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学术自由——近代中国学术自由成因史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术论文,自由论文,成因论文,近代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学术自由，这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多的是一个实践问题。国内学者对此多有论述，但重点放在对国外大学的介绍上；对中国的学术自由，则多立足现状、采取批判的态度，似乎学术自由天生异域，而且从来不曾“光顾”中国。事实上，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只要沿着历史发展的轨迹，站在客观的立场，平心静气往后看，就能发现中国曾有过学术自由的黄金时期，不用说两千多年前的“春秋百家争鸣”，中国近代的学术就自由得让人有点“匪夷所思”，可惜这笔财富开掘得很是不够。往者不可谏，逝者如斯夫，对这个时间跨度上并不遥远但精神气质上已经遥不可及的年代进行回顾，或能有所收获。
这里的“过去”，指的是中国近代，具体包括从辛亥革命爆发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这30余年的时间。所谓“史窥”，就是用小叙事的方式回顾历史，再现历史，以史带论，让在历史中活动的人物来说话、来行动，以小见大，以点带面，以管窥豹，通过这些人物的言行举止展现当时的学术自由风貌。诚如有学者指出的，“真正的校史教育，不是靠校长、院长、系主任来讲的；真正承当如此重任的，是学生宿舍里熄灯后的神聊。”① 神聊所聊的不是宏伟蓝图、大政方针，而是活生生的人物和具体的事件，点点滴滴、惟妙惟肖，在这些人和事的背后，隐藏着历史发展的玄机，这大概就是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吧。
过去的大学，其学术自由的程度，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今天身处大学之中的人们，不管是校长还是学生，往往只能叹为观止：校长胆敢当面顶撞总裁，骂他是专制军阀，或者对政府的指示明顶暗抗，软硬兼施，“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教授也常常对“上面”下达的命令嗤之以鼻、置若罔闻，上课时可以随心所欲地以任何方式讲述自己想讲的任何东西，而且不仅在课堂上讲，还要到操场上、广场上去讲，甚至是连讽带骂地讲；学生可以就某一学术观点毫不留情地批评教授，甚至就在课堂之上当场把教授轰下讲台；教授常常加入学生的学术社团，和学生一同就某个问题吵得唾沫横飞，之后又主动帮助学生修改文章、出版著作，亦师亦友，相得益彰，其乐融融……是什么让这些校长、教授、学生有如此高涨的激情、如此丰富的创造力？他们哪来这么大的胆子和能量，竟能在那样一个山河破碎、战火纷飞、血泪交织、白色恐怖遍及大地的时代，毅然决然地同时又是奇迹般地开辟出一个自由的学术天地？
本文主要围绕几个决定学术自由的因素，通过对近代中国学人的一些活动事例，从不同角度揭示近代中国学术自由的原因，以为今天中国的大学改革提供一面镜鉴。
二、传统沉淀
中国近代社会，是一个动荡的时代，政府腐败，列强侵略，战祸连绵，民不聊生。“国家不幸诗家幸”，国家不幸学术幸，政局越是动荡，学术越是繁荣，这已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铁律”。当时的中国，不仅“礼崩乐坏”，而且西学东渐，前者与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期百家争鸣相似，而后者则是当时所特有的。正因为处在这样一个历史发展的十字路口，造就了一批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学者。他们身上蕴藏着传统意识、世界眼光和济世情怀。东西文化的精粹在他们身上交相辉映、冲融荡漾。这种辉映冲融的结果，造就了当时知识分子的学术品格，主要表现为“士大夫”情结和世界眼光。例如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再加上吴宓和李济，从教育背景上说，是完整的中西两面，全部出过国门，对中西学术都有深刻的了解。这种经历，对一个人的成材和贡献所起到的作用是巨大的。
