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程[1]2003年在《从货币和制度的角度看西方世界的兴起》文中研究说明“西方世界的兴起有赖于制度的创新”，这一结论大致已为人们所接受。那么，又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制度创新本身呢?诺思和其他制度学派的学者似乎并未对此做出令人满意的回答。本文得出的核心结论是：美洲贵金属的持续供给是一把关键的钥匙，欧洲国家凭此开启了制度创新的大门。笔者希望通过这一补充把诺思教授等人所讲的“西方世界兴起”的故事叙述完整。全文的逻辑思路概括如下： 文章以美洲贵金属与欧洲制度变迁之间的关系作为切入点，重新阐述西方世界的兴起。通过“外生货币→制度变迁→经济增长”的基本分析模式，我们试图说明由于货币增长在当时引起了欧洲的制度变迁，故其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在长期中是非中性的。首先，笔者用相关资料和数据证明，前工业革命时期欧洲与其参照物中国之间并不存在显着的差异，双方在总体上势均力敌；这种均势主要体现在人口增长规模、人均GDP水平、市场运作状况、技术条件及所处之制度环境等方面。随后，由于偶然的地理大发现，大量的美洲贵金属开始涌入欧洲。这一外力推倒了制度变迁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并在欧洲引起了连锁反应：“价格革命”导致了财富的重新分配，并引起了阶级结构的变化；其中商人阶层凭借财力“脱颖而出”。由于王权政府在财政上依赖于商人阶层，故后者的地位开始攀升。商人阶层向国家政权内部不断渗透，使国家性质逐渐发生变化。其间，二者的利益日趋一致。他们的共同利益集中体现在“重商主义”的外贸政策中；该政策的实质是“对外掠夺产生财富，财富产生强权，强权保护掠夺成果”。重商主义外贸政策的推行产生了两个重要的后果：财富日益集中到大商人手中，以及代表商人阶层利益的政府日趋强大。美洲金银推动了欧洲的贸易，而贸易的发展对信贷产生了大量需求；一部分大商人手中积累的财富开始转化为银行资本；而雄厚的资本本身又保证了银行的信誉。集中的资本、良好的私人信誉及政府的保护叁者合力造就了一个有效的融资市场，以及一整套成熟的信用货币创造制度。有效的资本市场和成熟的货币制度保证了利率在长期中的下降趋势，并使借贷变得更为方便。在低利率的刺激下，不但投资总额激增，而且投资结构亦发生变化；那些需要大量固定资本投入和规模运作的产业兴起。主导部门企业规模的扩大和相应的技术需求最终促就了标志着欧洲“起飞”的现代工业革命。在制度变迁的渐进过程中，新增货币向新兴阶层集中的结果导致了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制度选择；而这种有效率的制度安排反过来又增强了新兴阶层的经济实力和他们影响制度的能力。非中性货币和非中性制度的这种相互作用导致制度的不断积累。当这种“积累效应”形成一定气候时，便可能促发像“光荣革命”和法国大革命那样的政治变革；并通过此等“基因突变”的方式使制度的优势进一步扩大。 本文的结论是：美洲贵金属的输入导致财富在各阶层的重新分配，从而推动了欧洲的制度变迁；其间，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制度安排通过正反馈机制得到了自我强化。与之相反，在中国由于缺少外力的冲击，没有出现利于经济增长的制度变迁。二者之间的经济差距也由此被逐渐拉大。包括诺思在内的西方主流往往将西方世界的兴起归结为内生原因；而本文要做的主要工作就是将货币外因引入，说明在一般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偶然性外力冲击往往成为制度选择的关键。在重要的历史时段，外生变量一旦构成了敏感的初始条件，制度均衡将被打破，历史规律的因果链条很可能就此改变方向。
李新鹏[2]2015年在《新制度经济学派的经济伦理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致力于经济学的科学化,经济学成为一门选择科学,同时也导致经济学脱离了道德伦理的基础,偏离了斯密预想的方向。斯密首先构建了道德哲学体系,然后是法理学,最后在道德哲学体系和法理学的基础上着就了伟大的《国富论》。新制度经济学派跨域边沁、穆勒和庇古的理性传统,而回归斯密的经验传统。新制度经济学派首先回答了现实世界中人和物的本质属性问题,然后分析了市场、组织、国家等治理方式的演化,并对各种治理方式进行了伦理评价,从而形成了一个经济和伦理并重的思想体系。新制度经济学派的经济伦理思想对中国的制度转型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新制度经济学派蕴含了丰富的经济伦理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是现实世界是一个动态变化的不确定性的世界,构成现实世界中的人是有限理性、具有机会主义倾向的人,物是具有资产专用性的物,由此决定了我们在获取利益过程中会面临很多障碍。二是现实世界中人和物的问题将使我们受到交易成本的约束,为了节约交易成本,进而形成了市场、组织、国家等各种治理方式,市场、组织、国家等不存在绝对的对立。叁是从交易成本的角度看,市场、组织、国家在交易成本的约束条件下都是有效率的,但历史上对市场的过度推崇而发展为相信自由市场、法律能解决所有经济问题,对理性的盲目夸大而相信政府干预能够实现宏伟的规划目标,对组织的传统偏见延续至今,其实组织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动力所在。四是自由市场与政府干预的伦理之争忽视了交易成本的存在,以至于认为市场能够反映所有价格和数量信息,反之则相信依靠政府的强大力量就能够削平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不能无限迷信市场的功能,政府也应从价格和数量的管制中摆脱出来,转而保障经济行为人的合约选择自由。五是制度变迁是一个动态演化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理性建构的过程,应强调适应性效率,关注经济演化的规则与经济运行中的制度成本：制度转型关键在于权利开放,首先要实现对精英的法治,然后逐步扩展到其他社会群体,权利开放是对国家的根本约束,而转型的核心就是权利的人际关系化向权利的非人际关系化转变。六是制度的伦理评价要遵循历史原则和非模式化原则,从历史原则看,发现即占有为权利的初始界定提供了伦理理由；从非模式化原则看,自由非强制的权利处置为利益的分配提供了伦理理由,由此判断资本主义私人产权制度具有正义性。
