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关于中印领土争端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争端论文,领土论文,中印论文,国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62年中印两国因领土争端爆发了一场边境战争。40余年来，国外研究中印领土争端的学术成果不断取得进步。总的来看，国外学术界对于中印领土争端的关注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对中印领土争端历史的考察
对于中印领土争端的历史考察是国外学术界比较早期的研究成果，值得提及的有两位学者。一位是英国南亚问题研究专家阿拉斯太尔·蓝姆(Alastair Lamb)，他根据当时已发表的资料，其中包括当时可以利用的截至1913年的英国官方档案，从历史和法律的层面对中印边界问题进行了研究。他认为，中印在东段的领土争议涉及了对中国具有重大意义的原则问题，中国提出要求“表明他们否认1912年以来西藏就脱离了中国的控制和在无论哪一方面都已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的事实”，[1] 而中印“西段的争议则在事实上和中国目前所控制和打算继续控制下去的领土有关”。[1] (p.161)他还认为，在1962年中印边境危机来临之际，印度拒不承认中国在争议的边境上的任何地方有任何理由提出要求，一直没有尝试作出一些让步，却坚持它拥有绝对权利，这是令人遗憾的地方。[1] (p.165)
另一位是关注中印友好事业的印度学者卡·古普塔(Karunakar Gupta)。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后，他深感澄清事实真相、还历史以真实以及让印度人民了解边界问题的来龙去脉的历史责任。他投入大量的精力多次到英国伦敦的印度事务部图书档案馆查阅有关档案和资料，写出了一系列很有分量的有关中印边界问题的专著和论文，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1974年出版的《中印边界秘史》(The Hidden History of the Sino-Indian Frontier)。该书引用了大量的英印政府档案，对中印边界历史作了阐述，披露了许多当时还鲜为人知的史实。古普塔根据自己的研究成果，指出“印度对阿克赛钦的要求无论在条约、习惯或地理上——如分水岭原则——都是没有根据的。印度对麦克马洪线的要求虽在地理和习惯上有根据，但它没有有效的国际条约为根据”。[2]
第二，关于国内政治与中印领土争端
从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不少学者研究分析了意识形态因素、印度议会与媒体舆论以及中国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等因素在中印领土争端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20世纪70年代，印度学者莫汉·拉姆(Mohan Ram)探讨了“中印对抗的政治学”。他从意识形态的视角入手，主要分析了冷战时期美苏意识形态对抗、中苏意识形态分歧、万隆会议前后的中印关系、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的演进和代价等问题。拉姆认为，伴随着冷战对抗的消退与缓和的开始，美苏的利益在印度找到了交汇点，印度也由此成为意识形态对抗和冲突的中心。“中印关系的恶化以及随后于1962年的军事冲突本质上是一场大的意识形态冲突在起作用。”[3] 在拉姆看来，1959年西藏叛乱发生后，从意识形态方面考虑，中国和苏联的分歧确实对于中印领土争端产生了影响。[3](p.8)英国学者内维尔·马克斯韦尔(Neville Maxwell)在其颇有影响的论著中设专章分析了“北京的观点”，也主要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入手的。他认为，中国对印度的态度曾有两个基调：首先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对印度作历史的、辨证的分析；其次是把印度作为邻邦又是同属亚洲的大国处理同印度政府的关系。开始时这两者是截然分开的，但事态的发展特别是边界争端使两者合拢，因此，中国就认为印度的行动表现出其政治本性，这种本性不可避免地导致同中国碰撞。[4]