先看“士大夫”情结。中国传统文化自有其精粹，余英时提出：“西方学人所刻画的‘知识分子’的基本性格竟和中国的‘士’极为相似。”②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作为理想人格的“士”与西方知识分子有着精神上的暗合，例如“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这与西方知识分子所要求的除了专业工作外的，对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的超越个人私利之上的深切关怀是一致的。这种“士大夫”情结在过去的知识分子身上十分明显。
当时的知识分子，身上有一种“兼济天下”的情怀，这种情怀构成了大学教授令人敬佩的精神“底色”。罗家伦在一篇怀念蔡元培的文章中说了这样一件事：抗战前两年，蔡元培到南京，那时候汪精卫还是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他请蔡先生吃饭。蔡先生苦劝他改亲日的行为，立定严正态度，以推进抗战的国策。在座的都看见蔡先生的眼泪，滴在汤盘里，和汤一道咽下去。③
正因为秉承了“士大夫”精神，教授们往往能超越自身的利益，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主张。抗战期间，张奚若曾做过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他在参政会上多次对国民党的腐败和独裁提出尖锐的批评，有一次担任会议主席的蒋介石听得不高兴，打断了张先生的话。张盛怒之下拂袖离开会场，返回昆明。下次参政会开会时，张先生收到邀请信和路费后立即给参政会秘书处回电：“无政可参，路费退回。”从此再不出席国民参政会了。④ 在当时，这种豪放旷达之人的率性之言是不鲜见的，例如张东荪当年在上海光华大学做教授的时候，当时有一个惯例，每次校务会议开会时，主席都要恭读总理遗嘱，张东荪听了就说：“下次再读遗嘱，我就不来了。”遂夺门而去，这在当时是何等犯忌的事。”⑤ 西南联大时，国民党为了拉拢教授，要求负有一定行政职务的教授都入党，当时任法商学院院长的陈序经听了就说：“如果一定要我参加国民党，我就不做这个院长。”⑥ 即使这样也没人把他怎么样。
也正是这种浓烈的“养吾浩然之气”、“铁肩担道义”的“士大夫”情结，让不同性格、不同政见的教授学者们能在那多事之秋摒弃私人恩怨、个人成见，联合起来，以集体的名义发表声明，表达自己对国事和社会的意见和看法。1942年5月17日，来自西南联大的沈启元、李树青、费孝通等8位教授，针对因物价剧烈变动，导致“后方社会经济都作畸形发展”的情况，联名在《大公报》发表《我们对当前物价的意见》一文，认为政府“若不彻底解决，待其影响已成……亦将失之过晚，追悔莫及”。⑦ 这种今天的人们看来不可思议的情况在当时却是常事。如1946年朱自清、向达等十三位教授联名以《保障人权》为题发表宣言，1947年周炳琳、李广田、俞平伯等四十八位教授公开发表《我们对于政府压迫民盟的看法》，王道明、王铁崖、孟昭英等十位教授联名发表《我们对于改善公教人员待遇的意见》等。⑧ 值得注意的是，过去大学教授的这些集体抗争，并不是简单的情绪化宣泄，他们建言立论均以法理精神为前提，折射出他们建立在深厚专业能力上的对社会弊端的诊断能力与主持公平、公正的理性批判能力，这是教授自信的基础。同时，这些批评立论体现了教授忧国忧民的人格品质，映衬出他们不愧是公共知识分子、社会的理智和良知。
当然，还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优良传统。1941年，国难当头，国家经济异常困难，当时教育部规定凡担任行政工作的教授每人发给一笔“特别办公费”，但西南联大的各院负责人不愿因此而引起广大教授的不满，联名上书校方指出：“抗战以来，从事教育者无不艰苦备尝……十儒九丐，薪水尤低于舆台，……故虽啼饥呼寒，而不致因不均而滋怨。”表示拒绝领受这项特别“补助”，⑨ 以实际行动践行了“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人生信条。
三、留学经历
再看世界眼光。中国现代大学的起点很高，因为她从一开始就走的是一条正路，中国大学初创时期的理念是很先进的；如果能不间断地走下去，会有一个远大的前途，可惜弯路太多。中国的大学之所以能有一个良好的开端是因为最初办大学的人具有世界眼光，这种世界眼光直接得益于校长们的留学经历。当时的读书人，他们的基础教育是在中国自己的土地上完成的，接受的也主要是“本土”的东西，但他们同时又是能开眼看世界的知识分子。20世纪初，中国办大学的那些人，都很开明，他们出去一走，就能敏锐地把握住世界的潮流，这是中国大学教育的幸运。当时知名大学的校长，没有几个不曾有过留学经历的，而且他们的留学是在早年，在出名之前。