姜英梅[3]2011年在《中东金融体系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文中认为尽管自身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相比农业和工业部门,中东金融部门发展相对较好。近年来,中东金融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其与政治、宗教和经济的联系日渐紧密。与此同时,国内外对中东金融领域也日益关注。本论文是关于中东金融体系发展问题的尝试之作。论文以中东金融体系演变及演变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为研究起点,以新制度金融理论为基础,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概况和总结了地缘政治、石油美元、宗教、商业文化环境和金融全球化,这五大因素对中东金融体系发展的影响,并就如何建立完善的金融制度环境、确立中东金融未来发展方向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论文包括引言和八章内容。引言部分提出了“中东金融体系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理由及意义;梳理总结了国内外对中东金融发展相关问题的研究现状,并对其进行了相应的评述;简要介绍了论文的研究思路、基本逻辑、框架内容、研究方法和主要的创新之处等。第一章,中东金融体系发展概述。本章主要介绍了中东金融体系发展的脉络和变迁轨迹,按照时间顺序分成四个时段阐述不同时期的发展特点:1973年前是现代银行的兴起阶段,1973-1980s是中东金融体系雏形建立时期,1990s是中东金融体系逐步深化时期,2000年以来中东金融飞速发展时期。重点分析了中东金融体系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从对这些问题的提出以及对新制度经济(金融)学的解释,引伸到中东金融体系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也就是本文的核心部分——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角度分析影响中东金融体系发展的若干因素。因此,对中东金融发展脉络的梳理是探讨影响中东金融发展因素的逻辑起点。第二章,中东金融体系的地缘政治背景。该部分首先分析了石油与地缘政治关系,指出世界强国尤其是美国对中东石油财富的争夺是中东地区局势动荡的根本原因。论文接着分析了中东阿拉伯民族主义与泛伊斯兰主义的较量对伊斯兰银行的推动,以及西方“伊斯兰威胁论”对中东伊斯兰金融的诟病。“9·11”事件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金融反恐战对中东金融,尤其是对伊斯兰银行、慈善机构造成影响。最后,本文通过对中东地区主要战争及其经济影响的分析,得出只有在和平稳定的条件下才能实现经济金融可持续发展的论断。第叁章,石油美元对中东金融体系的推动作用。该部分首先分析了石油与中东经济的关系,指出中东国家经济对石油的依赖性是中东经济易于波动的主要原因,而石油价格的波动也与国际石油市场的金融化态势有很大关系。论文阐述了20世纪70-80年代和21世纪初的石油美元回流机制。通过分析,指出第一次石油美元回流促进了国际资本大流动和国际债务激增;新石油美元回流有助于全球金融体系稳定,但也可能助长资产泡沫。最后着重阐述了石油美元对中东金融发展的作用,指出石油美元促进阿拉伯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迅速发展,增加银行流动性导致信贷膨胀、催生了金融中心梦想,并实现了从石油资本到金融资本的转变。第四章,中东金融体系的伊斯兰特色。本章首先分析了伊斯兰经济和金融思想,指出伊斯兰金融是伊斯兰教与现代经济相结合的产物。其次论文分析了伊斯兰金融的兴起与发展,介绍了伊斯兰国家尤其是中东伊斯兰金融发展概况,指出伊斯兰金融的兴起和发展与伊斯兰复兴运动和石油美元息息相关。本章还对伊斯兰金融和传统金融进行比较,指出伊斯兰金融是对传统金融的补充形式。最后,论文阐述了伊斯兰金融与国内政治的关系,指出伊斯兰金融的发展程度与政府有很大关系,政府越支持,发展越顺利。第五章,中东地区特殊的商业文化环境。该部分分析了中东国家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社会文化和商业文化习俗、科技信息、市场竞争环境等因素对中东金融发展的影响。指出尽管中东国家公布并实施了许多改革计划,但是改革的结果还是有限的、分散的和没有成效的。中东国家商业环境中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缺乏活力与竞争力。从而导致经济相对封闭、外国投资进入困难、国际融资环境差、普通中小企业不容易获得信贷融资。因此,未来中东国家应着重加强对政治、法律、市场等制度环境的建设。第六章,金融全球化对中东金融体系的影响。该部分主要分析了金融全球化和自由化的实质、中东国家的金融自由化进程以及国际金融危机对中东金融的影响。