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居民地区收入差距的变动趋势及其解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变动论文,收入差距论文,居民论文,趋势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549(2012)03-0051-07
一、引言
基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数据测度的地区差距，谓之居民地区收入差距，它不同于基于人均GDP和人均工农业总产值等数据测度的地区发展差距。本文关注的是居民地区收入差距的变动趋势。改革开放以来，居民地区收入差距在总体上表现出随着经济水平的发展而不断扩大、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入而呈现阶梯形上升的态势(高连水，2009)。与所有的过大的收入差距之负面影响相类似，较高的居民地区收入差距阻碍了内需的进一步扩大，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增长，滞缓了贫困程度的减轻，危害了政治和社会的稳定。因此，设法有效遏制不断扩大并已经过大的居民地区收入差距，最终规避其不利影响，是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的重点。
本文拟重点分析1985-2009年中三大类型居民地区收入差距，即总体居民地区收入差距、农村居民地区收入差距和城镇居民地区收入差距的变动趋势，并试图对三大类型差距的各个阶段的差距变动原因给出解释。文章的最后是政策建议。
二、总体居民地区收入差距变动趋势及其解释
本文采用泰尔指数衡量1985-2009年我国居民地区收入差距的变动趋势，所用样本包含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分别是北京、天津、辽宁、河北、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海南、黑龙江、吉林、山西、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江西、内蒙古、甘肃、宁夏、陕西、青海、新疆、四川(含重庆)、贵州、云南和广西。在数据方面，由于缺乏可以直接利用的各省人均收入，我们采用公式
进行计算。其中
分别代表第i个省的人均收入、农村人口比重和城镇人口比重，
分别代表第i个省的农村人均纯收入和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所需数据来源于《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新中国五十年农业统计资料》和《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在计算泰尔指数时，收入数据均用相应的CPI(1985年=100)进行了消胀。
接下来，本文首先计算1985年和2009年我国各省居民人均收入及其相对水平的变化，见表1。从表1可以看出，上海和北京的人均收入始终领跑全国，处于前两位，天津和浙江稳居第三位和第四位。从高收入地区看，辽宁从第5位降至第8位，广东从第9位上升至第5位，福建从第15位上升至第7位，海南从第11位下降至第16位，河北从第18位升至第15位，江苏从第8位升至第6位，山东从第16位上升至第9位。可见，高收入地区大部分排名有所上升，部分地区虽有下降，但仍位居全国前列。再看低收入地区，甘肃与贵州始终处于最后两位，广西和河南的排位略有上升，分别从27位和25位上升到22位和23位，但依然在20位以后。青海从第13位下降至第25位，新疆则从第6位滑至第26位，这说明自然资源丰富的省份并没有实现当地居民收入水平的快速增长。陕西虽然拥有西安这个西北最大城市，但人均收入排名始终徘徊在最后几位，云南虽然烟草业发达、矿产资源丰富，但排名不升反降，从第23位降至全国倒数第三的第27位。山西煤炭业的发展对增加当地收入略有成效，排名从第21位上升至第18位。可见，低收入地区大部分排名有或大或小的下滑，即使部分地区排名有所上升，幅度也不理想。
再从各地区人均收入相对水平的变化来看。可以看出，相对水平上升较大的几个省份由高到低分别是：北京、浙江、上海、广东、福建、江苏、天津和山东，全部属于沿海省份。相反，低收入地区的相对水平大多数出现下降，尤其是新疆、青海、黑龙江、云南、海南、贵州和甘肃，下降幅度特别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相对收入水平下降快的地区，几乎都属于自然资源丰富地区或者老工业地区，这说明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因为违背了比较优势而不利于当地居民增收(林毅夫、蔡昉、李周，1999)。另外，魏后凯(1996)将这种高收入地区居民相对收入水平趋于上升，而低收入地区居民相对收入水平趋于下降的现象，形象地称为“准马太效应”。这种“准马太效应”的后果必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地区收入差距的逐步拉大。
下面，我们借助泰尔指数，测度了1985-2009年总体居民地区收入差距的变动情况，具体见图1。
图1 1985-2009年我国总体居民地区收入差距变动趋势图
图1显示出两点结论：一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总体居民地区收入差距程度总体而言不断扩大；二是总体居民地区收入差距的这种扩大趋势表现出明显的阶梯形特征。
总体居民地区收入差距的阶梯形特征可以分为几个阶段得以说明。首先，1985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转向城市后，居民地区收入差距开始扩大，直到1989年。这一阶段的居民地区收入差距的增长，主要与城市体制改革带来城镇居民收入快速增长有关，改革使得城镇居民的收入在打破长期的大锅饭和平均主义之后，与经济效益直接挂钩。
