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诗文的走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文论文,走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79(2001)02-0044-08
宋南渡偏安江左，文化重心移居东南。此一格局延至元代。元朝文化政策不力，未能从根本上扭转这种局面。清儒全祖望说：“有元立国，无可称者，惟学术尚未替，上虽贱之，下自趋之，是则濂、洛之沾溉者宏也。”[1]（卷首《序录》）指的就是这一情形。黄百家亦云：“十七史以来，止有儒林。至《宋史》别立道学一门，在儒林之前，以处周、程、张、邵、朱、张及程、朱门人数人，以示隆也。先遗献曰，周、程诸子道德虽隆，以视孔子，则犹然在弟子之列，入之儒林，正为允当。今无故而出之为道学，在周、程未必加重，而于大一统之义乖矣。”[1]（卷2《泰山学案》）元儒编纂《宋史》，别立道学门，用意正在于绪承宋代学术。黄宗羲撰《宋元学案》，将宋儒、元儒贯通于各学脉之内，也是照顾了宋元学术沿承未替的史实。元学术乖违大一统之义，适埋下导致元代短命的最深层病根，故其影响及于元运终始。元末东南文人的活动就是在这样的学术文化背景下展开。
元末变乱，东南尤甚，交通阻隔，文化交流中绝。朱元璋盘踞金陵，四出攘夺，攻城掠地，虽行安抚，亦云惊心，直至定鼎南京，各地域文人来附之前，东南文坛格局呈地域群落分布，主要有五：张士诚据有吴中及太湖流域，恩威并施，儒学文章之士如“吴中四杰”辈，自危不安，依违委曲，不得超拔，惟诗酒酬唱，苟活而已；方国珍负海隅，横突浙中，暴殄侵夺，匪氛嚣张，文人学士不得安生，智力之士如刘基、章溢辈拥兵自重，力保一村一寨平安，而沉潜之士如宋濂辈则遁迹山林，风花雪月，修道礼佛，以永天年；陈友定称制闽中，一方平安赖之，文士如“闽中十子”得其优礼，可谓殊遇，然足迹不出山海之间，抚花弄草，清浅小唱，终不成大雅之音；岭南处岭海之间，虽偶遭当地匪盗及陈友谅部流寇南下侵扰，但较其它地域而言，则相对平静，文学之士如“南园五先生”虽足不涉岭北，然优游山水，亦自得其乐；江右山陵之地，匪盗丛生，加之陈友谅所部流寇出没其间，骚扰尤剧。然其地民风淳朴，儒学文章之士讲学其间，雍容不迫，礼乐之声不绝如缕，时亦诗文唱和，活跃于吉安、南昌一线者，以刘崧为之倡导，而有“七诗友”“十才子”之目。这五个地域文人群落的活动，合成了明代诗文开篇的前奏。
一 亡国之音与正始之声
元末东南文人呈地域群落分布的格局，决定了明初文人来附明主，必然是群落归附。明主定鼎南京，敞开仕进之门，各地文人经历了一番迟疑之后，终觉恩威难拒，不可远身沉潜，而纷纷来附，呈现出一种群落归附的现象。这确实是罕见的盛况，然亦带来了隐忧，引起一系列不可避免的问题。这些问题有：（一）明初文坛沿元末旧习，多绮弱哀怨、纤细清浅的亡国之音，与开国气象显然不合；（二）各地域文人云集京城，故习未改，意气相使，互相排抑，难以在短时间内形成雍容和洽的士风，而这样的风习是明主极其渴望的；（三）为矫正这样的文风和士风，明主煞费经营，一方面与文学侍臣诗文唱和，评诗论文，制造表面的文学侍从盛况，另一方面则大兴冤狱，对来附的绝大多数文人进行打击钳制。其结果是，亡国之音喑哑，而正始之声未宏。
