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拒绝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探讨苏共亡党丧权的思想根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道主义论文,根源论文,思想论文,苏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有关苏共亡党丧权的原因，我曾从苏共党内民族矛盾，党的性质蜕变等不同方面作过探讨。从思想观念上来说，苏共亡党丧权是因为它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以人为本的原则，拒绝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否认人的独立社会主体地位。等到苏联社会矛盾已经激化时，戈尔巴乔夫在风雨飘摇中180度急转弯，提出“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的口号，用空泛的“全人类利益”来取代苏联国内的人这一直接的、具体的对象。于是，剧变发生了。因此，可以说：拒绝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是苏共亡党丧权的思想根源。
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原则
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聚焦点是人，是人自身的解放。人的解放意味着斩断束缚人发挥聪明才智的种种羁缚，成为能自由发展的人。而人总是社会的人，不是孤立的、自然状态的人。因此，若要让人能自由地发展，必须建立一种能为人的自由发展创造条件的社会。所以，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诞生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把人的自由发展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辩证地表述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为“自由人联合体”，是“自由结合的人”。1880年，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对人的自由发展与社会的关系，作了非常精辟的阐述：“随着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消失，国家的政治权威也将消失。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恩格斯特别指出，到那时“人才成为自身的主人”。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篇著作，马克思称之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入门”。
可见，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原则，是不容置疑的。
马克思、恩格斯是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现实问题的大师。他们认为，人进入自由发展的境界，将是极为漫长而又艰巨的过程。当19世纪中期，资本主义制度已在世界的先进地区确立，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历史已向无产阶级提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新使命，这是实现人的自由发展的关键一步。这样，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就在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马克思、恩格斯充分肯定暴力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暴力是每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19世纪末期，以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福尔马尔、伯恩施坦、考茨基等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思潮，认为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已经过时了，完全没有必要了。针对这一思潮，1891年，恩格斯做了3件事：为《法兰西内战》德文第3版写了导言；首次发表了马克思在1875年撰写的《哥达纲领批判》；亲自撰写了《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通称《爱尔福特纲领草案批判》——作者注)。这3件事被称作是掷向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思潮的“三枚炸弹”。这“三枚炸弹”的中心思想是：国家是有阶级性的，无产阶级可以利用目前的民主共和国来改善本阶级的处境，但是无产阶级的目标是争取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恩格斯说：“近来，社会民主党的庸人又是一听到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词就吓出一身冷汗。好吧，先生们，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巴黎公社。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3—14页。)可见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构成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也是肯定的。
