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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尔德尼召
》(эрдэнэ Зуугийн туужи)或简称《》（那木塔尔·《Намтар》）是喀尔喀蒙古历史文献中的一部富有特色并具重要意义的著作。虽然它论述的范围仅限于喀尔喀早期召庙的形成及其发展的问题，但它却包含了漠北蒙古历史及黄教的渗透、确立、传播方面的信息。这本书的手抄本是在上世纪末，由俄国学者A·波兹德涅耶夫(А·М·ПозднЕЕв)从蒙古带到圣彼得堡的。他在其大作《蒙古及蒙古人》(《Монголия И Монгомы》)①中首次向学者、研究家们介绍了此书的内容；同时在其许多著作中引用了此书的材料。还有一位俄国著名蒙古学家Б·я·符拉基米尔佐夫(Б·я·Владимирцов)在其《喀尔喀绰克图台吉碑铭》(《Нагписн на склах халхас-коро цокту-тайджй》)②中也引证了《额尔德尼召》的材料，并进行了比较研究。从本世纪六十年代起，蒙古国的史学家们在他们的喀尔喀历史题材的论著中开始广泛利用此书的材料。例如：D·高依高尔(D·Гойгор)的《喀尔喀简史》(《халх товчоон》)③、《蒙古人民共和国史》(《БНМАУ-ын туух》)④、C·普日布扎布(C·П--урэвжав)的《革命前的大库伦》(《хувьсгалын θмнθх их хурээ》)⑤等著作。此外，D·迈达尔(D·Майд--ар)⑥、K·乌力吉(Ж·θлзий)⑦等学者对蒙古建筑工艺的发展、特征方面的研究，也是依据《额尔德尼召》的资料。总而言之，虽然有许多人利用了此书的资料，却没有一例是从历史文献的角度对其进行研究。
到目前，已获得《额尔德尼召》的手稿有三种。其一，收藏在圣彼得堡大学东方学研究所图书馆的蒙文手抄本书库。（是A·波兹德涅耶夫带来的手稿）⑧，其二，收藏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的手抄本书库。⑨第三本在院士策·达木丁苏荣的乌兰巴托住宅陈列室的图书收藏中。⑩收藏于蒙古国的两本手稿之所以相似，是互为变异的缘故。圣彼德堡收藏本是区别于这两种收藏本的另一种变异本。其中的差别在于：
1.这两种变异本的第一部分和序言有所不同。蒙古国的本子其序言是由萨囊彻辰的《蒙古源流》前一部分缩写而成。圣彼得堡的本子其序言，显而易见是据几种历史传说构成的。
2.蒙古的本子内容广泛，错讹较少。圣彼得堡的本子内容比较笼统、章节欠缺、错讹也较多。
3.圣彼得堡的本子结尾部分详尽地记述了额尔德尼召院墙诸塔上的碑文，而蒙古的本子中只做了简略介绍。
这两种变异本的某些章节内容差异较大，有些章节的内容则完全相同，很可能是同源于一种蒙文原著。从词语、句子结构来分析，此蒙文原著似乎是藏文翻译本。圣彼得堡变异本受藏文影响的痕迹非常明显，故此可以认为这个变异本似乎较早形成。
《额尔德尼召》的任何手抄本都没有注明作者的名字、著书日期，也无后记。仅以1803年的事件结束了书。因而可能是在此年所作作品。况且书中没有记载1803年额尔德尼召第七代锡哷图丹巴多尔济(Dагва--даржаа)圆寂的情况，所以，它不会是1803年之后的作品。也许是这位喇嘛本人，或据他的旨意所作。
《额尔德尼召》由三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记述了人类的形成、宗教的起源和藏传佛教在蒙古传播的情况。第二部分记述了喀尔喀蒙古地区盛行喇嘛教后形成的额尔德尼召内在17世纪至18世纪之间所修建的诸召庙，及迎来的喇嘛、供奉的神佛、崇唪的经典、建造的佛殿和修缮庙宇的情况。第三部分记述了召庙院墙诸塔的碑文。从结构看，沿袭了藏、蒙文佛教史体裁历史著作的总模式及特征。从其史学的重要性来看，第一部分和序言部分具有浓厚的传说故事(миф)性质。第三部分主要包括了院墙诸塔的名称和修建诸塔的施主名字。相比而言，第二部分最具有历史价值。简述如下：
