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草堂诗余》成书的原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成书论文,草堂论文,原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草堂诗余》是南宋中期即庆元年间(1195—1200)以前书坊选编的一本词集，大约在南宋 后 期或宋末元初，建安何士信对它进行了增修笺注（注：关于《草堂诗余》的编者，笔者另有文章探讨，见《文献》1999年第3期，页273。），流传渐广；在明代嘉靖二十九年(1550) 又经上海顾从敬分调编次，遂风行于世。它对元明清三朝词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可以说，它 不仅是一个重要的词集选本，而且是一种重要的词学现象，然而学界对它在词史上的重要地 位还不够重视，中田勇次郎、刘少雄、孙克强等人偶有文章论及《草堂诗余》的版本和影响 （注：中田勇次郎《〈草堂诗余〉的版本的研究》，载《大谷大学研究年报》第四期，页170。 刘少雄《〈草堂诗余〉的版本、性质和影响》，载《中国文学研究》第五辑（抽印本）。刘少 雄《〈草堂诗余〉版本论著目录初编》，载《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三卷第一期，页49。 孙克强《〈草堂诗余〉的盛衰和清初词风的转变》，载《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二卷第一期 ，页135。）
；但关于它在南宋中后期成书的原因，迄今尚无专文论述，笔者不揣浅陋，聊抒一得之见 ，就教于同行专家。
要谈《草堂诗余》成书的原因，首先须从《草堂诗余》本身诸特征谈起。顾从敬以前，《 草堂诗余》均为分类本。分类本中，明洪武壬申(1392)遵正书堂本保存原貌较多，本文以明 嘉靖末春山居士荆聚校刊本(翻洪武本)为举例对象。经过谨慎分析，我认为形成后的《草堂 诗余》至少有如下几点值得引起注意：1.所录词以传统的婉约词为主，雅俗共赏，不看重豪 放派和清空派词；2.分类编次，有笺注，后附词话；3.有浓厚的地域特征即闽派特色。
先谈第一点。从入选作者来看，《草堂诗余》中录词最多的词人前十名依次是：周邦彦46 首（四印斋本有58首），苏东坡22首（四印斋本有23首），柳永17首（四印斋本有16首），秦观16 首（四印斋本有24首），康伯可11首（四印斋本有10首），辛弃疾8首（四印斋本同），欧阳修8首 （ 四印斋本有9首），张子野7首（四印斋本有10首），黄山谷7首（四印斋本有9首），李清照5首（ 四印斋本有7首）。十人之中，在过去的词学批评中被称作豪放派词人的，只有苏轼和辛弃疾 两人，从他们被入选的词来看，除《念奴娇·赤壁怀古》一首豪放词因名声太大不得不入选 以 外，其它都是婉约之作。其余八人都可算作婉约词人，柳永、黄山谷、康伯可并以俗词著称 于世。
