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谪龙说》与《河间传》新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河间论文,谪龙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谪龙说》、《河间传》二文，千百年来，论者各持一端，莫衷一定。本文通过对大量文献的考索与驳难，理清了此二文的旨意，乃是柳宗元在永贞改革失败后，被贬到外他不屈服，有满腔的愤懑，而不能直言，只得用曲笔，表达他对唐玄宗对其迫害的抗争。
[关键词] 《谪龙说》 《河间传》 柳宗元 曲笔 抗争
唐贞元二十一年（805）正月，德宗病死，太子李诵继位，是为顺宗。在顺宗的支持下，以王叔文为领袖，“二王、刘、柳”为核心的革新集团掌权，颁布了一系列明赏罚、停苛征、除弊害的政令，史称“市里欢呼”，“人情大悦”。
为了统一事权，革除弊政，王叔文集团特别注意掌握财权以及从宦官手里夺取兵权。乃以与刘禹锡有联系的宰相杜佑兼度支使及诸道盐铁转运使，王叔文为副使，韩晔、陈谏、刘禹锡、凌准判案，李谅为巡官，程异为扬子院留后，又以与凌准有联系的老将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行营兵马节度使，韩泰为行军司马，李位为推官，以便夺取宦官掌握的神策军权。这一计划，遭到宦官的强烈抵制，未能实现。
宦官俱文珍、刘光琦等与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荆南节度使裴均、河东节度使严绶串通起来反对王叔文集团。先于三月迫使顺宗立李淳（后改名纯）为太子，接着于八月迫使顺宗让位给太子。由于顺宗预定改元永贞，史称“永贞内禅”。
永贞元年（805）八月五日，李淳即位，是为宪宗。六日，贬王伾为开州司马（不久病死），王叔文为渝州司户（次年赐死）。九月至十一月，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韩晔、凌准、程异及韦执谊先后被贬为边远八州司马。“八司马”以外，王叔文集团的陆质，先已病死。李谅、李位，稍后也被赶出朝廷。李景俭守丧，吕温出使吐蕃未还，没有参加革新运动，暂时未遭贬谪。
柳宗元被贬为邵州刺史，半路上，再贬为永州司马。元和十年（815），奉诏回京，又贬为柳州刺史，“官虽进而地益远”。[（1）]十四年（819），含冤而死，年仅47岁。
三四十岁是人生中最有作为的时期，而柳宗元在贬谪中度过。王叔文集团掌权146天，他们的施政方针是具有进步意义的，而遭受残酷的打击。在长达14年的谪居生活中，柳宗元满腔愤慨，发为文章。由于是“僇人”[（2）]，只得采用曲折隐晦的笔法，以避免祸害。读者深思力索，方能心领神会。今将《谪龙说》、《河间传》两篇，详加考论。世之治文学史者，或有取焉。
《谪龙说》
前人对《谪龙说》之评论，较重要者，约有七则：
韩醇《全解》：“当在贬谪后作，盖有激而然者也。”[（3）]
何焯《义门读书记》卷三十五《河东集上·谪龙说》：“‘吾复，且害苦，众恐而退’，暗用夏侯泰初事，复且害若，浅丈夫之言也。”
陈景云《柳集点勘》卷二：“此文柳子谪官后作，盖时有过[遇]之不善者，故寓言见意。”
马位《秋窗随笔》：“柳子厚《谪龙说》，可补入《搜神记》。”
林纾《韩柳文研究法·柳文研究法》：“《谪龙说》，重要在‘非其类而狎其谪’句。想公在永州，必有为人所侵辱者。”
