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黑非洲现代化延误的一些理论思索——对独立后“非洲病”的初步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黑非洲论文,非洲论文,独立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12.1;F1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00)07-0065-06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现代化运动在第三世界普遍展开。至20世纪80年代末，拉美部分国家正在向工业化社会过渡；东亚“四小龙”工业化成就举世瞩目，形成所谓“东亚模式”，东南亚数国也紧追其后，太平洋西岸正在形成一个新兴工业带；南亚的印度和西南亚的土耳其的工业化也成就可观。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黑非洲大陆相对沉沦，现代化出现延误。这种现象在国际学术界引起众多学者和学派的探讨。探讨黑非洲现代化的延误，对研究现代化的阻力、中断和失败的发展模式、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均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文研究的“非洲病”是指黑非洲欠发达的综合症。其特征包括下述种种现象：单一经济、二元结构、经济停滞、通货膨胀、债台高筑、人口爆炸、贪污腐化、宗教纠纷、部族冲突、全国内战、边界冲突、国际战争等等。形形色色的理论家和政府家根据各自不同的理论，提出了非洲病的原因和解决办法。其中包括现代化理论、依附论—世界体系理论、“非洲社会主义”、非资本主义道路、非洲经济特殊论、新发展哲学等，其中以现代化理论和依附论—世界体系理论影响最为深远。黑非洲现代化延误课题的研究，自60年代非洲独立后，一些国外学者出于各种原因从不同的角度就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出现了不同的理论流派和研究方法。本文就此提出一些理论思索和初步分析。
资本国际积累与现代化的错位
迟发展效应使非洲现代化在资本国际积累进程中一再错位。这些国家在资本积累最初阶段上的错位，在本国资本积累层次不变甚至下降的情况下，因国际资本积累层次的升高而使原来的错位更加严重。其所受制约以乘数增加。
世界近现代历史表明：外围各国资本积累会产生分化，一部分国家可以减轻依附逐渐进入良性发展，如19世纪下半叶的美国，20世纪下半叶的拉美、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而非洲大陆国家则可能更加相对落后沉沦。自16世纪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至今，非洲现代化有三次重大错位：
(1)16世纪以后，在西欧，商业资本主义兴起，是资本原始积累进而资本原始国际积累历史阶段。在非洲与此相关的是数百年的奴隶贸易掠夺，如一场大火浩劫，烧毁了本来就相对落后的经济基础。
(2)19世纪下半叶是至关重要的年代，工业资本主义在欧洲蓬勃兴起，是商品和资本输出的国际积累历史阶段。刘易斯认为：“目前国际经济秩序是在19世纪最后25年间形成的。1850年，英国进行了工业革命，有些国家对此作出了反应，或者通过贸易，或者通过仿效，先后实现了工业化，而大多数国家却对此没有作出反应。基于这一点，世界分成了工业国和非工业国。”（注：[美]刘易斯：《国际经济秩序的演变》，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84年版，第3页。）
至19世纪下半叶，非洲大陆所面临的国际形势更加恶化。这表现在它不仅受到传统发达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与掠夺，而且后起的列强如德国、意大利、比利时也加入争夺行列。此时它不仅作为外国资本积累对象，而且又成为外国资本再生产的一个必要市场环节。这一时期整个非洲大陆除埃塞俄比亚外全部沦为殖民地，原有初步形成的民族国家全部沦亡被摧毁，随后整个大陆被殖民化。至此，非洲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机会完全丧失。
(3)20世纪下半叶，资本主义世界进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国际积累层次升高。在中心国家政权干预下，出现了以直接投资为主体的资本国际化，此时对于已获独立的非洲国家来说，既面临着资本国际积累层次升高更大的制约，同时，由于资本国际化中心向外围的转移也获得了发展与减弱依附的机会。不幸的是，由于一系列因素，非洲失去一次腾飞机会，与拉美、东亚的兴起成逆方向，进一步边缘化，与工业化国家差距进一步拉开，错位更加严重。
