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小说中“进士与妓女”的母题之滥觞及其流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滥觞论文,古典小说论文,进士论文,中国论文,妓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古典小说发展至唐代，出现了以表现士人与妓女恩怨聚散为题材的作品。嗣后，代有述造，迄民初不衰，在中国小说史上，构成了一道独特的景观。而其中所流露的审美趣尚、心理脉络与文化蕴涵，皆有颇堪玩味者，甚且可藉以觇见或一时代之风气淳浇、士行美恶，洵可为治文化史、社会史、文学史者提供考镜之资。是以不揣谫陋，擘析如下，以期就正于达识通人。
一、该母题产生的文化背景
隋朝科举制的草创，结束了持续三百余年的九品中正制，将魏晋以来一直由门阀世胄垄断的铨选任官的特权收归政府，使一批才堪济世、学兼天人的庶族士人有机会被擢拔到政府各级职能部门，参预国家的管理。这既不啻为政府机构注入了新鲜血液，客观上也使新兴政权的统治基础得以拓展。至唐，科举制进一步确立，且日趋周备完善，尤自高宗、武后始，特重进士词科。“台阁清选，莫不由兹”（注：见《唐会要》七十六“贡举”中“进士”条。）。“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以至岁贡常不减八九百人。其推重谓之‘白衣公卿’，又曰‘一品白衫’”。（注：《唐摭言》卷一“散序进士”。）诸科之中，进士独尊，固然与武周政权拔起寒微以抵制旧日山东大族势力的政治目的有密切关系，而此项举措对于唐代社会风气的影响则为力甚钜。盖这一类新进士人“重词赋而不重经学，尚才华而不尚礼法。”（注：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第四章“艳诗及悼亡诗”。）孙
《北里志·序》谓唐之应试举人“率多膏梁子弟……仆马豪华，宴游崇侈……鼓扇轻浮，仍岁滋甚。”其书虽成于晚唐，但士子们奢纵放恣，流连声色的风习早在高宗、武后时已开其端。《开元天宝遗事》载：“长安有平康坊，妓女所居之地，京都侠少萃集于此，兼每年新进士以红笺名纸游谒其中，时人谓此坊为风流薮泽。”
据笔者考定，中国青楼业形成全国范围规模化的经营也正在此时。（注：见拙著《青楼文学与中国文化》，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一章第一节。）它是因应唐代全社会对新兴士子的尊崇而产生的新的文化消费场所。《北里志·序》云：
京中饮妓，籍属教坊，凡朝士宴聚，须假诸曹署行牒，然后可致于他处。惟新进士设筵顾吏，故便可行牒，追其所赠之资，则倍于常数。
妓女的一切技艺应酬皆以新进士人的好尚为准的，时髦动人的妆束，轻盈曼妙的舞姿，穿云裂帛的歌喉，博洽机趣的谈吐，随俗雅化，风情万种，都对新兴士人展现出不可抗拒的魅力。
隋之取士，已有“文才秀美”科，当是在考核才学的同时，兼重形貌气质。唐之吏部试，亦将“品貌”列入选官的考核范围，更兼魏晋以来人物品评、风神识鉴的风气至唐仍遗韵不绝，由此可以推知唐之进士不独文才内美，仪表风度亦必多有可观，这便使进士与妓女的交往先就呈现出一种直观双向作用的愉悦基调。
