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族音乐的美学传统——“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音乐论文,美学论文,传统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6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 1499（2000）01—0005—03
音乐的本性
人类自四肢分工，以足走路，以手劳动时起，就产生了表现人类自身生活与生产劳动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刻等艺术形态。作为具有特殊表现形式的音乐，不知有多少千年，随着大自然的进化、人类的进步与社会的发展，和其他艺术一起，发挥了极大的功能。同时，其自身也在不断的发展中，永不泯灭。
音乐的存在，是大自然本性的表现，也是人类本性的表现。因为人类本身就是大自然的成员之一。正因为如此，音乐就必然在人类与大自然之间，以及人类自身的生活与生产劳动环境中，发挥着独有的调节与均衡作用。故荀子（况）在《乐论》中，一开头就说：“夫乐者，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乐则必发于声音，行于动静，而人之道，声音动静性术之变尽是矣。”这就是古人对音乐本性的一种理解。
原始社会的音乐，一般只是反映人的生活与劳动过程，以及崇拜图腾、天地的歌舞。这可能就是《吕氏春秋·仲夏纪》中所载：“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逐水草，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建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禽兽之极”。从这里，可以看出，原始社会的音乐，是完全顺应于生活、生产劳动与自然规律的。到了后来，音乐的内容，由于社会的发展，不仅是表现人类生活与生产劳动，而且与政治、宗教、战争发生了关系。所谓的六代乐舞，即《云门》《咸池》《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以及六小舞，都是表现宗教天神，以及歌颂的乐舞。
西周时期，周公旦相成王，即将六代乐舞进行改编整理，始有“雅颂之乐”（雅乐）。分别以《云门》祭天神，以《咸池》祭地祗，以《大韶》祭四望，以《大夏》祭山川，以《大濩》祭先妣，以《大武》祭先祖。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六代乐舞原来的性质。
周平王东迁洛阳不久，周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即开始走下坡路，失掉了统治天下的能力。各地诸侯均纷纷自立割据，脱离中央集权，产生了五霸七雄之争。这时候，赖以维护周王朝政权的“礼乐”制度，也逐渐失去作用，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礼记》中有“周衰，礼废乐坏”之说，就说明了这一形势。
面对这种形势，在激烈复杂的霸权斗争中，必然会出现一些政治的、文化的学术派别，如孔子、墨子、晏子、老子、庄子等，均为其旨互相争鸣，自成一家。
为了挽救周王朝的统治，一些人不甘心“礼崩乐坏”，提出了一系列恢复“礼乐”制度的主张，其代表人物就是孔夫子。在这方面，孔夫子不仅在理论上推崇“礼乐”治世之道，而且对周公旦的“礼乐”思想也有所发展。
对“礼乐”之道，孔夫子提出了“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注：见《孝经》“广要道章”。）的见解。他把两个不同内含的概念，辩证地合二为一，目的是使“礼”与“乐”相辅相成，发挥更大的作用。但在这二者之间，还必须以“礼”为本，“乐”不过只是从属于“礼”而已。直到《乐记》的产生，也是以孔夫子的学说为基础的。在《乐记》中，公孙尼子不仅从理论上对“礼乐”观念进行了阐述，而且对音乐的艺术规律也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使这部《乐记》成为我国最早的一部音乐理论著作。尽管当时尚有道家、墨家等学派在音乐理论上有所争鸣而且也不乏精辟见解，但都不比儒家学派更为现实，适合统治者的需要。
