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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透视来自“非哲学”的诘难
世纪之交，人类哲学精神正孕育着强烈而深刻的内在躁动。这种躁动，既有对20世纪以来丰硕哲学研究成果的庆幸与欣喜，也有对开创哲学新纪元的憧憬与企盼，更多的则来自对哲学现状的担忧和对哲学前景的困惑。而从哲学研究者的视角来看，尤为引人注目也值得予以关注的则是当代西方哲学所面对的来自“非哲学”的诘难和挑战。
“非哲学”（non－philosophy）实质上也是一种哲学， 但严格说来它不是一种具体的哲学流派，而是一种哲学态度、哲学思潮，一种对于哲学现状的非难，对于哲学传统的嘲弄和对哲学意义的贬损。“非哲学”兴起在西欧大陆，其影响则遍及西方世界。“非哲学家们”大都不是不懂哲学的外行，而是一些功底深厚甚至颇有影响的哲学家。他们的具体研究领域和方向各异，但却不约而同地拒斥作为阿基米德点的哲学，并常以宣布哲学的终结、死亡、毁灭而惊俗骇世。海德格尔提出要“摧毁形而上学”，“克服形而上学”，进而宣布“哲学的终结”。列维纳斯宣称“超验的毁灭”，认为黑格尔代表的传统哲学只关心同而忽视了异，这实际上只抓住了统一而忽视了多样。而一旦研究视野引向异，则哲学失去其地位。德里达也尤其强调差异在哲学研究中的地位，认为古典哲学都是以同一为根据并且贯穿着同一性思维方式，而实际上同一并不是差异的根据，反过来差异才是同一的根据，为此他提出解构同一性思维，解构形而上学，以至解构哲学。拉康提出“与一切被称为哲学的东西断绝关系”。在他看来，哲学以其高度的抽象性和概括性去研究普遍实在的实在或实体，去寻求某种永恒不变的知识和真理，造就一种“主人话语”（master discourse），即以一种主人的姿态和身份来与非哲学发生关系，寻求一种类似主人的权力与控制。这种“主人话语”是与他所倡导的“精神分析话语”相反对的。为此他主张揭示哲学的压迫性和专制性，并与之断绝一切关系。罗蒂从批判基础主义入手，指出分析哲学与西方传统哲学的一脉相承关系。在此基础上对整个西方哲学传统所赖以确立的三个基本要素进行批判。它们是柏拉图关于真理和知识的学说、笛卡尔关于心灵的学说和康德的哲学观。罗素认为，现代分析哲学和大陆哲学实际上不过是康德哲学的新变种，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表象这一概念的支配。分析哲学力图通过语言分析来获得语言学意义上的精确表象。现象学则力图通过本质还原和先验还原来获得这种表象。而这种表象理论实际上是一种“镜子理论”或叫视角隐喻，其核心观念即认为认识就是精确地表现心灵以外的东西，哲学的中心任务就是充当最一般的表象理论。罗蒂坚决反对表象和镜子理论，认为哲学并不是一种万古不变的研究方式，而是一种人类对话，为此他宣布传统哲学观念和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终结，主张进入一种叫做“后哲学文化”的时代。
从历史上看，哲学在其生存和发展过程中，总是要和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各种哲学和非哲学思潮进行对话与辩争，因此，出现对任何哲学的个别非难本不足为奇。况且，现代西方哲学正是以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发端而以黑格尔哲学告终的西方古典哲学传统的批判作为发韧之处的。“几乎二十世纪的每一种重要的哲学运动都是以攻击那位思想庞杂而声名赫赫的十九世纪德国教授开始的，……我心里指的是黑格尔。”（注：[美]M·怀特编：《分析的时代——二十世纪的哲学家》， 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7页。）因此， 对西方哲学传统的批判已称不得是什么新鲜事。
然而，当今西方的“非哲学”思潮之所以不容忽视，首先在于，“非哲学家”们对历史上和现有哲学的诘难，往往不是针对某个具体的哲学问题或哲学答案，而是从“什么是哲学”这个哲学研究的基础性和根本性问题上提出问题，并要求哲学观、哲学研究方式的根本性变革。这抓住了哲学思考的特点和根本。而对于这类问题，一旦提出，则是任何严肃的哲学家所无法回避，也是不能够置若罔闻的。
其次，“非哲学”矛头不仅指向西方古典哲学，尤其指向现代西方哲学，把西方现代哲学与西方古典哲学联系起来做一体化的思考，体现了一种历史性和总体性思考。他们往往借助于现代西方哲学的成果来批判西方古典哲学，然后沿着同样的思路剥夺现代西方哲学的生存权，从而迫使现代西方哲学起来为自己的合法性和生存权辩护。例如，罗蒂就曾经成功地借助分析哲学的成果批判西方现代哲学中的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然后指出他们无非是想以更精致的方式解决西方古典哲学所提出的问题，因而在本质上仍然是不合理的。他说：“我认为分析哲学在蒯因、后期维特根斯坦、塞拉斯和戴维森那里达到了顶峰，就是说，超越和取消了自身。”（注：[美]理查德·罗蒂：《后哲学文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8页。）