故而，洪武初文坛仍以东南文人群落为主体，文风绪承元末旧习，总体特征是绮弱哀怨、纤细清浅，乃亡国之音遗响。如“吴中四杰”之首高启，其诗文绮丽多怨，有去阙之思；浙中刘基的诗文狷介多思，偶有郁闷不安；宋濂的诗文醇而酸迂，又杂神怪异术；“闽中十子”之首林鸿身居庙堂，而发山林之想；“南园五先生”孙蕡、黄哲辈的诗文奇异幽深，情思多流于不经。此一实况，后人有所论列。唐元荐说：“本朝之诗，洪武初高季迪、袁可潜一变元风，首开大雅，卓尔冠矣。二公而下，又有林子羽、刘子高、孙炎、孙蕡、黄玄之、杨孟载辈羽翼之。近日好高论者曰‘沿习元体’，其失也瞽。又曰‘国初无诗’，其失也聋。一代之文，曷可诬哉！”[2]（卷54“胡唐论诗”条）唐氏此说应区分看待，谓高、袁辈首开大雅，若就明初君臣诗文唱和而言，则与史实相仿佛；谓一变元风，则为夸饰之辞。总的来说，洪武初的文风未能一反元末遗习。
这样的文坛景况，朱元璋是不能宽容的。明初文治的一项有力措施就是抑制这种文风，手法有二：一是政治高压与打击，当时吴中、浙中、闽中、岭南等地域影响较大的文人群落均不同程度地受到来自政治的抑制。吴中如高启，初以才高为朱元璋赏识，但他的诗文却不称圣怀，并因此招致横祸。传说高启以题《宫女诗》贾祸。（注：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3“高启”条对此考辨说：“孝陵猜忌，情或有之，然集中又有题《画犬》一诗……此则不类明初掖庭事。二诗或是刺庚申君而作，好事者因之附会也。”朱说可备参考。此亦说明，高启以文字贾祸不一定是由于具体的哪首诗文，而是他那种让朱元璋不能宽容的绮弱哀怨的文风。）《明史》卷285《高启传》也说：“启尝赋诗，有所讽刺，帝嗛之未发也。”洪武七年，终因替苏州知府魏观修改府治作上梁文，连坐腰斩。高启的死或许有更复杂原因，而文风不称圣怀却是最直接的。另外三人也先后遭受政治迫害，杨基死于劳役，张羽畏罪投江，徐贲瘐死狱中。这说明朱元璋对吴中文人的打击是残酷的。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吴中文风一蹶不振。此外浙中文人有刘基被排抑死，宋濂于流放途中劳顿死。“南园五先生”中，孙蕡坐蓝玉党案死，黄哲坐法死，赵介以家累被逮，死于赴京途中。如此，这两个地域的文风也受到裁抑。闽中文人归明后，在政治上没什么影响，随着林鸿落落归闽，加上其文风肤弱清浅，因而局限一隅，未引起文坛的重视。[3]（甲集“刘崧”条）惟独江右文人及其文风深得朱元璋的喜爱，未遭受厄运。此是一个特例，详情留待后论。
另一手法是倡导一种新文风。虽然这种新文风将怎样，朱元璋和他的文臣们未必清楚；但一些基本的认识是明确的，那就必定是新的，而不是沿元末之旧，又能体现盛国气象，有助于推行文治。具体的做法又有数端：