唐以前的小说表现男女恋情不外两途，一是植根于现实社会，往往取材于稗官野史，此可以司马相如与卓文君故事为代表，估称之为“闻琴解佩”式，唐人之《莺莺传》、《非烟传》，可视为其流亚。但因格于礼法，碍于环境、地位、身份，这种恋爱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常见，于是乃取资于非现实的虚幻情境，藉仙妖狐鬼以寄托人间的绮思丽情，遂有大量的志怪传奇敷衍其事，其例不胜枚举，是为第二种表现方式。
青楼业的勃兴使文人士子的浪漫情怀终于有了现实的用武之地。妓女的风情谈吐、酬酢应和尽管都是迎合社会趋尚的牟利手段，却与士人情爱理想中的异性伴侣标准暗合。而详察唐代士人与妓女之关系，不难发现其中虽有功利成分，然亦不能排除审美因素。盖因妓女固属特殊商品，赖色艺以谋生，起始即被摒斥于礼教伦常之外。其声名、地位、收入之黜陟升沉，全视士人之品题月旦，“誉之则车马继来，毁之则杯盘失错。”（注：见范摅《云溪友议》卷中。）因此不得不提高修养、技艺水平以承接士人。《北里志·序》载平康里南曲、中曲云：“其中诸妓，多能谈吐，颇有知书言语者。自公卿以降，皆以表德呼之。其分别品流，衡尺人物，应对非次，良不可及。信可辍叔孙之朝，致杨秉之惑。比常闻蜀妓薛涛之才辩，必谓人过言，及睹北里二三子之徒，则薛涛远有惭德矣。”然则旦夕与当日社会菁英相盘桓，饮博调侃，奉和酬答。士人的人生态度、价值观念、主体意识乃至文采风度、浪漫情趣或多或少要在妓女身上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使妓女有可能倾向于以一种审美的态度甄量人物，发抒情感，品味生活，并进而去寻觅爱情。
以士人的立场而言，其寄迹于青楼，留连于北里，一方面自然是为了获得感官的愉悦。另一方面，青楼对于士人而言，又是使之摆脱社会责任、家庭责任的最佳场所。士人游处其中，可以达致精神、心理的彻底松弛。面对举措娴雅，仪态万方的妓女，油然而生眷恋之情，也自顺理成章。如果我们承认恋爱是生命价值得以实现的标志之一，则青楼便是士人实践恋爱憧憬的最便捷的场所。盖因双方都不必承担道德、伦理、家族的责任，无门第、宗法、贞节观念之拘牵。妓女在士人心目中具有闺阁女子永远无法企及的魅力。这也即是该母题自唐人始创之后便一发而不可收的内在原因。
二、该母题之滥觞与成熟
唐人小说中反映士人冶游经历的始作俑者当推张鷟的《游仙窟》。张字文成，为武后时八举甲科的“青钱学士”，有文而无行。他的小说正代表了唐代新崛起的寒门士人的立场。小说以第一人称叙作者奉使河源途中的一宵艳遇，虽名为“游仙窟”，实则却与六朝以来盛传之杜兰香、萼绿华、嫦娥、织女一类故事迥不相侔。盖因“仙”之一字，在唐代常指妖艳妇人，甚或可喻妓女，此点前贤时俊多有论述，无庸词费。不仅如此，其显证更在小说内部。作者虽赋予两位女主人公——十娘、五嫂以显赫身世，一为清河崔氏，一为太原公王氏第三女，而观其二人与男主人公的酬答雅谑之词，目挑心许之状，则活脱是唐代青楼名妓的风范。就其思想内容而言，殊无可称。开篇一段夫子自道，已可略窥小说旨趣：
余以少娱声色，早慕佳期，历访风流，遍游天下。弹鹤琴于蜀郡，饱见文君；吹凤管于秦楼，熟看弄玉。虽复赠兰解佩，未甚关怀；合卺横陈，何曾惬意。昔日双眠，恒嫌夜短；今宵独卧，实怨更长。