人们所熟知的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改革，就直接源于德国的留学经历，其改革北京大学的思想就来源于当时最先进的德国教育理念，其具体举措就是以柏林大学为蓝本的，他的名言“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就直接取道于德国教育理念；还有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他曾是清华前身“游美学务处”派出的第一批留美学生，留学经历为他后来成为一位有世界眼光的校长奠定了基础。他在办学上既强调儒家的“明明德”与“新民”，要求大学生做好新民工作之准备，学校对社会秩序与民族文化应有所建树；同时又汲取西方通识教育的理念，贯彻“知识博约”与“学术自由”。
结合各个大学的校训，可见当时几所著名大学校长的留学经历及其对学校的影响：曾先后在美国伊利诺斯大学和哈佛大学留学的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将“求是”作为浙大的校训并视为办学的核心价值观；曾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郭秉文任东南大学（中央大学的前身）校长时提出训育、智育、体育的“三育并举”，及办学要做到“四平衡”：通才与专才的平衡、人文与科学的平衡、师资与设备的平衡、国内与国际的平衡；执掌中央大学十年之久的罗家伦校长，曾先后留学柏林大学、巴黎大学、伦敦大学等世界著名学府，在其回国后的就职演说《中央大学之使命》中将“诚朴雄伟”作为中央大学的校训和学风；南开大学创始人张伯苓曾赴美国留学取经，师从著名教育家杜威，在回国担任校长期间，他提出办南开只有两个目的：“其消极目的，在矫正民族五病；其积极目的，为培养救国建国人才，以雪国耻，以图自强。”为实现这一目标，他确定了南开办学的五项原则。即：重视体育、提倡科学、倡导团体组织、注重道德训练、培养救国力量；并将这五项原则归纳为南开校训“公能”；唐文治任交通大学校长之前曾两次出国，对日本和欧美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情况进行了广泛考察，回国任校长期间，着力推行其“崇德、尚实、重文、健身”的办学主张，制定了“勤、俭、敬、信”四字为交大校训，强调尚实的中心就是“求实学、务实业”，以造就“学成致用，振兴中国实业”的人才；1929年出任武汉大学校长的王世杰曾长期留学欧洲，先后获得伦敦大学政治学硕士和巴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作为校长他提出要使武大“能履行新的使命、传播高深的知识、提高深邃的学术、担起中华文化中枢的责任”的办学理想；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是耶鲁大学的高才生，他确定了“牺牲、服务、团结”为复旦精神，要求学生务必养成“至诚、纯洁、无私、博爱”的品德；任云南大学校长十二年之久的熊庆来曾留学法国，回国后亲自制定了“诚、正、敏、毅”的校训，鼓励师生“努力求新、努力求真”。
1945年西南联大北上复员时，由西南联大学生编过一本《联大八年》的纪念册，里面有一个统计：“联大179位教授中，97位留美，38位留欧陆，18位留英，3位留日，23位未留学。三位常委，两位留美，一位未留学（3位常委蒋梦麟、梅贻琦和张伯苓均曾赴美留学、研修——编者注）。5位院长，全为美国博士。26位系主任，除中国文学系及2位留欧陆、3位留英外，皆为留美。”⑩ 正因为如此，现在学术界公认，虽然中国的大学起步很晚，但起点并不低，她们自诞生之日起，就与世界一流大学接轨，而且很快成长为世界一流大学。可惜后来持续不断的冲击、折腾，以至最后的狂风暴雨、连根拔起，终于断送了大学好不容易孕育发展起来的自由精神。现在想来，真是可惜、可悲、可叹。
四、教育独立
教育独立是大学生存与发展的前提保障。蔡元培先生为伸张大学的理想，任北大校长期间，先后两次公开发表自己的辞职启事，这在教育史上已经成为经典，他的辞职，不是因为个人私利，而是因为教育独立的理念受到阻滞。蔡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教育独立议》，他在文章中呼吁：“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11）