印度学者南茜·杰特里(Nancy Jetly)从印度国内的政治发展，特别是印度议会在对华政策决策上的作用、反对派与政府的互动关系等层面来考察1947～1977年间中印关系的演变。杰特里认为，尽管在不同的阶段印度议会扮演的角色不尽相同，但总体上讲，印度政府和议会之间的互动不断加强。尤其是随着中印关系的不断恶化，对华政策越来越成为议会辩论的焦点。1959～1962年间，尼赫鲁政府不仅是向议会解释政策，甚至有意地去寻求它的指导，“议会在此期间已不单纯是教育引导公众舆论的论坛，而且对于外交政策形成有了发言权”。[5] 国内政治的强大压力促成了印度政府日趋强硬与僵化的对华政策，这是部分中外学者的共识。S.R.夏尔玛(S.R Sharma)在分析印度“前进政策”出台时指出：“政府不得不采取这一政策是因为有反对党太多的压力，甚至还有(来自)国大党内部的同情和支持”[6]。
美国学者艾伦·惠廷(Allen S.Whiting)分析了中国应对与印度的领土争端的政策和行为。在惠廷的分析中，中国国内的经济困难和政治上的麻烦无疑是中国有关政策、行为的重要参照和驱动因素。[7] 梅尔·格托夫(Melvin Gurtov)和黄秉沫(Byong-Moo Hwang)就处于威胁下的中国战略与外交进行了探讨。他们认为，西藏叛乱和边疆地区的不稳定、国内的经济困难和党内在某些问题上的分歧以及美苏与中印的关系等，使中方决策者在1962年应对同印方的领土争端时面临巨大的压力。“很可能情况是，内部的不利因素和外部压力的互动诱使中国领导人大大高估了印度所带来的威胁，从而采取了激烈的手段反制印度，以提高自身的安全感并修正印度对华的错误认知。”[8] T.S.穆尔迪(T.S.Murty)作为印度政府官员，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印领土争端的见证人，他对于中国的反应提出一种解释，即“试图转移公众的注意力。大跃进是灾难性的失败。毛泽东被远远地推向后台。整体的经济状况和五年计划都有麻烦的问题。转移公众对于国内困难的注意力将是有用的”。[9]
海外华人学者钟建平(Chung Chien-Peng)运用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D.Putnam)提出的“双层次博弈”理论分析中印领土争端。他认为，就中印领土争端而言，尼赫鲁和他的政府被议会和媒体等国内势力完全束缚了手脚，“印方民主政治对谈判的阻碍，以及随后中国方面毫不妥协的行动……注定了不幸的结局”[10]。
第三，关于国际环境与中印领土争端
中印领土争端的国际环境因素在很多学者的研究中都有所涉及。比如，就中苏之间的矛盾和分歧作为中印关系和领土争端的外部环境而言，“中苏关系的恶化几乎伴随苏印关系的改善”。[3] (p.8)C.V.兰加纳桑(C.V.Ranganathan)和V.C.罕纳(Vindo C.Khanna)就认为，中苏两党的分歧与中印友好的转向相伴随，也就是说，两方面的争吵似乎在相互加剧。[11] 在他看来，毛泽东是通过革命和意识形态的透镜看待国际关系的，这就导致中苏两党、两国的分歧和摩擦，“看来在那样一个时间点上，对于毛泽东而言，给苏联一个教训与惩罚印度几乎是同等重要的”。[11] (p.9)
基于上述角度的研究成果，刘学成对于“中印边界争端与中印关系”的论述尤其值得关注。他把中印边界争端置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的国际背景中，着重从中美苏“大三角”和中印巴“小三角”的权力结构入手，对中印苏、中印美、中印巴、美巴中等相互作用的三角关系进行分析。他认为，20世纪50年代中前期，“中国外交战略的总体目标是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国家，打破美国的经济禁运和军事包围。中国政府力图避免同印度的边界纠纷以便集中力量应对‘东线’——正在进行的朝鲜战争和台海地区的紧张局势。中印友好关系构成了中国反美国际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尼赫鲁政府则视美巴联盟为印度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发展并强化印苏、中印关系就是为了应对这一威胁。”[12]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中印边界争端当时才没有凸显出来。从1959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间经过1962年的边境战争，中印关系经历了最为冰冷的时期。美苏对印度的相应支持推动中印关系的不断恶化。“在中印敌对的十年中，中国和巴基斯坦(印度的敌人)的合作与印度和苏联(中国的敌人)的友谊，构成了中印冷战的动力机制。”[12] (p.7)