章士钊《柳文指要》上《体要之部》卷十六：“《谪龙说》者，乃子厚有所为[去声]而作，非戏谑也，己不虐人而虐于人，因为文以警之也。吾曾记黄山谷在贬所，陈后山贻书，殷殷以同官见陵与否为问。盖此种见陵之事，凡谪吏无不习受，况子厚一贬十年，长官来去无恒，族类不一，谁保为之下者之不见辱？寻子厚集中，未尝有文揭露曾见狎侮，而《谪龙说》者，遂以寓言而成孤证。此子厚境之不得不然，而亦行文技术习惯如是，盖如祭崔简文，说到楚南之鬼不可交，亦此寓言之类也。今吾所认为习惯之一，又在子厚于此类文字之结尾，每轻轻下一语，如画龙点睛然，以示警惕。若《永甘氏之鼠》曰：‘彼以其饱食无祸为可恒也哉？’而本文则曰：‘非其类而狎其谪，不可哉！’志之壮，声之远，意之斩截，戒之显白，都表里乎是。”
《柳文指要》下《通要之部》卷十四：“子厚草《谪龙说》，龙身为女，有贵游年少就而狎之，龙女‘怒曰：不可。吾故居钧天帝宫，下上星辰，呼嘘阴阳，薄蓬莱，羞昆仑而不即者。帝以吾心侈大，怒而谪来，七日当复，今吾虽辱尘土中，非若俪也，’此其为说，殆以自喻。”
综合以上，可得三点：（一）《谪龙说》是寓言、小说。（二）柳宗元以龙女自喻。（三）柳在谪所，受到侵辱、狎侮，乃作此篇。至于何焯“浅丈夫”云云，是只许别人打击柳宗元而不许柳还击，有失公正，但从这个不公正的评论中，却反映出《谪龙说》确系柳宗元有激而作。在明确了《谪龙说》的创作意图之后，我提出两个新问题：
（一） 柳宗元与马孺子的关系
唐代小说常在作品中交代出故事来源和写作缘起。《谪龙说》开头说：“扶风马孺子言”，结尾道：“孺子不妄人也，故记其说。”符合当时的小说体裁。这位马孺子，与柳宗元是什么关系？
据李翱《秘书少监史馆修撰马君墓志》：“公讳某，字卢符。……公九岁贯涉经史。鲁山令元德秀行高一时，公往师焉，鲁山令奇之，号公为马孺子，为之著《神聪赞》，由是名闻。”墓志未说明马孺子之名，我考证为“宇”。墓志撰于元和十三年（818），李翱不便说明马宇与王叔文集团的关系，但自有灰线蛇踪、蛛丝马迹可寻。
（1）志云：“迁主客员外郎，使于海东，复命，授兴元少尹。”据赵魏手录《郎官石柱题名·主客员外郎》：“李藩、马宇。”李藩于顺宗时“换右司”[（4）]，可见马宇是顺宗时由太子左赞善大夫“迁主客员外郎”，受到重用。又据韩愈《顺宗实录》卷二：贞元二十一年二月“命……兵部郎中兼中丞元季方[（5）]告于新罗嗣王；主客员外郎兼殿中监马于[宇]为副。”派马宇“使于海东”更是“二王、刘、柳”对他的信任。何以知之？《新唐书》卷二○一《文艺传上·元万顷传》云：“兵部尚书王绍表（元季方）为度支员外郎，迁金、膳二部郎中，号能职。王叔文用事，惮季方不为用，以兵部郎中使新罗。”王绍、元季方是王叔文集团的对立面，“二王、刘、柳”派元季方、马宇出使新罗是一种策略，以副使监视正使。
（2）志云：“公博览多艺，弈棋居第三品。”王叔文、刘禹锡都善棋，王、刘与马宇能因共同研究棋艺而相知。
（3）志云：“撰《历代纪录》、《类史》、《凤池录》、《纂宝》、《折桂灵》、《新罗纪行》、《将相别传》及所为文，总四百八十八卷。”据《新唐书》卷五十八《艺文志·乙部史录·杂传记类》：“马宇《段公别传》二卷。”注：“秀实。”《段公别传》当即《将相别传》之一种。元和九年，柳宗元撰《段太尉逸事状》、《与史官韩愈致段秀实太尉逸事书》。马宇柳宗元都表彰段秀实，这个现象反映出他们共同的政治倾向。
作为王叔文集团外围人物的马宇，出现在《谪龙说》中，不是偶然的。柳宗元用比他年长34岁[（6）]“不妄人”的话，来证实“非其类而狎其谪不可哉”命题的正确性。
（二） 《谪龙说》与《柳毅传》的关系