朱元璋御制诗文，与臣下唱和，敷衍成一种文学侍御盛况。宫廷宴饮、祭祀仪式、奉献瑞物以及君臣郊游，多有诗文唱和。如洪武二年冬十月十日，膏露降于乾清宫后苑苍松上，皇帝敕令中官折视禁林诸臣。第二天，皇帝御外朝，左丞相李善长帅群臣称贺，君臣皆有题咏。[4]（卷1《膏露颂》）又次月二十二日，皇帝御外朝，召翰林学士宋濂、侍讲学士危素、詹同等七人列坐左右，命进馔，赐黄封酒饮之。酒终，皇帝御制翰墨，赋诗一章，复缀小序于篇首，命群臣各以诗进。危素诗以民瘼为言，皇帝览之大悦。后以危素言，集其诗为卷，而以题辞嘱宋濂。[4]（卷6《应制冬日诗序》）再如，洪武五年六月，句容张观之园获双实同蒂瓜，礼部尚书陶凯捧瑞瓜上，皇帝和宋濂等文学侍臣各赋《嘉瓜赞》《嘉瓜颂》，极尽“美盛德之形容”。[5]（卷16《嘉瓜赞序》）[4]（卷1《嘉瓜颂》）同年十一月，祭祀朱元璋父仁祖淳皇帝，礼部尚书陶凯、工部尚书黄肃、工部侍郎牛谅、晋府参军熊鼎、磨勘司令吴云、兵部侍郎刘崧、工部主事周子谅、秘书监丞陶谊、晋府录事张孟谦、吴府录事吴从善，都说幸际熙明，与于执笾豆之列，不可无篇什以纪成，昭示万世，遂以唐诗“星临万户动，月旁九霄多”为韵，各赋诗一章，而嘱宋濂序之。[4]（卷6《郊庆成诗序》）类似盛况还有很多见载于史部、集部文献，足见其声势之隆。这种创制有非常明确的动机和目的，那就是企盼用一种典雅的文风来冲淡文坛绮弱哀怨的元季余响，直至将其扫除干净。所以开国君臣在诗文唱和时，都明言要敷成圣德，感念万世。如文臣之首宋濂说：“盖唐虞在上，无小无大，孰不精白一心，以承明德，况于文学法从之臣、职在献替者乎？”[4]（卷6《应制冬日诗序》）又说：“圣天子在上，廓清四海，化呻吟为讴歌，所以有斯乐尔。帝力所被，如天开日明，万物熙熙，皆有春意。”[4]（卷6《春日赏海棠花诗序》）此外，朱元璋还在多种场合表明自己的文学观点，又评诗论文，以倡导一种新的文学风尚。
他要求群臣践行笃实简明的文风。刑部主事茹太素以五事上言，书凡一万七千字。朱元璋命人诵之，至六千三百七十字，乃有才能之士、迂儒俗吏云云，而未见五事实迹，又诵至一万六千五百字后，方有五事实迹，五事之字仅五百有零。朱元璋有感于此，而创制建言格式，云：“朕厌听烦文……故立上书陈言之法，以示天下。若官民有言者，许陈实事，不许繁文。若过式者问之。”[5]（卷15《建言格式序》）他还提倡为文要本乎道德修行，尤其文学侍臣当如此，谓凡侍左右，必慎容仪，致礼节。若言于上，则阐先圣之威德、尧舜之道统，无稽之言不语。以今言之，则翰林院官之职是也。于斯之职，当博通古今，己身已修，己家已齐，善恶人之善恶，口无择言，行无颓迹。[5]（卷4《翰林承旨诰》、《国子祭酒诰》）基于这样的见解，他便厌薄有疵无用之文，而好尚醇厚有用之文。如批评韩愈《颂伯夷》《讼风伯》文有疵，谓前文“过于天地日月，于文则句壮字奥，诵之则有音节……若言道理……吾不知其何物，此果诬耶妄耶”。谓后文“其为人欠博观，明道理、格物致知犹未审其精”。又批评柳宗元《马退山茅亭记》为“无益”之文。当时儒生学韩柳文，寻行数墨、粗知大意者多有之，不堪国家重用。所以朱元璋强调为文者的道德修行，“欲使今之儒者，凡著笔之际，勿使高而下，低而昂。当尊者尊，当卑者卑，钦天畏地，谨人神。必思至精之言以为文，永无疵矣。”（注：“永无疵矣”原文“疵”形讹为“庇”，据《驳韩愈颂伯夷文》用“疵”字改正。）[5]（卷13《驳韩愈颂伯夷文》、《辨韩愈讼风伯文》，卷7《谕幼儒敕》）