第四，关于中印领土争端的决策研究
雅科夫Y.I.弗尔兹伯格尔(Yaacov Y.I.Vertzberger)从认知心理角度着手，用定量和定性结合的方法分析印度在1959～1962年对华政策决策过程和决策中的错误认知。弗尔兹伯格尔认为，印度决策者尼赫鲁对于当时的国际环境、地区环境、印度国内环境以及中印双边环境存在认知上的错误和偏差。而错误认知源于社会文化因素、尼赫鲁个性的因素、人际关系和跨机构间关系等对于信息接收和处理的干扰：“尼赫鲁的个性特征直接影响了他以一种偏见的方式解释信息，能满足确定性的(心理)需要而不必重新评估过去的决策和(已形成的)概念。这些个性特征也间接影响信息处理，因为它们烙印在尼赫鲁与情报信息处理圈里其他人的人际关系上。因而尼赫鲁不能有效地应对不相容的信息和改变他那保守的态度。”[13]“最后的结果是错误认知以及相应的决策，这些反过来导致此前难以想像的大失败。失败在印度心理和政治结构层面的震荡和影响，至今仍存留于中印关系当中。”[13] (p.297)不过，笔者认为弗尔兹伯格尔过分关注于决策者的个性心理，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印度方面有关的战略考虑。
美国学者史蒂芬.A.霍夫曼(Steven A.Hoffmann)同样从印方决策的角度分析了中印之间的危机，他的《印度与中国的危机》(India and the China Crisis)一书中把史学和政治学结合在一起，一方面对中印危机作了经验性的归纳陈述，另一方面对危机不同阶段中印度决策者的心理定位和政策行为进行分析。他认为，中印各自所持的边界划界观念从来没有协调过，独立后的印度需要建立起历史性边界的观念(即印度的边界主张是历史形成的)，而中国则是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寻求运用外交和军事手段确立战略边界。[14] 他还提出了影响决策的四个关键因素——信息处理、协商模式、决策平台和方案选定，并从此角度进一步分析印度的决策机制和对华决策。在霍夫曼看来，印度政府不能充分有效地处理关于中国意图和能力的信息，尼赫鲁的决策咨询圈子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他通常只是同受他尊敬和信赖的人协商，而不去在意他们的岗位职责。[14] (p.246)就决策平台而言，由于决策进程没有充分的机制化以及军事计划准备不足，所以在1962年有关领导层的变化和安排往往“特事特办”，而与这种做法伴随而来的是在错误时间和地点的分权与集中。[14] (pp.251～252)霍夫曼的研究是很有代表性的，然而，他的研究过于细微，以至于我们无法看到印度决策的宏观背景。
在印度学者的研究中，帕尔莫达·库马·班达(Pramoda Kumar Panda)从决策角度对于中印领土争端和边境战争的分析值得关注。他认为，中印之间的边界问题并不注定是冲突的结局。在走向边境战争之前，看上去是存在和平解决争端的一些机会的，然而，双方没有很好地利用机会，导致边界冲突日益走向边境战争。[15] 他还研究了1959～1962年中印争端和战争的决策过程，把它们划分为五个不同的阶段，即探索解决、先行占据、强制占据、驱逐行动和战争阶段，并主要从印度的角度加以论述。他还从印度政府决策的角度对与中国的冲突从体系层面、组织过程层面以及政府政治层面探究原因。他认为，由于超级大国在军事、经济和安全上的支持，“印度政府壮了胆，决定采取强制性措施以占据拉达克—阿克赛钦的一部分”[15] (p.223)；而从决策的组织过程模式来看，“印度的失败很大程度上应归之于这样和那样的组织缺失和错配”[15] (p.225)；从政府政治的角度来看，印度决策圈子一味寻求一致意见，“因此决策不时地偏离战略轨道”。[15] (p.227)
总的来看，迄今为止，国外学术界研究中印领土争端的学术成果已相当丰富，思考问题的角度和研究问题的方法多样化。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印领土争端研究尤其需要中国学者的视角和声音、智慧与见识。希望本文对于中印领土争端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有所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