而后以大量笔墨铺衍男女三人调情的过程，展示各自的机锋辩慧。所谈颇涉性事，而因多用双关、暗喻比附穿凿，遂有羚羊挂角，不着一字之俏黠。若衡之以唐人笔记有关士人与妓女的记载，可知此种对话场面正是当日青楼的真实写照。但张鷟毕竟只是生活在士人与妓女遇合的初期阶段，他的小说因此也只是停留在感性的浅表层次，未克向情感、心灵的更深领域开掘。
逮至中晚唐，由于时势迁变，仕途险巇，士人干谒事功的抱负受挫，而失意萎靡之感大增，于是借流连风月，逐舞征歌以排遣幽怀，与妓女接触日多，这从中唐以后的诗作、诗题中亦可见端倪。盛唐多观妓诗，中唐以降则送妓、别妓、伤妓、悼妓、怀妓之题层见迭出。青楼文化至中唐亦已沉积达百余年，其间不乏可歌可泣之事，于是乃有《李娃传》、《霍小玉传》等佳构出焉。
霍小玉与李娃二传一悲一喜，俱以情致委婉，摹写细腻而为人艳称。我则以为两传的价值还在于广泛地触摸到了唐代的诸多社会矛盾，兼涉科举、仕路、家族、婚姻、男女等重大问题。据作品所示，霍小玉与李娃均未隶籍教坊，故其行动居处，营业方式亦有较大自由。可以随意税居住所，亦可同某位客人盘桓数载而志不旁鹜。然而这种生活方式本身即存在着一个悖论：一方面是维持这种生活需要大量金钱，一旦客人囊中金尽，就应与之了断，琵琶别抱。青楼的原则是面向全社会的男性，而不专注于某一个。故妓女不应有专一的爱情。另一方面是妓女也是人，也需要爱情，而且因文艺的薰习可能更需要浪漫爱情的润泽，尤其是对霍小玉、李娃这样天真未泯、青春韶年的妓女而言，更易坠入爱河。受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她们看中的又都是倜傥风流的青年士人、大族子弟（一为陇西李；一为荥阳郑）。这样，她们的命运就不期然而然地同科举、同士人乃至其家族的穷达休咎联系起来。两人结局的幸与不幸，实则也都是这种关系作用的结果。
《霍小玉传》中的李益虽然族望清华，科场得意，实则财力甚薄。尽管他本人“自矜风调”，按照个人的标准选中了烟花中的霍小玉，并欲与之偕老，但李氏家族却必须要通过他与范阳甲族卢氏的联姻来挽回自家的颓势。所以，李益这个形象从一开始便处在个人意愿与家族利益的深刻矛盾之中。一味地谴责李益的薄倖负心并无助于解读这篇小说的奥旨，因为形象自身在在说明了他与小玉起初的“婉娈相得”，嗣后的盟山誓海，乃至小玉死后他的“哭泣甚哀”，“伤情感物，郁郁不乐。”均非虚情假意。他自“逡巡不敢辞让”太夫人的婚姻之命后，便一直处于忏悔之中。他在爱情与婚姻的权衡中不由自主地选择了后者，如果选择前者则意味着成为整个家族与社会的叛逆。作者准确地刻画出他在抛弃爱情，屈服于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观之后的心灵痛苦乃至精神分裂，而这也正是该形象的典型意义之所在。
至于《李娃传》之喜剧结局，则似出于偶然。但从中亦可觇见科举制度、士族兴衰对它的影响。小说中荥阳生溺于美色，乐不思蜀，以至囊橐罄尽，流落街头，以乞食、唱挽歌为生的描写，客观上揭示了北朝以来的阀阅世家至中唐已渐没落陵替的历史趋势。而即在此时，曾与他欢好一载，既而又欺骗了他，将他弃之如遗的李娃忽然又发恻隐，把他延入家中，曲意扶持，终于恢复了荥阳生的本来面目，并使他一举登第，步入仕途。