再次，在对历史上和现实中的哲学的非难态度的背后，实际上隐含着“非哲学家们”对哲学的未来生存和发展基础的特别关注和深层思考。海德格尔在他的《哲学的终结》一书中明确提出两个问题：第一，现时代的哲学已经进入了自己的最后阶段，这意味着什么？第二，在哲学终结之际，留给思想的任务是什么？从根本上说，非哲学家们不是要取消任何哲学的生存权，而是要求哲学更加符合新的时代，从而要求哲学观和哲学形态的根本变革。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迅速变革的今天，这很难说是一种无病呻吟，也不完全是在同风车作战，而恰恰是针对哲学研究的现状而对其未来的一种深层思考。
最后，“非哲学家”们对后哲学时代和后哲学文化的建构尽管不无奇稽之处，但他们主张取消哲学的至尊、至上和终极地位，主张哲学与其他各门具体科学的融合，主张哲学与非哲学的平等对话，提倡一种有限的哲学功能观，这却从一定侧面反映着当代西方文化的多样性和多元化特征，反映着哲学与新时代文化之间的新型关系，这大概是非哲学思潮能在西方世界引起如此巨大影响的重要原因。
马克思曾经指出：“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往往是变革和发展的先导。正是问题的提出暴露出理论的内在矛盾，从而有可能在对问题的思考与回答中发现新的出路，引出新的变革与发展。而又只有那些根本性的问题才有可能带来根本性的突破与革命性的变革。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当代西方哲学中的“非哲学”思潮又显得尤为值得重视。他们从各种角度以多种方式对西方哲学的生存与发展提出了根本性的诘难与挑战，暴露出了西方哲学的内在矛盾和弊病，引起了西方哲学界的震动与反思，无疑将对西方哲学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我们可能不同意他们所做出的种种结论，但却绝不能忽视他们所提出的问题，尽管他们的提问方式和回答方式都更富于破坏性和毁灭性，但人类哲学思维并不会因此而中断和消亡，而且这也并不妨碍我们对其所提出的问题进行建设性的思考，并引出有利于哲学发展的创造性结论。应该说，正是以他们所提出的问题为向导，一方面可以使我们更加明晰地透视现代西方哲学的内在矛盾、局限和弊端，从而更加自觉地对其加以批判、克服和扬弃；另一方面则更加有利于我们自觉地去反思“哲学是什么”这样一类根本性问题及其现代意义，从而更为主动积极地从事符合时代要求的哲学创造，去推进人类哲学思维的发展。
二、正视来自市场经济的挑战
自从1978年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以来，我国的哲学研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它始终未能从根本上摆脱“哲学无用论”的阴影。而随着中国的整个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经过有计划商品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哲学的地位似乎进一步边缘化了。沸腾的经济生活疏远和冷落了哲学。哲学工作者则日益明显地感受着失落。哲学系难办，哲学书难出，哲学课难教，哲学生难招，哲学似乎真的深深陷入了一种生存危机和发展困境之中。
难道市场经济真的不需要哲学吗？回答是否定的。整个西方哲学的历史发展是在非计划经济体制中演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和发展的。在当今完备的国际市场经济条件下，当代世界哲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达到相当的高度和水平，在当代人类文化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中国的市场经济当然也不会例外。不少有远见卓识的企业家、金融家、管理家们实际上已经发出了他们自己的哲学呼唤。那么，市场经济需要什么样的哲学呢？这已成为影响制导哲学发展的关键性问题。
