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东南方言的“底层”研究（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言论文,底层论文,东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李方桂先生多次提出，“汉语与别的汉藏语系语言的比较研究”是“发展汉语上古音的一条大路”。周法高先生说得更具体：“就汉语而研究汉语总不容易跳出前人的圈子来。”(周法高1972)如果对汉藏诸语言能有所认识，“便可以扩大我们研究的领域，改进我们的看法，而使我们的方法更加细密，进一步可以上溯到原始汉语的阶段。”过了20年，1992年国际中国语言学会在新加坡成立，首任会长王士元在演讲中又提倡“研究多种非汉语”，并指出，“特别要注意它们和汉语方言的相互影响”。(王士元，1993)
究竟东南汉语方言是原住民改口说的并不地道的以少数民族语言为基础的“古南方方言”，或是吸收某些民族语言特点的汉语的新地变异？近些年来研究东南方言的学者颇有一些不同的看法。看来，在底层研究尚未深入进行的情况下，还不宜匆忙做出结论。无论如何，底层研究是值得提倡，应该加强的，待有了更多的了解之后，应该可以从方言结构体系的整体上做出科学的分析，也可以联系民族融合过程中的文化差异和互动去进行必要的论证。
一
已有的底层研究往往是从若干词汇入手的。此类研究是“初级阶段”，这种做法是无可厚非的。事实上也已经触及到问题的本质，使人们得到重要的启发。例如粤语、闽语地区的许多地名中带有“那、拿，六、禄，湳、畓、畲、輋”以及“凼、寮、坂、岽、潭、垌、垅”等字，这些地名显然是壮侗语族的先民在汉人南下之前就已命名，后来一直沿用下来的。有一批见诸多种东南方言的日常生活很常用的单音词，在古代汉语中找不到合适的对应字(俗称“有音无字”)，许多学者也从“古百越语”(今壮侗语)里找读音相近、语义相同的说法，不少已被人们普遍认可。例如：
“(粥)稠”，广州kyt[8]、kit[8]，泉州kap[8]，潮州k
k[8]；武鸣壮语kt，柳江壮语kk，临高话k
t[8]。
“松脱、滑落”，广州说l
t[7b]，梅州、厦门说lut[7]；龙州壮语lu
t[7]，版纳傣语lut[7]。
“嗜好”，广州
am[5]，泉州
am[5]；武鸣壮语am[5]，完全同音。
“想、思考”，广州音nam[4]，梅州
iam[3]；邕宁、柳江壮语nam[3]。
“傻”厦门音[6]，广州、梅州[6]；傣语o，黎语a。
“次(量词)”厦门pai[3]，梅州pai[3]；壮语、布依语、傣语均音pai[2]，相近。
“多”闽语读齐韵从母去声，建阳lai[6]，福州sα[6]，厦门tsue[6]均符合对应；通什黎语
ai[1]，彬桥壮语、芒市傣语lai[1]，可能同源。
“盖上”，闽语读为溪母勘韵去声(厦门)，亦可读入声，各点均能对齐：厦门k‘am[5]、k‘ap[7]，福州k‘ai[5]；与壮侗语可以对应：武鸣壮语kom[5]，傣语hm[5]，水语k
m[5]。
“(用热水)烫”，梅州说luk[8]，广州音lok[8]；武鸣壮语lok[8]，龙州壮语luk[8]，德宏傣语lok[8]。
“挖”，福州lεu[1]，温州lau[1]；侗语lu[1]的音义也很相近。
“吮吸”，福州s
[7]，厦门su[7]，广州
k[7]；侗语sot[9]、
ut[9]，武鸣壮语θut[7]，泰语sut[7]。
“泡沫”，闽语读音对应：福州p‘uo[8]，厦门p‘e[8]；多数傣语音pok[9]或pok[7]，读音相近。
此外，闽语里还有不少说法和壮侗语的一些点音义也似有对应关系，很值得深入研究。以闽南话为例：
“填(坑)”，闽南说t‘un[6]，傣语马关t‘εn[4]，元江t‘εn[5]，芒市t‘m[1]，景洪t‘n[1]。