指出金融全球化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基础,实际上是金融资本的全球化,其核心依然是垄断。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自由化是在发达国家主导下进行的,由于缺乏相应的制度支持,加大了金融风险并导致金融危机频发。中东国家的金融自由化包括货币政策改革、银行业改革和资本市场改革。由于采取了渐进式改革方式,因此金融风险相对较小。然而,金融全球化不存在任何经济绝缘体。国际金融危机虽然没有对中东国家金融体系造成破坏性影响,但也带来一定的冲击。第七章,新兴金融资产——主权财富基金。选择主权财富基金作为论文的案例,与金融危机以来国际社会对主权财富基金的高关注度有很大关系。本章首先分析了全球主权财富基金的发展概况和金融危机后的变化,指出主权财富基金是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新兴力量,其主权特性、跨境投资特点以及不透明的运作方式,使西方国家质疑其政治动机。实际上主权财富基金争论的实质在于国际金融主导权。这也是西方国家实施金融保护主义的根源所在。本章还分析了中东海合会国家主权财富基金的发展变化,指出主权财富基金实质上是从石油财富演变而成的金融资产。第八章,关于中东金融体系发展的若干思考。基于前述各章的分析,本文认为:中东国家的金融发展过程,实际上就是制度变迁以提高金融绩效的过程;中东金融发展是多种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结果,并且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其表现有所不同,不能笼统地说哪一种因素是主要因素,那一种是次要因素。中东金融中介并没有很好的发挥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一种结构性分离的特点。中东金融的发展方向可以概括为:金融变迁应以政府主导为主、市场需求为辅;金融部门应主动开放、适度自由、加强监管和保护;以地区整合应对全球化挑战和冲击,逐渐从边缘向中心靠拢,在国际新秩序中获得一席之地。
蔡宝刚[4]2003年在《经济现象的法律逻辑》文中认为本文旨在对马克思所揭示的经济现象的法律逻辑思想进行梳理和总结，从反思目前学界对马克思法律思想中法律反作用问题的认识不深和研究不够的现状出发，提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没有把握法律反作用的内在机理和理论基础，即没有把握马克思有关经济现象的法律逻辑的重要思想。力求突破人们对马克思法律思想研究的传统理路和模式，阐释经济发展中法律因素的巨大作用，超越传统的对马克思法律思想的本体论研究而从价值论的角度分析法律的反作用，使得对法律作用问题的认识既知其然又知道其所以然。首先从纵向勾勒马克思有关经济现象的法律逻辑思想从早期到晚年的发展历程，把握马克思这一思想的思维理路和发展线索；进而对马克思有关经济现象的法律逻辑的思想进行专题研究，从横断面上分析马克思如何论述财产关系的属性以及对财产关系具体权利结构解读，阐明财产关系是一种法权关系；系统地阐述作为经济关系载体的市民社会与法律调整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作为经济关系载体的市民社会离不开国家和法律的调整和控制；探讨马克思所分析的资本主义社会股份公司及其法律意义，公司组织的发展既促进了经济的巨大发展，也带来了一些弊端，为此需要国家法律的管理和调控；对马克思关于经济现象的法律逻辑的基本原理进行全面地总结和概括，阐发经济发展与法律发展之间的互动逻辑关系的一般原理；运用马克思有关经济现象的法律逻辑的理路来分析和解决现实生活中的经济建设和法治建设问题，结合与制度经济学学者诺思的理论的比较分析来进一步深化对马克思这一思想的理解；最后阐释马克思有关经济现象的法律逻辑思想的现实意义，充分发挥法律调整在知识经济与市场经济中重要推动作用。
魏跃军[5]2011年在《14世纪中叶—16世纪中叶西欧商品市场问题研究》文中认为近年来,关于西欧中世纪晚期至近代转型时期有关经济方面问题,倍受史学界和经济学界的关注。其中西欧中世纪晚期至近代转型时期间的商品市场发展问题研究,有必要进一步深入探讨。本文认为西欧商品市场是西欧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中的重要因素,是西欧从中世纪向近代社会过渡的经济引擎,它对西欧经济、社会、文化方面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也为西欧后来扩张世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4世纪中叶至16世纪中叶这两百多年时间是西欧社会发展的重要时期。因为从人类历史角度看,1500年前后正是“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的重大转折时期”。在这一时期里,西欧正在经历从封建社会开始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了1500年左右西欧形成了大西洋沿岸商品市场中心区,从此打开了西欧迈进近代社会的大门。可见,将这一时段作为研究西欧商品市场问题的时间背景具有重要学术意义。本文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以史实为依据,主要运用经济理论研究历史现象,运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方法分析14世纪中叶至16世纪中叶西欧商品市场有关问题。全文共分叁部分:第一部分为引言,主要阐述了选题目的、意义和研究对象,总结国内外学者对选题的研究状况,并阐明了本文研究思路和基本框架。