完备的市场经济体系是一种以需要为主导的生产、消费、流通和管理体系。任何事物的存在均以是否有其特殊的市场需要为基本依据。而社会的需要体系又不是完全自发地产生的，而是由生产者和消费者共同创造出来的。一方面是只有具备需要、符合消费才会有相应的生产，另一方面是只有生产出符合需要、便于消费的东西才能真正产生和创造出对它的需要。这正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需要与消费之间的内在相关性和辩证法。从这种角度看，市场经济对哲学的冲击，实际上是以其特有的方式提出了哲学在我国的生存权和发展模式问题。过去在我国，哲学的生存和发展主要依赖于计划经济体制和社会政治方面。随着社会经济体制转轨，哲学由于尚缺少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的足够能力和素质，相对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迅速变革与发展而言，在内容上和形式上均显现出相对的滞后性，既引不出现实对自己的足够需要，也还不能完全满足社会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对哲学的冷落不仅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它从生存的高度提出了哲学的发展问题，要求哲学的迅速变革与发展。
从这种视角和思路来观察和思考市场经济与哲学的关系，问题便发生了转化并进入到更深的层次，不是市场经济是否还需要哲学的问题，而是市场经济需要什么形态和功能的哲学的问题；不是哲学有无用武之地的问题，而是现有哲学还不充分具备满足新的社会需要的形态和功能，因而尚无武可用的问题；不是市场经济刻意冷落哲学，而是社会通过对现有哲学的冷淡而表达着自己的新的哲学需求和哲学选择。正是借助于暂时的冷落所提供的机遇与动力，哲学工作者才有可能通过冷静的反省与深层的探索而“幡然奋起”，从生存的高度提出发展的问题，并有机会更加客观地回顾哲学发展的历史，更加清醒地反思哲学研究的现状，更加自觉地明确自己的发展方向。
真正的哲学应当是时代精神的精华。现时代的时代精神正是孕育在当代人类实践和科技文化的不断发展之中，也孕育在亿万中国人民对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探索与建设过程之中。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当代大实践、大科学和大哲学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发展既提供了对象性基础，也培育着主体性条件。它们既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发展提出了紧迫要求和强劲动力，也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实践材料和思想资源。
三、探寻哲学发展的突破口
立足于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实践来研究和发展哲学，从何做起？从哲学研究工作者的角度看，我们认为，关键之点，是要自觉反思哲学研究方式，调整哲学研究思路，强化哲学工作者的主体意识，以真正符合哲学精神的方式来研究和发展哲学。
哲学的产生、形成和发展，不是某种纯粹精神的自在运动，而是通过人的自觉能动活动并作为哲学家的研究结果而实现的。哲学工作者在一定观念指导下所从事的研究和探索活动，对哲学理论的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中介，哲学把握对象的桥梁。哲学的变革与发展，不仅根源于对象世界的整体运动和时代性发展，反映着人类实践和科学的发展水平和时代特点，而且直接依赖于哲学家的思维水平之提高，记载着他们的研究能力的增强和认识的深化。
辩证地考察哲学理论发展与哲学研究方式之间的互动关系，不难看出，一方面，一定的哲学理论要求并依托于一定的哲学研究和思维方式，另一方面，一定的哲学研究和思维方式又必然造就和表现为一定的哲学理论。二者之间在性质、内容和水平上有一种内在相关性，互相要求、互相依托、互相表现。而从发展理论的角度看，对于原有稳态相关性的打破和新质新水平相关性的建构来说，先导和主导方面则是哲学研究和思维方式的变革与更新。哲学理论不会脱离人而自己发展和自己运动，理论的发展正是依托于哲学家的研究和思考才有可能，而哲学研究和思维方式正是哲学家的思维和活动方式的方法论方面。
巴甫洛夫曾经指出，科学是随着研究法所获得的成就而前进的。研究法每前进一步，我们就更提高一步，随之在我们面前也就开拓了一个充满种种新鲜事物的更辽阔的远景。科学研究是这样，哲学研究也是这样。哲学作为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它对其对象世界的把握、对时代脉搏的触摸和对时代精神的反映，都是通过哲学家的研究活动而实现的。哲学研究方法，既是对哲学家的哲学观念、活动方式、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等的提炼、概括和总结，又对哲学家们观察思考问题的角度、把握客体的途径和方式，以及研究手段和筛选和运用等具有指导和制约作用。在这种意义上，不同学派之间的差别，应当能在其哲学观念、研究思路和方法方面的差别中找到根源。在哲学研究方法的先进程度，哲学研究主体的认识水平和哲学理论形态的科学程度这三者之间大体上保持着在水准和量度上的对应性。对同一客体和问题的不同水平之哲学界说，反映着不同研究主体的认识水准，根源于其研究方法之间的优劣新陈。而哲学理论的更新与发展，则有待于哲学研究方法的更新与创制，有待于使哲学工作者的研究方式更加符合哲学的发展本性。