周成王时期，周公旦就制成了“周官”及“礼乐”制度，用以约束与协调君臣、父子、兄弟、夫妻之间的关系，把人以上下、尊卑、贫富、老幼，分成若干等级，以不平等求和谐，以不自由求平衡。当时，统治者认为，不这样，社会就会失去秩序，乱了起来，国家就无法治理。他们也知道，光靠“礼”来约束人的行为，并不能达到统治的目的，人们会感到厌烦，还要以“乐”的功能，从精神上来施加影响，潜移默化，进行教育。所以《乐记》中就有“乐也者动于内者也，礼也者动于外者也”之说。其意即“礼”与“乐”必须互引益补，二者不偏不废，否则，必有所失。
对于“礼乐”制度，用现代人的观念来说，虽然有其反人道与反人性的一面，但在那个时代，却是一种必要的措施，起码对社会的相对稳定，应该是有利的。《史记·周本纪》载：“成王自奄归，在宗周作《多方》。即绌殷命，袭淮夷，归在丰，作《周官》，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这就是说，当成王完成了武功使命后，必须从政治上、文化上制定相应的政策，来安邦定国，使社会稳定下来。这才产生了“周官”、“礼乐”制度。应该说，这是周公旦相成王的一大功绩。
孔夫子释“和”
在大自然中，无时无处不存在着矛盾。人与人之间，同样也存在着矛盾。人类之所以生存在地球上，就是利用大自然中矛盾着的事物与现象，为人类服务，为人类所驾驭。如自然科学中的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数学等，都是在做各种矛盾工作的学问。社会科学中的政治学、经济学、文学、艺术学，也都是为了求得意识形态中矛盾对立的统一，来为人类服务。单就音乐美学来说，也是研究审美过程中既对立又统一的学科。如个体与主体、生活与创作、内容与形式、作者与听众的关系，以及音乐的社会功能等。
为了求得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和睦、和善，孔夫子提出了“乐”的功能必须以“和”的审美观的标准。必须在有关“乐”的内容、形式、风格以及表现方法上予以规范，都得符合“和”的观念。他认为，只有这样的“乐”，才能使社会和谐而有秩序。因之“乐”的社会功能，只能是对人施以教化，移风易俗，并不是从各个方面满足人的欣赏、娱乐、欲念的精神享受。
孔夫子所谓“和”的核心，就是“中”或者“中和”，其意思就是说，处理一切事物，必须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上下兼顾，取其中庸。《论语》“雍也”篇中就曾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礼记·中庸》中有一段话说的很全面，“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孔夫子“乐”中之“和”，就是从“中庸”之道出发的。举其实例，《论语》“八佾”篇中所说的“《关睢》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实际就是孔夫子的审美观，这是符合“中和”之本的。
荀子在《乐论》中曾说：“故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闺房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乡里族长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故乐者，审一以定和者也。”又说，“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乐中乎则民和而不流，乐肃庄则民和齐而不乱，民和齐则兵劲城固”。荀子所言，实际是对“和”的审美功能作了具体阐发。《乐记》中，另有一段话：“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民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这就是孔夫子对“和”的基本观念。也是儒家学派普遍认为“乐”的社会功能之所在。
晏子释“和”
晏子，是春秋时期的一位大政治家、思想家。曾为齐景公宰相。晏子的一生，虽无专著问世，却有后来人为他追记的《晏子春秋》一书，记载着他的思想、言行及政绩。流传至今，为人们所称道。
晏子不好音乐，却懂得音乐，在《左传》及《晏子春秋》中，都记载着他关于音乐的言论，而且非常精辟。
有一次，齐景公问晏子：“梁丘据（景公的宠臣）与我和得来吗？”晏子回答道：“不能。梁丘据之与国君，只是一种‘同’的关系。不能说是‘和’。”景公不理解晏子的意思，问道：“‘和’与‘同’不一样吗？”由此，引出了晏子对“和”与“同”相异的解释。其大意是：“所谓‘和’，就如做菜肴一样，是由厨师以各种原料、调料精心庖制而成，然后再供君臣食用。但这样的菜肴，不管是君还是臣，吃了以后，不一定适合每个人的口味，各有所好，决不会是君好甘，臣好甘，君好淡，臣也好淡，这样君臣才能相和。而梁丘据与他人却不一样，是君说甘，他也说甘，君说淡，他也说淡。甚至君喜欢吃酸，他也吃酸、君喜欢吃咸，他也吃咸，这就叫‘同’，不叫‘和’，结果，就会使政令难行，国不安宁”。（注：请参阅中华书局版《诸子集成》中《晏子春秋校注》外编“重而异者”， 《景公谓梁丘据与已和晏子谏》（第181页）或《左传·昭公二十年》。）