从《草堂诗余》的内容来看，大致不出传统抒情词写景言情两端，功业、抱负、气节、理 想等绝少有之。更具体地说，《草堂诗余》中的写景抒情，又有特定的范围。从它的分类名 目上就可看出这一点。《草堂诗余》分类，前集为时令，如春景、夏景、秋景、冬景等等， 每 季以下又分八种细目（冬景只五种），如春景类分为初春、早春、芳春、赏春、春思、春恨、 春闺、送春等。后集七大类，节序类分元宵、立春、寒食、清明等；天文类分雪月、雨晴、 晓夜、咏雨等；地理类分金陵、赤壁、西湖、钱塘亭等；人物类分隐逸、渔父、佳人、妓女 等；人事类分宫词、风情、旅况、警悟等；饮馔器用类分茶酒、渔舟、庆寿、吉席、赠送、 感旧等；花禽类分花卉、禽鸟、荷花、桂花等。从这些分类情况来看，偏重于阴柔，阳刚之 处少见。以地理类为例，金陵是六朝古都，在历史文化长河中，它常笼罩着一层沧凉变幻 的悲剧色彩，与赤壁一样，往往是咏叹兴亡、凭吊古今的题材；而西湖钱塘，历来是温柔宝 贵之乡。在这里没有长江黄河等壮观景象，有的是“南国特色”的亭台水榭。其它如时令节 序类择其伤春悲秋，人物类抛弃了古之圣贤君臣，趣味落在隐士、渔父、佳人、妓女等人身 上，而前两种人在传统文化中是失意者的代称，后两种人是时代享乐生活的反映。儿女之情 ，离别之绪，随处可见。这里展示的是一个伤感的世界。以上分类内容往往是婉约词的基本 题材。
《草堂诗余》所收词在风格及表现手法上，总的特点是不发露、贵含蓄，措辞轻灵曼妙， 婉转流动。这得力于《草堂诗余》诸词在句法上多运用双调句式，择调上多选表现声情舒缓 的词调，其结果是阅读时给人一种缓慢曲折、一唱三叹的味道。而这些，不正是婉约词之所 长吗？“画屏金鹧鸪”，《花间》语也；“蓬蓬远春，采采流水”，《草堂》语也。缪钺《 诗词散论》中论词的特征云：“一曰其体小，二曰其质轻，三曰其径狭，四曰其境隐”，缪 钺 先生的话虽然是用来概括所有的词，但我认为用来评婉约词特别是《草堂诗余》中的词，倒 是 最合适不过了。王鹏运四印斋本《草堂诗余》卷下附录岳飞《满江红》、范仲淹《渔家傲》 、文天祥《沁园春》等词，殊为蛇足，与《草堂诗余》本来面目格格不入。
《草堂诗余》编集之际，正是辛派词风大畅之时。在辛派词以前，尚有渡江之初的爱国词 派；辛派词之同时，尚有姜夔等风雅派词人。然而《草堂诗余》不录或极少录之；待到增修 笺注时，才增进辛弃疾词八首，而且增选的八首辛词也以婉约见长。可见词坛尚婉约南北宋 是一致的，特别是民间词坛更是如此。文人词风已有新变，而对民间影响似乎不大。《草堂 诗余》原编，正是出自坊间无名氏之手，冷落此二派词人，本在情理之中。《四库全书总目 》卷 一九九《竹屋词》提要云：“词自鄱阳姜夔句琢字炼，始归醇雅，而达祖、观国为之羽翼… …乃《草堂》于白石、梅溪概未寓目，竹屋词亦只选其《玉蝴蝶》一阕。盖其时方尚酣熟， 与风尚相左也。”“方尚酣熟”，正是《草堂诗余》产生以及增修时的词坛趣味。何以见得 ？
盖词之产生，本在歌筵酒席之间。五代欧阳炯《花间集·序》即云：“镂玉雕琼，拟化工 而迥巧；裁花剪叶，夺春艳以争鲜。则有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 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辞，用助娇娆之态。”这段话反映了一种典型的词体 “生态环境”，唱词的场所是歌筵舞席，欣赏者是公子佳人，演唱者为举纤纤玉指之女性， 所唱内容则是“镂玉雕琼，裁花剪叶”，音韵清绝，舞态娇娆，这当然是指五代而言，但其 风终宋之世不变。北宋人论词，大抵仍以《花间集》为正（注：曾季狸《艇斋夜话》云：“东莱晚年长短句尤浑然天成，不减唐《花间》之作。”李之
《姑溪居士文集》卷四十《跋吴思道小词》：“至唐末，遂因其声之长短句而以意填之，始