反思和更新哲学研究和思维的方式与方法，从根本上说，是为了更好地促进符合真理的方式研究、对待和发展哲学。马克思曾经指出：对真理的探讨应当是合符真理的。符合真理的探讨本身就是扩展了的真理。同此思路，我们也可以说，对哲学研究而言，符合哲学本性的探讨既是哲学发展的必要条件，其本身也是对哲学的一种发展。但过去我们对此注意不够。哲学思考的视野总是或主要是指向非哲学对象或非哲学世界，而很少指向自身。可以说，哲学是重视反思的方法的，但哲学对自身恰巧缺少足够严肃和充分的方法论反思。人们有时自觉或不自觉地以非哲学甚至反哲学的方式来对待哲学，尤其是以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性的方式来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不仅妨碍哲学的发展，甚至会危及哲学的生存。
客观反思我国哲学研究，尚存不少问题。
首先，过去我们的哲学研究中自觉不自觉地存在着严重的“自我中心化”倾向。“自我中心化”是发生心理学家皮亚杰对儿童幼稚心理境态的一种描述，是一种不成熟的表现。在哲学研究中一些人自觉不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宗自居，对东西方各国哲学包括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研究及其成果基本上持拒斥的态度，使得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中国传统哲学以及当代西方哲学研究严重脱节，也脱离了当代哲学研究应当具有的人类文化背景和实践科学基础。
其次，我们当前的哲学研究还不自觉地沿袭着近代以来西方分门别类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造成内部的板块分割和机械分类。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研究之间少有实质性沟通与合作。本体论、认识论、辩证法、实践论、价值论、历史观、方法论等分支哲学研究未能在哲学研究的总体体系中恰当定位。哲学史、哲学原著、哲学原理之间彼此脱节或相互重复的情况均常有发生，研究者们各自往往限于狭小的领域而缺乏哲学研究应有的宏大视野和胸怀。
再次，从总体上看，我们的哲学研究还缺乏深度分化，也缺少高度综合；既缺乏在分支哲学、部门哲学中的发掘与建设，相应地也缺乏在元哲学层面上的提升；既缺乏足够的分析，也缺乏足够的思辨；等等。
克服哲学研究的上述方法论缺陷，强化哲学研究中的主体意识，一个重要的方面，是要预测哲学发展的趋向并使之成为哲学研究的自觉向导。哲学未来如何预测？这有多种途径。
其一，把握中国和世界哲学发展的历史轨迹，即运用“趋势外推”法。正是历史的轨迹往往会以变形的方式延伸到未来。然而未来包含着历史却不全是它的单位延伸和直接继续，因此要有强烈的历史感又不能囿于历史。
其二，把握现实中的矛盾，它包括现有哲学理论与哲学现实的矛盾和理论体系的内在矛盾等。矛盾的存在表明内部结构不合理状态，对不合理状态的解决将会影响哲学的发展历程并且导向未来。
其三，发现未来哲学的萌芽。这种萌芽既存在于现实的哲学研究中，也可以从世界哲学的发展过程中寻求借鉴。
把握哲学未来走向，从研究方式的角度看，有两个测度，一是世界化，一是个性化。
真正的哲学是世界化的哲学，只有世界化的哲学才是真正的哲学。过去我们对此认识不够，应从世界哲学的范围内提高哲学研究的使命感。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对象域和使命域都要走向世界。哲学的世界化恰恰是市场经济的要求。怎样达到世界化？达到世界化的途径就是个性化。当今世界哲学中有影响的哲学都是个性化的哲学。个性化的水平越高，对世界的影响力越大。市场经济既是高度世界化的经济，也是高度个性化的经济。最明显的特征之一便是通过专利制度在全世界范围内保护知识产权和发明创造。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既需要鼓励，也需要保护。这就需要个性化的哲学研究，以发挥和强化哲学工作者的个体和群体主体性，搞出自己的特色，搞出自己的“专利”来。为此必须强调独特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探索个性化的哲学研究道路。
四、建构哲学研究方法论的基本思路
哲学研究方法论，顾名思义，就是关于哲学研究方法的学问，是对哲学研究的方法论反思。