“计算”，闽南说t‘ak[8]，芒市傣语说tak[8]。
“洗(衣)”，闽南说lak[8]，水语说lak[7]，武鸣壮语、傣语sak[8]，龙州壮语ak[8]，布依语sa[8]。(壮侗语之间l—s有对应关系)
“喝”，闽南说lim[1]，临高壮语说lum[4]，佯僙rom[4]，巴哈布央语ram[45]。
“下陷”，闽南说lam[5]，“烂泥田”说“畓田”，因为有音无字，《十五音》造了这个俗字。傣语多有类似说法：芒市lan[5]，景洪lum[5]，金平、马关lum[5]。
“死”，闽南有戏谑说法tai[3]，壮、傣、水语都说tai[1]，侗语说ti[1]，苗瑶语中巴哼话说tei[6]，勉语说tai[6]，都似有对应关系。
“成束的稻草”，闽南说ts‘au[3]ha[2]，后者有音无字，也用作量词。武鸣壮语茅草说ha[2]，龙州ka[2]，布依语
a[2]，泰语k‘a[2]，也可能成对应。
“手脚结的茧”，闽南说lan[1](粤语也说lan[5])，读音相近见于邕宁壮语nen[55](意义疙瘩)，都读为平调。
“少量舀取”，闽南说ta[7]，在西双版纳和德宏傣语、泰语、傣雅语非常一致地说tak[7]，但不一定舀得少，这是闽语借用壮侗语无疑。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汉语方言的核心词，虽然也可以在古汉语韵书和典籍上查出音切、义注和用例，经过与少数民族语言的比较，也可以确认这些词来自南方民族语言。例如潘悟云、陈忠敏的《释“侬”》(1995)一文，经过详细论证之后，指出：“侬是古代广泛分布于江南的方言词，既有‘人’义，也用来自称。在现代的吴、闽、徽、赣、粤诸方言中还有它的分布。”“侬可能就是古百越语词，意义为族称和自称。古代百越人在接受汉语的同时，把他们自己语言中用于族称和自称的no保留下来，成了这些方言中‘人’义和第一人称的方言词。”关于这一点，就闽方言的情况还可以做一些补充：除闽北方言称人为“人”之外，现代闽语还普遍称人为“侬”，而且普遍用来指第一人称。如说“侬唔去，硬叫侬去”(人家我不去，硬叫我去)。在闽南话里不少地方复数人称代词还说“我侬、汝侬、伊侬”，和吴方言旧时的“三侬”之说毫无二致。与“侬”相类似，闽语里还有另一个用得很普遍的“囝”。《集韵》收了这个字，注音是“九件切”，和各地读音都很贴合：闽南话ki
[3]，闽东话kia[3]，闽北话kyai[3]，海南话kia[3]。义注“闽人呼儿为囝”也十分准确。大多数闽方言这个“囝”已经虚化，如说“椅囝、刀囝、猴囝”。很难设想，这么重要的核心词在上古汉语中毫无踪迹，突然从闽地创造出来，并且用得这么广泛和频繁。最大的可能就是从古百越语借用的。罗杰瑞和梅祖麟(1974)早就指出这是古代南方方言从南亚语借用的。根据考古学、民族学的研究成果，闽台地区相近的文化可以追溯到三四千年之前，这一带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可以肯定是南岛文化。和闽语的“囝”音义相同的说法可以在孟高棉语族里找到。(李如龙，2005)
诸如此类的核心词还有一些，只见与东南方言，未见于早期文献和官话方言区，都在多种南方少数民族语言里可以找到音义相当的常用词，有些词虽然古时的韵书有过记载，是因为这些底层词在当时的东南方言已经很常用，所以收进了韵书。例如：
“骹”闽语音k‘a[1]，指脚又指腿。是很常用又构词能力强的核心词。壮语音ka[1]、k‘a[1]，傣语xa[1]，黎语ha[1]，水语qa[1]。《集韵》收了此字，口交切，注：胫骨近足细处。在古今汉语里普遍常用的是“足”和“脚”，如果是上古汉语传下来的，何以用例极少，而那么多南方民族语却“不约而同”地借用了这个指马的“近足细处”的汉语词呢？这个说法若不是汉台语的同源词，便是闽语向壮侗语借用的底层词。