第二部分是论文主体部分,共分五章,其中第一章客观分析了西欧商品市场发展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外在历史环境因素。第二章深入分析了西欧商品市场发展的商人市场主体、市场需求、金融创新以及市场运行机制本身的内在动力因素。第叁章主要考察了14世纪中叶至15世纪晚期和15世纪末期至16世纪中叶这两个时段里西欧商品市场和重要商业组织汉萨同盟发展的简要过程,阐述了西欧贵金属商品市场与通货膨胀现象。第四章阐述了西欧商品市场发展中形成的国际化、商品市场重心从地中海沿岸向大西洋沿岸空间转移以及商品市场制度性方面的主要特点。第五章阐述了西欧商品市场在推动西欧社会制度转型和文化转型以及启动西欧扩张世界的序幕方面的作用。第叁部分是结语,主要对西欧商品市场进行总体论述。本文将对研究中世纪至近代社会时期西欧经济社会问题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从现实意义上看,本研究成果将为解决当今中国社会转型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理论问题提供科学的历史依据,也为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商品市场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提供有重要价值的参考。
胡岳峰[6]2015年在《“银钱平行”与“银铜并行”清前期货币制度的理念与实践(1644-1795)》文中认为本文的核心内容：关注并研究了清前期中华帝国货币制度的核心理念及其实践,剖析呈现了此两者间的纠缠关系,并进一步阐述了其影响和意义所在。本文的关怀：“同情之理解,审慎之评价”该种制度。本文的意图：首先,在史实上抓大放小的弄清清前期货币制度的核心观念及其实际运行状况；其次,在前人研究成果上有所突破,从动态视角借助“市场过程”方法研究银钱比价的形成机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货币经济与文化思想、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通过“货币的毛细血管作用”阐述“平行”与“并行”不对等关系下货币制度的多重面向表现；最后,从理论方法上强调将专门史研究带回到历史学综合性研究框架脉络并统合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史研究的重要性,阐发从动态的分割流通层面而不仅是从静态均衡及供给总量层面研究货币问题的重要性。正文内容提要：首先,本文重“论”不重“述”的在详细对比分析前人论述异同、参考近人前沿性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详实的史料分析、论证了：在货币金融史的意义范畴内,清前期货币制度的核心是一种以理想上的银钱平行——实际上的银铜并行为代表的向近代白银核心型体系转变而不得的复本位制度。是并行而不是平行,是银(银两、银元)铜(铜钱)而不仅是银(银两)钱(制钱),是将之与西方同时期其它货币制度区分开来的关键点,也是我们进一步认识清前期货币体系实际运行状况的切入点。该制度以银一钱千的比值作为名义恒定值衡量部分物价及经济运行的平稳化程度,依托较为严格的制钱铸造、发行制度,通过制钱的外生供给间接锁定和控制白银存、流量,同时也作一定程度上的自身调节。京局和各省局铸造出来的制钱通过搭放兵饷、俸饷,灾赈,城工、河工等工程建设度支,充当地方政府经费,给付铸局炉头匠工伙食物料,通过设立钱牙,流经钱桌、钱铺(钱庄)、当铺、盐米杂货店等兑换方式注入不同层级的市场,同时通过财政税收制度调节白银和制钱的上下并行流通来支撑帝国的经济运行。而因“集体意向性”认可所存在的私钱、伪钱、旧钱及短陌制度、票据使用也在政策弹性允许范围内为该制度补充了新的“血液”。其次,“利不自予”、“柄不众操”即是清廷货币制度建设的理论立足点,前者对应的是“与民为便”,后者对应的是“君实制之”。此两者,在理想上互为表里,相互倚重,但在时人的具体理解和表述中则有所出入。对于货币制度应该怎么去设计、政策怎么去规定、维持,君主自己与自己、自己与其下官员、前代君主与下一代君主之间都有着不同理解。究其原因,或是出于对不同理念的侧重,或是出于对同一理念的不同理解。更为重要的是,在一种既定的货币制度体系下,在不触动制度本根的情况下,不同理念和不同政策的结合往往会使得预期理想与实际影响产生不同样式的偏差甚至有所背离,这都使得有清一代的货币制度在理念和实践双层面上呈现出多种矛盾。但也恰恰是这“一团矛盾”所提供的灵活的政策实践和货币经济思想的多元支撑了该制度在接下去百年的继续运行。再次,就银钱比价的形成和调节机制而言：将以一钱多点重量为基本稳定值而有所上下波动的实际制钱等同顺治一厘字重一钱钱同时和值银一厘挂钩,既解决了从计量到计数的不平衡,同时也参考了市场铜的时价。因此,银一钱千的比价是其来有自的。在清前期货币体系的实际运行中,存在的是以市场为主导的格雷欣法则(买方)和受政府政策制约(背后有“以民为本”的政治文化观念支撑)的逆格雷欣法则(卖方)这一双重现象,这样的情况使得白银和制钱即便是流通速度加快,市场比价和银钱比值差距拉大,也不可能出现一方被另一方完全排斥而将当时的复本位币制变为单本位的情况。正是由于清前期这样一种极其特殊但又有一定合理性的货币制度存在,使其丧失了任何走向市场调节及本身制度创新的可能性。在制度的实际运行中,政府既又不能取代市场操作,又无法独当一面,在为稳定银钱比价苦苦操劳的时候还得同时应对私铸私销问题,这样的情况是极为无奈的。本文在理论和事实双层面上证明了在当时既有货币制度条件下,不存在一种能够同时满足既不与现行法规冲突也不与既有制度矛盾且能同时稳定银钱比价、平复铜价和消除私铸私销的政策措施一一时人在此问题上“筹划尽善”、“永远遵行”的一切最美好理想在技术上全是空想。