第二，继1990年总体居民地区收入差距略降后，差距程度继续快速上升，直至1995年。这主要与经济社会体制的变动有关。1992年国家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理性推进阶段”(陈宗胜，1999)，即改革的主要特征体现为系统性、主动性、制度创新和建立市场经济的框架。为此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旨在推动市场化改革的措施，使得我国市场化水平迅速上升，到1995年达到约60%(陈宗胜、吴浙、谢思全，1999)。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使得要素配置效率大幅提升，从而带来经济的快速增长。改革力度的加强和经济的飞速增长共同促进了这段时间地区收入差距的快速上升。
第三，1995-1999年的总体居民地区收入差距程度在轻微的波动中基本保持不变，这说明相互抵消的力量在起作用。这一时期，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攻坚阶段，1996年以来国企改革的减员增效以及政府机构改革，使得下岗和失业人员大幅增加，这导致居民收入增长放缓，特别是1998年金融危机更是使得收入增长前景黯淡，这些因素均限制了城镇居民收入增长(陈宗胜、周云波，2002)。而农村地区虽然也受到整体表现不良的经济金融形势的影响，但是农村居民受益于连续几年的粮食大丰收，收入增长并没有减缓太多，1995年到1999年四年年均实际增长7%。
第四，进入21世纪以来，总体居民地区收入差距又有所扩大，这一趋势持续到2005年，这同样与农村居民收入增速慢于城镇有关。从2000年到2005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实际增长率为6.3%，这虽是个了不起的数字，但是，同期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率却高达9.2%。
第五，2006-2009年四年中，总体居民地区收入差距出现小幅下降。这一时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实际增长8.8%，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则年均实际增长8.7%，略微低于农民收入增长速度。农民和城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的相似，使得居民总体地区收入差距出现小幅下降。
总之，1985-2009年我国总体居民地区收入差距在经济的快速增长中迅速拉大，在体制改革中呈现阶梯形波动特征。近30年来，差距程度扩大和缩小，均与农民收入增长快慢有关。
陈宗胜(1991，1996)论证了，在公有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进程中，收入差距呈现倒U形阶梯变动趋势。前文相关经验分析结论证明了，总体而言我国地区收入差距正沿着公有制倒U曲线前半段上升。进一步的问题是，总体居民地区收入差距倒U曲线的拐点是否已经来临？接下来，不妨利用1985-2009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基于下列回归方程给予进一步分析。
回归结果显示，
等于0.9136，表明拟合优度很高，DW值略高于2，表明模型较好地规避了序列相关问题，进一步的残差检验表明残差在5%的水平上显著，这意味着回归结果较可信。从回归结果方程可以看出，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前提下，人均收入平方项显著的为负。可以认为，粗略的证明显示，总体地区收入差距倒U形曲线的拐点已经来临。
三、农村居民地区收入差距变动趋势及其解释
1985-2009年农村居民地区收入差距变动趋势如图2所示。
图2 1985-2009年我国农村居民地区收入差距变动趋势图
1985-1995年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中，农村居民地区收入差距保持较快增加。唯一下降的年份发生在1990年，这主要是因为由于政治风波的影响，国家收紧银根并实行宏观经济政策调整，这使得农村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农民收入增长都趋于放缓。总体而言，1985-1995年这一时期农村地区收入差距的拉大，是不同地区的异质的资源禀赋、基础条件和产业结构综合发挥作用的结果，其中，尤以不同地区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差异的影响为甚(陈宗胜、周云波，2002)。
我们可以进一步从表2中看出，1995年全国农民名义人均纯收入排名前三位和后三位的地区，劳动者报酬收入占比差距巨大。人均纯收入排名前三位的上海、北京和浙江均是沿海发达地区省市，其劳动者报酬占比分别为64.4%、53.2%和37.4%，而排名后三位的甘肃、陕西和宁夏均为西部欠发达地区，且其劳动者报酬占比远低于前三位省市，分别仅为10.4%、19.32%和18.9%。劳动者报酬收入的绝大部分来源于非农就业中的收入，因此可以看出，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农村工业化发展的差距，对农村居民地区收入差距造成了显著影响。
1996-2000年为第二阶段，农村居民地区收入差距出现持续下降，这主要与国家的相关政策有关，比如，1995年开始实行的粮食价格支持政策，无疑会使得中西部地区农民受益更多。另外，还与国家收紧银根的政策有关。国家收紧银根对农村工业的影响远大于对家庭经营的影响，加之工资收入的差距对于农村地区收入差距的贡献度高达58%(高连水、周云波、武鹏，2010)，因此，中央货币政策趋紧时，农村高收入地区收入增长受到冲击相对较大，地区收入差距相应缩小(万广华，1998)。
