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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极权体制之合法性的丧失
1949年后中国建立的经济体制事实上是苏联指令性计划经济模式的移植。与这一体制相应的政治结构就是极权主义的政治体制，其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党在一切领域实行排他性的一元化领导，即所谓“党代行主义”；国家权力无限制地对社会每一个领域形成全面控制，社会空间几乎不存在，整个社会都被“国家化”，出现所谓“全能主义国家”；国家的权威体现为领袖个人魅力和能力，其合法性基础是意识形态教化和施政业绩，国家的统治和管理的主要方式是“人治”；存在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及“大民主”的政治文化。
极权主义体制的形成和存在在建国初期显然起到了它应有的历史作用，特别是适应了国家政治整合和大推进式现代化赶超战略的要求。面对1949年前后以政治解体和社会解体并存为特点的总体性危机，“要想建立一个完整的国家政治体系，政府就必须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渗入社会的各个角落。”（注：费正清、麦克法夸尔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2页。）而现代化赶超战略也需要有使资源强制流向国家优先发展部门的体制安排。不过，这种特定时期的政治体制存在着很大的内在缺陷。当50年末期中国现代化进程严重受挫后，此种体制的危机也就暴露出来了。“文化大革命”中全面出现的社会关系危机、社会结构危机和社会秩序危机表明，极权主义体制的合法性遇到了全面和深刻的挑战：在政治权力方面，面临着党的领导的合法性危机；在政治结构方面，面临着整个国家制度和国家法律的合法性危机；在政治过程方面，面临着决策过程的合法性危机；在政治意识方面，面临着社会主义信念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危机。（注：林尚立：《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77页。）极权主义体制已完全丧失了存在的合法性，改革成为迫不得已的选择。
二、政治体制改革的三个时段及其不同取向
1978年至今中国的改革采取了一种渐进的方式。中国式渐进改革不像前苏联东欧的激进改革那样事先制定有一套详尽的改革蓝图和“一揽子”方案，而是具有“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的特点。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路数仍然是清晰和连贯的，即以商品和市场经济体制替代计划经济体制。既然传统的极权主义体制的合法性资源是由计划经济提供的，那么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必然对原有政治体制提出变革要求。事实上，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一开始就是在与经济体制改革的互动中向前推进的，“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6页。），而并非如人们所说的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经济体制改革。不过，同经济体制改革明确的市场取向相比，邓小平时代政治体制改革的三个阶段各有不同取向。
从1978年至1982年，是民主取向的政治体制改革阶段。民主是人类的价值追求。近代以来，人类的制度选择都是围绕民主这一最基本的政治价值展开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为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民民主创造了政治前提。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在特定的政治生态下盛行的极权主义体制无法体现出人民民主这一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相反倒是出现了与民主完全背离的文革灾难。作为重新恢复被破坏了的政治生态，民主化很自然成为邓小平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逻辑起点，成为政改价值选择的最基本方面。邓小平在改革之初反复强调的是，“我们过去对民主宣传得不够，实行得不够，制度上有许多不完善，因此，继续努力发扬民主，是我们全党今后一个长时期的坚定不移的目标。”（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6页。）“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因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4页。）1978年底，邓小平在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以人民民主为核心价值观，首次比较完整地提出了关于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构想：健全民主集中制，不能为了集中而否定或削弱民主；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保障宪法和党章规定的公民权力和党员权利；应通过放权，改变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扩大基层单位的自主权；切实保障公民个人的民主权利，包括民主选举、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一开始就触及到了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问题。1980年初，邓小平提出要“改善党的领导制度”。8月，邓小平专门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指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中需要重点改革的方面，即官僚主义、家长制、终身制、权力过分集中于党的领袖个人、干部特权等。需要改革的这些内容正是极权体制的“硬核”部分。