但是，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把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当作目的，而仅仅作为达到人的自由发展的一种手段。1875年3月，恩格斯在给倍倍尔的信中还说到：“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需要国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因此，我们建议把‘国家’一词全部改成‘共同体’，这是一个很好的古德文词，相当于法文的‘公社’。”马克思、恩格斯谈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都是从人的自由发展这一核心问题出发的。因此，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发展思想同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思想并列起来，更不能认为是针对不同情况的不同说法。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从西欧转移到俄国。列宁在根据俄国的国情指导革命实践斗争中，特别突出了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1913年3月，为了纪念马克思逝世30周年，迎接俄国革命新高潮到来，列宁特地撰写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一文，言简意赅地全面、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列宁在文中谈到，马克思的学说是人类在19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的当然继承者，“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是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列宁恰恰只字未提马克思主义也吸收了启蒙学者关于人本主义这一优秀成果，未提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发展的思想。
关于俄国革命的具体进程，列宁认为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分两步走：先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然后不间断地将革命推向社会主义革命。关于第一阶段革命的任务，列宁提出：革命决不能直接越出民主革命的范围，即政治上是推翻沙皇专制统治，“必须用民主共和制来代替沙皇专制制度。”经济上是清除农奴制残余，“为资本主义的广泛而迅速的发展，即欧洲式的而不是亚洲式的发展，真正扫清基地。”(《列宁选集》第1卷，第534页、554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3版。)列宁关于俄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以及据此制定的关于实现民主主义革命的方针、政策，当然是正确的。不过，历史告诉人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还有更重要的内容和指导思想，就是在观念形态上确立人本主义。甚至可以这样说：建立民主共和制度和清扫封建生产方式，都是在人本主义思想指导下实现的。1776年北美殖民地独立战争中发表的《独立宣言》，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由制宪议会通过的《人权宣言》，都是在人本主义指导下产生的法律文献，是天赋人权和社会契约学说的法律表现。人类社会的现代文明阶段，正是以人本主义为奠基的。
近代俄国历史没有发生过文艺复兴运动，更没有《独立宣言》和《人权宣言》。俄国只有1861年的《农民改革法令》，即废除农奴制法令。事实上，俄国即使在法律上宣布废除农奴制之后，社会上依然保留着农奴制的浓重残余。这样，从某种意义上说，俄国更需要强调人本主义。而列宁的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单注意解决当时的革命任务，未能涉及这一内容。列宁在创建了苏维埃国家以后，又把社会上原有的意识形态，包括人本主义，统统看作是“旧社会死亡后死尸散发的臭气”，要加以消灭。1921年，全国从“战时共产主义”过渡到新经济政策，在经济建设方针上实现了带根本性的转变，但是在观念形态上，特别在人本主义问题上，丝毫没有涉及。当然，这绝不是说列宁的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有残缺，而是表明俄国社会的特殊性和俄国历史发展的矛盾性。
历史把人本主义问题作为尚未解决的问题，传给了列宁的后继者。
斯大林的强国追求淹没了以人为本
新经济政策虽然没有涉及人道主义，但是新经济政策承认农民作为独立生产者的地位，肯定农民作为个体所有者拥有生产资料的支配权和劳动成果的占有权；国家和农民之间的关系从超经济的政治隶属关系，转变为在很大程度上的市场交换关系。当时，苏联如果沿着新经济政策的道路走下去，势必将提升人道主义在社会中的地位。但是1924年列宁逝世，斯大林上台不久就中止了新经济政策，提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执行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方针，建设斯大林模式。
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针，贯串着俄国有史以来一贯的强国追求。甚至可以这样说：斯大林社会主义建设方针的内核就是强国追求，这种强国追求的目标，突出地体现在国家工业化方针上。斯大林的国家工业化，中心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关键是高速度，保障是农民缴纳“贡税”。斯大林提出：“延缓速度就是落后。而落后者是要挨打的。”因此，斯大林要求：“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50至100年。我们应当在10年内跑完这一段距离。或者我们做到这一点，或者我们被人打倒。”(《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38页。)实现工业化的保障是农民必须为国家工业化提供资金积累，农民必须接受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为工业化缴纳“贡税”。