一变，以成音律。大抵以《花间集》中所载为宗。”），殆及南宋，虽然文人词时时在 发 生新变，但“娱宾遣兴”、“词之本色”等词学现念一直在支配着部分词人的创作，特别是 在民间或民间词人中，根深蒂固。陈模《怀古录》成于宋宝祐二年(1254)，细观其书，重 清真轻稼轩为当时通论：“近时作词者，只说周美成、姜尧章，而以稼轩词为豪迈，非词家 本色。紫岩潘牥云：“‘东坡为词诗，稼轩为词论’，此说固当。盖曲者曲也，固当以委 曲为体。”（注：宋陈模《怀古录》，中华书局1993年版，页61。）
王炎《双溪诗余自序》云：“今之为长短句者，字字言闺阃事，故语懦而意卑 ；或者欲为豪壮以矫之。夫古律且不以豪壮语为贵，长短句命名曰曲。取其曲尽人情，惟婉 转妩媚为善，豪壮语何贵焉？”詹傅序《笑笑词》云：“如辛稼轩，非不可喜，然其失也粗 豪。”刘克庄《翁应星乐府序》云：“然长短句当使雪儿、啭春莺辈可歌，方是本色……余 谓君当参取柳晏，以和其声，不但词进，而君亦自此官达矣！”又，《题汤野孙长短句》云 ：“孙花翁死，世无填词手。后有黄孝迈，近又有汤野孙……今诸公贵人，怜才者少，卫道 者多。二君词虽工，如世不好何？然二君皆约而在下，世故忧患，不入其心；姑以流连光景 ，歌咏太平为乐。安知他日无蜀公辈人，击节赏音乐？”刘克庄认为，词当以女音婉转而歌 ，学习途径就是参法柳永、晏氏父子等人的词。以此来衡量，则当时填词手，只有孙花翁、 黄孝迈、汤野孙三人而已。何也？因为他们能做到“世故忧患，不入其心，姑以流连光景， 歌咏太平为乐”。晏殊词有富贵气自不待言，晏几道词自序云：“叔原往者沉浮酒中，病世 之歌词不足以析酲解愠。试续南部诸贤绪余，作五七字语，期以自娱，不独叙其所怀，兼写 一时怀酒间闻见，所同游者意中事。”范蜀公晚喜柳永词，客至则歌之，自言身在政府四十 多年，不能出一语道仁宗太平景象，乃于柳永词中得之（注：宋祝穆《方舆胜览》卷十，《四库全书》本。）。刘克庄的话很能代表江湖词人（
民间词人）对词的态度。《草堂诗余》中增修之词仍以周邦彦、柳永等人为多，正是当时大 众“尚酣熟”的反映。何以这样说？我们的眼光还可跳出词坛之外，在广泛的民间文学的大 背景下来考察直到南宋后期，词坛仍崇尚周柳秦晏等婉约词人这一事实，即《草堂诗余》生 成的环境。
兹以“说话”为例。从《东京梦华录》和《梦梁录》等书的记载可知，说话在当时是很流 行的民间艺术形式，话本则是“说话”艺人的底本。话本在开篇前，常有好几段诗或词，这 就是说话技艺的“入话”，入话的目的是招徕顾客，吸引听众进入故事氛围。此处所引之词 ，必然是大众喜爱之词，否则无以吸引顾客。反过来说，从话本中所引词，我们可以看出大 众到底喜爱什么样的词（注：宋人话本，原本流传下来的不多，大都经过了元明人改动，如《宣和遗事》、《古今小
说》、《清平山堂话本》等。但其基本面目尚可把握，文中所举，乃公认为北宋话本者。）。如《翟持诏生死冤家》开篇几首词：第一首无名氏《鹧鸪天》云 ： “山色晴岚景物佳，暖烘回雁起平沙。东郊渐觉花供眼，南陌依稀草吐芽。堤上柳，未 藏鸦，寻芳趁步到山家。陇头几树红梅树，红杏枝头未着花。”此词语言平易，且不避重字 ，以其浅俗故也。第二首是张孝祥的《鹧鸪天》，乃是“说仲春景致”，其句云：“每日青 梅醉梦中，不知帘外已春浓。”第三首是黄夫人的《鹧鸪天》，“言季春景致”。第四首是 苏小妹的《蝶恋花》，其句云：“妾本钱塘江上住，花开花落，不管流年度。”细品这些入 话词，皆平熟易懂，雅俗共赏。最可注意者，《一窟鬼懒道人除怪》入话十八首词，皆出自 北宋人，如沈公述、陈克、李易安、宝月禅师、欧阳永叔、柳耆卿、晏几道、秦少游、周美 成等人。词中多景语情语，其精神与《草堂诗余》绝相类似。其它话本如《简帖僧巧骗皇甫 妻》中所引词情况大致相近。这说明南宋后期江湖民间确实重婉约，尚酣熟。《草堂诗余》 真实地反映了当时词坛风尚。