《谪龙说》略云：龙女谪人间，贵游少年狎之，龙女怒，众恐而退，满七日，复登天。《柳毅传》略云：龙女为夫家毁黜，托柳毅寄书于其父洞庭君，其叔父钱塘君怒，食无情郎，取龙女归。两文的主人公都是龙女，都受迫害。这个现象，值得我们注意。柳宗元笔下的龙女，既系自喻；李朝威笔下的龙女不就是比喻柳宗元等人吗？论证如下：
《柳毅传》不是单纯的小说，它是有寓意的，请看：
“毅曰：‘吾义夫也。……’”
“钱塘……谓毅曰：‘……赖明若君子信义昭彰，致达远冤。……’”
“（钱塘）回告兄曰：‘……以告上帝，帝知其冤……’”
“（洞庭）君怃然曰：‘……赖上帝显圣，谅其至冤。……’”
“洞庭君乃击席而歌曰：‘……荷真人兮信义长……’”
“（毅）乃歌曰：‘……衰冤果雪兮，……’”
“钱塘……踞谓毅曰：‘不闻……义士可杀不可盖邪？……’”
“钱塘曰：‘……将欲求托高义，……’”
“妻曰：‘余即洞庭君之女也，泾川之冤，……’”
“毅曰：‘……达君之冤，……夫始以义行为之志，……’”
“陇西李朝威叙而叹曰：‘……愚义之，为斯文。’”
“冤”、“义”二字，是《柳毅传》的要害。李朝威以龙女之冤，比喻柳宗元等人蒙冤。《谪龙说》之龙女，谪期满，复登天到，反映了蒙冤受屈的柳宗元，幻想早日谪满回朝；《柳毅传》之龙女，托柳毅传书诉冤而得救，反映了同情王叔文集团蒙冤的李朝威，幻想有义士援助柳宗元等人。两文遥相呼应。
陈寅恪解释白居易《新乐府·陵园妾》说：“此篇实与陵园妾并无干涉”，是“以随丰陵葬礼，幽闭山宫，长不令出之嫔妾，喻随永贞内禅，窜逐远州，永不量移之朝臣。”“惟八司马最为宪宗所恶，乐天不敢明以丰陵为言，复借被馋遭黜之意，以变易其辞，遂不易为后人觉察耳。”[（7）]此论至当。不独白居易之《陵园妾》诗如此，李朝威之《柳毅传》也是这样。
《柳毅传》中“见有妇人，牧羊于道畔”等句的用意，读者尚未察觉。据《汉书》卷五十八《公孙弘卜式儿宽传》：“（卜）式既为郎，布衣草，而牧羊。岁馀，羊肥息，上过其羊所，善之。式曰：‘非独羊也，治民亦犹是矣。……’上奇其言，欲试使治民。拜式缑氏令，缑氏便之；迁成皋令，将漕最。……”此后人们便以卜式牧羊比喻地方官吏治民，李朝威运用这个典故，在《柳毅传》中以弃妇牧羊影射被宪宗放逐为远州司马的柳宗元等。“殊色”，比柳等有大才，“蛾脸不舒”比柳等抑郁，“长天茫茫，信耗莫通”，比柳等无路申诉冤屈，无一不合。
汪国垣云：李朝威“生平无可考。”[（8）]据《新唐书》卷七○上《宗室世系表上》，“蜀王房，后为渤海王房”第七代有名“朝威”者，无官职。唐代皇帝自称“其先陇西狄道人”[（9）]，《柳毅传》之作者，可能是蜀王房的后裔，宗室中之潦倒落魄者。李朝威站在宗室立场，为维护本朝利益，反对宦官专横，赞成永贞革新，慨叹王叔文集团蒙冤，希望有义士上达其冤，感动皇帝，予以昭雪，但人微言轻，有志莫遂，只得借用小说，一吐郁积。有寓意的诗词小说，“所书甲子，大都迷谬其词。”[（10）]对于《柳毅传》中的“仪凤”、“开元”年号，不可拘泥。至于传中的柳毅、薛嘏，更非真有其人。毅者，义也；薛者，雪也，昭雪冤屈也。
就文辞来看，《柳毅传》“撰述浓至，有范晔、李延寿之所不及。”[（11）]故此流传甚广，晚唐小说即有引用之者。如裴铏《传奇·萧旷》云“旷因语织绡曰：‘近日人世，或传柳毅灵姻之事，有之乎？’女曰‘十得其四五尔，余皆饰词，不可惑也。’”[（12）]唐代的小说家已叫读者不要迷惑于《柳毅传》的“饰词”，我们怎能依据“仪凤中”等句推测故事发生的年蹿，按照“开元末”“殆四纪”等句计算李朝威撰传的时间呢？只有把它与《谪龙说》联系起来，才能理解李朝威的创作意图，也才能明确它的撰写时间是在“永贞内禅”之后。