李娃这种前后并不统一的行为根据或为怜悯，或为旧情复燃，又或如她自己所云：“此良家子也，当昔驱高车，持金装，至某之室，不逾期而荡尽。且互设诡计，舍而逐之，殆非人。令其失志，不得齿于人伦。父子之道，天性也。使其情绝，杀而弃之，又困踬若此，天下之人尽知为某也。生亲戚满朝，一旦当权者熟察其本末，祸将及矣。况欺天负人，鬼神不佑，无自贻其殃也。”李娃后来的行为同霍小玉一样，都违背了青楼的游戏规则。然而下场却一衰一荣，一晦一显。原因就在于霍小玉的爱情妨碍了李氏家族的利益和李益本人的仕途，而李娃则做了郑氏家族殷殷瞩望却又无能为力的重振家声之举。荥阳公毕竟较其子深谋远虑，他深知其子的丑闻已遍播长安，倘若纵李娃重操旧业，现身说法，必将不利于家门和其子的前程，所以他遣媒纳聘，迎娶李娃入门。既化丑闻为美谈，又避免了日后可能会纠缠其子的感情牵系，这才是李娃得以从娼门一步登天的内在逻辑。
但这桩婚姻毕竟难以掩饰男女双方门第出身不称之尴尬，故作者不得不极力标榜女方的“节行瑰奇”，并使之受封“汧国夫人”，“有四子，皆为大官，其卑者犹为太原尹，弟兄姻媾皆甲门，内外隆盛，莫之与京。”用节行弥补身世低微的缺憾，借此为娼妓指示一条无上荣耀的出路，这种想法显然缺乏现实的依据。尽管唐代在男女关系上相对开放，妓女与士人亦往往因才色的相互吸引产生感情的投契，然而一旦论及嫁娶，就不能不受社会舆论与市俗成见的拘制，而万难克谐。有唐一代文献，不乏载录妓女从良，充当士人姬妾者，但罕有为士人嫡妻的记载。就此一点而言，《霍小玉传》与《北里志》中有关“福娘”的记载更符合生活的真实。
在小说情境的营造，细节描写的手法和人物性格的刻划方面，《霍小玉传》和《李娃传》都表现出相当的精巧与圆熟。两传的出现，标志“进士与妓女”的母题创作已趋成熟。此外，如《太平广记》卷二七四引《闽川名士传》所载之《欧阳詹》故事，同卷引《本事诗》所载之《戎昱》故事及《广记》卷二七三引《唐阙史》所载之《杜牧》故事等，都不同程度地丰富了这一母题的创作。
三、该母题之流变
整体而言，宋人传奇成就平平，未能踵事增华，发扬唐人叙事委婉、刻画入微之美。揆其原由，当与宋人自闭内敛的心态走向和注重理性说教的创作倾向有关。反映在“进士与妓女”这一母题的传奇作品中，尤其显著。
自北宋神宗始，“二程”性理之说大行，“洛学”初具影响。父子君臣之道，男女尊卑之义得到强化。程颐说：“阴阳尊卑之义，男女少长之序，天地之大经也。……男在女上，乃理之常。”（注：见《伊川易传·序》。）“女不能自处，必从男；阴不能独立，必从阳。”（注：见《伊川易传》二。）这种思想经宋儒的倡扬，潜滋曼衍，逐渐成为左右女性日常生活的精神法则。“三从四德”、“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等一整套思想行为规范有效地限制了女性人格的自由发展，使她们习惯于按照贞妇淑女的标准来压抑各种正当的欲望，以获取男性社会的认可。
妓女虽然被摒除于正常的家庭秩序之外，但她们既处于伦理观念空前强化的社会氛围之中，就不可能不受这种思潮的裹挟，而亟于摆脱朝秦暮楚、送往迎来的卖笑生涯，求得社会的重新承认。宋代传奇《谭意歌传》、《王幼玉记》、《甘棠遗事》等都不同程度地触及到这一问题。《谭意歌传》写良家女谭意歌幼失椿萱，沦落烟花，风尘中结识潭州茶官张正宇，情好甚笃，因娶为外室。后张调官，逼于严亲，别有所娶。意歌虽被弃，然坚意守节，治家清肃，亲课其子。后三年，张妻谢世，张乃复来见意歌，乞修旧好。意歌使其通媒妁、行吉礼，否则不纳。张无奈，卒以礼聘之归。