如上所述，朱元璋与文学侍臣确实提供了不同于元末文风的新声。它不仅表现在君臣唱和的场景，也见闻于抒写个人情怀的篇章中。朱元璋的许多诗文写得清新典雅、雍容平和，颇有帝王气度。如《早行》诗：
忙着征衣快着鞭，转头月挂柳梢边。两三点露不为雨，七八个星尚在天。茅店鸡鸣人过语，行篱犬吠客惊眠。等闲拥出扶桑日，社稷山河在眼前。
又如《东风》诗：
我爱东风从东来，花心与我一般开。花成子结应化盛，春满乾坤始凤台。[5]（卷20）
虽然朱元璋的许多御制诗文并非自作，而是出自文学近侍捉笔。但此类制作被编入御制文翰中，表明其所体现的文学风貌得到朱元璋的赞许。这确实是一种别样的新声，不过还只是初倡，或者说是序曲，尚未成为浑融的交响。因为开国之初，文学侍御的盛况只是表面的，还没有达到君臣相契相得、穆如春风的境界。宋濂尝论及古今雅颂诗的创制问题，云：
今古虽不同，人情之发也，人声之宣也，人文之成也，则同而已矣……曷为知其为大同？期归于道焉尔。归于道焉尔者何？世之治声之和也。和之声也奈何？天声和于上，地声和于下，人声和于中，则体信达顺，至矣。体信达顺其亦有应乎？曰：有。三秀荣，朱雀见，龟龙出，雏虞至，嘉禾生，何往而非应也。应则乌可已也。乌可已则有作为雅颂，被之管弦，荐之郊庙者矣。[5]（卷6《皇明雅颂序》）
这里谈到的“和”，实指雅颂诗创制必不可少的政治氛围，即君臣相得、和谐相处。而明初朱元璋大兴冤狱，动辄打击来附文人；加上各地域文人呈群落归附后，旧习未改，仍意趣相投，群落之间轻则隔阂难融，重则党同伐异，这样的政治气氛实无“和”可言。既然“和”的氛围不存在，那么君臣诗文唱和的盛况就只是表面的，深层便是潜伏的机险与隐忧。有一幕情景可以从一个侧面来说明之：洪武八年八月，朱元璋有感于川流不息，以为君程《秋水赋》言不契道，乃更为之赋。赋成，召禁林群臣观赏，又命众臣各赋以进御览。宋濂率同列研精覃思，铺叙成章。朱元璋览群臣所作，却没有大加嗟赏。这表明群臣的创制未契圣怀。宋濂敏感到朱元璋这一微妙的反应；故当朱元璋接着要他赋醉学士歌时，他便佯装烂醉如泥，“下笔欹顷，字不成行”，敷衍了事。[6]（甲签卷1）这生动地说明，表面的文学侍御盛况中实潜藏着紧张气氛，缺乏真正的“和”的氛围。
因之，衡以《老子》所云“大音希声”，由朱元璋倡导并与文臣敷衍而成的明初雅颂创制，只是单调的正始之音；以其未臻于纯粹，以其杂有元末亡国之音，而不可称为正始之音。
二 江右文学为主导的明初诗文走向
当初，朱元璋对各地域文人群落的掩抑是不加选择的。江右文人入明时的政治地位虽不如浙中、吴中文人显要，却也同样遭受来自政治的排击。如刘崧尝为胡惟庸所恶，坐事谪输作，不久放归。又如有一次雷击谨身殿，朱元璋谕群臣陈得失，刘崧劝修德行仁。如此言，显然是指摭人主修德行仁不够，朱元璋似乎不悦，便以灾异迭见为借口，命刘崧致仕。其他来附的江右文人也遭受了程度不同的政治坎坷，如萧翀，洪武十四年以贤良征至，后坐事谪河南驿夫，居18年，贫不能自给。又如王佑，洪武初首举教官，后坐事罢归。但是，在入明文人群落中，这样的政治遭遇算是命途最平坦的了。更就道德文章而言，江右文人也是最幸运的，其道德精神的火花闪耀得最平稳最持久，其雅正的文风发扬光大，主导了明初诗文的走向，并发展成为笼盖文坛近百年的馆阁文风。