斯大林的方针，完全改变了新经济政策，并牵动全国政治、思想、文化、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方针政策。为了镇压不同意见和争论，斯大林总揽了党政军一切权力，建立了个人专制体制，宪法和法律都徒具形式。接连不断的大清洗运动一浪高过一浪，既是政治生活的必然，甚至也是需要。在1930年至1953年初的历次大清洗中，共制造了2578575起“案件”，涉及3778234人，其中的786098人被处极刑。这些“案件”中，有2478406人，即占涉案人员的65%以上，是由非执法机关(如斯大林设立的“三人小组”、“四人小组”等临时“机构”——作者)“审理”的；656548人，即占被处决人数的83.8%，是被非执法机关执行死刑的。这些“案件”还不包括全盘集体化、消灭富农阶级、民族集体迫迁中的暴行，以及集体屠杀21857名被俘的波兰官兵这类暴行。平反昭雪工作从1954年就开始了，几经波折，直到1988年，还有1575958起“案件”，涉及2192130人应当恢复名誉而来不及完成法律手续的“案件”和人。对余下的这个“大尾巴”，苏共中央政治局采取一个简便而彻底的办法：由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宣布这些“审讯”为“违反苏联宪法”，一起了断。
十月革命前夕，列宁说“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列宁选集》第3卷，第594—595页。)列宁还说：“权力的来源不是预先讨论和通过的法律，而是来自下面地方上人民群众的直接的创举，用流行的话来说，就是直接的‘夺取’。”(同上，第19—20页。)列宁在夺取政权时这样提出来，是革命形势的需要。斯大林在和平生活年代，仍然将苏维埃政权看作“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看作是“资产阶级的虚伪”，必然走到根据政治需要，任意剥夺财产、任意镇压、任意杀戮的地步。
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还从制度上否认以人为本。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内容，抑或基本内容是使农民成为真正的、自由的人，而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是以行政手段将占全国人口80%的农民，组建成以集体农庄为单位的缴纳贡税大军。农民虽然在法律上也被称作公民，有苏维埃式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然而农民没有生产资料(土地)的经营权，被剥夺了对劳动成果的支配权，丧失了生产工具(拖拉机等农业机器归国家所有，马匹等耕畜收归集体所有)，没有迁徙的自由，甚至连作为公民的法律证明——身份证也没有。农民的双肩扛着两项任务：完成国家规定的劳动日；完成国家规定的农副产品义务交售指标。农民几乎成为苏维埃式的现代准国家农奴。农民的这种实际身份，还能从斯大林残酷镇压农民的种种法令和做法上得到证明。
1933年，在全国粮食总产值严重减少的情况下，国家下达的粮食义务交售额却比原来增加一倍以上。斯大林不顾国内日益严重的饥荒，大幅度增加粮食出口，以换取购买工业设备所需要的外汇。1932年夏，被称作“理发师”的妇女，不忍听孩子挨饿的哭声，用剪刀剪下尚未成熟的谷穗，回家熬粥，因为收获打下的粮食将被全部送往收购点。面对蜂起的“割麦穗”和“衣兜”现象(把粮食揣在衣兜里带回家现象)，1932年8月7日，通过了斯大林亲自起草的“保护社会主义财产法”，对“盗窃”集体农庄财产的人，可以采取枪毙并没收全部财产的司法处罚；情节轻微的，剥夺自由10年以上，并没收全部财产。“保护社会主义财产法”在农村被称作“五穗谷物法”，是一项践踏农民作为法律上自由的人、践踏以人为本的法律。1933年的头5个月，根据这项法律，有54645人被判刑，其中2210人被处死刑。其残酷和践踏人性的程度，连主持这些“审判”的法官们都声明“难以举手”。
卫国战争的胜利，也没有使斯大林改变对农民的态度。1946年，农村因战争而减少了60%的男劳力，加上严重干旱，于是发生全国性的饥荒。而斯大林急于征收更多的粮食，和美国展开“冷战”对抗，居然用更严酷的手段惩罚因不堪饥饿而有“越轨”行为的农民。普斯科夫州农民伊万·伊万诺维奇·伊万诺夫因为在集体农庄土地上偷挖16公斤土豆，解救3个7到10岁的饥饿子女，被判处15年监禁，剥夺政治权利3年。伊万诺夫不服判决，向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提起上诉，竟被驳回，维持原判。
斯大林的强国追求取得了显赫的成功。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巩固了第二工业大国的地位；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陆军；研制成了原子弹；在欧洲占据有利的战略态势，在东欧建立了一系列足以拱卫苏联西部边界安全的“人民民主”国家。苏联成为构建雅尔塔体制的主导国之一。苏联不仅雄踞波罗的海，同时切实控制黑海，建立了通向太平洋的战略通道。苏联成为世界性的海洋大国。俄国沙皇几百年没有实现的夙愿，斯大林实现了。可是，斯大林圆这个历史的梦，是以淹没以人为本作为代价的，是以不顾任何法律约束践踏人道主义为开路的。
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赫鲁晓夫既面对苏联社会的尖锐矛盾，又受20世纪中期时代潮流的感召，开始改革斯大林模式。赫鲁晓夫废除了农副产品义务交售制，将机器拖拉机站改组为农业机械修理站；强调社会主义法制，平反冤假错案。赫鲁晓夫的改革改变了俄国以野蛮的手段消灭俄国的野蛮这种传统，开启了以文明手段推进俄国的文明。农民不再服徭役和缴纳“贡税”，获得了身份证和有保证的货币劳动报酬。不论赫鲁晓夫的改革有多少不足甚至错误，但是在体现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方面，已足以使赫鲁晓夫在俄国文明发展史上占有不可动摇的地位。苏共如果能坚持赫鲁晓夫改革的正确的方面，纠正赫鲁晓夫改革中随意性、盲目性的错误措施，是有可能走出历史误区的。
勃列日涅夫头足倒立把苏共推上绝路
赫鲁晓夫虽然在言辞上激烈地批判过斯大林，由于他的社会主义观念仍然是斯大林的，因此他的后期也隐入始终在斯大林模式的框架内打滚的矛盾。况且，赫鲁晓夫改革也有种种失当，加上来自各方的压力，困难重重，难以摆脱。1964年10月，勃列日涅夫通过宫廷政变式的“逼宫”，迫使赫鲁晓夫下台，自己取而代之。