此一阶段政治体制改革在实践上主要涉及一些最现实、最紧要的问题，如制订1982年新宪法、重新界定党和政府的职能、设立顾问委员会以鼓励老干部集体退休、推进干部队伍的“四化”、在社会宣传法制观念等等。
从1986年至1987年，是效率取向的政治体制改革阶段。1983年中国改革从农村转向城市后，市场取向改革的深入突出地遇到了原有政治体制的障碍。1986年，邓小平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互动关系出发，以改革政府管理体制、提高效率为中心，集中阐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1986年6月，邓小平说：“现在看，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1980年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但没有具体化，现在应该提到日程上来。”（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60页。）9月，他再次强调：现在“政治体制不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6页。）为什么经济体制改革要和政治体制改革相适应？第一，“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64页。）；“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贯彻。”（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7页。）例如，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要求政企分开，下放权力，但“观在机构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设立许多公司，实际是官办机构，用公司的形式把放给下面的权又收了上来。机构多、人多，就找事情干，就抓住权不放，下边搞不活，企业没有积极性了。”（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60页。）第二，“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6页。）例如，机构庞大，人浮于事，官僚主义，拖拖拉拉，互相扯皮，你这边往下放权，他那边往上收权，必然会阻碍经济体制改革，拖经济发展的后腿。”（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60页。）第三，“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64页。）政治体制改革是整个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
可以看出，邓小平在一阶段特别强调的是以政府体制改革为中心的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的全能主义国家（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垄断，不仅使企业和地方缺乏积极性，使经济缺乏活力，而且也因政治生活的国家垄断，导致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缺乏经济基础。因此，市场取向改革迫切要求政府职能的转变，这人转变本身就是政治体制改革。在邓小平看来，这个改革有三个目标，即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主要指领导层干部的年轻化；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在这三个目标取向中，邓小平特别强调效率取向。“效率不高同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作风拖拉有关，但更主要的是涉及党政不分，在很多事情上党代替了政府的工作，党和政府很多机构重复。”（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9-180页。）1987年党的十三大依据邓小平的思想，设计了以党政分开、政企分开为主要突破口的政改方案。
从1988年至今，是稳定取向的政治体制改革阶段。十三大后，以放权分权为主要推动力量的政治体制改革并没有达到预想的目的，反而由于“过度”的分权引发了80年代末期的一系列经济社会动荡。1989年的政治风波即是改革进程中不同利益集团在利益调整过程中的冲突。如果说在前一时期邓小平主要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的话，那么此一时其他更关注的是政治体制改革的轻重缓急，形成了以政治稳定和政治秩序为取向的政改思路。在邓小平看来，“改革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情，政治体制改革如能在十年内搞成功就很了不起了。”（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9页。）中国的主要目标是发展，而要发展必须有安定的政治环境。“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4页。）如果出现政治不稳定，什么事情都干不成。保持稳定不意味着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因为政治稳定既要靠党中央集体的权威来维护，也要靠法制和法治。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在1992年后正是循着这个思路来策略性地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事，直至1997年在党的十五大上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政治发展方略。
三、政治转型：从极权政治到威权政治
中国改革20年后的经济社会变迁是巨大的，不仅走向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而且出现了以政治转型为标志的政治发展。不能否认的是，传统的极权主义政治体制已经退出舞台，而让位于威权主义政治。1998年国内出现的关于“新权威主义”的大讨论，其实只是对这一客观存在的反映。（注：参见刘军、李林编《新权威主义——对改革理论纲领的争论》，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邓小平在1988年3月的一次讲话中也曾说到他是认同“新权威主义”的。（参见《世界著名政治家、学者论邓小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24页。）