2001-2005年为第三阶段，农村居民地区收入差距再次出现上升。这可能与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流动受到一些带有计划特色的制度性因素的制约有关。比如，由于户籍制度改革缺乏根本性的推进，使得农村劳动力特别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劳动力的迁移缺乏持续性，取而代之的是劳动力流动表现出周而复始的特点，这使得欠发达地区农民的收入特别是非农收入增长缺乏持续性。
2006年以来，农村地区收入差距再次下降，这可能主要得益于2006年中央政府完全取消了农业税，农业税的减免大大有利于中西部农村地区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从而有利于缩小地区收入差距。另外，在农村实行免费义务教育、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等相关惠农举措，均有利于实现各地区农民收入的均衡增长。
总之，1985年以来，农村居民地区收入差距大致经历了先上升然后趋于稳定并在近三年来出现明显下降的变动。同样的问题是，未来农村居民地区收入差距的走势如何？接下来，进一步利用1985-2009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基于下列回归方程给予深入分析。
基于方程(2)的回归结果见表3。回归结果显示，等于0.9630，表明拟合优度很高，DW值略高于2，表明模型不存在序列相关问题，进一步的残差检验表明残差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意味着回归结果较为可信。
从回归结果方程可以看出，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前提下，人均收入平方项显著为负，粗略的证明显示，农村居民地区收入差距倒U形曲线的拐点也已经来临。
四、城镇居民地区收入差距变动趋势及其解释
1985-2009年城镇居民地区收入差距变动趋势如图3所示。
图3 1985-2009年我国城镇居民地区收入差距变动趋势图
城镇居民地区收入差距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1985-1992年差距程度总体上呈现上升态势，但是上升得很缓慢，8年中平均年增长仅为1.6%，这与这段时间工资制度改革滞后有关；1992年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后，城镇居民地区收入差距显著抬升，但1994年之后城镇居民地区收入差距较为平缓，这可能与这段时间国家对城镇居民的转移支付有关；2003-2005年以来城镇地区差距又开始快速增加，3年年均增长11.5%，这可能得益于国家针对城镇居民的一些分配制度改革以及城镇居民收入来源的日益多样化。2006年以来城镇居民地区收入差距程度再次下降，这可能与工资体制改革有关系，但是具体原因有待进一步仔细考察。同样的，接下来，我们通过构建回归方程，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前提下，对城镇居民地区收入差距拐点是否来临问题，进行粗略的估计。
其中，Theil表示城镇地区泰尔指数；y代表城镇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
代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平方项；Trade表示贸易依存度，用进出口贸易额/GDP表示，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D(Trade)代表贸易依存度的一阶差分项；D(D(Trade))代表贸易依存度的二阶差分项；μ代表残差项。
基于方程(3)的回归结果如下表：
同样的，R[2]和DW值结果均较为理想，并且进一步的残差检验表明残差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意味着回归结果较为可信。从回归结果方程可以看出，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前提下，人均收入平方项显著为负，这表明城镇地区收入差距倒U形曲线的拐点也已经来临。
五、简短总结及政策启发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地区收入差距的变动趋势为，先缩小再阶梯形扩大，而最近几年又再现轻微下降的苗头。在居民地区收入差距的演变中，牵涉到改革与发展双层面的诸多因素，这些因素对收入差距的变动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总体居民地区收入差距、农村居民地区收入差距和城镇居民地区收入差距的变动趋势同中有异，说明三者既具有相似的决定因素，也有各自独特的演变路径。总体而言，“三农”问题得到重视，则城乡收入差距趋于下降，进而总体居民收入差距相应降低。国家粮食补贴等惠农政策以及鼓励劳动力流动等举措，是农村地区收入差距收敛的重要原因。城镇居民地区收入差距则经历了从打破平均主义到收入差距扩大的过程。三大类型居民地区收入差距的倒U曲线的拐点均已显现。居民地区收入差距拐点的显现，并不意味着无需再采取缩小收入差距的相关政策，相反，应该在密切关注差距程度变化趋势的同时，辅以行之有效的措施，以防止收入差距在较高程度上持续较长时间。
政府制定缩小居民地区收入差距的重点是，促进农民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农民的收入较之城镇居民实现更快增长，这样既可以通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来降低总体居民地区收入差距，也可以实现经济欠发达地区和经济发达地区之间农民收入的均衡增长。为此，需要在发展中西部地区资本市场、提高中西部地区人力资本水平、加大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促进地区之间劳动力的合理有序流动等方面，推出切实有效的措施。关于城镇居民地区收入差距问题，则应该在继续推进市场化均衡发展以及加大中西部城镇地区招商引资方面做出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