勃列日涅夫从1964年上台至1982年11月逝世，当政18年之久。此时的世界形势和苏联社会，同斯大林当政时期相比较，已有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都综合地促进人的自我主体意识的发展，其中尤以第三次科技革命、苏联社会教育的普及和全民文化素质的提高，更是直接地催发、呼唤人道主义。但是勃列日涅夫却头足倒立，认不清形势，把苏共推上绝路。
1975年，即第九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已实现了完全中等义务教育的普及。80年代初，具有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程度的专家，占城市人口的32.7%。全民的文化教育水平已进入世界先进国家的先列。苏联的科学技术虽然是畸形的着重发展军工技术，但是毕竟已处于世界一流水平的行列。苏联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由于政治上和体制上的原因，不能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不能推动经济的发展，但是，它给苏联社会提供的知识和方法却是客观的，它改变着苏联社会的思维方式，不是政治势力所能压制得了的。马克思对火药、指南针、印刷术的发明对人类社会产生的革命性影响作过这样的评述：“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将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1883年3月17日，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也讲到：“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它的实际应用也许还根本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而当他看到那种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立即产生革命性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非同寻常了。”
20世纪70年代，世界科学技术的迅猛进步，对苏联社会的影响，不是政治疆域所能阻隔得了的；而苏联社会的科学技术进步，对苏联人的思想、观念、意识形态的活跃，更不是政治力量所能压制的。原子弹炸开了苏共政治思想封冻的坚冰层；火箭穿透了东西方冷战的铁幕；以人为本的思想喷发了。勃列日涅夫全面回归斯大林时代，僵化、倒退，并不能阻挡社会思潮的人道化。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形成的奇特的社会群体“持不同政见者”，实际上是人道化社会思潮的体现者。
“持不同政见者”(Писсипент)是俄语里的外来语，原意是“脱离国教的人”，是西方舆论界对苏联社会，尤其是知识阶层中不满斯大林体制对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的控制，追求自由、民主、个性解放的人的泛指。后来，这一称呼被苏联社会所接受。但勃列日涅夫始终不接受这一称呼，而使用“反社会分子”的称呼，以驱逐出境、监禁、关进疯人院等手段对待之。勃列日涅夫对待、处置著名作家索尔仁尼琴，可以看作是对待、处置社会上日益强化的人本主义的典型。
1945年2月，索尔仁尼琴因在与友人通信中谈及斯大林的政策是否与列宁一致的问题，被克格勃查获而被捕。这样，索尔仁尼琴这位卫国战争的英雄(他因战功授大尉军衔)，却被关进集中营。这件事本身就是斯大林无视人的法律地位的典型：检查私人通信；信的内容是与朋友讨论一个应当讨论的问题；仅仅因为超出斯大林划定的思想框框，就被投入监狱。
索尔仁尼琴蹲过各类劳改营。30、40年代被关进劳改营的几百万人，有党、政、军各个领域的老布尔什维克，有造诣深厚的各类科学家、文学家，有像索尔仁尼琴这样涉世不深、却长于理性思考的青年人。他们因为不赞成斯大林的某一说法或做法，或者仅仅有这方面的流露，就几乎无一幸免。那几百万被关进集中营的人是无罪的，而把如此大批无罪的人关进集中营，应当是有罪的。因此，在苏联那个特定的年代，劳改营是无罪和有罪者颠倒的处所。在这种环境里，人已不再成其为“人”，连思想也成了生存的累赘。在这样的思想和现实的激发下，索尔仁尼琴立志把所见所闻真实地记录下来，告诉世人，让世人了解这被严密封锁的一角。这就是索尔仁尼琴的创作思想和作品的内容。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不许触及斯大林模式的黑暗面。勃列日涅夫所维护的斯大林模式是20世纪对市场的否定，是对民主和法制的窒息，是对人性的摧残。到了20世纪70年代，就其阻碍苏联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来说，某种程度上近乎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索尔仁尼琴正是以文学的形式，揭示了这一体制的真实面目。因此，索尔仁尼琴作品对人的心灵的震撼是地震式的。也因此，索尔仁尼琴的小说是19世纪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思想的继承和升华，是文学形式的俄国当代“人权宣言”，也是苏联社会现代化的精神内涵。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就仇视、诬陷、迫害索尔仁尼琴，集中反映了苏共墨守斯大林模式的陈规，仇视人的自由发展这一社会进步的内核。1974年2月，索尔仁尼琴被剥夺苏联国籍，驱逐出境。1977年3月18日，苏共中央选择纪念巴黎公社的日子，致信法共中央，称索尔仁尼琴“到了西方国家，立刻撕下为完善社会主义而奋斗的战士的假面具，变成公开的反动分子、君主主义者。”勃列日涅夫对已经被驱逐出境了的索尔仁尼琴仍不放过，足见其对人本主义的仇恨。
世界发展的潮流，人类社会的现代文明，是由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人的法律地位主体化这“三大支柱”所支撑的。而这三大潮流归结到一点，便是人的全面发展，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世界各国有不尽相同的国情，因而这“三大支柱”肯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是其基本精神是不能违背的，即不能违背人道主义的原则。然而，勃列日涅夫逆时代潮流而动，终于把苏共推向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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