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与区域产业集聚：理论模型与中国经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模型论文,资本论文,区域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文图分类号］F04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6X(2013)02－0086－14
一、引言
不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产业在不同地区集聚都成了当今经济空间布局中最显著的特征。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了产业集聚的地区差异呢？传统的贸易理论和新经济地理理论都试图加以解释，学者们不仅从地区要素禀赋、市场潜力、基础设施、对外贸易、知识溢出、契约制度等角度进行了考察，也尝试以社会资本来解释产业集聚的地区差异。但目前大多数关于社会资本对产业集聚影响的讨论还停留在定性的逻辑分析上。虽然尹希果运用2000年中国30个省份(除西藏外)的横截面数据实证分析了社会资本对产业集聚的影响，但没有深入研究社会资本影响产业集聚的微观机理。[1]
由福山等人发展起来的社会资本理论指出，社会资本是一种以社会参与网络为载体，以信任、合作、规范、文化认同为核心，具有社会结构资源性质，有助于参与者以更加有效的共同行动追求共同目标的无形资本。[2]自社会资本理论被引入经济学研究以来，不少学者将社会资本作为一种类似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劳动力的要素引入生产函数，以解释社会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过，社会资本更多是作为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间接影响经济增长，而不像物质资本和劳动力一样直接进入生产函数。而且，作为以信任、合作、规范、文化认同为核心的社会网络，在不同的地区间具有差异，这种差异会对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的投入产出效率产生影响，进而引起产业空间的非均衡分布，最终导致不同地区经济增长的差异。因而，针对我国具有相似区位条件、要素禀赋、政策制度的地区(如福建和浙江、苏南和苏北等)呈现明显的产业集聚差异现象，从社会资本差异的角度进行剖析具有较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文以新经济地理的相关理论为基础，构建理论模型考察社会资本对产业集聚的影响。与既有的研究相比，本文试图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拓展：首先，通过将社会资本理论与资本创造模型(CC模型)相结合，探讨社会资本差异影响产业集聚的微观机制，从而为经验研究提供理论基础。①其次，考虑到社会资本不仅影响产业集聚，而且也反过来内生于地区产业集聚程度，因而，与尹希果等人的实证研究不同，本文在扩大样本容量的前提下使用TSLS回归法，通过借用工具变量控制了产业集聚对社会资本的影响，进而有效地克服了内生性问题。
本文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相关文献述评；第三部分构建理论模型，探讨社会资本影响产业集聚的微观机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经验假说；第四部分是构建计量模型并对相关指标、数据进行说明；第五部分是计量检验和解释；最后一部分对全文进行总结。
二、相关文献回顾
20世纪90年代，克鲁格曼(Krugman)等人开创了新经济地理学，将空间因素纳入一般均衡理论的分析框架，研究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规律，以解释现实中存在的不同规模、不同形式生产的空间集中机制。该理论认为，在交易成本和规模报酬递增相互作用的不断强化下，即使没有任何差异的两个区域也能形成“中心—外围”的产业格局。[3]最近，浦格(Puga)在回顾现有文献的基础上，进一步将产业集聚的原因归结为设施共享、供应者共享、个体专业化利益共享、劳动力池共享、劳动力更有效地匹配以及学习效应六类。[4]