《河间传》
前人对《河间传》之评论，较重要者，约有十二则：
胡寅《致堂读史管见》卷二十四《唐纪·宪宗》：“或谓宪宗用法太严，而人才难得，岂应以一眚终弃，是不然。梦得、子厚之附伾、文也，盖有变易储贰之秘谋，未及为而败。……子厚至托讽淫妇人有始无卒者，以诋宪宗。二人者，既失身匪人，不知创艾，乃以笔墨语言，深自文饰，上及据父，以成小人之过，则其免于大戮，已为深幸，摈废没齿，非不幸也。
王懋《野客丛书》卷八《河间传意》：“客或讥原涉曰：‘子本吏二千石之世，结发自修，以行丧推财礼让为名，正复雠取仇，犹不失仁义，何故遂自放纵为轻侠之徒乎。’涉应曰：‘子独不见家人寡妇耶？始自约敕之时，意乃慕宋伯姬及陈孝妇，不幸一为盗贼所污，遂行淫佚，知其非礼，而不能不还，吾犹此矣。’此柳子厚《河间传》之意也。《史记·吕不韦传》述太后云云，《河间传》又用其语。古人作文，要必有祖，虽秽杂之语，不可无所自也。”
戴埴《鼠璞》卷下《柳子厚文》：“柳子厚文坛之雄师，世谓以作《河间传》不入馆阁，然亦有所本。《汉书·原涉传》：‘涉曰：子独不见家人寡妇耶？始自约敕之时，意乃慕宋伯姬及陈孝妇，不幸一为盗贼所污，遂行淫行，知其非礼，然不能自还。吾犹此矣，’其意正相类。”
黄震《黄氏日钞》卷六十：“《河间传》：志贞妇一败于强暴，以计杀其夫，卒狂乱以死。子厚借以明恩之难恃。愚以为士之砥节砺行，终不免移于富贵利欲者多矣。正当引以自戒，而不必计其恩之可恃否也。”
刘定之《皇明文衡》卷五十六《杂志·李杜韩柳》：“（柳宗元）其阿附伾、文，胡致堂谓忌宪宗在储位，有更易秘谋，未及为而败，后又托河间淫妇无卒者以诋宪宗，得免于大戮为幸。”
方鹏《责馀备谈》卷下《韩柳文章大家》：“其鄙亵不足传者，《河间传》是也。传中数语，虽稍知义理者犹耻言之，而谓宗工硕儒为之乎。读之污齿颊，书之累毫措，删而去之可也。胡氏曰：《河间传》寓言耳、盖以讥宪宗也。则其罪益大矣。”
何焯《义门读书记》卷三十七《河东集下·河间传》：“‘河间命邑臣告其夫召魂祝诅’，《汉书》：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曰邑。此云邑臣，岂其公主耶？”
马位《秋窗随笔》：“《河间传》一篇，托辞比喻何苦。持论至此，伤忠厚之道。编之集外，宜矣。恐是后来文士伪作。”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六《河间传》：“《汉书》原涉曰：‘子独不见家人寡妇耶？始自约敕之时，意乃慕宋伯姬及陈孝妇。不幸壹为盗贼所污，遂行淫失。知其非礼，然不能自还，吾犹此矣。’柳子厚《河间传》，盖本于此。而词太秽亵，此等文不作可也。”
光聪谐《有不为斋随笔》辛：“《河间妇传》盖本原涉之语而推衍之。称河间者，盖又因河间姹女工数钱之谣，其人殆子虚、乌有焉。《汉书·原涉传》：‘子独不见家人寡妇耶？始自约敕之时，意乃慕宋伯姬陈孝妇，’不幸壹为盗贼所污，遂行淫失。知其非礼，然不能自还’。后阅戴埴《鼠璞》，亦同此意。
平步青《霞外捃屑》卷七上《缥锦廛文筑上（论文）·河间传》：“《野客丛书》：《吕不韦传》述太后云云，《河间传》又用其语。古人作文，要必有祖，虽秽杂之语，不可无所自也。《原涉传》‘子独不见家人寡妇’一段，柳子厚《河间传》之意也。《鼠璞》，无顾长卿读柳文曰：嗟君臣之际，皆忍言之，是不可以训。《螺江日记》卷六亦谓口孽。引或说曰，‘河间’与和奸音同，则未是。”