有过这样一种说法，宋室南渡，词乐大都失传，北宋人词鲜能付南宋人歌喉（注：例如蔡嵩云《乐府指迷笺》所云，页13。）。北说流行 颇广，然实为皮相之谈。就拿小词唱法来说，南北宋并无差别。柳永《鹤冲天》词云：“忍 把浮名，换了浅酌低唱。”“浅酌低唱”，正是市井唱小词的基本唱法。李方叔《品令》词 云：“唱歌须是，玉人檀口，皓齿冰肤。意传心事，语娇声颤，字如贯珠。”直到南宋末， 这种唱法仍是市井小唱的特色。吴自牧《梦粱录》卷二十“妓乐”条云：“更有小唱、唱叫 、执板、慢曲、曲破，大率轻起重杀，正谓之浅酌低唱。若舞四十六大曲，皆为一体。但唱 令曲小词，须是声音软美，与叫果子、唱耍令不犯腔一同也。”《草堂诗余》在选编上正是 为此而设。
二
再谈《草堂诗余》的第二个特点。从形式上看，《草堂诗余》分类编次，有笺注，有词话 。分类编次作品，在宋代是一种很值得研究的文化现象。唐人很少把自己的文集分类，到宋 人 编唐人集子时，分类编次就很盛行了。《唐文粹》、《文苑英华》、《类注杜甫诗史》、《 罗唐二茂才重校唐宋类诗二十卷》、《李太白文集》、《孟东野诗集》……都是按类编次的 。宋人自己的文集，分类编次者亦不少，如洪迈的《野处类稿》、李洪的《芸庵类稿》、杨 冠卿的《客亭类稿》、卫博的《定庵类稿》；它如《豫章文类》、《回文类聚》等。诗文类 编既有长久的传统，又有广泛的实践，它不能不影响到《草堂诗余》的编次方式。
自晚唐以来，文人宴集唱和成一时风气，至宋代，此风更甚。文人在集会或酒席之上，当 场吟诗作词是风雅之举必不可少的一环。例如《西昆酬唱集》便是当时唱和的产物。一般而 言，这类场合的吟咏，大都有一定的固定模式和习惯用语，这就需要文人平时留心类似诗词 ，用心研习，到时活套活用，托名谢枋得的《翰苑新书》等即出于临时应景的需要而编。不 过，词在当时是红牙小口手按檀板于花间尊前所唱，故《草堂诗余》类编，是方便歌者在酒 席上、或相关场合、或相关时令应景唱词，其性质实为歌本。清代宋翔凤《乐府余论》云： “《草堂诗余》一集，盖为征歌而设，故别题春景、夏景等名，随时节即景歌以娱客，题吉 席、庆寿更是此意。”赵万里《校辑宋金人词·引用书目》《草堂诗余》条下注云：“分类 本以时令、天文、地理、人物等类标目，与周邦彦《片玉词》、赵长卿《惜香乐府》略同， 盖所以取便歌者。”龙榆生（沐勋）《选词标准论》亦云：“以《清真集》编纂体例相比与勘 ，此（指《草堂诗余》——引者）虽不注宫调，而以时序景物分题，且出自书坊，必为当时 比较流行之歌曲，书贾牟利，类录以为传习之资……吾人但以为当日之类编歌本可也。”（注：《词学季刊》第一卷第二号，页5。）此言极是，唯《草堂诗余》所选词，其音调在当时为大众特别是歌者所熟知，无需另列宫调 ；白石十七词之所以记旁谱，是因为其为自度曲，他人未易晓故也。《直斋书录解题》卷二 十一云：“《草堂诗余》二卷，《类分乐章》二十卷，《群公诗余前后集》二十五卷，《五 十大曲》十六卷，《万曲类编》十卷，皆为坊间编集者。”可见在当时坊间编选的类似于《 草堂诗余》的歌本还真不少，大都按类编排，便于歌者。
以上分析，只属于浅层次的类比研究。研究事件，尚须进入其深层文化背景。那么，《草 堂诗余》分类编排的深层原因又是什么呢？我认为，它是当时节日文化高度发达的结果。先 让我们来看看《草堂诗余》究竟分哪几类。