“娓”，客家人普遍呼母曰me[1]，俗写为“娓”，音同“尾”。在壮语和傣语普遍称母为me[6]，一般构拟原始壮侗语都写作*me[c]或*mi[c]、*bi[c]。看来，从母亲的语言称母，是合乎情理的，这是客方言向壮侗语借用的确证。娭(
)则是汉人按其传统观念所定的社会称谓。
东南方言同壮侗等民族语言接触已有二千年历史。有些底层词由于广泛运用也可能进入了古时的通语。这类词既然是反映最重要概念的核心词，也可能就是汉语和壮侗语早期就有的同源词。总之，多做此类基本词的比较是非常必要的。这种语料多起来了，对我们判断古今汉语、南北方言与南方诸民族语的各种关系将会发挥很大的作用。
二
关于先喉塞音声母问题。李方桂先生(1977)根据一些壮侗语b、d声母字分布在阴调类的事实，把原始侗台语的这类声母拟为*b、*d。陈忠敏(1995)对汉语东南方言与壮侗语的先喉塞音问题，概括了如下的论点：先喉塞音在东南方言中集中表现在唇音和舌尖音两类，分布在吴、闽、粤、湘诸方言；从发音方法上有保留b、d的，有弱化为浊音(m、n、v、l)和清音的；除帮端两类外还见于见母，读为
。现代的侗台语，四个语支的多数方言都有先喉塞音声母。b、d为多，有的还有，没有b、d声母的语言(如侗语)，与之相对应的也是m-、l-等通音。汉语东南方言的这些表现，显然是壮侗语留下的底层现象。这已经成了学者们普遍认可的定论。这里想补充说明几点：
1.先喉塞音在闽方言中远不是只表现在海南闽语的b、d两种典型的发音上，在闽南本土，尤其是厦门话里也有系列的表现，其类型是变读为无喉塞的浊音。例如：
“八”表示“认识”，“曾经”之意(李如龙1996)，在各地闽南话多读为p-，泉州pat[7]，潮州pak[7]，但在厦门说bat[7]。
“摆”，动量词(如上文所述，可能是壮侗语底层词)，泉州、潮州音pai[3]，厦门音mi[3]。
“要、意欲”本字未明，闽南俗写作“卜”，福州音pu[7]，泉州音bo[7]，厦门音be[7]，漳州音bue[7]。
“缚”，表示“包圆买下”。泉州音pau[8]，厦门音mu[8]。
“反”，左手说“反手”，漳州音pi[3]ts‘iu[3]，厦门音bai[3]ts‘iu[3]。
“掇”，推拿的“拿”闽南话说掇，泉州音l[7]，厦门音le[7]。用手把轻物拿起也用这个词。
“条”，用于纸条(指长条形的纸)、椅条(长凳)，泉州、厦门音liau[2]。
“边”，用于“临边”，意为“立刻”，厦门音liam[2]m
[1]。
“双手搬动重物”本字未明，泉州话ka[2]，厦门音ia[2]。
“用手轻举长条物”本字未明，泉州话ka[8]，厦门音ia[8]。
“锦”，泉州、漳州音kim[3]，厦门音im[3]。
“夹”，用于“夹菜”，泉州、厦门音ue[7]。
“夹”，用作名词、动词都是ue[8]。
2.在闽北方言，先喉塞的痕迹不但在帮(并)端(定)见(群)有表现，在精母也有。从今读的类型说，在石陂、建阳分别读为b、
、d、l、dz、、
等，多为浊音，在建瓯多读为清音p、
、x等，也有一些字读为l。在声调上往往和来自非先喉塞的同类清声母有别。这些字也就是有名的闽北“清音浊变”的现象。这些字从调类上说平上去入都有；从词性说，名、动、形都有。用先喉塞的浊音底层来说明是最确切的了。兹按声类列举音义最明确的例字如下：
帮(非)崩
飞 反补(～衣) 痱(～子)发 迫(窄)
石陂bai[2]ye[2]pai[3] pyo[3]
py[5]
buai[3] ba[3]
建阳uai[2b]
ye[2b]
uai[3] i[3]py[5] i[3] a[2b]
建瓯pai[3]yε[3]
pai[3] pi[3]
py[5]
puε[3] pa[3]
端(知)
担(动词)
单(～身汉)
赌 转 躲 戴(动词)
石陂da[3]
tuai[1]du[3]
tei[3] □tu[1] tuai[5]
建阳la[2b] luei[2b]
lo[3]
lyei[3] ly[3] le[6]～帽
lue[5]～手表，～孝
建瓯ta[8]
tui[3] tu[3]