应用新经济地理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国产业集聚以及区域差距问题也积累了不少文献。路江涌和陶志刚通过考察中国区域工业集聚发现，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不断向东南沿海集聚，而且集聚程度持续上升。[5]金和奈普(Kim and Knapp)认为，中国经济活动呈现出“东部中心、西部外围”格局的主要原因是沿海地区优越的区位条件和良好的基础设施。[6]高(Gao)则指出，FDI和国际贸易在促进中国制造业向沿海地区集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7]与上述文献主要研究地理位置、基础设施和市场规模等物化因素对产业集聚的影响不同，一些文献也考察了制度和政策对产业集聚的影响。黄玖立和李坤望指出，地方保护显著影响了中国制造业空间集聚。[8]金煜等人的实证研究表明，除了经济地理、新经济地理等因素以外，减少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以及适当的政策倾斜也是导致产业集聚的重要原因。[9]梁琦和吴俊、王永进等人则分别在新经济地理学框架下分析了上下级行政区的财政转移、契约制度差异对产业集聚的不同影响。[10][11]另外，尹虹潘在非充分就业下多要素流动的分析框架内探讨了地区政府干预对区域发展路径和产业布局的影响。[12]李杰、邓慧慧和孙久文分别分析了改革开放的先动优势、贸易自由化对我国东部沿海产业集聚的影响。[13][14]张萃则进一步论证了“二重开放”与我国制造业区域集聚之间的内在联系。[15]
随着社会资本理论在经济学研究中的深化，部分学者开始探讨社会资本与产业集聚之间的内在联系。稣贝然和韦伯(Soubeyran and Weber)在经济社会系统中引入竞合概念，考察了经济社会溢出效应对企业区位选择以及经济区域形成的影响。[16]坎(Kan)实证检验了社会资本对居民流动性的影响，发现社会资本阻碍了居民远距离流动，进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产业集聚。不过，他所强调的是狭义的社会资本，与本文所分析的一般性社会资本存在差异。[17]格莱瑟和瑞利克(Glaeser and Redlick)则发现社会资本与地区移民、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关系。[18]虞大鹏和陈秉钊以同济大学周边建筑设计产业集群为例，分析了社会资本在知识型产业集群中的重要作用，他们认为，社会资本是可以提高社会效率的共享资源或者“生态环境”，也是一种氛围。[19]尹希果从马歇尔外部性以及新经济地理产业集聚理论出发，就社会资本(个人之间的关系、社会规范、信用等)有利于促成协调和合作、降低交易费用、加强企业间知识外溢、吸引人才和企业集聚等方面解释了社会资本与产业集聚之间的关系，并采用中国2000年的截面数据实证检验了各地区信任指数对地区工业集聚水平的影响，发现我国各地区的信任指数(社会资本)对地区工业集聚具有非常显著的促进作用，但遗憾的是尹希果没有建立相应的理论模型，在实证中样本太少且没有考虑社会资本与产业集聚间的内生性问题。[1]吴光芸和李建华则考察了以信任、合作、规范、网络及文化认同等形式存在的社会资本同强调信任、网络、分工合作的产业集聚的内在契合性，发现这种内在契合性使得社会资本与产业集聚之间能够形成良好的互动。[20]
综上所述，目前考察社会资本与产业集聚内在关系的文献多为定性的逻辑推理，尚缺乏深入的微观机理研究和定量分析。本研究将在上述文献基础上尝试对该问题进行初步探索。
三、理论分析
(二)长期均衡条件及社会资本对工业空间分布的影响
然后，我们根据资本价值与资本创造成本相等的条件确定长期均衡时的总资本存量，即：
即
在式(14)的取值范围内，东部地区社会资本越丰富，工业部门越向东部地区集聚。反之，则工业部门随着社会资本指数的增大而呈现扩散。
进一步地，若＝1/2，也即本文的假设(除了社会资本存在差异以外，东西两地完全对称)，此时：
(三)社会资本对长期均衡稳定性的影响
根据式(7)、式(11)，我们可以描绘出nn曲线和EE曲线。nn曲线由式(7)给出，EE曲线由式(11)给出。而且，nn曲线和EE曲线均为线性的。
图1 长期均衡及其稳定性分析
由式(16)可知，完全集聚的突破点和维持点并不受社会资本指数比率的影响，笔者认为这与本文将社会资本作为外生变量而不是内生变量引入有关。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命题2：当社会资本差异作为外生变量引入CC模型时，社会资本指数比率的变化影响EE曲线的形状，进而影响长期工业分布均衡格局。社会资本越充裕的地区，工业集聚程度越高。工业完全集聚的突破点和维持点重合，而且与社会资本指数比率无关。
由命题1和命题2，我们不难得到如下经验假说：
经验假说：社会资本丰富的地区产业集聚程度高。
四、计量模型与数据说明
(一)计量模型
本文的理论分析证明了社会资本在一般情形下有利于产业集聚，尹希果的初步实证研究也支持上述结论。[1]但是影响产业集聚的因素很多，现有文献分别从经济地理、新经济地理、政治制度因素等多方面对产业(尤其是制造业)集聚进行了分析，都得到了经验支持。因而，在考察社会资本对产业集聚的影响时，还需要控制住其他变量的影响。具体而言，笔者采用如下方程进行计量估计：
(二)内生性问题及工具变量选择