前集 春景类：初春、早春、芳春、赏春、春思、春恨、春闺、送春；夏景类：初夏、避 暑、夏夜、首夏、夏宴、适兴、村景、残夏；秋景类：初秋、感旧、旅思、秋情、秋别、秋 夜、晚秋、秋怨；冬景类：小冬、冬雪、雪景、小春、暮冬。
后集 节序类：元宵、立春、寒食、上已、清明、端午、七夕、中秋、重阳、除夕；天文 类：雪月、雨晴、晓夜、咏雨；地理类：金陵、赤壁、西湖、钱塘亭；人物类：隐逸、渔父 、佳人、妓女；人事类：宫词、风情、旅况、警悟；饮馔器用类：茶酒、筝笛、渔舟、庆寿 、吉席、赠送、感旧；花禽类：花卉、禽鸟、荷花、桂花。
初看这些分类，一定会对它何以分得这样详细深表疑惑；其实，只要稍稍了解一下宋代的 民间习俗，就不难发现，与他们众多的节日及享乐方式相比，这些分类是必然会有的。宋人 特别是北宋人，似乎对季节与节日特别敏感，节日名目繁多，令人眼花缭乱。今择《梦粱录 》卷一所载春季节日之重要者列举如下，以见当时节日游乐之盛：
正月： 不论贫富，游玩琳宫梵宇，竟日不绝。家家欢宴，笑语喧哗。元日：大朝会，百 官 皆冠朝服，诸州进奏，吏皆执方物之贡，外国正副贺正使随班入贺。新春：临安府进春牛于 禁庭。立春前一日，以镇鼓锣吹妓乐迎春牛往衙前迎春馆里。元宵：正月十五日元夕节…… 上御宣德楼观灯……以队舞言之，如清音、遏云、棹刀、鲍老、胡女、刘衮、乔三教、乔迎 酒、乔亲事、焦□架儿、仕女杵歌、诸国朝竹马儿、村田乐、神鬼、十斋郎；各社不下数十 。……府第有家乐儿童，亦各动笙簧丝竹，清音嘹亮，最可人听。拦街嬉耍，竟夕不眠。家 家灯火，处处管弦……深坊小巷，绣额珠帘，巧制新装，竞夸华丽。公子王孙，五陵年少， 列以纱笼喝道，带将佳人美女，遍地游赏。十七日：车驾出和宁门诣景灵宫，行春孟朝飨礼 。
二月：二月朔谓之中和节：民间以青囊盛百果瓜子种互相遗送，宫女以百草斗戏。二月八 日：祠山圣诞……其日都城内外诣庙献送繁盛……各以彩旗、鼓吹、妓乐、舞队等社，奇花 异果，珍禽水族，精巧面作，诸色□石车驾迎。引歌叫卖，声效京师故礼，风流锦绮，他处 所无。正是公子王孙、五陵年少赏心之时，岂可虚度；至于贫者，亦解质借兑，带妻挟子， 况竟日嬉游，不醉不归。二月十五日：花朝节，浙间风俗，以为春序正中，百花争放之时， 最堪游赏：
三月：三月上巳节，踏青，又值佑圣真君诞日。三月清明节：彩舟画舫，款款撑驾，随处 行乐。此日又有龙舟赛，都人不论贫富，倾城而出。笙歌鼎沸，鼓吹喧天；□酒贪食，不觉 日晚。红霞映水，月挂柳梢；歌韵清圆，乐声嘹亮。三月十八日：东岳圣帝诞辰。暮春：百 花开尽……卖花者以马头竹篮盛之，歌叫于市，买者纷然。当此之时，雕梁燕语，绮栏莺啼 ；静夜明轩，溶溶泄泄；对景行乐，未易一言尽也。
以上就当时春季节日择其要者录之，若加上其它类似节日的日子如春闱，则其数目更是可 观了；若把全年节日都加起来，数量更多。《草堂诗余》分八大类七十二小类，初看稍嫌烦 琐，当我们了解到宋代游玩享乐的真实情况后，就很容易理解了：《草堂诗余》分类明显地 打上了当时民俗的烙印。《草堂诗余》“雅俗共赏”的特点不但体现在其不喜“豪放”、“ 清空（醇雅）”上，还体现在它与当时民俗的相吻合上。每个节日，每个时刻，几乎都可以在 《草堂诗余》中找到相对应的词。“取便时俗”，洵非虚言。《草堂诗余》初编时，大概就 是为此而来了。