根据这一道理，晏子也用来比喻音乐美学中“和”的观念，更确切地说明了音乐美学中的“和”，本是在矛盾中产生的。他所说的大意是：“所谓音乐，是由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所构成，从而产生了清浊、长短、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的艺术体裁，这样的音乐，使君子听了，必然产生心平气和的感情。”（注：请参阅中华书局版《诸子集成》中《晏子春秋校注》外编“重而异者”，《景公谓梁丘据与已和晏子谏》（第181页）或《左传·昭公二十年》。）其中心意思就是说：没有矛盾，就没有“和”，而且“和”就是音乐美的核心。最后，他又画龙点睛地说：“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以琴瑟的专一，谁能听之？”（注：请参阅中华书局版《诸子集成》中《晏子春秋校注》外编“重而异者”，《景公谓梁丘据与已和晏子谏》（第181页）或《左传·昭公二十年》。 ）明确地说：如果以水与水相合，而无其他作料的菜肴，谁能吃？换句话说，如果仅以琴或瑟，而不与其他乐器相合的演奏，谁喜欢听？难怪当时各国诸候，均尊晏子为北方大贤。甚至孔夫子在一次与晏子的辩论后，就要拜晏子为师。单就“和”的观念来说，很显然晏子的思想是没有矛盾就没有音乐美，而孔夫子的以“中庸”之道为本的观念，只是出于上下、尊卑兼顾，不偏不倚。
尽管二人的观念有所不同，但以“和”为核心的美学思想，则是相一致的。
“和”与非“和”之间
作为音乐美学传统的“和”，一般说来，曾是中国雅乐用过的术语，但却普遍地存在于民族传统音乐之中。因为它本来就是一种真挚的、美好的、高尚的愿望与感情。在雅乐盛行的时代里，这种审美观，确曾发挥过移风易俗的积极作用。这也是适应了当时的社会条件与需要。从而产生了“民和睦，颂声兴”的局面，后来，由于时代的变化，“和”的审美观，也曾一度被削弱了效应，主要的教训，是儒家学派的保守思想，只强调了雅淡、平直、中和调节作用，而忽视了那种优美、繁声、激情的非“和”的审美功能。
在音乐美学中，“和”并不是一种孤立的概念，它必须与具有对抗性的非“和”的审美意识共存。才算是美的真正内含。应该看到，“和”与非“和”乃是一种既对立又统一的感情。有的时候还会在“和”中包含着非“和”的感情，在非“和”中包含“和”的感情。
春秋时期新乐的兴起，人们的审美习惯提高了、丰富了，而一心恢复“礼乐”观念的儒家学派，却坚决反对新乐，维护“雅颂之乐”，仍然以“中庸”之道提倡具有“中和”思想的美学观念。无视于人们欣赏习惯的多样化，认为新乐都是乱世之音或亡国之音。殊不知，在新乐中，何尝不可以体现和谐、和睦、和亲、和善、和平的感情。在新乐中，除了“和”的感情以外，非“和”的感情也是普遍存在着。即就是在孔夫子所删的“诗”三百篇（即《毛诗》）中，就有不少哀伤、怨恨、愤怒、欢乐、情思、讽刺的诗篇。“国风”中除“周南”“台南”以外的十三“国风”（或称民间音乐歌词），就有许多非“和”的诗篇。如《桑中》（鄘风）、《溱洧》（郑风），都是描写男女私情的诗；《伐檀》（齐风）、《硕鼠》（齐风），都是描写反抗贪污、重赋、劳役的诗；《绿衣》（鄘风）是描写情思的诗；《扬之水》（王风），则是讽刺周平王的诗。所有这些，不知孔夫子在删诗时是如何对待的？当然，《毛诗》中也有大量“雅、颂”诗篇，这是符合“和”的美学标准的。但如果只承认这些而排除那些，按理是讲不通的。
如果在音乐美学中，只讲“和”而排斥非“和”，势必把音乐引向僵化，失掉了美的存在。自古以来，我国的音乐美学发展史，就证明了这一点。
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人们对“和”的内含，都有不同的解释，孔夫子是一种说法，晏子又是一种说法，后世人可能还会有其他见解。“和”是永恒的，又是相对的、多元的。在此处，人们认为是“和”，在彼处可能被认为是“乱”。世界上从没有无条件的和谐、和顺、和睦、和善、和平。但不管怎么说，“和”，永远是我国民族音乐美学中的优良传统。直到如今，这种美学传统，仍然普遍地保存于我国各地汉民族民间传统音乐之中。但已不只是孔夫子当初所设想，仅用于“雅颂之乐”，以中庸为本的“和”，而是已经与各种非“和”感情相融合，雅俗共赏，优美动听、平和、细腻的美学风格了。
2000年1月16日修改
收稿日期：2000—0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