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牛李党争期间李德裕对进士科的改革
吴李诚
（福建师范大学，福建 福州 350000）
摘 要： 牛李党争事件发生在唐代中后期，持续了近半个世纪。在这期间，李德裕针对科举进士科中的考试内容、考生奏职、庆典活动等方面的诸多弊端，进行了切实可行且具有进步意义的改革。然而，这场朋党之争最后李党落败，胜利的牛党为维护自身党派利益，尽废李德裕对进士科的改革措施。随之科举制度沉疴日重，最终对唐王朝的灭亡产生不可推卸的恶性影响。
关键词： 牛李党争；李德裕；进士科
唐代是科举制度奠基与发展的重要时期。有唐一代，科举制度，特别是科举制度中的进士科，是唐王朝重要的选拔官员的制度，其极易受到当时政局的影响，同时也一定程度影响着当时的政局平衡。因此，科举制度成为了一种政治手段，不同的政治势力操纵科举制度的改革，以谋取私利，进而掌握政治权力。
一、唐代科举制度与牛李党争的概况
科举制度草创于隋炀帝大业二年，在隋炀帝及唐高祖时，没有得到统治者的重视。及太宗当政，开始大力推行科举制度，并把科举制度作为治国安邦之长策。高宗及武周时期，科举制度进一步发展。时薛元超居宰相之位却遗憾没有取得科举功名，天下第一大姓博陵崔氏子弟也开始参加进士考试。玄宗朝前期的执政名相姚崇、宋璟、张九龄等，都有科举功名。然而，在开元十八年，宰相兼吏部尚书身份的裴光庭推行“用循资格”的用人制度，阻碍科举入仕的庶族士子晋升，抑制科举制度和庶族势力的发展。到了代宗广德元年，礼部侍郎杨绾公开提出进士科改考诗赋为考论议，从考试内容上为势族开方便之门，进一步抑制科举制度和庶族势力的发展。德宗建中二年，德宗猜忌武将，为抑制武功，其大力推行科举制度，使科举制度在贞元年间发展到了又一高峰。及宪宗继位，宪宗皇帝明确支持势族群体，势族大姓李吉甫执政，终于在元和三年，爆发了持续近半个世纪，对唐王朝产生深远影响的牛李党争事件。
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各国经济得到了一定的复苏。但是，不能否认的是各国在消费市场、财经合作等方面依旧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而转为保守。此种保守的状态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国与国之间加强了合作的同时在资源的争夺上也更为激烈，各国在原本“边境措施”的基础上，更加深入的扩展到对别国国内经济领域的渗透；二是各国在面对资本输出以及财经合作上更为的理性，尤其是在大型项目投资、风险资金对冲、虚拟经济以及金融经济管控上相对保守。此种趋势，在去年G20的过程中有所体现。国际社会将注意力集中在我国经济结构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与调整上来，并促使了各国对于我国在税制、汇率、利率等多方面的改革与调整给予更大的希望。
牛李党争从唐宪宗元和三年即公元808 年以“科举案”为导火索开始，到唐宣宗大中三年即公元849 年李德裕死于崖州贬所结束，持续41 年。“牛党”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李党”以李德裕、郑覃为首。在这场政治斗争中，两党对诸多重大的政治问题都持着完全相反的态度。例如：李党主张消灭藩镇割据、加强中央集权，而牛党则对藩镇的割据叛乱视若无睹、听之任之；李党主张精简国家机构、裁汰冗官，而牛党则主张广开仕途，扩充官员。对于科举这一重要的选官制度，牛李两党的态度也大相径庭。李党执政时，党魁李德裕积极对科举制度特别是其中的进士科进行改革。而每一次李党失势，牛党重新上台执政，都尽废李党对科举制度的改革措施。
综上所述，强化孕产妇保健知识的健康教育，落实饮食指导以及产前检查，及时辨别高危因素减少妊娠综合征发生率，提升围产期的保健水平，保障母婴安全性。
二、李德裕对科举进士科的改革
考试内容，是科举进士科的核心，是指导当时士人思想的风向标，也是牛党与李党科举之争中最为关键的内容。太宗时期，科举进士科考诗赋，以梁朝萧统编撰的《文选》作为考试范本，以齐梁诗作为考试体格。当时，太宗本人及后来的陈子昂、李白等人皆批评齐梁诗风“艳薄斯极”，是烂漫之音。到了玄宗开元十五年，属于大唐诗风的“声律风骨始备”。然而，直到牛李党争之时，科举进士科考的诗赋仍以《文选》为范本，以齐梁诗为体格。这样的考试内容，使当时天下士人完全脱离现实，只顾钻研靡靡之音，学习一身空泛无用之技，逐渐变成空腹心高之人。待其进士及第后，既无心治国，也无能治国。