鲁迅《唐宋传奇集·稗边小缀》曾指此传情节大半剽袭蒋防《霍小玉传》及元稹《会真记》。但以思想内容而论，两传意趣实相去甚远。霍传旨在表现女主人公的纯情执着与妓女和士人间方枘圆凿的爱情本质。谭传则着力标榜“妇节”与“聘则为妻”的妇道。此点突出表现在张正宇再至意歌之门，求续旧情时，谭的一段告白中：“我向慕君，忽遽入君之门，则弃之也容易。君若不弃焉，君当通媒妁，为行吉礼，然后妾敢闻命。不然，无相见之期。”（注：见秦醇《谭意歌传》，出刘斧《青琐高议》别集卷二。）作者精心构造的正是女主人公的这种“觉悟”。为此而设置了前后对比的故事格局：始则私合，终于礼聘。因私合所以被弃；但尚能守节，恪守妇道，是过而能改，故卒成大礼，“终身为命妇”。
与此相侔，《王幼玉记》中的衡阳名妓王幼玉梦寐以求的也是一个“良人妻”的名分。她说：“今之或工、或商、或农、或贾、或道、或僧，皆足以自养。惟我俦涂脂抹粉，巧言令色，以取其财，我思之愧赧无限。逼于父母子弟莫得脱此。倘从良人，留事舅姑，主祭祀，俾人回指曰：‘彼人妇也’。死有埋骨之地。”
同是描写妓女从良的题目，唐宋传奇的侧重点却颇有不同。唐妓从良，出于情者居多，一旦情有所钟，便以终身相许，追求的是男女之间的情意和谐。宋代妓女看重的则是伦际、名分。至于“正名”以后的个人幸福、实际处境并不在考虑之列，这种盲目跻身于“君臣、父子、夫妇”伦理秩序中的冲动显然与理学的教化有密切关系。
《甘棠遗事》中的女主人公温婉则已不仅是希图一个良人妻的身分，而是亲自担负起捍卫道统的义务，成为克制私欲，敦笃修养的典范。事载刘斧《青琐高议》后集卷七，题下属“陈留清虚子作传”。略云：甘棠温婉幼年丧父，寄养凤翔姨氏家中，
勉好学，姨氏甚喜，待如己出。十四岁时，欲择人字之，而其母先已流为娼，至是来召婉归，欲使同操卖笑生涯。婉至孝，知不可免，由是亦流为娼。然不乐笙竽，不苟言笑，举措皆合于礼度，“遇士夫缙绅，则书《孟子》以寄其志，人人爱之。”声名日著，至于宰相司马光亦慕名来见。婉之母平日所接多商贾伧俗之辈，婉不能堪，私行至凤翔，后转徙京师，深居简出，终得脱籍。
温婉这样的妓女形象，是以前从未出现过的。其沦落为娼，是由于母命；及入烟花，更能端谨自持，“遇士夫缙绅，则书《孟子》以寄其志。”且“于孟子，不独能造其义理，至于暗诵不失一字。”俨然女道学家。但随之便自然引发了以下的问题：作者何以要在风月场中树立这样一位典范？士大夫们到青楼中去，就为了赏鉴这些一心皈依妇道的妓女的端庄容止吗？慕温婉之名而来的风流士人就真是要听她大谈其《孟子》吗？
根据宋人笔记、词作所透露之消息，大略而言，宋代士人在生活方式和男女关系方面的荡检窬闲并不输唐人，甚且有过之。狎妓冶游，更是士大夫阶层乐为之事。发达的文官政治，臃肿的官僚网络，繁荣的城市经济与日益增长的市民意识似乎都为妓女与士人的结合提供了更适宜的土壤。而外侮频仍，国势积弱的形势以及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的失败，也使一代士人改革图强的愿望彻底归于幻灭。于是转而寄情声色，在青楼的粉白黛绿、雾鬓风鬟之间寻求心灵的麻醉。罗大经《鹤林玉露》云：“荷艳桂香，妆点湖山之清丽，使士夫流连于歌舞嬉游之乐，遂忘中原。”虽然所指为南宋临安，但士大夫们征逐歌舞的风气早在北宋的咸平、景德之后已肇其端。事实上《甘棠遗事》的作者与传中提及的作者之友西河陈希言，便都是风月场上久经历练的老手。陈希言于传中自供曰：“家世居京师，京师之娼最繁盛于天下，仆无不登其门而观之者。又尝侍亲游四方，四方之妓一一审较其优劣，视其所得，察其所操，如仲圭者（指温婉），实未之有焉。”