陆以湉《冷庐杂识·河间妇传》：“柳子厚《河间妇传》，遣词猥亵，昔人曾讥之。然其文固有为而作，其记游戏之所，一则曰浮图，再则曰浮图。可知佛庐山之贻害甚烈。而妇人之喜入庙者，可以警矣。”
今针对以上各种论点，进行剖析：
（一）在前人对《河间传》的许多评论中，以胡寅提出，刘定之、方鹏附和的“诋宪宗”说最为重要。胡寅说王叔文集团“有变易储贰之秘谋”，而未交代出处。今案：《新唐书》卷一百六十五《郑絪传》云：“顺宗病，不得语，王叔文与牛美人用事，权震中外，惮广陵王英睿，欲危之。”可能这是胡寅的依据，但非十分可靠的材料。请看《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六《唐纪五十二》云：“上疾久不愈，……中外危惧，思早立太子，而王叔文之党欲专大权，恶闻之。……时牛昭容辈以广陵王淳英睿，恶之。”司马光改“危之”为“恶闻之”，不失史家严谨态度。因为《旧唐书》卷一百三十四《宦官传》明言：“自贞元之后，威权日炽，……万机之与夺任情，九重之废立由己。”敌视王叔文集团的韩愈，在《顺宗实录》卷五只云：“上疾久不瘳，内外皆欲上早定太子位，叔文默不发议，已立太子，天下喜，而叔文独有忧色，常吟杜甫题诸葛亮庙诗末句云：‘出师未用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因歔欷流涕”，未说“危之”。从较多较早的记载中看出，目叔文集团虽不愿李淳为太子，而无权阻挠李淳为太子也。
“永贞内禅”经过，《旧唐书·宦官传》云：“俱文珍，贞元末宦官，……与中官刘光琦、薛文珍、尚衍、解玉等谋，奏请立广陵为皇太子，勾当军国大事，顺宗可之。贞亮遂召学士卫次公、郑絪、李程、王涯入金銮殿，草立储君诏。及太子受内禅，尽逐叔文之党”，这还是表面现象。刘禹锡《子刘子自传》云：“太上久寝疾，宰臣及用事都不得召对。宫掖事秘，而建桓立顺，功归贵臣。”才说出内幕。刘禹锡告诉后世，“永贞内禅”不是宰相的主意，用事者（王叔文）也早被隔绝，请从东汉“建桓立顺”的历史故事，来体会唐代的宫掖秘密吧！
“建桓立顺”四字，出于《后汉书》卷七十八《宦者列传》“孙程定立顺之功，曹腾参建桓之策。”“立顺”经过，据《后汉书》卷十下《皇后纪下》：“及少帝薨，（江）京白（阎）太后，征济北、河间王子，未至，而中黄门孙程合谋杀江京等，立济阴王，是为顺帝。（阎）显、景、晏及党与皆伏诛，迁太后于离宫，家属徙此景。明年，太后崩。”“建桓”经过，据《后汉书》卷六十三《李杜列传》：质帝被梁冀毒死，李固等主张立清河王刘蒜，梁冀与宦官曹腾等“竟立蠡吾侯，是为桓帝。后岁馀，甘陵刘文、魏郡刘鲔各谋立蒜为天子，梁冀因此诬固与文、魏共为妖言，……遂诛之，……州郡收固二子基、兹于郾城，皆死狱中。”可见，东汉顺、桓二帝之立，都经过两派斗争。立顺帝孙程等杀反对派江京等，阎太后被囚禁而死。立桓帝的曹腾、梁冀等杀反对派李固等。刘禹锡以“建桓立顺”比喻“永贞内禅”，是告诉后人，宪宗之立，也经过了李忠言、牛美人（牛昭容）一派与俱文珍一派的尖锐斗争。宪宗上台后，李忠言、牛美人（牛昭容）不再见于史书，其下场不会比东汉的江京、阎太后好。而王伾、王叔文之死，也与东汉的李固等惨遭梁冀诬害相似。
刘禹锡用“建桓”的典故，来比喻“永贞内禅”，还有更深用意。（一）刘用桓帝登基后，刘文、刘鲔“各谋立蒜为天子”故事，影宪宗登基后，罗令则“妄构异说”，“皆废立之事”，“其党与皆杖死。”[（13）]（二）据《后汉书》卷三十四《梁统列传》云：“冀字伯卓。……（质帝）知冀骄横，尝朝群臣，目冀曰：‘此跋扈将军也。’冀闻，深恶之，遂令左右进鸩加煮饼，帝即日崩。复立桓帝”。进鸩的“左右”，除了质帝身边的宦官之外，还有谁人呢？刘用东汉宦官毒死质帝故事，影唐顺宗被杀害[（14）]。在王叔文集团中，刘禹锡最后死，他临死之前，用比喻的手法，揭露“宫掖事秘”，为后人留下信史。
