挽救民族危亡，封建地主阶级、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展开了救亡图存的改革与革命运动，但实践证明这些理论学说并不适用于中国，也无法改变中华民族的衰败命运。直到马克思主义的到来才为中国的革命带来了新的曙光。“吾人论事析理，亦但求其真实之境而已。一时幻妄之象，虚伪之用，举不足移易吾人真理之主张也。”[6]103李大钊认为“真理”是科学的、彻底的，即便不被当时社会所认可，也要坚定不移地信任它。因为“真理就是我们前进的灯塔，也是向上攀登的阶梯。我们对这个世界取得的每一个真理性认识，都是我们进一步认识这个世界的重要工具”[7]，所以青年应于真理之路上不断探索，努力追寻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力量。青年探求真理，也就是探求民族的独立、人民的解放。
在五四时期，“青年”逐渐成了寓意人生、国家和民族美好未来的核心符号，李大钊同样也对青年抱有厚望，把创造“青春中华”之使命寄托于青年。他认为青年现今虽迷茫但能够在时代和通达的先进分子的召唤和呼吁下觉醒，认识到自身于创造“青春中华”的责任与使命，从而在青春昭华之时于民族、国家和人民有所作为。李大钊鼓舞青年不要为今日民族之“衰老”、外族之轻蔑和压榨的现状而沮丧消沉，要明白中华文明自形成以来已有千年之辉煌历史，有自身生命力所在，更应为此而振奋精神，增强自我认知意识。在面对强劲的国内守旧势力之时，青年更应不畏强暴、沉着自持，主动承担起民族复兴的中流砥柱之责，为挽民族之“青春”而自觉努力、勇往奋进。为此，青年应“前进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1]192，以其“信力与愿力”从事复兴大业，唤起中华“睡狮”之勃兴，中华“病象”之崛起。
为实现中华民族之复兴，消除“白首”中华之顽疾弊病，李大钊呼吁青年担负起历史使命，发挥青年应有之活泼创新精神，废旧立新，“以青春之我”创造青春之国家，创造欣欣向荣之“青春中华”。
二、创造“青春中华”之使命寄予青年
20世纪初期的中国思想界，人们普遍将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复兴寄托于青年身上。梁启超以“少年中国”为复兴宣言。他将少年与“少年中国”联系起来，认为少年强、少年进步，则中国亦将是强盛、进步的“少年”之国。故“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亦是少年之责任”[2]。陈独秀以青年为民族希望，赞扬青年是社会之活泼新鲜血液，是代表社会最具生机的力量。他向青年直抒民主与科学的思想观念，鼓舞青年打破禁锢陈腐，勉励青年自觉承担起民族复兴的责任。
“青春中华”是一种与“白首”中华的枯朽、颓废、沉滞相对立的敢于打破陈腐禁锢、努力奋进的民族生机、民族朝气和民族斗争力。中华民族繁盛千年，至今已失去原本的发展动力，正处于发展过程中的“白首”节点，以致固执难行，禁锢了民族的生命活力与奋斗精神，出现逐趋凋零后退的现象。然而，李大钊以青春的宇宙观论证了在享有“无尽青春”的宇宙中可以发挥个体的能动性创造地球、人类和民族的“无尽青春”。中华民族若同宇宙共享“无尽青春”则在于中华民族一代代前仆后继之青年发挥青年特有之精神。青年以自由创新之精神思想、活泼朝气之生命力同时代、境遇作斗争，不言困难，不以圆滑处世，只知“跃进”“雄飞”“索我理想之中华，青春之中华”[1]166。中华民族恢复往日民族之精神气派实现“青春中华”就在于象征着美好希望的中华青年“奋其回春再造之努力”[1]189，让“青春中华”脱落于“白首”中华，续民族之青春生命与活力。李大钊的“青春中华”的理论思想是革命、活力和希望的生动象征，极大地鼓励了青年知识分子为创造“青春中华”而进行斗争。
其三，李大钊将创造“青春中华”的历史使命赋予青年是基于青年在民族独立中的地位。“盖青年者，国家之魂。”[1]170一个民族、国家的命运掌握在青年手中，青年的发展决定着民族的发展前途。青年是创造“青春中华”的直接参与者和实践者，在民族复兴的征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国家丧其青年，则其国无生机。”[1]168盖中华青年应自觉反省，不误韶华，立志图强，以青年之精神，唤起众人之沉迷，重现民族国家之活力。中华民族之复兴再造需要一代又一代青年接力发挥生力军的作用。
其二，李大钊将“青春中华”的历史使命赋予青年是基于“青年德意志”革命运动的鼓励。“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眼见俄、德、奥三大帝国主义已经瓦解……德、奥、意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因而发生了中华民族解放的新希望。”[3]德意志人民在战争中不屈服于外来民族的侵略，几经努力使德意志重生，这不仅是名将之功，更有德意志人民的民族意识觉醒的伟大力量。青年德意志作家关注政治，书写“青春”大胆之文章针砭时弊，鼓舞号召德意志人民高举反对封建落后之大旗，寻求思想自由。在青年德意志文艺家的激励下，德意志人民再创震撼世界之文明。李大钊从衰败民族的革命斗争史中看到德意志的复兴，看到青年群体在民族复兴中所起的“社会革命的先锋”[4]作用，使其对民族复兴有了新的希望，认为中华民族与欧洲帝国一样，将在青年的努力下有复兴之日。
李大钊将民族复兴的希望寄托于青年，是有着深刻的思想背景的。其一，李大钊将“青春中华”的历史使命赋予青年是基于达尔文进化论的认识。五四时期，李大钊信奉并运用进化论思想来激励人民为国家的复兴而奋斗。他积极宣传进化论的发展观，坚信新事物一定会战胜旧事物，新陈代谢不仅是自然界发展的基本法则，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因此，李大钊坚信宇宙的发展进化是回返往复、无限循环、螺旋上升的，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循环上升、无限发展的。一个民族由繁荣昌盛转为低迷颓败，表示新一轮发展进化已孕育于颓败之中。因此，中华民族若要冲破衰败萧条之表象，转向辉煌生机，就在于象征着民族朝气的青年“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1]188以创造“青春之中华”。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青年，面对世界日新月异的变化，更应珍惜青春韶华，把握青春的“黄金时期”，努力学习科学知识，积极参与社会实践，练就过硬本领。因此，青年要勇作时代的开拓者和奋进者，使自己成为国家建设的有用之才、栋梁之才，为实现中国梦奉献智慧和力量。