在宋代，诗文类编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供初学者研摹学习，或为应举考试之教材。这种 性 质的类书在宋代是很多的。如《事文类聚》、《古今合璧事例备要》、《锦秀万花谷》、《 记纂渊海》、《山堂考索》等，这些大型类书，皆为举子学者“獭祭之资”，使宋人作诗尽 情地夸博炫多。刘辰翁为教子应举，编《须溪四景诗集》四卷，以四时写景之句命名，春景 六十三题，夏景三十二题，秋景四十题，冬景十六题。其分类与《草堂诗余》极其相似，只 不过更繁富些罢了。盖《草堂诗余》初编，乃征歌而设，为当时类编歌本，此为“应歌”时 期；自南宋后期起，词乐分离趋势渐渐明显，《草堂诗余》的性质由歌本逐渐向创作模范之 本的角色转化，《草堂诗余》进入“应社”时期。当然，应歌与应社的两种功能也许会并存 一段时间；至南宋末，增修笺注本《草堂诗余》出，《草堂诗余》类编的意义，与诗文集选 编的意义就毫无二致了。
宋人作诗好逞才学，其结果之一便是为诗文作注的风气普遍流行，以致有“千家注杜，五 百家注韩”的说法。然而作为“艳科”的小词，染指者并不多。其原因复杂，难以备述，主 要恐怕还是以下因素所致：诗庄词媚的观念束缚着人们的手脚，词只不过是歌儿舞女花间尊 前所唱，文人作词大多以游戏态度为之，人们对这种新兴文体的重要性认识还不够，等等 ，打开今存不多的宋版词集，作注者寥寥无几，或者最多在词调下注明“春思”、“春恨” 、“赠某某”等。然而，受当时注释之风的影响，时人对大作家的词也不是一概不注。《直 斋书录解题》卷二一就记载有：《注坡词》二卷，仙溪傅干撰；《注琴趣外编》三卷，江阴 曹鸿注叶石林词；《注清真词》二卷，曹杓季中注，自称一壶居士。又据陈鹄《耆旧续闻》 卷二称：在傅干《注坡词》后，尚有顾禧的《补注》；《艇斋诗话》称：“章质夫家子弟有 注少游词者。”沈义父《乐府指迷》称：“学者看词，当以《周词集解》为冠。”这些注本 大都没有流传下来，只有宋嘉定年间陈元龙的《详注周美成词片玉词》十卷保存下来了（下 文还将论及此书，此处从略）。受诗文笺注的影响，这是增修笺注《草堂诗余》的原因之一 。
原因之二，与当时词乐分离的大趋势有关。词到南宋中后期，越来越文人化、技巧化、文 学化，相比之下，原先那种“可歌性”逐渐在减弱，“可读性”逐渐显现。词的文学性受到 了越来越多的文人的注意，从创作上看，以诗法、诗境入词，如辛弃疾（豪放派）词打破词体 的传统特性，无事无意不可入词；姜夔词（风雅派）以江西诗法入词，健笔写柔情；吴文英参 李商隐诗境入词，等等。从批评上看，就是以诗的标准来衡量词。词乐分流从另一个侧面看 就是诗词合流。在这种背景下，《详注周美成词》、《周词集解》、《增修笺注妙选群英草 堂诗余》之类便产生了。
进一步看，《草堂诗余》的笺注还与江湖诗派的影响有内在的联系。仔细研究《草堂诗余 》 的注释，可以发现笺注中引用了大量与中晚唐有关的典故或诗句，温飞卿、郑谷、李商隐、 杜牧、韦应物等人及其诗句被频频用到，盛唐则只有杜甫、李白为较多。我们知道，宗杜甫 是江西诗派以来的一贯风气，无需多说；而重中晚唐则是江湖诗派的特点之一。沈义父《乐 府指迷》亦谈到：“（作词）要求字面，当看温飞卿、李长吉、李商隐及唐诸家诗句中字面好 而不俗者，采摘用之。”（注：《词话丛编》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页279。）按南宋人言唐诗，多指晚唐诗，钱钟书《谈艺录》第123—125页 已言之，钱氏又云，南宋人极重晚唐，确为至论。沈义父此处所指唐诗，亦即晚唐诗。何士 信与沈义父时代相近，又同受江湖诗派影响，则《草堂诗余》笺注中多用中晚唐诗，良有以 也。顺便应提到，有人从笺注中某些字句推测，说增修笺注本《草堂诗余》中已参元人注释 ，似嫌证据不足（注：中田勇次郎认为：辛卯本后集胡浩然《万年欢》词注释中已引用“宋陶谷词‘若得鸾胶