实事求是地说，王叔文集团虽未必“变易储贰之秘谋”，但对俱文珍等宦官操纵的“永贞内禅”强烈不满，是毫无疑问。柳宗元撰《河间传》“诋宪宗”，是事出有因的。苏轼写过一篇《刘禹锡文过不悛》的史评，谩骂刘“敢”以建桓立顺比喻宪宗，“以此知小人为奸，虽已败，犹不悛也。”[（15）]胡寅、刘定之、方鹏等谩骂柳宗元“至托讽淫妇人有始无卒者以诋宪宗”，“深自文饰，上及君父，以成小人之过，则其免于大戮，已为深幸。”都从反面反映出刘柳文章的战斗性。胡寅等对柳宗元的谩骂，应予批判，而“诋宪宗”的观点，则可吸取；柳的《咏史》诗和《咏三良》诗，可作旁证。
《咏史》云：“燕有黄金台，远致望诸君。嗛嗛事强怨，三岁有奇勋。悠哉辟疆理，东海漫浮云。宁知世情异，嘉谷坐熇焚。致令委金石，谁顾蠢蠕群。风波歘潜构，遗恨意纷纭。岂不图善后，交私非所闻。为忠不内顾，晏子亦垂文。”此诗所咏史事为：燕昭王以乐毅为上将军伐齐，下齐七十馀城。昭王死后，子惠王中了齐的反间计，召乐毅。乐毅畏诛，西降秦。何焯云：“此诗以惠王比宪宗。”[（16）]今案：《史记》卷八十《乐毅列传》云：“惠王自为太子时尝不快于乐毅，及即位，齐之田单闻之，乃纵反间于燕，……于是燕惠王固已疑乐毅，得齐反间，乃使骑劫代将，而召乐毅。”柳宗元以重用乐毅的燕昭王，比喻重用王叔文集团的唐顺宗；以“自为太子时尝不快于乐毅”、“固已疑乐毅”的燕惠王，比喻迫害王叔文集团的唐宪宗。此诗发泄出柳对宪宗的怨怼。
《咏三良》云：“束带值明后，顾盼流辉光。一心在陈力，鼎列夸四方。款款效忠信，恩义皎如霜。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壮躯闭幽隧，猛志填黄肠。殉死礼所非，况乃用其良？霸基弊不振，晋楚更张皇。疾病命固乱，魏氏言有章。从耶陷厥父，吾欲讨彼狂。”此诗所咏史事为：秦穆公死，子康公以奄息、仲行、针虎“三良”殉葬。魏武子有嬖妾，命于其死后嫁之；临终，又命殉葬。子颗不从乱命。何焯云：“亦有指斥。”[（17）]指斥谁？章士钊云：“诗以三良影二王，……宪宗八月庚子即皇帝位，越日壬寅即称父命杀二王，由子厚视之，此不啻魏武子之乱命。末云：‘从邪陷厥父，吾欲讨彼狂’，曰从邪，曰陷父，又曰彼狂，曰讨，语意何等严重？子厚在宪宗治下为臣，而对君申讨，斥之曰彼狂，此在子厚惟民至上，以民讨君，诚若行其所无事然。而独中唐之世，人心尚趋敦厚，无人妄兴文字狱，以取媚于上，宪宗复不如满洲雍乾二暴，专以戮辱士类为事，于是子厚恣行怒怼，居然得以容头过身而去。”[（18）]
在《咏史》、《咏三良》二诗中，柳宗元以燕惠王、秦康公比唐宪宗，“对君申讨”，与《河间传》中“托讽淫妇人有始无卒者，以诋宪宗”，手法如一。小说中以“淫妇人”诋宪宗，不比诗歌中“斥之曰彼狂”严重。胡寅认为柳撰《河间传》“免于大戮”为“深幸”，章士钊认为柳作《咏三良》诗“居然得以容头过身而去”，评价不谋而合。
综合以上，在李忠言一派失败，俱文珍一派胜利。“永贞内禅”，王叔文集团遭受迫害的背景下，长期被贬的柳宗元，以诗文发泄怨怼，矛头所向，直指宪宗，《河间传》乃其一耳。