其实，坚持教育独立观念的何止蔡先生一人？1937年7月，胡适在庐山谈话会上就多次说过，教育应该独立，总结其历来的主张，其涵义有三：1.现任官吏不得作公私立大学校长、董事长；更不得滥用政治势力以国家公款津贴所长的学校。2.政治势力（党的势力）不得侵入教育。中小学校长的选择与中小学教员的任聘，皆不得受党的势力的影响。3.中央应禁止无知疆吏用他的偏见干涉教育，如提倡小学读经之类。（12） 他们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1923年2月，黎元洪、冯国璋两家子弟以每年出资一千零五十四元的高额学费为条件，请求免试入读清华。然在教授评议会讨论此事时，却受到极力反对，他们直言：“此例一开，我怕清华园一片净土，到处都是少爷公子们，那时清华真可成为贵族学校了。”（13） 教授们不与官僚势力苟且的勇气，使清华最终也没给这两位前“民国总统”一点面子。
不仅不给面子，还要抗命而行。1930年，光华大学政治系教授罗隆基在《新月》杂志上发表文章，主张维护人权。当时教育部饬令光华大学把罗隆基撤职。为此，张寿镛校长于1931年1月19日呈文国民政府，文中说：“今旬奉部电遵照公布后，教员群起恐慌，以为学术自由从此打破，议论稍有不合，必将陷此覆辙，人人自危！”他还借蒋介石当时提出所谓“赦免政治犯”的言论，就题强调：“夫因政治而著于行为者尚且可以赦免；今罗隆基仅以文字发表意见……略迹原心，意在匡救阙失。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拟请免予撤职处分，以示包容。”（14）
当校长之前也要先讲好条件，约法三章，否则不干。1936年，蒋介石亲自召见竺可桢，请他出任浙大校长。竺先生当时没有表态同意，说要与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先生商量后再考虑。在征求蔡先生意见后，竺认为，若再不为浙大着想，而抱“明哲保身主义，则浙大必陷于党部之手”，于是向当局提了三个条件：财政须源源接济；用人校长有全权，不受党政干涉；时间以半年为限。除第三条外，都得到官方允准，竺可桢才肯出任校长，在以后的十三年中大致也做到了。（15）
拿了人家的也不手短，吃了人家的也不嘴软，即使对我有恩，也不能在教育独立上让半步，而且该拿的还是要拿，一点也没有回旋余地。抗战期间，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迁至昆明，成立西南联大，当时的云南省省长龙云曾给予联大很大的支持。一日，龙云来校拜见梅贻琦，说他儿子未考取联大附中，请求破例收录，梅称不能破例，建议明年再考，他可以请老师为之晚上补习，但要收“家教费”。（16）
中国近代大学能办得有生气，有特色，并得到时人的认同和今人的怀念，是与这些校长教授对教育独立性的捍卫分不开的。当时“教育独立”的理念在知识界引起普遍共鸣，直至抗战时期教仍不曾断绝，如今，这一主张却成了自由知识分子的一个玫瑰色的梦。遥想教育当年，真是不得了！
五、教授治校
中国近代的大学，尽管在军阀政府的控制下，可是学校内部行政及教育工作完全是独立的、自由的；大学有学府的尊严，学术有超越功利计算之上的精神追求，教授们在社会有不可侵犯的权威，更有自尊心。所以，教授治校也成为了大学的应有之义。正因为如此，尽管当局总是出台一些诸如“取消大学评议会、教授会、校务会”之类的与《大学组织法》相抵触的政策，但北大、清华及后来的西南联大等大学却始终坚持实行教授治校的“土制度”。
1939年3月，陈立夫任教育部长后，为了加强对大学的控制，通过行政手段，对大学教育的诸多方面强行统一管理，其中有些规定是合理的，比如统一招生，但也有一些部令是不合理的，如颁布大学课程科目表，统一课程教材，大专以上学校毕业考试实行总考制等等，严重窒息校园的自由空气，限制师生的思想自由，因而引起联大师生的反感和抵制。1940年6月10日，联大教务会议对教育部的统一大学课程教材和学生成绩考核办法等，据理抗驳，要求教育当局给予学校更多的教学自由，不必“刻板文章，勒令从同”，明确表示“盖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一切设施均有成熟，行之多年，纵不敢谓极有成绩，亦可谓当无流弊，似不必轻易更张”。（17）
教授治校背后藏着深厚的学术理念，就是对教授的尊重和信任。如果教授都被看作“不安分者”、“反动分子”、“居心叵测之人”，或者被看作大学校园的“二等公民”，要仰人鼻息而生存，那又何来“治校”一说？有件个案可以窥见当时教授地位之崇高：1940年，中央研究院拟设立一个民族研究所，欲请有“非汉语语言学之父”美誉的李方桂先生执掌。而李先生向来不屑于语言学之外的东西，“一不拜官，二不见记者”是出了名的，更别说请他当官做所长了。时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的傅斯年多次登门力劝，然李方桂坚辞不就，实在不耐烦了，就对傅斯年说：“我认为，研究人员是一等人才，教学人员是二等人才，当所长做官的是三等人才。”傅斯年听后，立即躬身给李方桂做了一个长揖，边退边说：“谢谢先生，我是三等人才。”（18） 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教授们“狂妄”是有资本的，它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并非今天某些人的“无知者无畏”。正因为如此，当时的教授才能这么傲，当时的学术才会那么牛。