续断弦，是何年’”一语，可见辛卯本已参元人注释。按：周密为南宋人，他也说过“宋谢
太后北觐”之类的话（见《词话丛编》第229页），是知仅凭一句话还很难说辛卯本已参元人注释。）。
三
地域与文学之关系，早为学者所共知。然《草堂诗余》与宋代福建之关系，恐谈及者不多 （注：此文写成于1996年夏，并《文学遗产》决定用稿亦在1998年。近见《吴熊和词学论集》（ 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4月第一版）第120—123页《增修本〈草堂诗余〉跋》一文，其中有些 论述与本节所述相近似。吴先生乃词学名家，跋文写作时间当早，但笔者撰此文时尚未及见 之。特补记于此。）
，请浅述之。宋代三种具有浓厚地方色彩的文学已有人论及，它们是：江西文学、齐鲁文 学和蜀地文学。依我之见，除上述三大地域文学之外，宋代尚有未引起学人注意的闽地文学 的存在。具体来说，闽地文学的存在，既有其可能性，又有其必然性。古代福建在是古闽越 之地，直到晋代才接触中原文化。据记载，有三次移民给福建带来了先进的中原文化。第一 次是永嘉之乱，中原士族林、黄、陈、郑等八大姓入闽；第二次是唐末王审知、王延翰父子 入闽，开馆育才，很多“浮光世族，与之俱南”；第三次是北宋靖康之难，“华俗由是丕变 ”（彭韶《八闽通志序》）。《宋史·卷八十九·地理类五》云：“福建路，盖古闽越之地， 其 ……其俗信鬼尚祀，重浮图之教，与江南三略同。然多乡学，喜讲诵，好为文辞，登科第者 尤 多。”何以见得？《淳熙三山志》卷三十六“人物·科名类”云：“唐自神龙迄后唐天成二 百二十有三年，州擢第者三十六人，何才之难进耶？……由（宋）太平兴国五年至今淳熙八年 几二百有年，以科目进者一千三百三十有九人，内元符以前一百二十三年才三百二人耳！（外 恩科有八十三人。）而建中靖国至今止八十有三年乃一千三十有七人，犹有漏逸不载者。” （注：《宋元方志丛刊·第八集》，中华书局1990年版。）
南渡后八十多年，福州一地中进士者猛增到一千三百多人，显然与中原士族、皇室入闽有 关。福州如此，整个福建人才之盛可以想见。在此文化高涨的背景下，“闽学”作为风格特 异的学派产生了。朱熹（生于建安，长于建安）、真德秀、蔡元定、刘克庄、胡安国等均为此 派 著名学者；加之泉州又是当时世界性贸易大港，经济活跃，文化鼎盛，使福建一下子成了“ 海滨邹鲁”。在开化之前，福建本地主导文化是“信鬼尚祀，重浮图之数”一类的巫鬼文化 ；宣和以后，中原士大夫特别是皇室纷纷南渡，（《福建通志》卷五引《中兴小记》云：“ 及渡江以来，迁徙不常。是年西外宗居福建，南外宗居泉州。”）他们带来的是北宋极为流 行的享乐文化，当然，士大夫们的高雅文化也会随之而入，但能在闽地迅速扎根的必然是通 俗娱乐性文化，因为它们与福建本地固有的“鬼祀”民俗文化性质更为接近。在今天福建仍 较为完整地保存了不少宋代的戏剧和舞蹈，如泉州的梨园戏曾使宋元南戏宛然可睹，可目为 宋代戏剧的活标本（注：曾永仪《宋代福建的乐舞杂技和戏剧》，载《宋代的文学与思想》，台湾学生书局1989年版，页2—29。）
。龙榆生先生也说：“在福建泉州所传的《南词四十四套》中，还保存 着吴文英等常用的《秋思耗》、《双媚姝》两个调子的歌词和节拍。可见词乐直到现在，有 的还活在某些古老剧种中。”（注：龙榆生《词曲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页10。）