如果说我们在曾经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上多多少少还能找出一些可能性来,那么在货币制度上,我们几乎看不出其具备任何能走向近现代的可能性。不管“天朝”是崩溃于落后的军事还是被连接世界的“银线”所绊倒,货币制度的畸形及政策的失当无疑也当加入此诸因素的集合。货币制度一但定立,随着货币进入市场流通,其“毛细血管作用”便会遍及全身——这是一个动态过程而非一般均衡,绝无轻易改革之可能。改革,极有可能大乱(基于明中后期的事实)；不改,亦然大乱(基于晚清的事实)。货币制度问题中“改革”与“不改革”的历史悲哀莫大于此。就制度的具体实践而言：在当时的货币实践中存在多重不对等现象。“固定比价”是平行之“道”,但“银钱相权”为并行之“实”,此两者并非对等。比价为实、比值为虚,体现的是第一层次的虚实之间的不对等；出于经济考虑和出于政治考量对比而有所倾向所体现的是第二层次的不对等。“与民方便”是平行之“枝叶”,“关乎社稷”,乃并行之“本根”,此两者并非对等。此种非对等在第一层次上表现为“与民方便”与“于政府方便”衡量的不对等,在第二层次上表现为某些传统思想观念与市场经济发展而要求的新的政策思维和技术手段支撑的不对等。清前期货币制度的历史实践可以回应国家货币理论和市场理论间存在的争论：国家可以安排,但市场最终决定。国家和市场的契合与对立无时无刻不体现在货币政策的实践和货币的实际流通中,而关注“市场过程”和提出“货币的毛细血管作用”概念的意义就在于要利用历史学的研究打破简单的一般瓦尔拉斯均衡和干预-放任二元对立观念。清前期的物价波动问题不能单纯依靠货币数量论解释,而需将之置于货币制度的复杂性内涵和货币流通的动态过程中理解。货币实际流通的平面地域分割、垂直市场分割使得该时期的货币存(流)量不可通约合并计算。不同区域市场、不同市场层级内的货币流通速度分叉使得其对应的货币需求也在变动,以往“大数用银、小数用钱”的说法值得商榷,以往简单的货币数量论静态分析缺乏历史解释力,以往诸多学者对此的计量尝试缺乏从总量上来衡量市场经济发展程度的意义,更缺乏据此对比中西间经济发展差异的意义。是货币流通中结构上的质的区分而非量的差异导致了中西间经济发展的分流。最后,在理论反思意义上,本文提出：银铜并行本位制度下存在不完全“格雷欣法则”,加之以儒学“民本”观念为指导的货币制度实践,使得清前期的银铜并行复合本位制度绝无进化为银单本位制甚至更高形态的可能,同时市场经济的发展也使之极少有退化到铜单本位及更低形态的可能。这样的结果是国家理念与市场实践的结合,其适合于当时的社会实情,但也由此错失了和世界主流货币体系接轨的机会。我们虽然反对货币本位的线性进化史观,但就历史实际而论,中西货币制度间的“大分流”确实自此而始。该时期内,蒙代尔倡导的“共同货币”和哈耶克所提倡的“竞争货币”同时存在,且都降低了其各自行使领域内的经济交易成本,这是该类制度下特有的情况。但由于当时货币供给的内、外生性同时存在,户部无力严格调控货币供给,货币政策的理想预期与实际结果总有偏差,加之商品市场个体单位的有限理性、投机和信息不对称,伴随继之而来的分割性加剧、内外交杂的冲击震荡,这样的非均衡发展又终将有损于清帝国的经济体运转。
石越[7]2015年在《弗里德曼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弗里德曼是新一代芝加哥学派的领军人物,货币主义的主要倡导者。在新自由主义成为经济学主流的今天,货币主义作为新自由主义的一支在中国有很深刻的影响,而弗里德曼为自由主义经济学做辩护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是继门格尔和施穆勒的方法论之争以后最具代表性和争议性的经济学方法论,并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弗里德曼在西方经济学界的地位。本文从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角度切入,分析弗里德曼的方法论主张及其货币主义对其方法论的运用,可以从一个新的视角理解新自由主义,揭示以“实证”、“科学”自称的新自由主义的伪科学性。本文主要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是对弗里德曼方法论理论基础和渊源的探讨,按照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原则分别介绍了弗里德曼《方法论》的哲学基础——科学哲学、经济学基础——斯密以来的经济自由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来源——现象描述层面的“经验归纳法”和“逻辑演绎法”。第二部分是本文的核心内容,是对弗里德曼《实证经济学方法论》的详细解读和定性分析,通过分析,本文提炼出了弗里德曼方法论的基本论点：理论的目的在于预测,理论的检验标准也在于预测能力,假设条件的真实与否不能成为理论的检验标准；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弗里德曼的《方法论》为主流经济学带来的转向。第叁部分是本文的重要内容,重点分析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理论对其经济学方法论的应用程度,并得出结论：他的理论对其方法论的运用经历了从遵循到背离的过程,并且他的方法论最终被证明彻底走向了失败。第四部分是弗里德曼的方法论对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启示和借鉴,但这种借鉴要在明确主体和主义的前提下进行,因此这一部分首先分析了弗里德曼的主体和主义,随后指明了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主体和主义,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扬弃其个人主义、借鉴其经济计量方法的主张。本文在运用系统抽象法对弗里德曼的方法论进行研究过程中,对于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实证”和“抽象”进行了新的概念规定,将“实证”规定为现象描述,将“抽象”规定为“抽取”,这是本文主要的创新点。另外,本文对弗里德曼本人及其方法论在西方经济学历史和经济学方法论史上的地位给出了一个新的界定。