吴光芸和李建华认为，社会资本和产业集聚之间存在互动关系，充裕的社会资本有利于产业集聚，适宜的产业集聚能够提升社会资本。[20]因而，社会资本与地区产业集聚之间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⑩而变量的内生性将导致估计结果有偏差。为了克服社会资本的内生性问题，我们必须寻找合适的工具变量。而合适的工具变量必须满足外生性以及与内生变量具有相关性两个要求。根据现有文献的经验，笔者使用三大改造前中国私营经济比重(IV1)和2004年我国各地区自愿无偿献血率(IV2)作为社会资本的工具变量，并采用多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TSLS)进行估计。徐现祥和李郁使用三大改造前中国私营经济比重作为各地区社会基础设施的工具变量。他们认为，中国当今的制度变迁与建国初期曾实行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有内在联系，私营工商业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各省区在历史上曾拥有的经济发展软环境。[22]王永进等人则将三大改造前中国私营经济比重和1999年市场化指数作为契约制度的工具变量。进一步地，他们运用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对上述两个工具变量按照工具变量选择的标准进行了检验，发现其符合工具变量选择的基本要求。[11]虽然社会资本与契约制度、社会基础设施不完全相同，但作为包含契约制度的经济发展软环境，笔者仍认为选择上述工具变量具有合理性。通过相关系数检验，三大改造前中国私营经济比重(IV1)、2004年我国各地区自愿无偿献血率(IV2)与工业集聚程度(
)的相关性分别不到0.2和0.003，表现为较低的相关性，但与内生变量(
)的相关系数分别接近0.7和0.45，具有较高的相关性，基本符合工具变量的要求。
(三)指标选择、度量及数据说明
1.产业集聚程度。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笔者借鉴尹希果以及王永进等人的做法，将地区k行业i的产值占k地区所有行业总产值的比重作为衡量该地区该行业集聚程度的指标。即：
2.社会资本水平。社会资本水平是一个很难度量的指标，现有文献主要从社会学的角度考察微观层面的社会资本，许贵阳从经济学的角度初探了企业社会资本的估算方法。[23]但很少有文献测度宏观区域层面的社会资本，尹希果用信任指数代替社会资本水平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仍有值得推敲的余地。[1]笔者认为，从社会资本的内容来看，信任、合作、网络与文化认同更多地与非正式制度相关，而规范则在一定程度上更接近于正式制度。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两者对于经济活动都有重要影响。因而，结合数据的可得性，笔者尝试将区域社会资本水平定义为信任指数与区域规范指数的加权和，即：
式中，λ为信任指数在社会资本中的权重，由于信任指数、区域规范指数对社会资本影响程度究竟孰轻孰重难有定论，因而其取值采用主观赋权法，通过咨询专家加以确定。以专家的意见为基础，结合估计的稳定性考虑，本文λ分别取0.4，0.5，0.6进行检验。
为各省(市)的信任度指数(11)，原始数据来自张维迎和柯荣住的论文；[24]
代表区域规范指数，原始数据取自世界银行集团的《2008年中国营商环境报告》。(12)[25]
3.市场潜力。新经济地理学认为，企业更倾向于集聚在市场潜力较大的区域。而某一省区所拥有的市场潜力是与相邻省份市场规模的空间加权值，具体计算公式为：
4.人力资本。一个地区人力资本水平越高，新进入的企业就越容易招聘到所需的专业人才，较高的人力资本又意味着较低的R&D成本，企业获得的创新收益也越大。同时，人力资本又具有很强的流动性和外部性，因而人力资本水平的衡量比较困难。本文采用明瑟方程的简化形式计算人力资本潜力指数：
计算中可得的信任指数和规范指数数据非常有限，而且前者为2000年调查所得数据，后者为2008年调查所得数据。不过，由于信任水平和规范程度都相对稳定，我们可以近似地将其看作2004年中两变量的值。因而，其他的变量均取2004年数据。其中，各省的政府财政支出、出口商品产值、各省区总人数、铁路和公路里程数数据均来自2004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各省区普通高等学校教师人数来自2004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各省份城市的距离、省区面积数据来自物流中国网；各地区各行业的总产值、从业人数、企业数、科技活动人员数、国有资本、总资本、出口交货值数据来自2004年《中国经济普查数据》；(14)工具变量数据中，三大改造前的私营工业所占比重数据来自于《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2004年各地区自愿无偿献血率数据为国家卫生部医政司血液处权威发布。
五、计量估计结果
(一)OLS回归结果
笔者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给出初步的估计结果。为了考察估计结果的稳健性，笔者在回归方程中逐渐加入了一系列控制变量，其结果见表1。