方法是主体依据于对客体发展规律的认识为自己规定的活动方式和行为准则，是人们实现特定活动目的的手段或途径，是主体接近、把握以至改造客体的工具或桥梁。在科学的探索活动中，研究方法常以规范、章程、条例、准则等相对确定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作为一种带有约束性甚至强制性的规定，制约着人们的眼界和视线，规定着人们的研究范围和关注焦点，指导着人们的思维行程和活动程序，从而最终影响甚至决定着主体对客体把握的广度、深度和正确程度。合理而且科学的研究方法，通过对研究主体的思维、行为和活动等在方向、方式、节奏、强度、顺序、速度等方面的支配、调节和控制，使主体的自觉活动模式与客体的自发运动形式相吻合，使主体的主观活动逻辑与客体的客观发展逻辑相接近，从而充当着和客体相互作用的中介，主体观念地把握客体的必要条件。相应地，研究方法的科学更新，既是研究主体认识深化的结果和表现，也是其在更新的角度、更深的层次上全面准确把握特定客体的重要条件，是科学进步的重要动力之一。
科学研究是这样，哲学研究也是这样。要使哲学理论不断获得发展并臻于完善，就必须非常注意对哲学研究方法的自觉反思和科学更新。哲学研究方法，既是哲学家的活动方式、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等的提炼、概括和总结，又对哲学家的观察和思考问题的角度、把握客体的途径和方式，以及研究手段的选用等具有指导和制约作用。从总体上看，哲学研究，作为一种学术研究，既有与一般的科学所共通的研究方式和研究方法，又有自己作为哲学研究所特有的方式和方法。
就其共通的方面来看，哲学研究与科学研究一样要经历考察对象、搜集材料、考据材料、发现问题、诠释对象、提出假设、形成观点、论证主题、表达思想、传播观念、评论成果等各种环节，并在其中综合性地运用诸如观察与思考、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抽象与具体、历史与逻辑等思维与逻辑方法，其中也难免渗透着直觉、灵感、顿悟等非理性的方法。
就其特殊的方面来看，哲学的研究之不同于科学的或其他非哲学研究之处，在于它的研究的各环节、各步骤、各阶段之中，都渗透着一种强烈的哲学观念、哲学意识、哲学原则、哲学思路、哲学提问、哲学理解、哲学评价、哲学反省、哲学反思、哲学诠释、哲学透析等。哲学研究，就其方法论特征而言，是一个从非哲学的对象世界上发现和提升哲学问题，并以哲学方式来加以处理，最终回到非哲学中去的过程。而哲学的思维方式和方法则贯穿在其中。
与哲学研究方法的这两个层面或方面相适应，哲学研究方法论的建构也可以在两个方面或层次上建构：广义的哲学研究方法论，涵盖哲学研究与科学研究相共通的方法与为哲学研究所特有的方法这两个大的方面或层次；狭义的哲学研究方法论，主要涉及为哲学研究所专有的研究思路和方法。鉴于对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在科学研究方法论中已有比较全面、深入和充分的论述，我们的研究将限定为狭义的哲学研究方法论，即主要集中在那些专属于哲学研究的思路和方法方面。
哲学研究有些什么特殊的思路和方法？这可以说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哲学研究关注那些最普遍最一般的东西，但哲学家们对这些最普遍最一般的东西的关注和思考又是高度个性化的，各有其独特的思路、视角和方法，因此，对于哲学是否有某些共同的方法，哲学界一直存有争议。有的主张哲学无定论，认为没有一个共同的哲学观念和统一的哲学方法。在我们看来，哲学研究确实有其个体性、民族性、时代性、历史性、地域性差异，但也还存在着某些超个体、超民族、超地域、超时代而为人类理性思维在哲学层面上所共有的东西。这些东西自觉不自觉地以其具体形式渗透在哲学家个体的思维和研究活动中，以至我们可以从方法论上对其加以概括和提升，探索和建构哲学研究方法论。
哲学研究方法论应当如何建构？这同样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完全允许也应当鼓励人们从各种角度进行探索和思考。在笔者看来，这里有四条原则尤为值得关注：第一，先导性原则，哲学观念是哲学研究的核心，也是哲学研究方法论的先导。正是在对哲学的性质、对象、特点和功能等元哲学问题的反复追问和回答中，哲学研究得以展开和实现。第二，历史性原则，哲学就是哲学史，哲学研究和思维方法更不可能脱离历史上的哲学。从方法论的角度研究哲学史，从对哲学史的深刻把握中体会其方法论更迭，对于哲学研究方法论的建构至关重要。第三，主导性原则，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哲学研究中居于主导的地位，概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发展及其方法论原则在哲学研究方法论的建构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第四，具体性原则，哲学研究不能浮在纯粹抽象的概念层面，也不能仅限于宏观的总体性问题，还必须深入到各门具体的哲学分支以及具体的哲学问题之中。从方法的角度看哲学理论，在哲学中提炼方法，这正是哲学研究方法论的基本根据和建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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