1586年喀尔喀诺彦阿巴岱汗建立了额尔德尼召。他曾到土默特阿拉坦汗王府所在地呼和浩特，拜见了三世达赖喇嘛锁南嘉措。在此取了经，得数件珍贵佛教圣物，并被授于汗尊称，又为修建寺庙而受了戒律(авищиг авч)。在最初的百年间这座召庙是阿巴岱汗氏族图谢土汗的家庙。在建造这个召庙时，它的日常生活开支主要由图谢土汗及其亲戚来供给的。17世纪末由车臣汗(Сэцэн-хаан)、18世纪后五十年由札萨格图汗(Сэцэн-хаан)相继成为艾马克代理，此召庙就此变为整个喀尔喀性质的召庙。1787年额尔德尼召转为哲布尊丹巴门徒们的管辖之内。
额尔德尼召的庙宇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建造起来的。1586年建造最初的一座召庙后相继建造了固尔班召(Гурван зуу)、派吉勒(Гой-жил)、哈萨尔班(Фасар-Бййнь)、麦德尔(Мййдар)、洪森佛(Фонсим-Бодисад)、释迦牟尼(Шагжмуни)、曼殊师利(Манзщир)等殿堂。还建筑了安葬温都尔格根(θндθр гэ-гээн)之母罕笃札木素遗体(ханджамцо)的宝塔、阿拉坦金塔(А-лтан сувага)等诸塔。17世纪末厄鲁特噶尔丹布谢图汗率兵于喀尔喀作战，使额尔德尼召的喇嘛们四处逃散，诸召庙受到相当大的破坏。因此，便开始了修复和重建召庙的工程。时至19世纪初期，已经建立了宗喀巴(Зонхав)、贡布(Гомбо)、达赖喇嘛(Dалай-лама)佛殿等共六十多座。
额尔德尼召是喀尔喀庙宇中，供物最为丰富的召庙之一。以阿巴岱汗带来的佛祖释迦牟尼的涅槃像(Бурхан щагжмуний щарал)、亥母(Пагмодуб)、萨迦班智达(СажааБандид)、贡嘎扎拉仓(Гунгаа жалцан)、嘎尔玛大师画像(Гармаа-багщ--ийн зурмал бурхан)、贡布固尔(Гомбогур)、天母(Лхам)、三世佛(Гурван цйгийн бурхан)等佛像，奠定了额尔德尼召供物的基础，此后供物日趋丰富。我们可以从A·波兹德涅耶夫于上世纪末的旅行记中所述的“额尔德尼召以它珍藏的佛教供物数量之丰显示其卓越”(11)记载，略见一斑。
在确立额尔德尼召诸寺的法会方面萨迦派的喇嘛们颇多建树。据此记载：喀尔喀没有建造任何召庙之前，就有一位名叫古明南苏(Гумин-нансо)的萨迦喇嘛曾到过此地。在第一座佛殿开光时，阿巴岱汗还特邀达赖喇嘛光临，他本人虽然谢绝了邀请，但还是派来了一名萨迦喇嘛罗追宁布(Лодойни-нбу)代表他举行了开光仪式。还有记载原呼和浩特召锡哷图、著名蒙古翻译家、造诣非凡的喇嘛锡哷图班智达固什绰尔济(Гуущ-цорж)在此受封为第一代锡哷图之事。B·符拉基米尔佐夫(12)、Щ·毕拉(Щ·Бира)(13)、Л·呼日勒巴特尔(Л·Фурэлбаатар)(14)等学者对于这一点各持己见。Щ·毕拉以达木林(Dамрин)的《金册》(《Алтан дэвтэр》)为佐证认定固什绰尔济曾驾临过额尔德尼召。另外两位学者对此存有质疑。然而，在额尔德尼召第七代锡哷图丹巴多尔济传、及其关于启请(Тунраб солдэб)等方面的作品中都反复记载着固什绰尔济喇嘛是额尔德尼召第一代锡哷图。由此看来，此事似为事实。在民间口碑中，此后历任五代锡哷图都是萨迦派喇嘛。所以有时称第七代锡哷图丹巴多尔济是额尔德尼召最初的锡哷图，这是因为他是最早的一位格鲁派锡哷图喇嘛的缘故。
额尔德尼召的经典、教仪中长期渗透着萨迦派的影响。相传三世达赖喇嘛送给阿巴岱汗的经典《喜金刚双身宝帐怗主》(《Dжидор-гургон》)也是萨迦派经典。额尔德尼召的主要供物贡布固尔(Гомбогур)或宝帐怗主(Гургон)也是萨迦派召庙中的主要供物。1657年于额尔德尼召举行了贡布固尔的定期法会。1775年额尔德尼召派使前往萨迦派召庙，带来了大量的经典和供物、佛像。在此举行的跳神(Цам)仪式也是贡布固尔神的仪式。十七世纪末锡哷图喇嘛丹巴多尔济建立了道路次弟(Ламриман)佛殿进行了新的法会。