tyi[3]
ty[3] tuε[3]
精 焦(干)增(粥稀) 簪 
(味淡)早 醉 荐(草垫)
石陂diau[2]dzai[2]dzai[3]tsia[3]
dz[3]dzy[5]dzui[5]
建阳li[1] li[2b] la[2b] lia[3]lau[3]
ly[2b]ly[2b]
建瓯tiau[3](tsai[3]) tsa[3] tsai[3]
tsau[3] tsy[3]tsy[3]
公
见(1) 高 菇饥 稿(稻草)狗 (通水管) 羁(拴) 割 蕨(老～)铰(剪)
石陂 [2] u[2]
ye[3]
(秆) u[3]
ai[3] ai[2] uai[3]
ye[3]ou[1](剪)
建阳 au[2b] o[2b]
kye[1] (秆) hu[3] ai[3]
kai[1] k[7]ye[2b]
o[1] kau[1]
建瓯 au[1]u[3] kyε[3] [3]
e[3] ai[3]
kai[3] uai[3] yε[3][1] kau[8]
见(2)
嫁
教(～书) 救(～命)
肝
秆裹(～粽)桔 韭
石陂 ka[5] kau[5]kiu[5] xuai[1] kuai[3] x[3] xi[7] xiu[3]
建阳 xa[5] kau[5]xi[5] xuei[1] kuei[3]
(包) xi[7] xiu[3]
建瓯 xa[5] xau[1]xiau[5]xui[1]
kui[3]
xo[5] xi[7] xiu[3]
对照闽北的这类情形，回头看看闽南，也可以找到一些旁证：
“迹”，单用意为痕迹，也用于方位指代词“即迹(这里)、许迹(那里)”。泉州厦门音lia[7]。
“爪”，骹爪、爪牙都说liau[3]，泉漳厦同音。(以上是精母)
“锅”，闽语铁锅说鼎，但陶锅、铝锅仍说锅。泉州音[1]，厦门音e[1]，漳州音ue[1]。
“顾”，单说表示袒护。泉州、厦门同音[5]。
“今”，仅见于惠安话，“今暗”说im[1]am[5]。(以上是见母)
关于闽北方言的“清声母浊化”，罗杰瑞曾有过原始闽方言的另一类声母的拟测，后来，王福堂在《中国语文》发表了《原始闽语中的清弱化声母和相关的“第九调”》一文，认为是受吴方言的影响而表现为上古音层次和中古音层次的叠置。现在看来，吴语也有先喉塞音的痕迹，闽北与吴语区毗连，说是受吴方言影响也并不错，然而，何以闽南也有而且海南还有更加充分的直接表现？这是吴语的影响难以解释的。看来，用壮侗语的底层来解释，才是一步到位地抓到了根本。至于闽北的见母字分为两类，在清音化的建瓯一类读零声母，一类读x，显然是读x的先清化，读为原调，而读为零声母的是后来才清化的，即→h/→，声调上还保留着一个小尾巴。从这点出发，可以看出陈忠敏(1995)一文最后所根据的东南方言先喉塞音声母与壮侗语有别的特点提出的“在汉语南方方言里，先喉塞音对声调不起分化作用”这个说法是不全面的。在闽北，先喉塞音弱化为浊音之后，曾引起了声调的转移。
再讨论关于精组字读t、t‘及相关问题。
麦耘(1997)在《中国语言学报》发表了《中古精组字在粤语诸次方言的不同读法及其历史涵义》一文，认为珠江三角洲以西的粤方言中有不少把一些精、清母字读为t、t‘，从心邪等母读为θ或的现象，和壮侗语的同类表现形成对应，应该是早期原住粤西、桂东的“汉化与未汉化而以汉语为第二语言的当地人的口音”。现代壮侗语的塞擦音普遍都不发达(尤其是送气的ts‘)，黎语通什话和壮语的不少方言至今都还没有塞擦音声母。在借用汉语词时，壮语用s对应精组字和章组的擦音字(如心sim[1]，书sa[1]，城si[2])，用对应知庄章组的其他字和精组的细音字(如车i[1]，中u[5]，茶a[2]，装ai[1]，砖in[1]，井i[3]，象i[6])；傣语则精庄章不分，塞擦音读ts，擦音读s。李方桂先生在构拟原始台语时把t、t‘、d
与s、z处理为互补的关系。麦耘认为原始壮侗语应有一套tθ、tθ‘、θ声母，后来变为ts、ts‘、，再后来又变为t、t‘、。