或曰：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柳宗元敢肆无忌惮地攻讦皇帝吗？请看苏轼《东坡先生全集》卷五十六《尺牍·与江惇礼五首》之二：“向示《非国语》之论，鄙意素不然之，但未暇为书尔。所示甚善。柳子之学，大率以礼乐为虚器，以天人为不相知云云。虽多，皆此类耳。此所谓小人无忌惮者，君正之大善。至于《时令》、《断刑》、《正符[贞符]》、《四维》之类皆非是，前书论之稍详。”柳宗元就是中国封建社会中一个“无忌惮”的进步思想家。他不仅“以礼乐为虚器，以天人为不相知。”还在《与杨京兆凭书》中提出“圣人之道，不益于世用”的理论，又在《天爵论》中说“仁义忠信，先儒名以为天爵，未之尽也。”“善言天爵者，不恬必在道德忠信，明与志而已矣。”“使仲尼之志之明可得而夺。则庸夫矣；授之于庸夫，则仲尼矣。”这些石破天惊的议论，使多少封建文人为之咋舌，目为异端！既然柳对天人、礼乐、仁义忠信的理解不同于流俗，而坚持革新、坚决反对宦官擅权与藩镇割据，则是他的“明与志”，故能无忌惮地攻讦宪宗。
或者又曰：柳宗元既撰《咏史》、《咏三良》、《河间传》指斥宪宗，又撰《平淮夷雅》歌颂宪宗，何故？笔者认为，这不矛盾。宪宗扼杀革命，是坏事，故指斥之；平吴元济，是好事，故歌颂之。
（二）何焯看出《河间传》有影射，但认为影公主，未是。据《汉书》卷十四《诸侯王表》：“天子自有三河、东郡、颍川、南阳，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云中至陇西，与京师内史凡十五郡，列侯颇邑其中，而藩国大者夸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室百官同制京师。”既然汉代食邑、置官者，不止公主，何焯所云，不足为据。值得注意的是，可以假托为“淫妇人”的“邑”很多，为什么柳宗元独选“河间”？而何焯却忽视了这个重要的线索。据《后汉书》卷七《孝桓帝纪》：“孝桓皇帝讳志，……祖父河间孝王开”。卷五十五《章帝八王传》：“梁太后诏追尊河间孝王为孝穆皇，……皆置令、丞”。可见，柳宗元以“河间”影东汉河间孝王刘开之孙，即孝桓皇帝刘志，用东汉曹腾、梁冀“建桓”比俱文珍等立唐宪宗。刘禹锡深知柳宗元之意，故在《子刘子自传》中亦用“建桓”比永贞内禅”，与《河间传》遥相呼应。
屈原以“美人”比楚君，[（19）]柳宗元以“淫妇人”“诋宪宗”，手法相同，而何焯拘泥于女性，以为河间妇影公主，误矣。
平步青否定“河间”谐和奸之陋说，甚是。光聪谐把《河间传》的“淫妇人”与“河间姹女工数钱之谣”这两件没有联系的事，扯在一起，不可取。
（三）前人批评《河间传》“秽杂”、“鄙亵”、“词太秽亵”，是不理解柳宗元创作这篇小说的本意。“河间，淫妇人也”，所以柳宗元要有这种描绘。范文澜先生说《河间传》“几乎类似《水浒传》描写潘巧云、潘金莲的事情。”[（20）]此见甚卓。
世谓《金瓶梅》为“淫书”，鲁迅说：“在当时，实亦时尚。”[（21）]我们也要从唐代风俗来理解《河间传》中的描绘。据《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三《外戚传》：“薛怀义者，……本姓冯，名小宝。……得幸于千金公主侍儿。公主知之，入宫言曰：‘小宝有非常材用，可以近侍。’因得召见，恩遇日深。”同书卷七十八《张行成传》：“行成族孙易之、昌宗。……太平公主荐易之弟昌宗入侍禁中，既而昌宗启天后曰：“臣兄易之器用过臣，兼工合炼。’即令召见，甚悦。……天后令选美少年为左右奉宸供奉，右补阙朱敬则谏曰：‘……陛下内宠，已有薛怀义、张易之、昌宗，固应足矣。近闻尚舍奉御柳模自言子良宾洁白美须眉，左监门卫长史侯祥云阳道壮伟，过于薛怀义，专欲自进谌奉宸内供奉。……“”宫闱之内，朝廷之上，对此事尚且直言不讳，柳宗元在小说中描绘，更不值得大惊小怪了。与柳同时的白行简，还写过《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呢！