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是指现代化过程中介于“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和“民主政治”(democracy)之间的较温和的政体。按政治学家林滋(J.Linz)的界定：威权主义的政治体制具有责任不分明的有限的多元主义；没有一套提炼过的主导意识形态；除了某一发展时期之外，政治体系没有广泛深入的政治动员；领袖一人（有时是由少数人组成的集团）的权力行使虽然不受限制，但实际上却是在完全可预测的范围内。（注：Juan Lina,"An Authoriarian Regime:Spain,"in Erik Allardt and Stein Rokkan,eds.,Mass Politics:Studies in Political Sociology,New York:Free Press,1970,pp.251-283.）日本学者渡边利夫将威权主义体制定义为：“由强有力的军队和政治精英将发展定为最高目标，并让有能力的技术官僚群具体进行发展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最后以成功的经济发展成为自己统治、支配这个国家的正当性的根据的体制。”（注：大野健一、樱井宏二郎：《东亚发展经济学》，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第184页。）战后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如韩国和台湾在80年代后期实现民主转型前，都经历了数十年的威权体制时期。改革后中国政治呈现的威权特征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第一，法理型权威的确立。
马克斯·韦伯曾将政治统治（权威）分为三种类型，分别对应三种合法性基础即传统基础、超凡魅力基础和理性基础。在这三种基础上，依据人们对权威的服从动机，分别存在三种不同的权威类型：传统型权威、个人超凡魅力型权威和法理型权威。韦伯认为，“如果一种统治的合法性是建立在遗传下来的（‘历来就存在的’）制度和统治权力的神圣的基础之上，并且也被相信是这样的，那么这种统治就是传统型的。”如世袭王候统治等。超凡魅力型的统治“建立在非凡的献身于一个人以及由他所默示和创立的制度的神圣性，或者英雄气慨，或者楷模样板之上。”超凡魅力型领导人被视为具有超人的、非凡的、任何其他人无法企及的特殊品质和才能。魅力型权威即是来自于人们对这类领袖人物的信仰、拥戴和服从。法理型权威的统治是“建立在相信统治者的章程所规定的制度和指令权利的合法性之上。”这些制定好的制度不是某个具体人的忠诚，而是对“法律”的忠诚。法理型权威的统治存在于现代国家之中，其理想类型是借助官僚体制的行政管理班子进行的统治，根据等级组织起来的行政机构具有明确的职权范围，按严格的程序工作，而且官员们都是经过特殊训练的。（注：韦伯关于权威合法性三种类型的论述，参见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41-269页。）
毛泽东时代的极权统治主要是建立在韦伯所说的第二种权威合法性基础上的，政权的权威主要体现为个人超凡魅力型权威，在本质上是一种人格化的权威。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特殊才能”和辉煌业绩是形成超凡魅力型权威的基础，而这样的权威又被人为的个人崇拜进一步加强。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被党内和人民群众奉为具有超凡魅力的“中国人民的大救星”。社会主义建设开始后，毛泽东在1958年成都会议上提出个人崇拜有“正确的”和“不正确的”之分，认为正确的个人崇拜是必要的，从而自然而然走向了对个人魅力权威的需要。1965年初，他在同斯诺的谈话中提到现在很需要个人崇拜，并认为赫鲁晓夫的下台可能就是因为“根本没有对他个人的崇拜”。到了文革时期，当社会秩序失范，法理型权威彻底不存在时，强化个人崇拜、维护个人魅力型权威已是欲罢不能的选择，尽管为此付出的社会发展代价极其高昂。
如果说毛泽东追求的是个人魅力型权威，邓小平追求的则是国家法理型权威。邓小平坚信，50年代末期以后出现的种种失误在于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邓小平说：“我有一个观点，如果一个党、一个国家把希望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并不很健康。那样，只要这个人一有变动，就会出现不稳定。”（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2页。）“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1页。）为此，必须形成国家法理型权威，努力实现各项制度的“定型化”，“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这套制度应具有权威性，不因领导人的看法或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应当看到，在邓小平时代由于对制度权威性的强调，以及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多元主义（例如不同利益集团的存在），领导人或领导集团的绝对权力受到限制。由于把经济现代化作为目标，在一定程度上确实产生了如林滋所说的“预测权力行使的可能性”。政治过程的逐步公开化增大了预测的可能性。这正是威权政体的重要特征。需要指出的是，邓小平推动中国政治体制走向法定——理性的合法性方面的努力，在其后新一代领导集体那里得到延续，中共十五大提出的建立法治政治的方略将有助于国家法理型权威的进一步巩固。
第二，务实主义主导的意识形态。
毛泽东时代中国的意识形态深受苏联意识形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教条化地对待马克思主义，试图将马克思所设想的建立在发达资本主义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立即在经济文化不发达的中国实现，而忽视了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这种企图超越历史和现实追求完美理想社会的做法本身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方法论的，因而在实践中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种种空想的错误。