外围依附与现代化的变异
殖民依附经济结构与机制所形成的迟发展效应，导致了黑非洲现代化的变异。这种变异使其没有走上正常的资本主义发展轨道。本文认为，就整体而言，黑非洲大陆的社会性质是外围资本主义。其特征如下：
(1)内部经济相互脱节，而这些脱节部分与核心国家联系在一起，为世界资本主义市场所支配。(2)农业生产的经济剩余很大一部分以各种方式流入核心国家，投入资本国际积累。(3)形成在国家资本控制下的大批贫乏的小土地所有者，其简单商品生产纳入国际资本与市场关系中。(4)在政治关系上，官僚资产阶级正成为国家政权的支配力量，不存在工业资产阶级与封建阶段的明显冲突。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嫁接在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上而混合生长。(5)外围国家社会政治生活深受中心资本影响与制约，后者通过跨国公司与本国政府作为影响渠道，两者形成相互依赖利害关系。
依附论学者对此研究的结论是：不发达并不是表现在人均生产水平上，而表现在某些特有结构性特征上，不要把不发达国家同现在发达国家当初的早期发展阶段相混淆。这些特征是：
(1)外围地区的生产率分布以及从中心地区转来的价格制度的极其不平衡是外围地区的典型特征，这是因外围形态的不同性质所造成的，而这主要决定了外围形态中收入分配的结构。(2)按照中心国家的需要，调整外围国家的生产方向所造成的脱节阻碍经济进步的好处从发展的两极传向整个经济。(3)中心国家的经济统治表现为国际专业化的形式（在世界贸易的这些结构中，中心国家根据自身的需要来塑造外围国家），并表现为外围国家的经济增长依靠这种结构取得资助的依附性（外资积累的动力）。（注：[埃及]萨米尔·阿明：《不平等的发展—论外围资本主义形态》，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中译本，第199页。）
对这种变异社会经济结构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其结果是：生产大大低于潜在的水平，农业仍然在半封建的基础上进行生产，工业中的浪费和不合理则得到垄断、高关税和其他手段的保护。由于这些或别的一些原因，实际社会剩余比潜在的社会剩余要低得多。很大一部分潜在的社会剩余被贵族地主用于过度消费和供养非生产的劳工。又由于大量资源用于维持繁琐臃肿、效率低下的官僚和军事机构，实际的社会剩余遭到了进一步的消耗。虽然造成投资数量不足和投资构成不当的因素很多，但现行社会结构对于社会剩余的大量浪费是经济停滞的主要原因之一。（注：[美]查尔斯·K.威尔伯主编：《发达与不发达问题的政治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94～95页。）
本文认为：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变异导致了外围地区民族社会发展的不健全，使当地官僚机构具有明显的势力和特殊作用，这是导致非洲独立后“接管人”逐步演化成官僚资产阶级的重要原因。
一些西方现代化理论学者对非洲现代化延误分析的失误，正在于忽视了非洲现代社会这种因迟发展效应而产生的变异，他们错误地将非洲现代社会与欧美现代社会视为同质整体、有着同样的运行机制。他们将欠发达视为一种初始状态，却看不到欠发达是一种迫使边缘社会生产力服从于核心地区的资本积累的历史过程，因此无视非洲欠发达与欧美发达之间的历史联系，而仅孤立地研究整体中的个别部分，没有去探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整体结构及其在造成和延续非洲欠发达状态过程中的作用，没有看到发展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和社会问题，从而忽视了非洲社会内部的阶级关系及矛盾。
对此，法国经济学家A.杰克斯评论说：“绝不能将一只母鸡与一只鸭子相提并论。它们之所以能够在无穷无尽的生殖繁衍之中维持自己的物种特性，正是由于这两种家禽具有的其他方面的类似是次要的。……与传统社会相比较，而且，由于特定的政治、经济结构，也不能把不同的发展‘阶段’简单类比。”（注：A.杰克斯：《发展中的困窘》，马克累维尔出版社1968年英文版，第559页，转引《西亚·非洲》，1991年第1期。）著名发展经济学家P.托达罗也强调：“对任何经济理论或经济模式的最基本要求是，它必须能够解释特定国家或地区现实生活中经济过程的主要特征。……它必须符合现实并适用于研究对象经济生活的特点。在某一特定时期或特定地区有效的理论和原理在另一地区的同一或不同时期有可能会失灵。”“因此，传统的‘西方’经济学具有很大局限性。”（注：P.托达罗：《发展中世界经济学》，朗曼出版社，1982年第2版，第27～28页，转引《西亚·非洲》，1991年第1期。）