（四）爱护柳宗元的人，惋惜于《河间传》之“秽杂”，抬出《史记·吕不韦列伟》和《汉书·游侠传》来为柳宗元解脱责任。如王懋等云：“古人作文，要必有祖，虽秽杂之语，不可无所自也”。就是为柳辩护。因为，既然古已有之，《河间传》中的这种描绘也就不算过份了。但与其代柳宗元辩护，何如从他的作品中抹掉《河间传》呢？所以马位干脆说《河间传》“恐是后来文士伪作”，近人章士钊也说：“《河间传》，赝作也。”[（22）]但都没有交代出根据，不可信。
（五）陆以湉提出《河间传》是警戒妇女勿入佛寺的说法，不能成立。唐代佛寺不仅是佛教的庙宇，僧尼供佛、念经和居住的处所，也是群众文化娱乐的地方，并可借住。白居易《与元九书》云：“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元稹《白氏长庆集序》云：“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侯墙壁之上无不书。”《莺莺传》云：“蒲之东十余里，有僧舍曰普救寺，张生寓焉。适有郑（一作崔）氏孀，将归长安，路出于蒲亦止兹寺。”诸如此类，不胜枚举。陆以湉不知，柳宗元不但不排斥佛教，而且想从佛学中寻求精神上的安慰。他被贬到永州，就住在佛寺内。他在《永州龙兴寺西轩记》中写道“至则无以为居，居龙兴寺西序之下。余知释氏之道且久，固所愿也。”他以龙女自喻，在《谪龙说》中描绘龙女从天上“坠地遂入居佛寺讲室焉。”可见，《河间传》中描绘河间等浮图祠观画、食鱼鳖，是当时社会生活的如实反映，无谴责佛教之意。陆以湉所云，纯属臆测。
（六）“二王、刘、柳”四个核心人物，王伾、王叔文已死；刘禹锡寿长，晚年始得入朝，亦不久于其位；柳宗元谪居十四年而卒。戴埴所云“世谓以作《河间传》不入馆阁”，纯属误会。
注释：
（1）《旧唐书·宪宗纪下》。
（2）柳宗元《始得西山宴游记》。
（3）《新刊增广百家详补注唐柳先生文集》卷十六。
（4）《旧唐书》卷一四八《李藩传》。
（5）《唐国史补》卷下《元义方使新罗》：“元义方使新罗。”两“义”字皆“季”之讹。
（6）李翱《秘书少监史馆修撰马君墓志》：“元和十三年十一月巳西寝疾卒”，“年登八十”。
（7）《元白诗笺证稿》第五章。
（8）《唐人小说》上卷。
（9）《旧唐书·高祖纪》。
（10）震钧《香奁集发微》。
（11）胡应《少室山房类稿》。
（12）《太平广记》卷三百一十一引。
（13）《册府元龟》卷三百七十四。
（14）参阅笔者《唐代文史论丛·唐代小说与政治》。
（15）《东坡先生全集》卷六十五。
（16）、（17）《义门读书记》卷三十七《河东集下·咏史》。
（18）《柳文指要》下《通要之部》卷二。
（19）《九章·思美人》。
（20）《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篇第七章第六节。
（21）《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九篇。
（22）《柳文指要》上《体要之部》卷二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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