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份自信，教授们才能“扬眉吐气”，才敢“大言不惭”。当年陈寅恪在西南联大讲授隋唐史，开讲前他就要说明：“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19）这虽然是大师的风格，常人难以企及，但这也从另一面说明当时教授在大学里是受到尊敬的。
时至今日，这种教授治校的“优良传统”非但没有“与日俱增”、“与时俱进”，反而日益稀薄、萎缩下去了。进入新时代后，江西师范大学副校长眭依凡教授曾就“大学是否应当成立教授会（具决策性质），以便形成和发挥学术权力在治校中的作用”调查过部分大学校长，结果是：63.92％的校长认为没必要成立或不清楚是否应当成立，只有36.08％的校长认为应当成立。这说明相当数量的大学校长对教授治校的“民主治校”制度持怀疑态度。（20） 历史往往爱和人们开玩笑，过去丢失的东西现在还能找回来么？
事实上，目前世界上一流大学都赋予权力予教授，赋予绝对学术自由予大学。即使在麦卡锡主义盛行的50年代的美国，警察也只能在校园神圣的围墙边止步，对于最激进的共产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也只能等到他们毕业之后、失去学生身份时才去抓捕。再过去一些时日，整个社会都认同了“人不应以思想而获罪”之后，校园学术之自由，更是达到了空前的地步。科学文明的核心动力，就是在这样的氛围里向前驱动。
六、自由流动
作为“大学的灵魂”（竺可桢语），教授治校是理所当然的。如果教授的主张和意见得不到采纳或者重视，那又该如何呢？是不是像通常所说的，保留个人意见，服从当局安排？当时的教授通常采取的做法是：不干了。
我们讲的学术自由，往往是从精神领域谈的，但是需知，精神是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的。唯物主义者毛泽东就深谙此道，建国后，以“皮毛”论为指导，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知识分子与普通职工及公务人员一起被纳入了包括户籍制、粮油制、单位制（含工资制、档案制等）一系列逐渐成形的以工作单位和居住地段为轴心的制度之中。知识分子失去了自由流动的基础，他们的一切，都牢牢地固定在单位、组织之上，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否则“不给饭吃”。过去的大学则远没有如此规矩，甩手走人的事时有发生，也没人大惊小怪。
自由流动是旧大学里教授们的“基本权利”。所谓自由流动，是指大学校长有聘任教授的自主权，而教授也有自己选择大学的自由，自由流动其实就是迁徙自由和择业自由的具体化，过去的教授一般不会在一个自己不喜欢的大学里教下去。自由流动的机制，给教授提供了较为宽阔的生存空间，过去的教授很少终身在一所大学里工作的，特别是年轻教授，他们的流动性是很大的。流动本身是一种双向选择的机制，教授在选大学，大学也在选教授，教授最终固定下来的大学，通常就是他们比较满意的大学，这种自由流动的机制，对于展示一个人的才华是有促进作用的，也能保持教授学术上的活力。
1932年，杨树达在清华执教，当时的中文系主任是刘文典，因为有人说了杨树达的闲话，他就决定离开清华，他在回忆录中记下了这件事。（21） 这样的情况在过去的大学里是常见的，是真教授就不愁没有去处，闻一多在1926年到1930年间曾流动于上海、南京、武昌和青岛的著名大学，最后于1931年在清华安定下来；朱自清在同一时间也流动于杭州一师、扬州第十一中学、吴淞中国公学、台州中学、浙江省立第十中学，最后固定在清华；当年鲁迅在中山大学，后因傅斯年又聘了顾颉刚来中大，而鲁迅和顾颉刚有积怨，不愿呆在一个学校，所以很快就离开了，由于有自由流动的机制，大学里教授之间的矛盾一般能够减至较低程度。有学者统计过北大、清华、南开、北师大在1949年前的一百位教授的自由流动程度，他们当中平均自由流动三次，多的则达四五次。（22）