内外交互作用的低度发展综合症
导致非洲现代化延误是其“低底发展综合症”所致。其所以言是综合症，是指黑非洲现代化的延误是中心国家资本积累扩张与黑非洲外围地区社会内部政治、经济和文化条件内外因交互作用的产物。
对黑非洲现代化延误课题的探讨应从其所处的历史的、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条件去寻找。以往研究已经不太适应新的形势发展的需要，其中，一个很大的弱点就是所谓“单向度”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式，即线性方式，思考和研讨问题往往沿着一个平面、一个维度、一个视角进行，研究者在处理研究对象时采取化繁为简的办法，因此研究的叙述显得比较简单。西方现代化理论学者和依附论激进学者对此的分析论证都片面强调了内因或外因。
本文认为：对这一难度极大的课题在方法论上应持综合分析和动态进程分析方法。黑非洲卷入现代化进程之初和之后，原有的民族生产方式和社会发展程度与其他各洲地区相比，其现代化起点是处在最低水平上的。这种发展水平最低的非洲社会政治经济形态与最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的相遇和冲突，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多方面作用的合力导致了非洲现代化的延误。
概言之，其现代化延误的原因，可作如下逻辑分析：为既定的殖民地社会经济结构所制约，选择了以国家资本主义作为总的推进力量这一历史性的错误发展战略。由此导致了以下三点互相影响的严重恶果：(1)民间未成长出资本家私人企业阶层，相反是官僚资产阶级的畸形发展。工业文明转向内部的承担阶级出现了变异与错位。(2)因资源短缺引起了严重的部族冲突。(3)政治体制出现结构性的腐败。这些因素的交互作用形成了恶性循环的综合不发达症。
上述三点因素，其中第一点应该说既是外部殖民主义历史因素，又是独立后的内部因素，影响极大。因为迟发展国家现代化的重要前提之一是要让异质的工业文明转向内部主体，不但必须要拥有掌握现代技术的知识精英，而且必须拥有一定资本以及配备有事业能力和企业家精神的实业家和在市场上以工业产品购买身份出现的消费者，以及广泛的对企业家活动的支持者，以造成工业文明在迟发展国家生根和成长的机制。这之中，民间企业家阶层的兴起是至关重要的条件。对于作为现代化一环的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化来说，如果只有政府对工业的援助而国民中却缺乏大量的工业活动的承担者，工业化是不可能开始的，虽然政府也可能成为工业化的承担者，但这种过渡，只是由其承担基础设施及支柱产业。由于种种原因，非洲未能成长出民间承担推进工业化的资产阶级，相反是过度的国家资本主义化。
在目前非洲生产力落后的情况下，过度的国家资本主义化以及不切实际的“社会主义实践”所产生的消极作用大于积极作用。在扎伊尔蒙博托当政时期则完全没有任何积极作用，只是一小撮人谋取私利，广大群众陷于贫困和灾难。在这类国家，政权没有提供民族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国有企业成为官僚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成为违反生产力发展的化身、破产的象征。国有化的后果是：官僚们把一个在非洲拥有最丰富资源的国家沦为国际乞丐，广大人民既遭受暴政和腐败之苦，又为生存而艰难挣扎。总之，在黑非洲一些国家，国营企业不仅不能为国家提供积累，相反成了国家财富的吸取者，耗费了稀缺的国内资金和外汇资金，并且也不利于非洲的政治发展。
独立后黑非洲国家经济发展的结果表明：黑非洲国家选择以国家资本主义作为总的推进力量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其最大的失误在于民间未成长出资本家私人企业阶层，相反是官僚资产阶级的畸形发展。工业文明转向内部的承担阶级出现了变异与错位。
现代化延误的主导因素
如果从动态进程分析方法角度看，在独立前，黑非洲现代化的延误的主导因素来自西方殖民主义对非洲的掠夺和统治，独立后则主要归结于上文中指出的内部因素，即过度国家资本主义化、国家政权部族化和政治腐化。因为在取得民族独立和国家政权的前提下，外部因素虽然也有很大制约，但打断“欠发达的发展”恶性循环更多取决于不发达国家内部的反响。