从清末民初到五四时期，先进的思想者对未来中华民族复兴的美好期望发生了由“少年”“少年中国”到“青年”“青春中华”的不同话语转化，但其中对青年的希冀，呼吁青年自觉创造“青春中华”，实现民族复兴的使命愿望是极为一致的。
那雷响得跟天上扔了个炸弹，说着，吴小哥两只手离开轮椅颤微微举起来。我知道我的工作开始了。我含混地应了一声。
三、创造“青春中华”之使命的践行
李大钊认识到青年于民族复兴的重要作用，故将创造“青春中华”的历史使命寄托于心系人民、国家的觉醒青年。为唤醒失望沉郁之青年，李大钊为青年的前进指明了方向：
第一，青年要担负起民族复兴之使命，就要勇于追求真理。追求真理,就是追求民族复兴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5]。中华民族水深火热之处境推动青年与时俱进，不断进行自我革命、自我发展，推动青年不断探索、认识事物发展的本质规律以适应中华民族的客观形势的发展。因此，作为社会风气方向标的青年更应该同旧思想、旧制度割裂，强青年之意气，立创新之精神，以追求真理为理想。
如果今时旧的思想方式仍然把控现代社会生活，那么它既会阻碍社会的演进、民族的振兴，又会限制创新精神。为此，青年应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征服过去陈腐之旧风气，大胆创新，创建适合现代社会发展的活泼先进之新风尚，“于政治、社会、文学、思想种种方面开辟一条新路径，创造一种新生活”[6]。
在中华民族危机不断加深以及土耳其复兴的双重刺激下，李大钊对民族的发展前途进行审视和思考，发出“复活”中国的呼唤。李大钊指出中华民族在人类历史上已巍然屹立几千余年，创造过人类罕至之文明，而至于今日，却渐趋衰颓僵化。但李大钊并不丧失信心，而是坚定地表示，如果中华青年就此警醒，奋起图强，挽救民族将倾之势，便可在萧条衰败中建造活泼生机的“青春中华”。
在中小型企业，特别是小型企业中，员工的数量非常少，有的公司只有五到十人，因此很多不相容职务很难做到分离。而如果要完全做到职务分离，会大大增加人力成本，并不符合成本效益原则，不可能落到实处。而目前对于因资源限制而无法实现不相容职务分离的问题，只能重点关注，没有有效的解决方法。
第二，青年要担负起民族复兴之使命，就要尽“现在”之努力。李大钊的“现在”思想既表达了他的“青春”人生观，也阐述了其对青年创造“青春中华”的要求。这“是其致力于民族复兴大业的基点”[8]，是对20世纪初复古主义的坚决反对，是强调青年“现在”之努力于人生、国家的重要意义。
职务犯罪通常以贪污贿赂、渎职等形式呈现，这几类犯罪绝大多数情况下属于“无直接被害人”案件，难以被监察机关发现。而信息化调查正好弥补这一缺点，信息化调查促使监察机关进行主动型调查的模式转换，即使在没有被害人检举揭发的情况下也能及时发现犯罪线索。另外，职务犯罪嫌疑人普遍存在反侦查能力强的特点，如，窝案串案的被调查人还会达成攻守同盟。信息化调查相比传统职务犯罪侦查模式能够获取更多的信息和线索，攻破其心理防线，是应对当前职务犯罪严峻形势的有效方法，在提高犯罪调查效率方面有着不言而喻的作用。
李大钊的“现在”思想既劝诫青年珍惜人生最好时光又鼓励青年尽“现在”之努力，日进一步，创造美好未来。青年是“人生之王，人生之春，人生之华也”[1]168，青年正处于人生最宝贵阶段，要珍惜青春时光，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人之一生，自出生到老死，“觉其间之春光，讯于电波石火，不可淹留”[1]189，青年于短暂青春更应尝其甘美、修其本领、立其责任，“致我为青春之我……为青春之国家……为青春之民族”[1]182。青春时间，最宝贵的莫过于“现在”。“现在”是迈向“未来”的起点，又风驰电掣般转为“过去”。李大钊认为“现在”是过往的积累和归宿，“未来”是“现在”的发展和期望，“现在”是链接过去与将来的桥梁，故劝告青年“无限现而为我，乃为现在，非为过去与将来也”[1]190，勿虚掷青春韶华，明“今”之宝贵，把握现在，努力现在，用现在之努力搏取将来人生之美好、民族之复兴强盛。进而，李大钊批判了“乐‘今’”的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厌‘今’”的消极悲观、留恋过去的态度。他勉励青年遵循“今日主义”，强调青年要实现民族复兴以“今日之我”更新昨日“白首之我”，发挥本身固有活泼创新精神，尽今日努力，不留恋过去，不妄想将来，以此作为青年“唯一的方向”。
需要指出的是，李大钊所说的“青年”，不是生理学意义上的“青年”或者说年龄层面的“青年”，而是指具备“青年”的活跃奋进的精神元气之群体。李大钊不仅将复兴中华的希望寄托于具有自信无畏之气魄的青年，还寄托于民族中具有“青年意气”之“老辈”。该“老辈”乐于发挥老年之沉稳睿智，维护青年的志向抱负，同青年交涉协作，助青年清理社会不良之气，尽应尽之职责。这乃是青年学习的楷模，是“青春中华”所需要的不屈奋进之精神。“老当益壮者，固在吾人敬服之列，少年颓丧者，乃在吾人诟病之伦矣”[1]170，即有人年老而志未穷，愿意站在时代的浪尖维护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以实现“青春”之志；有人年少志已逝，胆怯畏缩于时代的革新中以至青春元气埋葬于历史洪流。因此，“青春中华”的缔造者是以具有激昂的“青年”意气、“青春”精神的“青年”为主力军。