晌午时分，二人进了沙河沿，在村头大樟树下坐了下来。坤二少爷村前村后踱了一圈，但见府前的一棵枣树挂满了红枣，成熟的枣子散落地上。他眉头一动，轻咳一声。百里香听到暗号，立马脖子一扬，亮开嗓子喊：“卖香油呐，刚出榨的黑芝麻香油，快来买呐——”
1、改革考试内容
牛李党争期间，李德裕对科举进士科的考试内容、考生奏职与考生资格、录取程序、庆典活动等方面皆进行了具有进步意义的改革。尤其是在武宗时期，武宗专重李德裕，有武宗一朝，是李德裕对科举进士科改革的最高峰期。
鲁迅在《病后杂谈之余》谈到，“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15]185《四库》的背后，隐藏了一个不完整、不准确的晚明文学史面貌，乃至造成了后世学者的诸多研究误区，确是一大局限所在。
开成四年，文宗病逝，武宗继位，武宗专重李德裕。及会昌五年（845 年），武宗准李德裕所奏，下令凡“学明经进士者，并隶名太学，每一季一度据名籍分番于国子监试帖。三度帖经全通过者，即是经艺已熟，向后更不用帖试”。这一改革措施，李德裕将帖经的地位大大提高，让士人必须学习帖经，学习古史典籍，学习治国之策。这种把帖经作为科考第一关的做法，无疑是把士人的经学素养要求提到了高于一切的第一位。这样一来，不仅大大抑止了进士科以诗赋相高、崇尚浮华难以务实的浅薄风气，同时也让经由进士科入仕的士人学习了前代前人治理国家的策略和经验，对其往后的政治生涯具有积极作用。
此次改革，文宗旨在改变进士科考诗赋的浮华不实之弊，要以儒家经义取而代之。而李德裕对进士科废试诗赋改考论议的改革目的则有两个，一来摒弃华而不实、毫无作用的诗赋考试，换考切合时用、论政献策的论议。二来通过考试内容的倾斜，为势族士人的科举之路大开方便之门，以扩大和巩固自身的党派势力。然而，大和八年（834 年）二月，李德裕罢相，牛党李宗闵重新执政，“贡院奏请进士复试诗赋，从之。”李德裕的改革措施被废。
大和七年（833 年），李德裕执政，针对科举进士科考诗赋这一浮华不实、不切国用的考试内容，“李德裕请依杨绾议，进士试论议，不试诗赋。”时代宗广德元年，礼部侍郎杨绾公开提议进士科废除诗赋考试而改为考论议。文宗在改革诏令中强调：“进士科宜先试帖经，并略向大义。取经义精通者，次试议论各一首。文理高者，便与及第。其所试诗赋并停……汉代用人，皆由儒术，故能风俗深厚，教化兴行，近日苟尚浮华，莫修经义，先圣之道，堙郁不传。况进士之科，尤要釐革。”论议及帖经这些考试内容主要包括儒家经义、历史典故、历代政令得失等，这些知识有利于士人学习经纶政务，进而也有利于国家行政系统维持长期高效的运转。但想要学到这些知识，需要有丰富的藏书和较为深厚的家学传承，势族士人能够轻易学习和获取到这些知识，而庶族士人想要学到这些知识则较为困难。因此，势族士人较庶族士人占了很大的便宜。
2、改革考生奏职与考生资格
会昌四年（844 年），针对考生考试资格问题，李德裕以宰相的名义下令严格审查考生考试资格，并严令考生自相互保或以姻亲故旧相保，以保证考生的素质。此举从生源上禁止一些不学无术之徒参加科举考试，遏制朋党势力凭借权势肆意操纵科举结果，强化科举考试的客观公平，保证了“国家设文学之科，求贞正之士”的严肃性。
会昌二年（842 年）四月，在李德裕的奏请下，武宗在《加尊号赦文》中下令“进士初合格，并令授诸州府参军，及紧县尉。未经两考，不许奏职。盖以科第之人，必弘理化，黎元之弊，欲使谙详。”当时，进士科考诗赋，诗赋内容毫不务实，空悬缥缈，士人从始至终未能学到如何处理政务，毫无实践经验和行政能力。待其科考进士科金榜题名，进入行政系统后，行政能力低下，致使行政系统的效率愈来愈差。李德裕针对这一弊端，提出进士科考生合格者，先到地方州府县等行政系统中实操锻炼，学习如何处理政务，并对其进行考核，考核通过者才能获得官职。这一改革措施虽锻炼和提高了进士科考生的行政能力，但某种程度上也抑制了进士科的发展。
3、改革录取程序
唐初太宗朝以来，科举进士科中就存在着干谒（又称行卷）这一补充行为。所谓干谒，即士人在未参加科考之前，将自己的作品投送给当时的达官显贵、文豪名仕，以求得他们的赏识和推荐，从而提高自身的名望。起初，这一行为对选拔人才具有积极的补充作用，后来却慢慢变成了朋党勾结的关节行为。权臣朋党通过这一行为选人惟亲，干扰科举的公平性，以巩固自身党派的利益。会昌四年（844 年），李德裕提议“主司试艺，不合取宰相与夺。比来贡举艰难，放入绝少，恐非弘访之道。”此举意为进士科录取不再由宰相定夺，礼部自行放榜。这一改革措施，从制度上剥夺了宰相权臣主导科举结果的权利，让有才能却无朋党关系的士人更有机会金榜题名，大大的提高了科举的公平性。