由此看来，南戏《张协状元》首出福建也不是偶然的了
。宋代陈起《江湖小集》、朱熹《朱子语类》、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宋史·乐志 》等，都记载着福建在宋代盛行杂技、杂剧、乐舞的情况。闽地文学的最大特点是“俗”— —平民性。就以词人为例，在宋代，以“俗”名满当时的福建词人就有柳永、阮阅、康与之 、曹元宠、陈莹中等。可以看出，这是福建作家的普遍现象。产生于福建的《草堂诗余》（注：《草堂诗余》的增修笺注者何士信为建安人，其原编亦似出于建安书坊，“自宋及明六 百年间，建安书林擅天下之富”（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五）。今存《草堂诗余》的数十种版 本中，出于建安书坊者占大半。）
，其文化背景大抵如此。细按《草堂诗余》，还可以看出它与福建特别是建安另有更为直接 的关系。
从《草堂诗余》所选作家来看，福建籍作家最多。特别是增修时，很不出名的福建词人如 马庄父等也在入选之列。清代林葆恒编《闽词综》、叶申芗《闽词钞》，录福建词人甚详， 取《草堂诗余》核之，则《草堂诗余》中所收福建词人有：柳永、张元干、曹组、康伯可、 黄玉林、徐昌图、陈莹中、俞克成、冯伟寿、刘克庄、潘庭坚、邓肃、吴彦高、章质夫、阮 逸女、马庄父等。就入选词人数目而论，《草堂诗余》偏重福建词人是很显然的。从书中所 引笺注及词话来看，书中引用黄昇《花庵词选》（有时称“黄玉林”、“玉林词客”、“玉 林词选”、“花庵”、“花庵词客”等）和魏庆之《诗人玉屑》较多。按：黄昇字玉林，号 “花庵词客”，建安人。早弃科举，吟咏自适，公元1250年编成《绝妙词选》。《草堂诗余 》的增修笺注者“建安古梅何士信”与黄昇同里，且《草堂诗余》所增选之词，大都来自 黄氏之书。二者关系密切。《诗人玉屑》的作者魏庆之（菊庄），也是建安人。今传南宋嘉定 本《详注周美成词片玉集》署名为“庐陵陈元龙少章笺注，建安蔡庆之宗甫校正”。显然此 书出自建安书林。拿它与《增修笺注妙选群英〈草堂诗余〉》比较，则可发现二书有很多相 似之处。在分类上，《片玉集》分为春景、夏景、秋景、冬景、单题、杂赋六大类，《草堂 诗余》同前四种；再比较二书分类细目，则相同者还有：春思、春恨、秋怨、冬雪、元宵、 立春、寒食、上巳、端午、七夕、中秋、重阳、除夕、咏雪、晴景、夜景、宫词、金陵、西 湖、钱塘、隐逸、渔父、佳人、妓女、风情、旅况、警悟、茶酒、筝笛、渔舟、荷花、桂花 ，等等。再者从二书所载周邦彦词来看，所录周词秩序大致相同，特别是增修笺注部分的差 别不大，是知《草堂诗余》增修笺注时，参考《详注周美成词片玉集》处极多。《草堂 诗余》与福建之关系，何可忽视哉？
总之，研究《草堂诗余》在南宋中后期成书的原因，可以略窥一代词坛风尚。南宋中后期 ，词坛尚酣熟，故出自民间书坊的《草堂诗余》不收姜吴词，并且明显地排斥豪放词；至于 《草堂诗余》的分类，既是受诗文分类影响的结果，又是当时节日文化高度发达的必然产物 ；它的增修笺注，既与词乐分离（诗词合流）的大趋势有关，又与江湖诗派崇晚唐有关；此外 ，福建文人特别是建安书林与《草堂诗余》的成书有直接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