尹朝安[8]2002年在《现代化赶超中的制度创新：历史考察与理论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从英国工业革命发生以来，现代化赶超一直是后进国家发展的主题。在过去二百多年的时间里，先有美国、德国等后进国家成功实现赶超英国的样板，后有日本等国赶超先进欧美国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的范例，而大多数亚非拉发展中国家虽然尽力赶超，却没有实现既定的目标。成功的少，失败的多。目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时期，同时面临知识经济的挑战，深入探讨和借鉴世界各国现代化赶超成败的原因和经验，是非常必要的。 比较世界经济史的深入研究表明，制度创新是导致美国、德国及日本相对于英国后来居上的最重要因素。在东亚地区，受到日本近代以来现代化赶超成功范例的影响，许多东亚国家都把日本而非欧美发达国家工业化模式作为模仿、修改和适应并加以创新的学习对象。积极发挥跨国制度创新是众多后进国家现代化赶超战略成功，保持经济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但这一点却很少被现代化赶超的研究者所注意。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是技术创新比制度创新的重要性更容易被认识。 新制度经济学派主要代表人物诺斯等人成功运用案例分析方法分析了英国、荷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制度创新实践过程。对于东方等非西方国家的制度创新论述较少。关于对于二战以后兴起的现代化赶超战略的实施背景，过程以及在历史上的功过，学术界已有较多的论述。但是，还没有人从制度创新的角度对英国工业革命以来长时段世界范围内主要后进国家和地区实施的现代化赶超实践和有关理论进行全面系统的历史总结和理论解释，有关各后进国家现代化赶超理论和实践早已出现，英国工业革命开始的历史就是后进国家赶超先进国家的历史。为了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懂得不同文化因素是如何影响不同国家的制度创新和经济发展业绩的，更能准确地了解诺斯的结论对后进国家的制度改革和制度创新所进行的分析所应该具有的解释力，本文结合各国制度创新的历史背景，运用马克思主义有关理论来分析和解释具有不同文化背景下主要后进国家的制度形成和运行的制度经济学原理，将研究范围从当代追朔到19世纪各主要后进国家赶超英国的历程，探讨这些后进国家在不同或者相同文化背景下实施现代化赶超战略成功与失败中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导致不同的制度变迁过程和结果，找出其演变背后成败关键的制度性原因，对后进国家现代化赶超战略与实践进行制度分析。 由于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在大多数情况下具有一些非连续、间歇和持续时间长等的特点，因此本文不能像一般世界经济史教科书一样按照编年史的体例来撰写制度创新的历史，而是在第一、二、叁章中完成基本理论框架的建立之后，在第四到九章共六章的篇幅运用逻辑演绎的方法，分别叙述各主要后进国家在英国工业革命以来实施现代化赶超中制度创新的产生、发展、运行和演变情况。同时采取比较分析的方法把那些在世界经济史上比较重要的时段上产生的典型国家制度创新案例排列起来，分析比较他们的制度创新的历史来源、创新过程、创新主体、主要影响因素、背景、特点等等。最后一章通过叙述西方发达国家的制度再创新作为后进国家今后的挑战和新目标。所选择的全部制度创新成功与否的案例都是那些现代化赶超搞得比较成功或者不成功、在世界经济史具有重大影响和代表性的国家和地区。对于其他各洲没有重大影响和代表性的国家和地区故而舍去，这种研究方法并不影响本文有关制度创新范例选择的代表性和论述结论的有效性与合理性。 我国正处于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关键时期，中国的渐进式改革的第一阶段已经结束，目前已经进入属于“深水区”的第二阶段：在加入WTO之后到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之前的未来20年里，将是我国制度创新关键的时期，面临着许多十分复杂而重大的创新任务。在这里，我们所说的制度创新不仅是创造性的模仿，而且是一种以民族文化底蕴为背景的制度超越。本文以现代化赶超中的制度创新为题，在进行历史考察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分析，为我国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提供实例和理论支持，因此，既有理论价值，又有实际意义。