二战后，外围地区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起飞进而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事实表明：资本国际化是不可避免的趋势，资本的国际积累也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外围”结构对外围地区现代化的确有严重制约的影响，但也不是如依附论者认为的是一个一成不变的稳态结构。
西奥·多斯桑多斯曾对这一稳态结构作过如下理论表述：某些国家通过自我冲动得以扩展，而处于依附地位的其他国家只能根据对占有支配地位国家扩张所作出的反映进行某种经济扩展。因为占支配地位国家可以对依附国家的直接发展产生有利或不利的影响。在任何情况下，依附的基本状态是使这些国家既落后又受剥削。占支配地位的国家对处于依附地位的国家拥有技术、商业、资本和社会政治方面的优势（这种优势的形式随特定历史时期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它们能够剥削那些处于依附地位的国家，榨取这些国家所生产的部分剩余产品。依附就建立在这样的国际分工的基础上，这种国际分工能使某些国家的工业得到发展，同时限制某些国家的工业发展。（注：[美]查尔斯·K.威尔伯主编：《发达与不发达问题的政治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3页。）
这一观点不能说是没有根据。确实，当前非洲国家的经济结构，还明显地留存着殖民地时期的痕迹和影响。但是，将纷繁复杂、并处于不断变化中的世界简单地划分为核心和外围，无助于全面分析“非洲病”的根源。因为这种过于概括图式不足以阐明亚、非、拉各地区间，以及非洲各国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此外，像把非洲国家至今未能摆脱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不利地位全都归咎于上层人士的“附庸性”、“买办性”，以及农业所创造的财富全部流入工业化国家等论点，也都值得商榷。例如黑非洲国家大规模的国有化导致的国家巨人症，整个社会的贪污腐化，各级官员对国家财富的鲸吞蚕食，正说明农业所创造的财富大量流入国内其他方面，忽视这一点，将无助于全面认识黑非洲国家经济发展中的困难。
二战后东亚的兴起和黑非洲的相对沉沦，至少向人们昭示了如下两点：
(1)资本国际积累中心是运动转移的。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由南欧转移至西北欧、英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转入美国，当代世界经济正处于中心地区资本积累相对停滞，外围地区相对上升时期。国际资本积累中心正从传统核心地区转移到外围地区。一批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兴起即是这种转移的迹象和结果。谁能在这历史性转移过程中抓住机会，谁就能发展起来，否则将进一步陷入边缘化。黑非洲正是在七八十年代加深这一边缘化过程的。
(2)国家政权对迟发展国家民族资本主义的快速形成，扭转欠发达的恶性循环，抗拒和分解国际资本压力，以及实现民族整合和政治发展有着极端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在东亚地区表现得最为突出。“东亚模式”是“制度模式”，即“东亚模式”的本质内涵在于，在共同或相近的历史或文化背景下，形成了致力于经济发展的“发展导向型”的“强政府”。“强政府”必须是一个有权威的且得到一个集中统一的主要社会利益集团支持的政府，是一个能有效遏制“寻租活动”的廉洁清正的政府。
与东亚模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黑非洲相当一部分国家政权严重的部族化和政治腐化。其对现代化导致的延误，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反面的例证与教训。
发展道路、战略与非洲社会生态
黑非洲现代化的延误原因之一，是人们对黑非洲社会生态认识的不足，从而导致对发展道路和战略选择的失误。
在60年代初至70年代初的10年中，经济学家们在谈论非洲经济时，所突出的是如何消除非洲经济的殖民地经济色彩，而不是经济政策应适应于非洲特殊的社会、政治和经济体制。想以西方工业化初期的办法来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强调发展中国家要加速实现工业化，追求国民生产总值高速的增长，作为发展方针，特别重视资本形成对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认为只要经济能够高速增长，失业和贫富悬殊问题自然地可以解决，整个经济将会出现蓬勃发展。