五四运动展现的强大的劳工阶级的力量引起了李大钊的深切关注，他认为知识青年有责任对劳工阶级进行“精神”和“物质”的改造，以积聚劳工阶级的力量，激发劳工阶级承担民族复兴的使命意识。“精神”改造是指青年深入人民群众，开展宣传运动，教化人民群众，改造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创造新的革命力量。中国农村腐朽黑暗，老百姓备受欺压，而且大多不懂自卫，更不关心时局。因此，知识青年需要走进农村，同劳工人民交往，播撒精神改造种子，宣传科学知识，教育工农阶级，开化民智，使劳工人民认识到自身对于民族复兴的重大作用，从而发挥历史主动性。李大钊认为青年对劳工群众要同时进行精神与物质的改造，因为“经济组织没有改变，精神的改造很难成功”[10]。李大钊运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唯物史观，指出“物质”改造是指青年改造现在的剥削经济制度，将劳工群众从这一制度下解放出来，改善劳工群众的物质生活。随着社会的发展，过去的封建经济制度已经无法适应现代工业化的经济发展，知识青年要带领劳工群众创造一种“劳动神圣”的组织，改变旧的经济基础，适应现代工业的发展，建立新的经济制度，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由此可见，青年“必须要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11]，引导人民群众参与到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去。知识青年通过对劳工群众的“精神”和“物质”改造运动，来改变劳工阶级的伦理观念，从而使劳工阶级认识到通过对社会的根本变革来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
第三，青年要担负起民族复兴之使命，就要联合人民群众。五四运动使人们看到知识青年的先锋作用，更让时人认识到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发出“劳工神圣”的感慨。李大钊深切地认识到工人阶级在民族解放和民族复兴中的地位与作用。陈独秀曾指出，在戊戌变法之后，只有少数知识青年是觉醒的，而这些觉醒的知识青年既应明白自身阶级的力量远不及劳工和商人阶级的战斗力，也应明白自身责任在于“唤醒有战斗力的阶级”和“做有力的各阶级的连锁”[9]。陈独秀认识到知识青年的不足及作用，但是并没有认识到知识青年同劳工阶级相结合的必要性。“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6]304，这种“新文明”指的就是马克思主义。
五四运动对当代中国发展进步产生的重大影响就在于它彰显了知识青年与劳工阶级力量的结合所迸发出的伟大的爱国情怀和深切的民族责任意识。当这一意识应用于革命实践便能够产生出改造中国的困境的强大力量。这对于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青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仍然有重要的启示意义[12]。
第四，青年要担负起民族复兴之使命，就要凝聚和团结在无产阶级政党周围。俄国十月革命后，李大钊不断地研究和宣传俄国革命，对布尔什维克党展现出极大的兴趣，“俄国革命最近之形式，政权全归急进社会党之手，将从来之政治组织，社会组织根本推翻”[6]225。李大钊认识到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是实现民族复兴的核心要素。但是民国以来的政党，代表着各自阶级利益，谋自身之发展，不顾人民群众，不讲政党之精神，因而不能依靠其进行社会革命、为人民谋福利。五四运动后，学生团体多有建立，但是团体训练不足，缺乏组织纪律，成效平平。李大钊感叹道:“没有团体，也没有地方可以得到团体的训练，所以我们现在还要积极组织一个团体。”[9]271同时，蔡和森也认为就中国现在的情况来看，只有先建立组织共产党，“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13]。在李大钊等先进知识分子的推动下，在1921年成立了中国共产党，自此以后，中国的民族解放事业“焕然一新”。
李大钊非常重视青年团体工作，鼓励青年加入共产党壮大和凝聚党的力量。因为中国共产党是进行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动者”和“先锋队”，自成立之日起就以反帝反封建为己任，担负着带领人民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历史使命。而历史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引领亿万人民走向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14]。新时代青年仍要紧紧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听从党的教诲，勇敢地承担历史使命，在新时代有新的作为。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李大钊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李大钊同志开创的伟大事业和留下的思想遗产永远不可磨灭，他播撒的革命种子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13]李大钊为追寻中华民族的复兴努力奋斗了一生，在五四时期，他的创造“青春中华”思想丰富发展了民族复兴的思想内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实现中国梦提供了理论和实践的指导。李大钊非常注重理论探索和社会实践，他用自身实践诠释了青年一代该如何担负起民族复兴的大任。新时代青年依然要努力学习李大钊的“青春中华”思想，勉励自己担负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的：“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14]因此，新时代青年要树立正确的使命观，要努力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15]和“圆梦人”。