值得一提的是，教授的这种自由流动是与他们的社会地位密切联系的，教授在社会中的地位高低，又可以从他们的工资状况得见一斑。旧大学里教授的地位高，不是一句空话，而是有许多现实保障的。30年代梅贻琦做了清华校长以后，有一个规定，教授工资为300—400元，最高可达500元，同时每位教授还可以有一幢新住宅；讲师的工资为120—200元；助教为80—140元；一般职员为30—100元；工人9—25元。（23） 正是因为社会地位较高，经济上相对也有保障，从而使自由流动成为教授生活的一种常态，他们流动起来显得从容自若、“游刃有余”。反观现在的教授，虽有不少美名，但大都是虚名，他们较高的社会地位，也是虚高，除了几个大牌教授在学术圈里能说得起一些话以外，其他人，其他领域，基本上是无声的，即使说了，也等于白说。对于年轻学者而言，更是“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几万重”，那一点点微薄的工资，连买套房子都要艰苦奋斗几十年，哪里还有心情和精力去“流动”啊；至于体制上的桎梏，则更是如泰山压顶，丝毫动弹不得，在密不透风的制度、规范、显规则、潜规则的包围下，能安身立命就已经很不错了，哪还敢奢谈流动。
七、多元办学
过去的大学布局，真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私立大学、教会大学的学校数量与学生数量在整个高等教育中占据了不容忽视的比重。从学校数来看，1922年，中国高等院校的主要分布情况是：公立（含国立、省立）大学7所，私立大学13所，教会大学17所；1935年，公立（含国立、省立）大学53所，私立大学与教会大学51所；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夕，公立大学的数字为39所，私立大学与教会大学27所。（24） 可见，近代中国公立大学、私立大学与教会大学平分秋色，携手并进，构成一个“三足鼎立”的高等教育格局。这样一个局面是令人鼓舞、让人难忘的，虽然好景不长，毕竟成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制度现代化史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当时中国涌现出的大批名校中，不仅有公立的北大、清华、中央大学等，私立大学也毫不示弱，例如张伯苓创办的南开大学、张謇创办的南通大学、陈嘉庚兴办的集美专科学校群和厦门大学以及大同大学、复旦大学（原复旦公学）、大夏大学、光华大学、武昌中华大学、广东国民大学、中法大学等，都是著名的学校。同时，也有一批著名的教会大学绽放光芒，如上海三所著名教会大学：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和震旦大学。后来，后面两者集体“消失”于“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中，前者也伤筋动骨，被折腾得元气大伤，面目全非，至今还缓不过气来。
当时的私立大学在中国教育史上的确是应当浓墨重彩地大书几笔的。私立大学南开，从1898年南开中学前身严馆时期的6名学生，发展到1948年的包含大、中、女、小、渝五部且在校生达4000余人的一代名校，南开的发展是“超常规”的。这里有校长张伯苓的苦心经营，包括他确定发展战略时的腾挪趋避。比如，张伯苓办南开大学，不设中文系，便是有意为之。他认为，学文学的，多空谈；而他更崇尚实业救国，所以要求笃实的学风。旧南开的化工、经济、社会学等做得很好。很多人批评他，说他固执、偏激，可你不能不承认，他办的大学是有个性的。作为一所私立大学，张伯苓的南开，发展出一种迥异于蔡元培的北大、梅贻琦的清华的“实业兴学”路线。
与私立大学相比，教会大学则更显得“边缘”，建国后，教会大学被定性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遭到彻底否定，然而在近代，它却占据着“三分天下有其一”的重要地位。至1949年，中国教会大学虽然只有十几所，学生所占比重也不过是全国大学生总数的10～15％，但问题不在于数量，而在于质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特别是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教会大学在中国教育近代化过程中起着某种程度的示范与导向作用。因为它在体制、机构、计划、课程、方法乃至规章制度诸多方面，更为直接地引进西方近代教育模式，从而在教育界和社会上产生颇为深刻的影响。（25） 例如韦卓民的华中大学。韦先生作为一个大学校长，在他的一生中有过许多让后人钦佩的作为，抗战初期，国民党当局要他出任教育部长，被他拒绝。韦先生曾做过国民参政会的参议员，但他看到国民党专制独裁，政治腐败的现象严重，就愤然退出了参政会。他主张学校不搞党团活动，因此国民党、三青团始终未能在华中大学建立。1944年，国民党军训部派了一个军事教官到学校，企图组织三青团，韦先生竭力反对，学生也强烈抗议，终于使这类活动未能在华中大学扎根。（26） 正是韦卓民这样的大学校长，捍卫了大学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使得学术自由得以传承下来。可以说，过去大学学术自由之花的绽放，教会大学功不可没，这是任何政治标签都封杀不了的，也是任何尊重大学的人都不应该忘却的。