江右文人的道德精神集中体现在其领袖刘崧身上。刘崧一生，以洪武三年应聘入明为分界，可概括为一方乡贤和居官廉慎两个时期。而两个时期有一贯的道德精神，概言之，仁孝纯厚。史籍描述刘崧为一方乡贤的情形是，家境贫寒，笃志勤勉，仁孝纯厚。16岁（元至元二年），即奔赴他邑，授徒谋食。有所积蓄，方置地50亩，与兄子中、弟子彦共守之，居一茅屋，亦耕亦读，诗书交游，其乐融融。[7]（卷35《侍郎刘公崧传》[8]（卷137《刘崧传》）[3]（甲集“刘崧”条）刘崧执意做一方乡贤，大概有两方面的原因：道德修行之日近纯厚，不屑于贪名逐利、趋炎附势，这是其主要方面；另一方面是，元朝政权岌岌可危，群雄四起，处此乱世，不可用事，用则必折。而安居一乡，励志修行，成就道德之心，可无损儒者名节。
故刘崧辞去江西行省荐授龙溪山长之役。36岁（至正十六年）应乡试中举后，他亦无用事之心。刘崧之为乡贤，不以才气，不以智谋，不以气节，而以道德鸣世，堪称江右文人的典范；所以刘崧19岁游学南昌，被推为“十才子”先列。“十才子”是指元末活动在南昌、庐陵一线的十位江西籍或附籍江西的诗人，至于具体是哪十人，还未能找到可靠的材料来指实。据统计，刘崧有829首交游诗，与刘崧诗文唱和最频繁的文人居前十位者是萧翀（字鹏举）、旷逵（字伯逵）、王佑（字子启）、刘子彦、刘子中、郑同夫、汤子敏、李子、赵埙（字伯友）、范实夫等；则“十才子”中的一些当包含在这十位之中。考其事功，他们都有仁孝、纯厚、廉慎之类的德行，如萧翀，早孤，由季父养育，事季父至孝。自励不厌，言行谨饬。入明为官，蚤暮尽力治公务，自守甚严。坦夷谅直，言动循于仁义，治家尊卑内外秩然，祀祖考尽孝敬，时节躬率子弟谒先墓。与人交悃款，未尝启口及人之过失事。[9]（卷17《山东盐运司副使萧公墓碣铭》）又如王佑，孝友忠信，严毅端方。10岁知自重，以古人为归，不混流俗。遭元季之乱，与兄避匿平川山中，力学不辍，兄弟自为师友。入明为官，劾奸贪，振宪纪，风裁勃勃动人，明礼法以示劝惩。坐事罢归，从学者日众，严师道，施教有方。[9]（卷22《王先生传》）江右文人正是以其仁孝、纯厚、廉慎的道德精神为士林称道。
江右文人还以文章为士林称道。道德文章相得益彰，道德为文章之精蕴，文章为道德之精光外灿。这是江右文人的基本品格，在诗文中则表现为一种雅正的文风。
刘崧文名早达，据尹直《侍郎刘公崧传》载，他7岁（泰定四年）即能赋诗，尝侍世父夜寝，闻鸡声，因命为题，应口成一绝句，末句云：“唤醒人间蝴蝶梦，起看天上火龙飞。”世父惊叹必有大用。19岁（至元五年）游学南昌，被推为“十才子”之首，此时文名即已大振。从此，刘崧与诗文结下不解之缘，吟诗作文即如道德修行，笃志而勤勉。据清江刘永之叙，刘崧“穷居数十年，豁如也。痛自策督，日课一诗，其多至千余篇。天下大乱，崎岖转折二十余年，不为少折”。入明为官北平时，亦同样笃志勤勉，“晡时吏退，独处一室，据几吟咏，夜分不休”。[3]（甲集“刘崧条”）类似的记载还见于《槎翁诗集》四库馆臣提要。诗学与道德双修并行，正是刘崧独特的精神风貌。