吴耀国[9]2015年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空间思想研究》文中指出当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的“空间转向”运动将“空间分析”的因素运用到社会批判理论之中,开启一场声势浩大的“空间批判”思潮。相对于传统的历史批判而言,“空间批判”带给人们的不仅仅是一场视觉冲击,还是一场思维方式的动迁。然而,“空间批判”在其理论源点的追溯上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即错认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中的空间“不在场”,这种认识论的缺陷限制了它的马克思主义视野,最终成为它在后现代资本主义多样性面前缺乏立场坚定性的症结。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中的空间构件与时间构件是辩证地存在着的,只不过历史唯物主义的光辉像月掩金星那样遮蔽了空间的色彩。在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框架中,如果说时间是对抗物化的利器,那么空间就是资本对抗时间的盾牌,时间与空间的辩证关系在这里表现为一种对抗性的权力关系,所以历史唯物主义一直以时间的优势来对抗空间,凸显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中的现代性反抗话语。《资本论》是这一反抗话语的集大成者,它用“规律”(时间)抵抗空间作为自己最为主要的逻辑轴线。马克思的空间批判贯穿这条逻辑轴线,具体表现在《资本论》写作的六册计划中。“六册计划”的第一册论述资本,其中第一篇就考察了商品、货币和资本。我们须要看到,马克思考察这些抽象的经济范畴时并没有将空间分析排除在外,恰恰相反,当马克思说“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的时候,他就将空间批判的逻辑起点定在了这里。马克思不打算谈论商品作为物与空间的自然关系,他从两个方面考察商品的空间性：其一是商品的使用价值。他将使用价值看作是空间中抽象的物化关系,这就意味着使用价值不过是空间经济关系的产物,这一点常常被它的自然属性所蒙蔽。其二是商品的价值。价值在质上就是一个空间化的概念,因为“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指涉的是一个同质化的空间范畴。价值在量上被空间所决定,因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总是一定空间范围内的平均劳动时间。商品交换催生货币,货币首先是空间地理和空间经济的产物,它履行着各种不同的空间职能。货币不仅作为财富形式而存在,还作为空间关系而存在,因此它会对自然空间、社会空间和精神空间产生深远的影响。马克思认为,充斥货币关系的空间是不自由的,自由的空间必须扬弃货币关系。商品与货币的资本化将空间批判推向了高潮。资本既把空间当做积累的手段,又把它当做抵抗时间的盾牌,而资本空间化和空间资本化则是资本这种攻守兼备的手段。空间成为资本易以为继重要因素,反映在意识形态领域,空间拜物教的谜就是资本货币拜物教的谜,只不过变得明显了,耀眼了。“六册计划”的第二、叁两册分别论述土地所有制和雇佣劳动,虽然马克思没有完成这部分内容,但是我们可以断定他的空间批判逻辑依然贯穿其中。如果我们急于看到他的空间批判从抽象阶段到具体阶段的飞跃,那么就得把关注的重心转移到第四、五、六册上来,因为这里分别论述了国家、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叁种具体的空间形式。事实上,城市空间也是《资本论》关注的具体空间形式之一。城市空间不仅是一个地理空间,还是一个社会化的空间,它承载着资本积累所带来的太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问题,这注定它成为社会运动的策源地。现代国家空间更多地带有一种文化政治学色彩,它体现为充满资本权力、政治秩序和制度认同的空间。国家空间是历史的,它的历史性表现为这种空间遭遇危机之后其文化政治制度的消解。马克思空间批判的最高形式是“世界市场”批判。世界市场是资本积累的最广阔空间,它容纳了全部的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形成了资本主导的同一的空间秩序。同时,世界市场也是资本空间化的限度,这意味着资本积累进程的终结。资本积累的危机最终导致世界市场的全面危机,这动摇了资本统治的合法性基础。至此,马克思完成了他的“空间批判”的逻辑体系。然而,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资本主义的存在证明资本主义的终结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因为资本积累在生产空间之外找到新的增长点。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者从金融资本和帝国主义对利润的垄断,非资本主义环境向资本主义体系的剩余价值输送,国际分工造成的利益不均衡分配等方面对现代性资本主义进行了马克思式的空间批判。而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更多地强调空间本身的文化政治因素,如“空间生产”是生产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是关于不平衡地理发展的唯物主义,后现代主义的空间是关乎后现代文化政治学的空间,是描述后现代地理学的空间,是表现微观政治权力的空间,是指向文化政治认同的空间等等。其中新马克思主义者如列斐伏尔、哈维、詹姆逊等人延续了马克思空间批判的逻辑思路和方法,而其他晚期马克思主义者虽然也自觉或不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释后现代社会中的空间问题,但在基本立场的表达上将自己湮没于后现代主义无中心的话语表达之中。结论是：《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不仅有空间分析的维度,也有空间批判的逻辑体系,其中空间分析批判的逻辑思路和方法不仅适合马克思的时代,也适合当前的时代。