由上述可见，额尔德尼召的历史受到了萨迦派的影响。此召建于漠北蒙古历代中心地——鄂尔浑河畔的回鹘汗国遗址、原蒙古窝阔台汗驻跸地，是喀尔喀蒙古历代图谢土汗的主体召庙。它曾经一时成为喀尔喀唯一的、具有影响力的召庙，然而后来又为何失去了影响呢？换言之，为何没能成为喀尔喀蒙古的京都呢？其原因虽有多种因素所致，但我认为最为主要的因素之一，便是额尔德尼召崇尚萨迦派经典的缘故。
1635年图谢土汗衮布多尔济(Гомбодорж)的儿子罗布藏旺布札勒仓(Лувсанчойжижалцан)以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第一代活世转世，成为喀尔喀蒙古最初的温都尔格根。他在蒙古剃度受戒后，于1649年赴西藏朝拜班禅活佛、达剌喇嘛，取了经、受了戒。从此温都尔格根信奉了黄教。此时，黄教势力骤增，在满清皇帝的扶持下，兴盛于西藏和蒙古地区。温都尔格根虽然时常驾临额尔德尼召，但不驻锡此处。1647年，他在位于额尔德尼召二十公里地——其被封为呼毕勒罕的察罕诺尔建造了一座叫西库伦(Баруун хурээ)的新召庙。此庙在温都尔格根时期成为黄教中心。1653年，离额尔德尼召不远处锡伯图(Щибээт)山前又建造了一座著名的召庙，“格根布特勒音苏木”(Гэгээны бут-ээлийн сум)，他每逢驾临都要住在此庙。他之所以不直接住在额尔德尼召，是因为回避萨迦派喇嘛们经典的缘故。数年，温都尔格根的鄂尔果（庙宇）旁建起了很多召庙，变成了大库伦(Их хурээ)。之后，在温都尔格根的鄂尔果、大库伦的诸庙宇所在地形成了喀尔喀蒙古的京都。与此相反，额尔德尼召虽然做为喀尔喀最初的召庙而倍受崇敬，但其影响力却已是昨日黄花了。
不过从《额尔德尼召》中可以获取关于喀尔喀蒙古的历史及黄教传播方面的许多重要信息。凡此种种，在此只做了简略介绍。
注释：
①A·M·波兹德涅耶夫，《蒙古及蒙古人》（1892～1893年完成的蒙古旅行的总结），圣彼得堡，1896年，一卷，427-451页。
②B·я·符拉基米尔佐夫，《喀尔喀绰克图台吉碑铭》，《苏联科学院通报》，1927年，20页、14页。
③D·高依高尔《喀尔喀简史》（喀尔喀蒙古祖先与喀尔喀汗国）（8-17世纪），乌兰巴托，1970年。
④D·高依高尔，《蒙古人民共和国史》，乌兰巴托，1966年、1968年版。
⑤C·普日布扎布，《革命前的大库伦》，乌兰巴托，1961年。
⑥D·迈达尔，《蒙古的建筑学与城市建设》，莫斯科，1971年。
⑦K·乌力吉，《略谈蒙古古迹建筑史》，乌兰巴托，1992年。
⑧案：是指《Фалх монголын оронд анх бур-хан щажин эх болсон тθрθл туух.Бас их ад-истит щутээн Эрдэнэ зуутийн бутээх их туух орщвой》（喀尔喀蒙古佛教初始史·慈舍额尔德尼召形成史）。
⑨指《Эрдэнэ зуугийн ба θндθр гэгээн-ий намтар орщвой》（额尔德尼召及温都尔格根传》。
⑩指《Фалха Монголын хан Номун Вачи-рай Бат Абтай бэр Фятад арван гуравду-гаар Ванли ханы арван дюрювдугээр онд их адистит бат Эрдэнэ зуу байгуулсан， даруй Юндюр гэгээн мандаж адистлан тэ-тгэмжлэн уламжилсаар дюрювдугээр Ачит дархан цорж зурагч лубсанданзан хийгз-зд Ялангуяа долдугаар Номч цорж лам у-лэмж дэлгэруулэн уйлдэж явсан хуучни т-уух дэвтэъ бовай.》
(11)上述《蒙古与蒙古人》，427页。
(12)上述《喀尔喀绰克图台吉碑铭》，219页。
(13)ш·毕拉，《13-17世纪蒙古历史文献学》，莫斯科，1978年，189页。
(14)л·呼日勒巴特尔，《试谈固什绰尔济的某些问题》，乌兰巴托，1992年，60-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