4、改革庆典活动
在唐代，士人进士及第后，便会与当朝宰相及当科考官形成门生与座主的关系。这种关系慢慢成为了一股政治势力，进而形成朋党，是为进士党。此外，士人进士及第后，会有隆重的参谒宴游等拜谢座主和欢庆高中的活动。这些活动及门生座主关系进一步提升了进士党的朋党势力，严重扰乱了科举秩序，干预科举的公平性。会昌三年（843 年）十二月，李德裕上武宗《停进士宴会题名疏》中奏到：“今日已后，进士及第，任一度参见有司，向后不得聚集参谒，及于有司宅置宴。其曲江大会朝官，及题名书席，并望勒停。缘初获美名，实皆少隽，既遇春节，难阻良游，三五人自为宴乐，并无禁止，唯不得聚集同年进士，广为宴会。”上述被李德裕勒停的活动中，一些是进士科中第士人的庆贺活动，如：同年宴会、曲江大会、题名会等，这些活动对提高他们的声望、名誉具有巨大作用。另一些则是中第士人对某些帮助过他们的高官权贵的拜谢活动，如：参谒、有司宅宴等，这一部分活动是朋党形成的温床。进士朋党通过上述的活动，不仅提高了声望、名誉，还让党派更加的巩固、强大。李德裕的这一改革措施大大抑制了进士那过高的名誉和声望，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切断了进士党扩大势力的桥梁。
然而，会昌六年（846 年）武宗死而宣宗立。宣宗对进士非常痴迷，自称“乡贡进士李道龙”。他刚继位便任命牛党白敏中执政，尽废李德裕改革科举进士科之所为。大中年间，“自今进士放榜后，杏园任依旧宴集，有司不得禁制。”而李德裕遭到宣宗的一贬再贬，于大中三年（849 年）死于崖州贬所。牛李党争最终以李党的失败，牛党的压倒性胜利而告终。
三、结语
在牛李党争期间，李党领袖李德裕多次对科举进士科的多个方面进行了的改革。这些改革，虽不可避免的有维护自身党派利益的目的，但客观上看，李德裕切实发现了科举进士科的诸多弊端，并针对这些弊端提出了有效可行的改革措施，为整肃学尚文风和提高行政效率都具有积极进步意义。最终，牛李党争以李党的失败，牛党的压倒性胜利结束，牛党尽废李党对科举进士科的改革措施。随之科举制度沉疴日重，最终对唐王朝的灭亡产生了不可推卸的恶性影响。
参考文献：
[1]刘餗.《隋唐嘉话》中[M].北京：中华书局，1979：28.
[2]刘肃.《大唐新语》卷10[M].北京：中华书局，1984：153
[3]李昉.《文苑英华》卷712[M].北京：中华书局，1966：3676.
[4]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44[M].北京：中华书局，2011：8008.
[5]李昉.《文苑英华》卷432[M].北京：中华书局，1966：2188.
[6]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45[M].北京：中华书局，2011：8020.
[7]李昉.《文苑英华》卷429[M].北京：中华书局，1966：2173.
[8]王溥.《唐会要》卷75[M].北京：中华书局，1955：1367.
[9]王定保.《唐摭言》卷3[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19.
[10]刘昫.《旧唐书》卷18 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5：602.
[11]王定保.《唐摭言》卷3[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19.
[12]刘昫.《旧唐书》卷18 下[M].北京：中华书局，1975：617.
中图分类号： K24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7508（2019）07-0126-03
收稿日期： 2019－03－26
作者简介： 吴李诚（1992－），广东惠州人，福建师范大学网络与继续教育学院教师，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2017 级在读硕士研究生，福建研究方向为隋唐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