刘崧的诗歌创作较完整地记录了他道德修行的历程，如12岁所作《九月二十五日有传秋闱两榜至书舍，见思永杨植以诗中乙科，喜乡闾之有人学业丕振，因赋三绝以自释》、27岁所作《观邓侍郎石磬歌》、32岁所作《壬辰感事六首》、40岁所作《言怀》、43岁所作《癸卯兵乱，吾州文庙祭器乐器散逸无遗》、52岁所作《进甘露诗十六韵》、56岁所作《自述》等，这些作于不同年岁的诗，真实而清晰地显示了刘崧励德修行的心灵流程，其仁孝纯厚之心概然可见。这些诗都思致典正，言辞雅驯，是刘崧雅正诗风的代表作，集中体现了他诗学与道德双修并行的精神风貌。对此他有诗描述：“台前月出坐处，枕上鸡鸣起时。时常料理公牍，闲亦吟哦小诗。”[10]（卷7《余以官满赴京，十一月十四日出北平顺承门六言绝句八首》）这样的精神风貌是形成雅正诗风最主要的内因。
与刘崧唱和的江右文人也大多具有这样的精神风貌，诗风多归于雅正，如萧翀洪武十四年谒见应制，赋《指佞草》，称旨；又，洪武二十年侍刘崧游武山，有诗，力追古人，敦尚简实。[9]（卷17《山东盐运司副使萧公墓碣铭》）[10]（卷7《武山十四境》）其余如王佑擅文章，以养气为要，有文集《长江万里稿》。[9]（卷22《王先生传》）其兄王沂赋诗亦敦尚简实。[10]（卷7《武山十四境》）萧执洪武五年侍朱元璋游北郊，赋《山栀花》，帝独喜之，遍示群臣，宠眷倾一时。[8]（卷137《萧执传》）刘永之研治《春秋》学，能文辞，著有《山阴集》五卷，清人汪端评他的诗文“猗猗明润，楚楚清发，绝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堪与松雪连镳，云林接轸，铁门诸子，罕此雅音”。[11]旷逵，其诗其人，号称智勇仁义。[10]（卷2《杀蛇篇》）刘崧弟子彦有诗文集《孟浪集》，诗风雄沉。[10]（卷6《漫题子彦弟孟浪集诗稿》）乃至李子翀之爽迈，范实夫之清真，郑同夫之德音斯遐，均为江右雅正文风的个性表现。[10]（卷7《书怀廿四韵奉柬范实夫、李子翀》、卷1《古诗九章赠别郑同夫》）刘崧领导的江右文坛，亦即所谓西江派，便是以雅正标宗的。刘崧论文学的文字不多，但从少量的论语中，亦可窥见他的文学主张和审美追求。《题罗俊诗稿》一诗云：“远有万古调，写之声诗间。长吟不自已，哀响连秋山。问君何所为，萧瑟多苦颜。抱志悲徂年，颓波不东返。古有大圣人，制作垂定删。清庙继者谁，王风竟间关。”刘崧是面对元末文坛多亡国之音、雅道不复的现状而发出这番喟叹的，故以复雅道自期。另一首诗《示刘生》中，刘崧也表达了同样的审美追求：“林塘子故物，风物最宜诗。暂去还相见，闲吟亦自奇。冰霜惊岁晏，戎马惜时危。雅道今如此，古人端可师。”[10]（卷2）在元季衰世，以雅正作为审美理想、提倡师古而复雅道者，惟刘崧一人。《槎翁诗集》四库馆臣提要云：“江右诗派则于刘崧，以清和婉约之音提导后进。”钱谦益也说：“国初诗派，西江则刘泰和，以雅正标宗。”汪端亦谓刘崧诗文“妍静疏爽，如新萚摇风，幽花挹露；又如空山听雨，曲涧鸣泉。盖取材中唐、南宋，而不流于佻浅，洵一时雅宗”[3]（甲集“刘崧”条）。各家都认同江右文学雅正的特质。
入明之后，江右文人以其仁孝、纯厚、廉慎的道德和雅正的文风深得朱元璋君臣的喜爱，因而不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文学上都显示出强有力的后劲。