由于片面强调工业化，增加工业投资，结果导致高积累、高投资，重视工业，而轻视农业。这种“来自外部”的发展思路，把非洲国家内部社会经济变革的速度与方向同出口市场以及引进技术和进口资本货物、服务与现代消费品联系在一起，这些理论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诸如储蓄与投资、进口与出口、收支平衡、外国援助与投资这类项目的参数上，而常常忽视自然资源的可能性、当地企业家的能力、技术力量和技术知识以及当地市场的特点与能力。
在这一时期，非洲国家经济发展的目标是改变初级产品出口国的地位，建成像西方那样的发达工业化国家，亦即由特殊转化为一般。而其政策体系则是苏联东欧大规模集体化、国营化政策和拉美国家在两次大战中所形成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的混合物。
稍后，“依附论”的著名代表人物萨米尔·阿明认为：60年代后世界经济出现的新变化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心——外围”模式。他提出“新的帝国主义秩序”的理论批评“国际经济新秩序”，认为在不发达国家日益发展的跨国公司的生产成果是“新的不平等分工”。另一位著名代表人物A.G.弗兰克更为明了地指出这种变化仅是“宗主国给予不发达国家的任务有变化，但是对它们在国际分工和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地位并无多大改变”。因此，不发达国家的不发达性只会越来越重，而不会减弱。
对非洲危机问题根源的这种认识，导致发展战略的不同选择。持“外因论”者必然会逻辑地得出结论，非洲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应力求摆脱外部环境的影响，动员自身的潜力来满足自身的需要。在1980年非洲组织国家首脑会议上通过的《拉各斯行动计划》就明显地反映了这种主张。《拉各斯行动计划》明确提出了摆脱对国际经济的依赖、依靠大陆内部的努力振兴经济目标，并制订了于2000年建立经济共同体的计划，试图通过非洲国家内部合作和发展本地区经济来摆脱旧有的世界经济体系。
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非洲呈现困顿局面，经济增长率普遍下降，国际收入和财政收支急剧恶化，外部资金流入锐减，债务迅速上升。大部分黑非洲国家被迫转向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以解燃眉之急。然而，按照惯例，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于其援助、贷款均附有政策改革的先决条件。
80年代初世界银行发表了《加速撒哈拉以南非洲发展》的报告（简称《伯格报告》），成为非洲国家发展模式的指导性文件。尔后，联合国制订了1986年至1990年《非洲经济复兴与发展行动方案》，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又提出了《结构性调整方案》，要求非洲国家实行结构性调整与改革，实现经济复兴，改善贫困。
从《伯格报告》到《结构性调整方案》都是从新古典主义经济思想出发，认为非洲发展危机的主要原因并非外部环境的不利，而是非洲国家内部错误政策所致；主张非洲国家应根据比较利益原则，发挥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优势，扩大经济作物的生产和出口，参与国际分工，进行结构性调整，其政策是经济自由化。（注：唐宇华：《非洲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及其对策》，载《西亚·非洲》，1992年第3期。）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非洲病”的诊断与干预主义不仅不是解决非洲经济问题的途径，而恰恰是非洲经济困难的原因。因此，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非洲国家摈弃已实施20年之久的干预主义政策，采取以自由市场为核心的全面自由化方针。批评者认为，非洲经济结构的刚性限制了市场力量的作用，而非洲经济对国际市场变化的脆弱性损害了市场力量对工业化和提高生产力的效益。他们批评“结构性调整方案”把古典和新古典经济理论集合于一体，只注重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的作用，而忽视了社会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结构性调整方案”提出的政策和措施可能适宜于完善的经济结构和市场条件，却不适宜于非洲脆弱松散的经济结构。（注：唐宇华：《非洲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及其对策》，载《西亚·非洲》，1992年第3期。）
