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基层党组织权威面临的挑战及其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层党组织论文,对策论文,农村论文,权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权威是指使人信服的力量的威望，或指在某种范围内享有威望的人和事物。在农村，权威的存在是现实，也是需要。恩格斯指出：“我们看到，一方面是一定的权威，不管它是怎样造成的，另一方面是一定的服从，这两者，不管社会组织怎样，在产品的生产和流通赖以存在的物质条件下， 都是我们所必需的。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553页）
我国的农村，历来就有权威的存在，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国的农村主要有三种权威体系即君权，族权和神权。新中国成立后，代表着封建统治的旧权威体系被打破，在农村渐渐地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其代表者即党的农村基层组织）的权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这也是农村社区的唯一权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使农民的劳动方式、经营方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尤其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党的领导方式和政府的职能产生了新的变化和调整，在这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中，部分农村基层党组织难以适应形势的发展，没有找准自己的位置，渐感权威在流失，其凝聚力、吸引力和战斗力在下降。在这种背景下，农村基层社区的权威出现了新的调整，一些沉寂多年的旧权威又钻出了夹缝，死灰复燃，尤其是以下几种权威的产生，对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权威构成了威胁和挑战。
一、宗族权威。宗族权威是在近些年频繁的宗族活动中复活的。在农村，每逢岁末年初，各地纷纷修族谱、复宗祠、圈祖坟山、甚至发生宗族械斗。在频繁的活动中，宗族需要并选择了自己的权威。一些辈份高、财势大的头面人物渐渐地充当了族长、掌谱先生的角色。这些人执掌着祖宗的法杖，在本族内享有崇高的威望，他们是宗族活动的召集人，是宗族械斗的策划者，是族规祖训的炮制者，是族内纠纷的调解者。在一些宗族活动频繁、宗族势力猖獗的地方，党的农村基层组织的权威几乎流失殆尽，难以发挥作用，若撇开宗族权威，则根本无法开展工作。难怪一些基层干部发出由衷的哀叹“书记、乡长不如族长；政策、法规不如族规。”
二、宗教权威。宗教组织的权威在农村的形成是以党的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权威削弱为前提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我国宗教政策的落实，农村各地的宗教组织发展迅猛，教徒与日俱增。宗教组织在教徒内部极具权威，它定期组织教徒顶礼膜拜，宣讲教义，并以教规教律约束教徒。目前，宗教组织在农村的影响力和渗透力不断增强，对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权威构成了十分严峻的挑战。一方面宗教组织做了些有益于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好事。它组织教徒募捐修桥补路、协助政府教育并监督教徒完全各项任务、并组织教徒互相帮助，在农村的影响越来越大。另一方面，有些地方的宗教影响已渗透到基层党组织内部，极少数党员、干部由于理想失落、思想蜕化，他们有的加入了教徒的行列，有的则悄悄参加一些宗教活动。严重地削弱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吸引力和战斗力。
三、武力权威。武力权威在农村的形成是农村法制建设薄弱的一个结果，却又是农村社会治安不断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农村，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农民之间在利益的调整和重新分配的过程中矛盾和冲突日渐增多，这是困扰农村基层干部的一大难题。长期以来，党的基层组织、政府都把主要精力用于各项中心工作，忙于完成税收指标等。对层出不穷的乡间纠纷，不到万不得已，极少过问。这样，乡间社区的武力权威便悄然出现，农民在日常的纠纷中不讲理，不讲法，只看谁的拳头硬，谁的功夫好，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这些年来，农村各地都相继出现了一些“地头蛇”，他们或是武功好，或是家势大，或是打架不要头。这些人横行乡里，气焰十分嚣张。对他们乡亲们由畏到敬，纷纷俯首称臣，寻求他们的保护。一些乡村干部对这些武力权威也心存畏惧，见之头痛，决不敢轻易在太岁头上动土，对他们的所做所为只好听之任之。这些武力权威已成为农村社区的一大公害。
目前，这三种权威在农村乡区对农民的影响极大，是对我党的农村基层党组织权威的严重挑战，在三种权威盛行的地方，基层党组织的权威流失十分严重，其凝聚力、吸引力和战斗力日渐下降，造成极为不良的后果。
其一，影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在农村的贯彻落实。党的农村基层组织是党和国家联系广大农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的贯彻和实施最终要靠农村基层组织去落实。在三种权威盛行的地方，党的农村基层组织没有权威，根本发挥不了桥梁和纽带作用，并渐渐地形成了“政策、法规不如族规、教规”的恶劣社会氛围，一些农民对违反政策、法律无所谓，而对违反族规祖训和教规却讳莫如深。出了什么事他们往往撇开政策、法律而寻找其他的途径去解决。这样，使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在农村搁浅，因而在农村大量出现了“有法不依、有禁不止”的现象。