考虑到截面数据的异方差问题，笔者采用怀特稳健标准差得到估计系数的t统计值。社会资本和行业社会资本密度交互项(SC×Q)的回归系数符号为正且显著。虽然随着笔者逐步加入控制变量，其t值有所下降，但符号始终为正，而且都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社会资本越丰富的地区，社会资本密集度高的产业集聚程度越高。另外，笔者还发现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与行业国有资本比重交互项(gov×soe)的系数为正且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这表明国有资本比重高的行业其集聚与政府的高度干预有关，这与已有不考虑行业特性而笼统讨论政府干预经济与产业集聚负相关的研究结论不同。最后，直辖市和东部地区这两个反映区位条件的虚拟变量以及市场潜力、对外贸易对产业集聚的影响与已有研究一致。有趣的是，笔者还发现社会资本和行业社会资本密度交互项平方项前的系数为负，这与学者们认为社会资本与产业集聚存在非线性关系的直觉一致，但该结果并不显著。
(二)工具变量TSLS估计结果
表2表明了引入工具变量后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估计的结果。识别不足检验(under identification test)、弱识别检验(weak identification test)和过度识别检验(over identification test)的结果表明本文选取的工具变量有效。与表1的回归结果比较，我们发现：
1.在采用工具变量控制社会资本内生性之后，地区社会资本水平与行业社会资本密度交互项的系数估计值和显著性都大幅提高，并且在笔者逐步加入控制变量之后，该系数仍然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这一方面说明产业集聚变量的内生性使得最小二乘估计产生向下偏倚，从而低估了社会资本对产业集聚的促进作用，因此笔者使用工具变量进行估计很有必要；另一方面也说明社会资本是影响产业集聚的重要解释变量。
2.除了社会资本和行业社会资本密度交互项平方项不显著以外，其他所有变量都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值得注意的是，人力资本潜力指数与行业科技活动密度交互项(HCS×kjryr)对工业集聚的作用为负且相对于表1变得显著和稳定，这可能与本文人力资本潜力计算时选择每万人高校教师数量作为度量指标以及没有计算我国中西部地区省份劳动力向东部主要制造业省份转移的影响有关。同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我国高度集聚的制造业主要是技术含量比较低的劳动密集型、加工型产业的现实，这些产业对高级人力资本的需要较少。另外，直辖市(city)虚拟变量在7个回归方程中都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这表明由于经济功能的不同，北京、天津、上海和重庆更多地发展服务性经济而非制造业经济，这与近年来上述地区强调总部经济是高度吻合的。
3.出于稳健性考虑，笔者还根据社会资本中信任指数与规范指数之间不同的权重组合，以及调整后的人力资本潜力指数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社会资本对产业集聚的影响十分显著且相当稳定。
六、结论和政策含义
本文从区位条件、自然禀赋等都相似的地区却有着巨大产业发展差异的现象出发，结合新经济地理学中的资本创造模型(CC模型)和社会资本理论，构建了一个社会资本与产业集聚的理论模型。模型表明，在一般条件下，两个其他条件完全相似的地区中，社会资本越丰富的地区产业集聚程度越高，在贸易自由化达到某一临界点之后，产业将完全集聚于社会资本丰富的地区。进一步地，笔者构建了社会资本与产业集聚的计量经济学模型，运用2004年30个省(市)26个制造业行业的相关数据进行了回归检验。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异方差以及内生性的影响之后，笔者发现社会资本对产业集聚有着显著且稳健的影响。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初步探讨了社会资本影响产业集聚的微观机理，并通过更加科学的方法和更多的样本数据对社会资本与产业集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但本文仍然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在构建理论模型时将社会资本作为外生变量引入，仅探讨了社会资本对产业集聚的作用机理，而未能进一步思考产业集聚如何影响社会资本的积累；二是由于信任指数和规范指数数据的限制，本文仅进行了截面回归。