以上外来发展模式在非洲国家的失败表明：非洲发展战略的选择，必须充分地考虑到非洲的社会生态。社会生态观是关于社会发展研究系统方法论的深化。它视社会为一个不断变化互相制约的有机体，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非洲的现代化是在特定地区和条件下进行的。坚持系统方法的社会生态观尤为重要。发展离不开环境的影响和作用，发展必须在一定的社会生态环境中进行。
社会存在着历史——社会——文化的社会生态关系。社会生态观强调发展与一定的历史——社会——文化关系的适应性，注意研究发展与社会环境的相互作用与关系，它是对西方学者在第三世界现代化研究中常用的比较方法的扬弃。因为这种比较方法观隐含着西方中心论、非历史主义和机械论的倾向。
黑非洲独立后的现代化历程表明：制定发展战略时，首先应考虑的是黑非洲特殊的社会生态环境。外来发展模式之于非洲，如同适合于英格兰潮湿气候的植物，不能移植于热带非洲土壤一般。非洲是一个多部族的社会。独立前的非洲，特别是热带非洲的乡村社会结构，“基本上以原始氏族制为基础”。黑非洲存在的这种氏族制度“形式多种多样”，“延续的时间很长”，“它既是社会组织形式，也是经济生产和生活单位”。黑非洲的氏族制度在历史进程中虽然也经历了不断演变，但是，这样的社会基本单位构成了黑非洲社会的细胞。“非洲社会的生产、分配主要围绕家族进行”，并由此决定了独立前非洲农村大量存在的氏族部落土地公有制。300多年的奴隶贸易掠夺，70多年的殖民主义统治又使其社会发展发生了扭曲和变异。
独立后黑非洲国家陆续推出很多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多数计划实施的结果不理想。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根本原因还在于“没有慎密洞察历史，把握现实，在确定基本发展方向上失误”。因而，黑非洲国家在确定今后基本发展方向时应充分考虑非洲的现实，“承认和接受多种经济形态并存、部分交叉融合的既成事实”，由此对发展战略作出正确的选择。了解和认识黑非洲社会结构的这个基本事实很重要，因为黑非洲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开始自身的现代化过程。
符合黑非洲社会生态的模式应该是：它承认和接受多种经济形态并存、部分交叉融合的既成事实，并由此作出集众家之所长，扬结构功能整体优势的正确对策。国家农场、非洲私人大农场、非洲人合作农场、传统小农场和外资农场，兼收并蓄，各就其位。
这种社会经济综合发展要求改变以往经济单一突进的粗放式发展模式。如果注重综合发展，势必要调动各种社会经济形态的积极性，发掘各方面的潜在功能，以形成强大的合力，有效地推动整个社会均衡而稳健的发展。（注：上述社会发展战略观点见冯建伟：《尼日尔河流域考察记》，北京语言出版社，1994年版有关章节。）
关于黑非洲特殊的社会生态环境，非洲经济特殊论给我们以许多有益的启示，为我们提供了进一步理论探讨的思路。非洲经济特殊论的基本论点是：非洲的社会、政治和经济体制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或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应照搬源于西方发达国家或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或模式。
非洲经济特殊论最详尽周密的论证当属1989年非洲国家财政部长及经济计划和发展部长联席会议所通过的决议，亦即《结构高速的非洲替代方案》（以下简称《替代方案》）。《替代方案》以对非洲特定经济、政治结构的分析作为第1章，并在卷首开宗明义地说道：“非洲的经济结构决定了非洲不发达的本质特征，如果不对非洲的政治、经济状况进行结构分析就绝无可能找到解决（目前非洲）根深蒂固问题的任何方案，……而这正是以往和现在正在实施的调整政策缺少的关键成分。”（注：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替代结构调整计划的非洲方案：变革和复兴的框架》，转引《世界经济译丛》，1989年第9期。）
[来稿日期：2000-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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