牛凯龙[10]2009年在《基于历史视角的（货币）经济区研究》文中提出本文的研究对象是(货币)经济区以及基于(货币)经济区的人民币国际化战略与次序。本文研究的重点是如何创造更好的条件以促使人民币尽快登上国际经济舞台的中心,减少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不必要的反复和代价,促使其成为继英镑和美元之后的第叁个国际主导货币。为此,本文在对相关文献和理论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对历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货币)经济区发展史及其货币成果进行了深入考察,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人民币国际化战略构想。本文注重以史为鉴,强调以事实和数据为依据,尝试以一种全新视角重新审视全球主要经济区形成发展历程及其在主导国际货币形成中的决定作用,对主要(货币)经济区的成败经验进行总结,对中国经济区的形成条件与制约因素、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础与次序等进行综合研究,为中国经济区的构建以及人民币崛起为全球主导货币进行前导性战略研究。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1.在经济区形成过程中,处于中心地位的国家具有以下共同特点:一是具有超强的有效经济实力,经济总量和人均财富总量都很丰沛;二是具有领先的科技创新和技术优势;叁是具有显着的制度优势和超强的制度纠错能力;四是具有有利的地缘政治优势;五是要维持体系的开放性和竞争性;六是要有政治智慧和系统战略规划。2.国际主导货币的形成是一个曲折过程,既需要满足一定的经济政治条件,还需要重大历史事件创造历史契机,也需要做出系统规划和战略安排。基于历史视角,国际主导货币的崛起具有以下规律:一是主权货币在全球主导地位的形成需要依托一个强大的紧密经济区;二是货币主导地位与经济主导地位存在显着的不同步性,路径依赖的因素不容忽视;叁是主导货币地位形成的主要因素是综合经济实力,其中需求因素的影响大于供给因素。3.构建中国经济区应重点借鉴美国经济区“以内部统一大市场扩展”的成功经验,实施“一体两翼多环”的层次推进战略,坚持以“两岸四地”为中心的统一大市场为“体”,以构建内地统一大市场为战略支点稳步扩展,以东部沿海为中心由内而外向两侧延伸,向西构建中亚经济带,向南北构建西太平洋经济带,两翼既是中国能源的重要保障之一,也是中国大市场的扩展。中国经济区构建面临的外部环境较为复杂,尽管中国的相对优势日趋显着,但是一旦出现重大战略失误,优势将不复存在。4.“特里芬难题”是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演变的主要矛盾,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只能是信用本位制度,并通过国际主导货币的多元化解决“特里芬难题”,通过可置信的威胁破解历史上曾经出现的多元国际货币的“囚徒困境”。5.人民币成为国际主导货币应以构建紧密的中国经济区为基础,在战略上应始终坚持以内为主的稳步推进战略。以“内”为主具有双重含义,第一层指的是中国内部金融基础设施的完善,这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市场条件;第二层指得是人民币国际化必须以首先取得中国经济区内主导货币职能为基本策略。在国际化次序上,应坚持多重叁步走的协同推进,通过制度安排充分发挥人民币作为美元影子货币的国际共识,借助美元的历史地位登上国际主导货币的地位。
参考文献：
[1]. 从货币和制度的角度看西方世界的兴起[D]. 高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03
[2]. 新制度经济学派的经济伦理思想研究[D]. 李新鹏. 武汉大学. 2015
[3]. 中东金融体系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D]. 姜英梅. 中共中央党校. 2011
[4]. 经济现象的法律逻辑[D]. 蔡宝刚. 南京师范大学. 2003
[5]. 14世纪中叶—16世纪中叶西欧商品市场问题研究[D]. 魏跃军. 东北师范大学. 2011
[6]. “银钱平行”与“银铜并行”清前期货币制度的理念与实践(1644-1795)[D]. 胡岳峰. 华东师范大学. 2015
[7]. 弗里德曼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研究[D]. 石越. 中央民族大学. 2015
[8]. 现代化赶超中的制度创新：历史考察与理论分析[D]. 尹朝安.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02
[9]. 《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空间思想研究[D]. 吴耀国. 东南大学. 2015
[10]. 基于历史视角的（货币）经济区研究[D]. 牛凯龙. 天津财经大学. 2009
标签：经济体制改革论文; 弗里德曼论文; 货币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商品货币论文; 社会因素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社会经济学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货币制度论文; 制度文化论文; 理论体系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社会财富论文; 关系逻辑论文; 经济学论文; 经济论文; 制度创新论文; 法律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