精组字读为塞音，在壮侗语牵涉到古音拟测，在汉语东南方言还分布在赣语和闽语，并且牵连到透定母读为擦音的问题，确实是东南方言的壮侗语底层研究的重要题目。
壮侗语不少方言没有塞擦音，即使有也是送气音缺位，苗瑶语则有多套塞擦音，王辅世《苗语古音构拟》就列了五组34个塞擦音。但是张琨先生在《原始苗语的声母》一文中说过：“并非所有苗语的塞擦音声母在原始苗语都是塞擦音。就像我们所见到的，有的是后随*r或*l的塞音的反映形式。另一些又是来源于后随*j的舌根塞音。”看来，许多现在有的塞擦音是后起的，所以吴安其的《汉藏语同源研究》(2002)所构拟的原始侗台语和原始藏缅语都只有s，没有ts、ts‘。并且认为“原始汉藏语无塞擦音”(P302)。看来，塞擦音在古今汉藏语的来龙去脉还值得进一步探讨。
在东南方言，精清母字读为t、t‘，集中表现在海南闽语和武夷山两侧的赣语和闽语，这些方言里还连带着把透定母字读为h声母。闽方言普遍是从母混精、庄章归精、澄归定，因此在海南闽语读为t、t‘的还包括了一部分章、从、澄等声母字，而清、昌等声母字因为变读为s(和许多壮侗语一样，看来也是一种底层现象)，所以没有参加这种对应。例如：
左 朱 罪 纸 醉 早 枣 走 杂 砖 准
作
粽
海口 to[3] tu[1] tui[1] tua[3] tui[5] ta[3] tau[3] tau[3] tap[8] tui[1] tun[3] tk[7] ta[5]
琼海 to[3] tu[1] tui[6] tua[3] tui[5] ta[3] tau[3] tau[3] ta[8] tui[1] tun[3] to[7] ta[5]
桃 腿 啼 台 跳
头 潭 炭 脱 糖 听 桶 虫
海口 ho[2] hui[3] hi[2] ha[2]
hiau[5] hau[2] ham[2] hua[5] hut[7] ho[2] hia[1] ha[3] ha[2]
琼海 xo[2] xui[3] xi[2] xai[2] xiau[5] xau[2] xam[2] xua[5] xut[7] xo[2] xia[1] xa[3] xa[2]
在赣语区，只有宜黄、乐安、南丰等少数点把精、庄母读为t。例如宜黄：租tu[1]，楚t‘u[3]，灾tai[1]，早tu[3]，债tai[5]，而更多的点都把清从母字和一些初崇母字读为t‘声母，洪音居多，有的点也有细音字。下例中，南城、建宁是赣东典型老赣语，反映比较完整。另有桂东的蒙山县西河镇说的是客家话，也有同样的反映，附在这里介绍，也可以说明客赣关系的一种表现：
坐
叉蔡 财草巢 餐擦 切
前
南城 t‘[1] t‘a[1] t‘ai[5]
t‘ai[2]
t‘ou[3] t‘au[2] t‘an[1]
t‘ai[7] t‘iε[7] t‘ian[2]
建宁 t‘[3] t‘a[1] t‘ai[5]
t‘ai[2]
t‘au[3] t‘au[2] t‘an[1]
t‘ai[7] ts‘iet[7] ts‘ien[2]
西河 t‘[1] t‘a[1] t‘i[6] t‘i[2] t‘au[3] t‘au[2] t‘an[1]
t‘at[7] t‘ian[1] t‘ien[2]
邵武 t‘o[6] t‘a[1] t‘ai[5]
t‘ai[2]
t‘au[3] t‘au[2] ts‘an[1] t‘ai[7] t‘ien[1] t‘ien[2]
透定母读为h声母在老赣语区是与清从等母字读t‘相呼应的，另有赣中的吉水只有透定读h而没有清从读t‘，上述西河客话则有清从读t‘而无透定读h。例如：
台
袋
桃 头 豆淡腿
炭
蛋大
南城 hai[2] h
y[6] hou[2] hiεu[2]hiεu[6]
han[1] hy[3] han[5] han[6]hai[6]
建宁 hai[2]
hei[6]
hau[2] hu[2] hu[6] ham[6]