由图1可知，酶解pH在4.0～5.5时，随着提取液pH的升高，龙牙楤木皂苷得率不断提高，在酶解pH 5.5时达到最大值，为3.89%。当酶解pH超过5.5，皂苷提取得率急剧下降，在酶解pH 6.5时皂苷得率下降22.37%，这可能是因为酶解pH不适宜既破坏酶的构想，也影响底物、辅酶及酶活性部位相关基因的解离程度，从而影响酶分子对底物分子的结合和催化，因此只有特定的pH值条件下，解离状态最适宜酶、底物和辅酶的相互结合，从而使酶反应速度达到最大值[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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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15] 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05-03(2).
Create a youthful China :Li Dazhao ’s concept of youth mission duri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SUN Menglin,HUANG Zhigao
(School of Marxism,Anhui University,Hefei 230601,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the Chinese nation was deeply fallen into predicament.To save the nation from peril,advanced thinkers generally were putting their faith on the youth.Li Dazhao also paid attention to the role of youth in national rejuvenation.He proposed that the only goal of the youth was to create a vibrant and lively youthful nation.He explained the reasons why the mission of creating a youthful China is entrusted to the youth.He pointed out that the direction for the youth to realize national rejuvenation is to pursue the truth,strive for the moment,mingle and mix with the people and unite around the proletarian party.In the 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Li Dazhao’s thought of creating a youthful China is still of great enlightening significance for the majority of young people to practice the historical mission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 words :youth;the Chinese youth;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Li Dazhao
中图分类号： K203；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8425(2019)05-0159-06
收稿日期： 2019-01-07；修回日期：2019-04-24
基金项目： 安徽省高等教育振兴计划项目“‘中国梦’教育背景下《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体系建构与话语转换”(Szzgjh1-2017-3)
作者简介： 孙梦琳，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黄志高，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共产党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doi: 10.3969/j.issn.1674-8425(s).2019.05.018
本文引用格式： 孙梦琳，黄志高.创造“青春中华”：五四时期李大钊的青年使命观[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9(5):159-164.
Citation format ：SUN Menglin,HUANG Zhigao.Create a youthful China:Li Dazhao’s concept of youth mission duri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J].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2019(5):159-164.
1.3 统计学分析 计量资料以 （）表示，采用SPSS 19.0统计分析软件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和Dunnett检验。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责任编辑 冯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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