尽管如此，本文的研究结果仍具有明显的政策含义。已有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论证了我国产业不平衡布局的原因，并从多个角度对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提出了相应的建议。笔者认为，当务之急是培育中西部自身的发展能力，因为忽视中西部地区自身的原因将无法真正实现中西部地区的持续发展。蔡昉认为，如果中西部地区不能建立起自我发展激励机制将始终无法避免陷入“梅佐乔诺陷阱。”(15)[26]本文的结论表明，努力提升中西部地区的社会资本，促进中西部地区产业集聚，进而推动增长极城市的发展，是建立中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的重要途径。虽然福山认为政府并没有太多显而易见的手段用来创造社会资本，[27]但我国政府尤其是中西部地区政府仍可以通过普及信用教育、鼓励民间合作组织的发展、有效提供必需的公共物品，特别是通过提高政府效率、保护财产权利和公共安全间接地促进社会资本的创造，从而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缩小区域差距。
感谢匿名评审人提出的修改建议，笔者已做了相应修改，本文文责自负。
［收稿日期］2012－12－10
注释：
①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在CC模型中引入社会资本时，仅将其当作外生变量引入，也就是说，只考虑了社会资本对产业集聚的影响，而没有考虑产业集聚对社会资本的影响。事实上，社会资本与产业集聚存在互动关系，若将社会资本定义为
的形式则更为理想，但这会使模型计算非常复杂，因而简化起见，本文理论模型暂不考虑这种互动影响。
②这是本文的关键假设，与CC模型不同的是，笔者认为两个地区之间存在资本创造效率的差异，为了简化起见，笔者假定资本创造的边际劳动投入
，也就是说社会资本指数越高的地区资本创造边际劳动投入越低，效率越高。这一假设主要基于社会资本(信任、合作、规范、网络及文化认同)作为地区经济发展的“生态环境”将影响各要素投入产出效率的共识。同样，为了简化的目的，笔者主要考虑社会资本对资本创造效率的影响，而忽略了对农产品和工业品生产率的影响。这样的处理主要基于资本创造相对于农产品、工业品生产更依赖于信任、合作、社会网络等，或者说社会资本密集度高的行业对社会资本的依赖程度更高。这一点从“温州财团”、“浙江标会”、“邵阳现象”等可以看出。
③资本折旧部分为
④β的经济含义为长期均衡时资本的净收益率与经济总支出的比率，这里主要用于简化表达式。
⑤具体推导可向笔者索取。其中，用到了等式
。
⑥当＝1/2时，由式(14)可得
，但根据参数μ和σ的含义可知
，故得到该结果。
⑦当然，还有
＜1的情形，但由于对称性，故在进行图形分析时只考虑≥1的情形。
⑧这里只针对≥1所对应的各条EE曲线。
⑨一般而言，不同行业由于不完全契约程度的差异而对社会资本的依赖程度也会存在差异，契约不完全程度越高，对社会资本的依赖程度也就越高，即该行业社会资本密度越高。根据王永进等人的经验，本文使用行业不完全契约程度数据作为行业社会资本密度的度量指标。[11]
⑩制度(规范)变量的内生性问题在关于制度和经济绩效的文献中得到广泛关注，而社会资本是一个包含规范的更大的概念，因而其与经济绩效之间也应该存在内生性问题。另外，本文通过汉森(Hausman)检验，发现内生性问题的确存在。
(11)信任指数的计算采用尹希果的方法，将各地区信任指数看为一个存量指标，Trust为各地区信任指数比上全国各地区信任指数的简单加权和。
(12)该报告从开办企业、登记物权、获取信贷以及强制执行合同四方面报告了各省(西藏除外)省会城市以及各直辖市的企业经营成本。报告收集采用相同的标准条件假设，收集过程透明且易于复制，数据具有较高的可靠性和可比性。而且，这与社会资本作为经济活动的“生态环境”的本质具有一致性，能较好地代表社会资本中“规范”的内容。规范指数的计算方法为，将开办企业、登记物权、获取信贷以及强制执行合同成本进行简单算术平均，然后取其倒数。另外，为了数据的齐整性，本文的分析不包括西藏地区。
(13)新经济地理学认为，一地运输成本的降低并不一定导致产业集聚，这取决于交通条件改善对产业集聚力和扩散力的比较。不过，由于该变量(采用铁路和公路密度加以衡量)与市场潜力变量高度线性相关，模型最终没有包含该变量。
(14)根据ISIC产业分类法以及为了与王永进等人提供的行业不完全契约程度数据一致，笔者选择了两位数制造业中的26个行业(部分进行合并和重新归类)，具体为食品制造业、农副产品加工业、饮料制造业、烟草制品业、纺织业、服装鞋帽业、皮革皮毛制造业、木材加工制品业、家具制造业、造纸和纸制品业、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工业化学药品、其他化学品、石油产品、石油和煤杂项产品、橡胶制品、塑料产品、其他非金属矿产品、钢铁产业、有色金属产业、金属制品工业、非发电机机械、发电机器机械、运输设备、专业科学测试设备、其他制造业。
(15)“梅佐乔诺陷阱”是指在中央政府对落后地区给予高度重视、大量转移支付和资金投入下，促成了这些地区与其资源禀赋不相适应的经济增长方式和产业结构，导致就业不充分、收入分配不均等，虽然在一段时间里得益于投资因素，获得了一定的经济增长，看上去与其他地区的差距在缩小，但是，最终这个经济趋同的趋势并未得以持续，最终又回到了原来轨道上的现象。意大利南北方和德国东西部之间，地区差距迄今继续存在，被称为欧洲的“两个梅佐乔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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