hei[3]han[5] han[6]hai[6]
吉水 hi[2] hi[6] hau[2] hεu[2] hεu[6]
han[1] hi[3] han[2] t‘an[6] hai[6]
在闽北的武夷山东侧，从邵武、泰宁到崇安、建阳也有比较完整的反映，以邵武、泰宁和建阳为例：
拖
吞 托袋 潭 草 葱错 贼
族
邵武 xai[1]
xon[1] xo[7] xoi[5] xn[7] t‘au[3] t‘u[1]t‘o[5] t‘[7] t‘u[6]
泰宁 hai[1]
hun[1] ho[3] hai[6] h[5]t‘o[3] t‘u[1]t‘o[5] t‘oi[5]
t‘u[7]
建阳 hue[1] hu[1] h[7]
lui[6] la[2] t‘au[3] t‘o[1] t‘[5] t‘e[8] lo[8]
何大安在《论赣方言》一文(1986)中曾注意到清从读t‘和透定读h是“互相关联”的，但这是否底层现象，他“暂时存疑”。
现在把帮端等读先喉塞，精清等读t、t‘和透定读h这些相关的问题合并起来讨论其分布特征、表现的性质及发生的年代(所属的历史层次)。
这三种东南方言声母上的重要特点最集中、最充分地表现在海南闽语之中，其次是赣东和闽北方言，三者都涉及了：在粤语的表现是：帮端和精清作伴，在赣语则多为清从和透定同行。在吴方言只有帮端的读法有表现。从整体上看，三者确实是互相关联的。
为什么说这三种特征是东南方言中的壮侗语底层呢？最主要的理由是这些表现仅见于古百越人(壮侗语诸民族)的原住地上形成的东南方言，而未见诸官话区。辛世彪的文章(2002)曾提到关中方言也有些点把精清也读为t、t‘，但那只见于细音字，明显是tsi、ts‘i由于i的影响把擦音s挤掉的结果。其次，就壮侗语方面看，“多数语言有一套带先喉塞音声母b-和d-，个别语言还有
-和-，但逐渐趋向简化和消失”(马学良主编，2003)。就和东南方言关系最深的壮傣语支的情况看，壮语没有ts、ts‘声母(s实际读音为θ和)，布依语和傣语只有ts、s，没有ts‘，壮语和布依语只有h(或x)没有t‘和k‘。可以想像，壮侗语支的先民学习汉语时可能就是用t，t‘代替ts，ts‘(精清)，用h代替th(透定)的。实际上本文未列入讨论的还有东南方言中的赣、客、粤、湘诸方言广泛存在的溪母读为h(合口字又变为f)，乃至滂母字读为h(见诸闽北建阳)或f(见诸海南闽语)，应该也是和壮侗语的这个声母格局相关联的底层现象。第三，就东南方言的内部语音结构系统看，这些变异并非语音系统之内的有关条件所造成的，也不是词汇、语法现象的反映，用语言接触的“底层”现象来解释是最合理的了。
为什么会出现各地方言的不一致表现呢？例如在海南闽语和西片粤语是精清读为t、t‘，在多数赣语和闽北闽语则是清从读为t‘，而透定读为h，在粤语则没有表现。壮侗诸语言的声母对照表给了我们最大的启发。上文已经提到，壮语没有ts、ts‘，只有、θ，没有s；在布依语和傣语先有了ts，还没有ts‘，水语的ts‘只用于汉语借词。可见，壮侗诸语言的舌尖塞擦音是后起的(可能就是受汉语影响而产生的)，就产生的顺序说，先有s，后有ts，最后才有ts‘。可见东南方言中的不同表现是分层次的，原封不动地保留b-、d-和精清读t，t‘，透定读h，乃至溪群母字读h和滂并母字读h或f是最早、最完整留存下来的底层；精母字不读t，只有清、从母字读t‘，是在壮侗语出现了ts声母后才移借过来的。
为什么这些现象会集中、全面地表现在海南闽语和闽北闽语呢？在东南方言中，闽方言就目前的状态说是和上古汉语关系最深的，有许多“前广韵”的特点，这是学界公认的。而海南孤悬海上，闽人上岛是在操壮傣语的临高人之后，开始时人数一定不如临高人多。几百年间海南人的闽语和临高人的临高语共处，相互间的接触和影响比其他地方更多，这是很容易理解的。闽北原是闽越人的老根据地(武夷山下发掘的大规模的汉城可以为证)，后来越人迁走了，汉人入住了，到了宋代曾一度繁荣，后来没落成了闭塞的山区，与外界往来极少，保存许多早期形成的语言现象，也是情理中的事。