注释：
①陈平原.大学何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44、30.
②祝勇.知识分子应该干什么：一部关乎命运的争鸣录[M].北京：时事出版社，1999.5.
③谢泳.什么文化养育了他们[OL].
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 id=11381.2006-11-18.
④张奚若.张奚若文集[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15.
⑤（22）谢泳.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15、11.
⑥林元.忆爱国学者陈序经先生[A].北京大学校友联络处.笳吹弦诵情弥切[C].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146.
⑦⑧谢泳.逝去的年代[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34、377-378.
⑨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清华大学校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81.314.
⑩朵渔.禅机：1840-1949中国人的另类脸谱[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6.247.
（11）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中国现代教育文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13.
（12）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6册）[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694.
（13）胡银根.论大学教授的特征[J].现代大学教育，2003，（1）.
（14）张寿镛.约园著作选辑[M].北京：中华书局，1995.444.
（15）（16）（20）黄俊伟.漫谈大学校长[Z].书屋，2006，（4）.
（17）王文俊.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选[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260.
（18）黄俊伟.过去的教授和现在的教授有何不同？[Z].书屋，2005，（6）.
（19）李埏.谈联大的选课制及其影响[A].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4辑）[C].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74.
（21）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63.
（23）刘克选.30年代清华大学成功原因初探[J].自然辩证法通讯，1994，（3）.
（24）张博树.中国私立大学的过去与未来[R].北京：卓达大学，2004.
（25）章开沅.教会大学在中国[OL].
http://www.stlib.net/dsps/disp_dsps.asp? sendid=5685.2006-11-18.
（26）范麟章.抗战时期迁滇的华中大学与韦卓民纪事[A].马敏.跨越中西文化的巨人——韦卓民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论文集[C].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2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