朱元璋曾多次表达了对臣子道德的取向，如说“选官必择忠勤慎德之士而为之职”。又说“御侮防奸于承平，其事密，其机隐；非慎忠，时刻机心无罅，观形察色以辨朝野，何足以掌内外之兵”。又说侍君左右的翰林院官应当慎容仪、致礼节，博通古今，修身齐家，善恶人之善恶，口无择言，行无颓迹。[5]（卷3《光禄徐兴祖诏》，卷4《左右都督诰》、《翰林承旨诰》）如此之类，均强调了人臣忠慎之重要。以此衡量入明文士，江右文人最可称近是。同时，朱元璋又主张用人无疑。其所谓无疑，不是说君不疑臣，而是说臣不该奸诈多智，不要示君以疑窦。曾秉正获罪，朱元璋即以此义告谕之：“朕观昔帝王之用臣也，无疑。而臣有奸者，奉君多智，是有作聪明之举，探人主之意。因是罔知所以，是非喋出，离间亲亲，斯古人所以陷身没姓由是。尔曾秉正性资聪敏，干办且能，方今出庶民、习儒业、果若是者罕矣。所以尔在职时，凡有言计，朕当听从。何其计出多端，自欲深根后程，乃有效古杀身之奸，岂不愚哉！”[5]（卷7《谕罪人曾秉正》）以此衡量入明文士，少有不被人主疑忌者。即如深为朱元璋倚任的刘基、宋濂，也未能免。朱元璋曾称赞桂彦良“江南儒者，惟卿一人”，桂谦谢曰“臣不如宋濂、刘基”，帝曰“濂，文人耳；基，峻隘。不如卿也”。[1]（卷93《静明宝峰学案》“桂彦良”条）朱元璋之于人臣，有用人与得人之分，云：“用人为易，惟得人为难。若欲必得其人，使见之于行事。”即所谓用而后得。[5]（卷4《中书左右丞相诰》）朱元璋之于入明的江右文人来说，可谓相得。有文为证，《召前按察副使刘崧职礼部侍郎》云：“奸臣弄法，肆意跳梁，拟卿违制之责。”又《赐吏部尚书刘崧等致仕》云：“卿等学问过人，善备转繁治剧之能。今各年高，或当智盛者，正宜助朕措安。”[5]（卷7）所以刘崧在垂暮之年，被征拜为国子司业，赐鞍马，令朝夕相见，见必燕语移时。及至刘崧病逝，朱元璋伤感地说：“刘崧前日征来，朕怪其倏老。朕命教国子，将以作成我公侯子弟，以待用。”刘崧临终亦言：“天子遣崧教国子，将责以成功，而遽死乎！”[7]（卷35《侍郎刘公崧传》）[8]（卷137《刘崧传》）于此一例，亦可见君臣相契相得的情形。江右文人的道德精神能够发扬光大，政治运途能够平坦强劲，正是得力于君臣相得这个保证。
除了道德为开国君臣称赞，与道德一体的文章也自然为其所喜好。江右文学契合了盛国气习，与朱元璋倡导的正始之声是一致的，所以朱赞赏“其文学雅正”。文臣之首宋濂观刘崧文，叹曰：“此司马迁之文，求之当世，盖未有过之者。”并于刘崧诗文，多所推让。[7]（卷35《侍郎刘公崧传》）刘永之序刘崧诗，亦记述宋濂推重刘崧文学事：“年愈老，思愈壮，诗愈工，而宋景濂则谓其以天赋超逸之才，加稽古之力，雕肝琢肾，宵吟夕咏，而又得于师友之资，江山之助，五美云备，而诗于是乎大昌。后千年而兴者，苟有其人，非刘君之作，将能行之远乎！”[3]（甲集“刘崧”条）一位是皇帝，一位是文臣之首，均看重刘崧复雅道的文学追求。故而，在入明各地域文人群落遭受掩抑的时候，江右雅正的文风非但没有受到抑制，反而得到一个很好的生长契机，声势日隆。