那么，这些“底层”现象究竟形成于什么年代呢？既然认定为“底层”现象，总的说来应是南下汉人与百越族原住民融合的早年留下来的现象。这些现象一旦出现之后，虽然也会有整合和变化，但由于汉族的文化上的优势，总的说来，总是逐渐地汉化——纳入汉语演变的轨道，逐渐减少原住民语言的异质特征。同时，在考察有关语言现象的历史层次的时候，还应该参考语言演变的历史过程来定位，也要联系社会历史背景的事实来考虑。不同的现象可能有先后，从这些现象的分布有时也可以得到分析历史层次的启发。
帮端等声母字读为先喉塞音，既然在壮侗语的四个语支都有广泛的分布，在东南方言中，吴、闽、粤、湘都有表现，这应该是汉语和壮侗语广泛接触、长期影响的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底层现象又是逐渐消磨着，变得越来越少。
帮端的先喉塞音既然还有广泛的表现，就不会是中古之后才形成的。辛世彪(2002)曾根据闽粤语的先喉塞音只配阴调而认定“此现象是发生在浊音清化之后，即北宋以后引起的链式反应”。现在看来，这个推论不妥。第一，闽北的先喉塞音也有出现在阳调类的(已如上述)，即使是只出现在阴调类，也可以做相反的理解：当浊音未清化，阴阳调类尚未分化的时候它就出现了，汉语的浊音字清化了，它们并未清化，于是就在原调类呆下去。
有些汉语方言浊音清化后，不论原来是清是浊一概还读为原调类(阴调类)，与此是同理的。很早就研究先喉塞的日本学者平田昌司(1983-84)说过：“汉越语反映三等重纽的区别，其借用年代在于唐代。因此，我们可以相信，唐代已经有些南方方言把帮端母读为缩气音。”这一推论是很有道理的。
精组读为t、t‘，麦耘(1997)和辛世彪(2002)也认为是北宋浊音清化之后发生的。他们的重要依据是，从邪和定母清化之后并没有跟其他清化的浊音走，而是继续读为不送气清音。这一点和另外的一个问题是相联系的：究竟精清读为t、t‘和透定读为h是壮侗语原生面貌或是从塞擦音ts，ts‘变过来的。麦耘推测壮侗语的精清母字是从另一个塞擦音tθ、tθ‘变来的，但是看来在更早的原始壮侗语应该是没有塞擦音，只有t、t‘的。壮语至今没有ts、ts‘，布依语至今没有ts‘，水语的ts‘也只用于汉语词的对音，这就是有力的证明。如果壮侗语的ts、ts‘是受汉语影响而来的，(注：关于壮侗语受汉语的影响，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问题。戴庆厦(1990)说，“古越人使用的语言不会是汉藏语言，而是与印尼语有关的南岛语系语言。后来这种语言长时间地，大面积地受到汉语的影响而发生了巨变以逐渐形成为今日的壮侗语。壮侗语与汉语的关系，可以视为有亲属关系，因为语言影响已导致语言的质变，而与影响的语言有机地形成亲缘关系。”)那么，ts、ts‘的出现应比b、d的存在更晚一个时期，这样，ts、ts‘读为t、t‘就正好是稍后于b、d的影响出现的。这时沿着原有的塞音模式，又吸收了汉语的清化的ts、ts‘的结构特点，用t、t‘来代替ts、ts‘也便很好理解了。既然精清的读为塞音和帮端保留先喉塞音或略加改造，去掉先喉塞保留其浊音，二者之间就有着一个阶段的时间差。在保留浊音上也具有了不同的性质。在赣东和闽北正是客赣系方言送气音大发展的浪潮上，精母已经没有t的读法，清从一概读为ts‘，也就顺理成章了。至于与此相连带的透定读为h，显然是一种推拉链作用的结果，因为清从母字和透定母字都不少，没有这样的推移，同音字就太多了。
可见，从壮侗诸语言的现实语音结构和这些底层现象的分布和社会历史情况来看，这些底层现象应该是上古到中古之间形成的，其中有先有后。帮端的先喉塞在先，其后是精清读t、t‘，再后是透定的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