同毛泽东的理想主义思维不同，邓小平的思想和实践明显地具有现实主义的色彩。他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思考，到做出社会主义本质的规定，都是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的实际出发的。他说：“我们多次重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3页。）这就使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从理想回到了现实。这种务实主义的思维突出体现在邓小平强烈的经济发展意识中，他把经济发展作为中国现阶段“最大的政治”（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94,234页。），视经济发展为首要的中心任务或“硬道理”。这种理念可称之为“经济优先主义”或“经济中心主义”。它作为一种实用主义意识形态，聚合了社会共识也增强了党和政府的政治合法性。就后者而言，虽然一切政权都有追求自身合法性的内在需求，但威权政治的特质决定了它的政治领导人更要以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等来赢得公众对威权统治的认可。由于中国建国后前30年的发展不尽人意，不仅与发达国家、既使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差距也越拉越大，改革领导人除了以经济发展绩效来向人民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比较优势外，并无其它更好的选择。应当承认的事实是，改革后的20年间主导着中国的思想不是由某种价值体系和信念体系组成的抽象的意识形态，而是上上下下都希望通过现代化“共同富裕”起来的思想意识。
第三，公众政治参与：从大众民主到精英民主。
毛泽东和邓小平都反对照搬西方的民主形式，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民主形式的设计是一种广泛发动群众参与的大众民主。用毛泽东本人的话说：“我们是爱好大民主的。我们爱好的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大民主。”“现在再搞大民主，我也赞成。你们怕群众上街，我不怕。……一万年以后还有革命，那时搞大民主还是可能的。”（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23-324页。）他主张“把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形式传下去。这种形式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民主。”（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68页。）文化大革命集中体现了毛泽东所设计的“大民主”形式。
邓小平倾向于专家竞争的精英民主模式，即一种在法治的框架之下通过选任的官员来代表人民利益或观点而实行统治的制度。这种可称为“小民主”的民主形式要做到“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各项公民权利。”（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2页。）因此，邓小平断然否定了“四大”的做法和毛泽东时代的动员政治，并通过有意识地引导大多数群众主要从事经济活动（致富）而有效地抑制了“过度”政治参与。改革以来中国公民的政治参与基本限于乡、镇级和区、县级人民代表的选举以及村民、居民委员会成员的选举。按照林滋等人的观点，把政治动员缩小到最小程度，公民脱离政治的倾向强烈正是威权体制的重要特征。
四、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化
80年代后期，东亚实行威权政治的国家（地区）如韩国、台湾、印尼等开始出现政治转型，威权政治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让位于民主政治。享廷顿教授把东亚威权国家的政治转型列入世界民主化的第三次浪潮。（注：享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度1998年版，第22-23页。）分析这些国家（地区）从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转型的动因，最根本的是此前的经济现代化已取得相当成就，公众教育水准提高，政治参与的意识与能力提升，也就是说，现代化发展促成了一个以庞大的中产阶级为主的比较成熟的市民社会，从而生成了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威权政治的合法性逐渐衰退，为寻找新的合法性基础，这些国家（地区）采取了开启政治民主化改革的应对方式，从而实现了从威权主义到民主化的过渡。
战后东亚国家（地区）的经验表明，经济增长和经济现代化促进了民主发展。随着工业代和市场化的深化，尤其是在向信息化转化之后，威权体制国家必然要面对向民主化转型，这是没有疑义的。但是，在多长时间内政治体制会因经济的发展而出现民主化趋势，或者在经济发展到什么水平上会出现这种变化，不同国家之间肯定会有差异。不过，战后东亚的历史进程表明，没有一个国家（地区）能够使经济增长持续25年以上而没有出现政治民主化变革的。换句话说，从60年代至80年代不到30年，东亚实行威权政治的国家和地区都主动地或被动地出现了民主化转型，踏上了民主化的不归之路，尽管这种转型的程度有大有小，而且民主政治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运作还不够规范和成熟。
如此看来，在中国经历了约20年的高速经济成长后，当内部各处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多元化力量逐步发育成熟后（在市场化改革后，这是不可避免的），政治体制的民主化转型趋势是不可逆转的。在这种情势下，领导层选择何种应对方式至关重要：是在经济的高速增长势头良好的时点上主动开启政治民主化转型，实现政治体制转型的“软着陆”，还是在经济的高速增长趋势消失，社会压力加剧后被动开始政治转型，将对中国未来的政治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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