在此同时，江右文学自身也发生了新变，自觉地迎合盛国气象的需要。元末江右文学的重心在庐陵。这里人文荟萃，宋元以来名家辈出，其中欧阳修、文天祥是两位最有影响的作家，他们实际上成了江右文人服膺的典范。考刘崧等人的诗文集，他们于欧、文二人，更崇尚文天祥，而对欧阳修不甚措意。刘崧的一些诗文表露了对文天祥的崇敬追慕之意，如《癸卯兵乱，吾州文庙祭器乐器散逸无遗》诗，末句云“笾豆飘零钟磬毁，逾河蹈海更无人”，意谓儒术澌灭，像文天祥忠义殉国这样的壮举已后继乏人。又如《题友兰堂文丞相所书为子沂赋》诗，云“友兰堂近古槐边，自昔王家表世贤。晓露寒沾苍于佩，秋风香满白云间。同心有待成三益，异代相看已百年。相笔辉辉华匾在，好勤忠孝答皇天”。此诗追慕文天祥忠义仁孝的风范，以勉励后进。总之，文天祥的道德文章引起了刘崧等江右文人的共鸣，心灵隔世而相通。所以，刘崧任北平按察副使时，尝立文天祥祠于学宫之侧，以激励诸生修业进德。[10]（卷6）[7]（卷35《侍郎刘公崧传》）可以说，江右雅正的文风直接导源于文天祥道德文章之风范。
入明后，江右文人的文学好尚由服膺文天祥转而服膺欧阳修，使江右雅正文风植入了雍容和平的新质。这种新质的初形见于刘崧等江右文人入明后的诗文中，而确立于江右文学的传人杨士奇等。杨士奇历事太祖、惠帝、成祖、仁宗、宣宗、英宗诸朝，是名副其实的盛国气象的缔造者。早在洪武朝，他就被朱元璋看好，许以将有大用；仁宗朱高炽还位居东宫时，杨士奇就对皇储的文学雅好发生影响，引导他文学要本乎道德，而不要为末技喧夺。又引导他研习欧阳修的诗文，使他接受雍容平和文风的熏染。江右雅正的文风之所以能够发扬光大，影响朝野，与杨士奇和仁宗相契相得、共同倡导是分不开的，这是最关键的一环；仁宗之子宣宗朱瞻基也喜好这种文风，所作文辞亦不失典正和平的气度。正是洪熙、宣德二朝，形成了文治之鼎盛。与盛国气象相应，文学风气亦发生根本的移易，而成为笼盖文坛的馆阁文学。此风一开，延及后世，历时久远。钱谦益叙其盛况云：“馆阁自三杨外，则有胡庐陵（广）、金新淦（幼孜）、黄永嘉（淮）；尚书则东王（直）、西王（英）；祭酒则南陈（敬宗）、北李（懋）；勋旧则东莱、湘阴；词林卿贰则有若周石溪（叙）、吴古崖（溥）、陈廷器（琏）、钱遗庵（干）之属，未可悉数。”[3]（乙集“杨荣”条）如此，江右雅正文风就突破地域界限，扩展为能够代表一个时代的文风。
至此可以说，江右文学以雅正标宗，在明初文学转移旧气习、形成新风气的进程中处于主导地位。明初的文学思想史实际上是以江右文学为主导的沿革史。
以上对元明之际诗文变迁及其入明后的走向作了一番切实的描述，给出一个基本的认识：地域文学与庙堂文学（此处指称由中央提倡并为朝野普遍接受的能够代表一个时代文学主潮的文学）之间的关系极为复杂，可以是对立的，表现为中央权力意志对某些地域文学的打击掩抑；也可以是协调一致的，表现为中央权力意志对某个地域文学的扶持提倡以及地域文学对中央权力意志的迎合认同；而在各地域文学之间，则又表现为互相的倾轧排挤、兼容会通，终至此消彼长。这种运动的进程是极为曲折的，涉及的问题亦极为繁复。大凡学术承替、政局变迁、政权性质、意识形态色彩、文人群体分合以及不同地域文化传统和文学特质等等，都对这个运动进程产生作用；并且，在这曲折的进程中，个人意愿是微不足道的，历史未给个人更大的选择余地。
收稿日期：2000-1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