其二，影响农村两个文明建设。党的农村基层组织是团结和带领广大农民进行物质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战斗堡垒。在三种权威盛行的地方，党的农村基层组织没有凝聚力、吸引力和号召力，不能组织和发动群众发展集体经济，走向共同富裕。有的地方甚至出现基层组织瘫痪，财政亏空。与此同时，宗教和宗族权威却在农村大搞封建迷信活动，他们宣扬神灵万能、信教治百病，大讲族规祖训，咏族歌，圈定祖坟山、宣扬封建道德伦常，使乡村社区封建迷信盛行，严重地败坏了社会风气，影响了农村的两个文明建设。
其三，危及农村社会稳定。宗族和宗教在利益和观念上都有极强的排它性。宗族和宗教权威的存是引发大规模乡村纠纷的两大隐患。武力权威的存在更是影响农村社会治安的一块毒瘤。近些年来，在这三种权威盛行的地方，乡村纠纷不断，经常出现宗族纠纷或大规模的械斗，宗教纠纷，拦路抢动的犯罪行为。有的地方甚至出现聚众围攻下乡做中心工作的乡村干部、聚众冲击地方政法机关的恶性事件。在一系列纠纷与事件中，三种权威都在暗中充当了策划人与领导者的角色。对于这些纠纷，农村基层党组织无可奈何，动辄搬请公安和武警，否则就无法收场。总之，三种权威的出现，在广大农村造成一个个治安死角，严重地危及农村的社会稳定。
其四，加重了农民的经济负担。各种权威的出现，使农民难堪重负。宗族权威要以宗族活动的名义向族众摊派，如上族谱、唱族戏、祭祖、舞龙灯、划龙船、复宗祠、圈祖坟山等等都要按人头交钱，尤其碰上宗族纠纷和械斗，每家就要准备成百上千元用于购买各种武器。若是闹出人命来则非同小可，非要出大钱才能摆平。对于宗教信徒来说，其支出又要多出一层，他们要捐钱修教堂并应付各种宗教活动。此外，农民还不得不忍受武力权威的欺诈。这些支出农民实在难以忍受，却又要无可奈何地付出。这些地方的基层党组织自顾不暇，对这种事情更是鞭长莫及。
农村基层党组织权威面临的挑战是严峻的，这种状况若任其发展，后果不堪设想。为此，我们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策，重塑基层党组织的权威。使农村基层党组织真正成为党联系农民的桥梁和纽带，成为团结和带领农民进行两个文明建设、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的战斗堡垒。
对策之一：加强自身建设，重新树立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农民心目中的权威。物必自腐，然后虫生。一些地方多种权威的出现，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是当地的基层党组织放松了自身的建设，导致凝聚力、吸引力和战斗力下降，导致出现“权力真空”，使一些非法势力有机可乘。我们必须吸取这一沉重的教训，苦练内功，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自身建设。古语云：“权在乎道之所极，威在乎理之所至”，“策选进谋者权、精诚神明者威”。只要我们能做到这样，就一定能重塑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权威。为此，我们必须按照中央确立的“五个好”的目标来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这“五个好”即建设一个团结、坚强、群众拥护的好领导班子，培养锻炼一支富有战斗力的好队伍，选准一条适合当地经济发展的好路子，完善一个好经营体制，健全一套体现民主管理、保证工作有效运转的好管理体制。若能如此，党的农村基层党组织一定会在农村两个文明建设中大有可为，一定能重塑自己的权威。
对策之二，加强法制建设，严厉打击农村的各种非法势力。三种权威所以在农村形成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地方的法制建设出现薄弱环节，长期以来对一些非法势力听之任之，或打击不力，以致其气焰愈来愈嚣张。所以要重塑基层党组织的权威，决不能对这些非法势力心慈手软，要运用法律的武器，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严厉打击这些非法势力。使农民和农村社区的一切组织都能在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成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有益于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有生力量。扶正才能压邪，只有对这些非法势力严厉打击，才能更好地树立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权威。
对策之三，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全面提高农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权威是服从与强加的辩证统一，恩格斯指出：“这里所说的权威，是指把别人的意志强加于我们；另一方面，权威又是以服从为前提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551页）可见，任何权威都离不开服从它的群体而独立存在。 近些年来一些权威的产生是和一些基层党组织忽视思想政治工作、忽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分不开的。由于这些工作出现薄弱环节，加之许多农民的自身文化素质低，使他们出现信仰危机、理想失落、前途渺茫，因而想借助神灵和祖宗保佑。于是许多农民自愿地归附于宗族或宗教的权威之下寻求庇护。为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加强精神文明建设，要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加强对农民的政策法律、思想道德、科学文化等各方面的教育，全面提高农民的素质。在农村逐步形成讲理想、讲道德、讲科学、讲政策、讲法律的良好的社会风尚。这样，才能使一切腐朽封建迷信在农村没有市场；这样，才能切实更好地维护党的农村基层组织的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