《甘棠遗事后序》有一段借他人之口所发的议论，有助于解释作者为温婉立传的动机：
娼者固冗艺之妓也，有不得已而流为此辈，所以藉赖金钱，活其生养其亲而已矣。既有所藉，则不可以无取；取之有道，得之有义，是故君子之所贵焉。今天下之娼则不然，举性乎淫而志乎利者也。但求少识夫义理者实鲜。且夫平居里巷相慕悦，酒食游戏相追逐，诩诩强笑语以相取乐，握手出肺肠相示，指天日泣涕，誓死生不相负背，真若可信。一旦计锥刀之利，稍不如意，则弃旧从新，曾不之顾。间有莅官君子，承学之士，深惜名节者，亦甘心焉，折身下首，割财损家，极其所欲而后己。此虽夷狄禽兽之所不忍为，其人乃自视以为得意。……闻温婉之风者可无愧死焉！
这段话的表层意义，无非是要娼妓既安于卖笑的处境，又深通礼义人伦之道，也即一而作婊子，一而树起贞节牌坊，它所反映的正是宋代读书人一种扭曲的心理。然而，温婉这一形象的塑造或许还有更深隐层次的心理背景。试想温婉倘若处身良家，抑或作者只是初涉青楼的少年，那么这样一个女性形象无论如何也难以激起人们的审美兴趣。而对一个“跌宕不检，不治生事，落魄寄傲于酒色间”的风月惯家来说（注：见《温婉》传，陈留清虚子序。），一般的冶叶倡条、酣红腻绿已司空见惯，难以引发审美的快感了。一名妖艳媚俗的妓女给他心理上带来的乏味也许同他面对自己规行矩步的妻子时的感受相差无几，只有温婉这样举措娴雅、风范闺秀的妓女才庶儿可以满足他搜奇猎异的偏嗜。也许这就是作者极力强调妓女要熟谙义理的隐衷。
宋人小说中属于“进士与妓女”母题的还有一类“变泰负心”型的作品。罗烨《醉翁谈录》辛集卷二所载之《王魁传》与《青琐高议·后集》中的《李云娘》、《陈叔文》皆此类。《王魁传》本事分别见于张师正《括异志》、张邦基《侍儿小名录拾遗》引《摭遗》及周密《齐东野语》等书，其事流传甚广，为宋元通俗文学大肆敷衍。事叙王魁秋闱偃蹇落第，于莱州结识风尘女子桂英，桂英深爱其才，倾心相待，供其衣食笔墨，勉其赴京再搏。临歧之际，厚赠川资，又于海神庙歃血为盟，以终身相托。魁应试，唱第为天下第一，因承父命，别有所娶，弃桂英于不顾。桂英愤恚无告，挥刀自刎，鬼魂终索魁命以报。
此传情节亦略同《霍小玉传》，而述事摹情远逊于霍传。宋季因伦理尊卑意识逐渐强化，妓女地位明显下降，士人与妓女虽依旧盘桓往来，其间的浪漫气息却大为减弱。一名落拓之士同一名青楼艳妓才色相当，高下贵贱之分尚不显著，或许较易相处。正如晚明思想家傅山所云：“名妓失路，与名士落魄，赍志没齿无异也。”（注：转引自李中馥《原李耳载》卷上。）但一句新科状元与一个烟花女子却决不可同日而语，尤其在特重礼法的宋代。故王魁的负心与桂英的遭弃，实乃必然结局。至于最后的鬼报，已是羼杂了市民意识的道德惩诫色彩。通过鬼报，使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都能满足于一种道德情感的平衡，这其实是一种文化中庸意识的体现。
然而，即使是“鬼报”，《霍小玉传》与《王魁传》的处理也迥然不同，霍小玉死后的形象依然哀婉动人，与生前的性格一以贯之。《王魁传》中桂英死后则是“满身鲜血”、“披发仗剑”，俨然厉鬼，联系上述《李云娘》、《陈叔文》等同类故事中惨烈的报仇之举，亦可见宋人小说重道德教化而忽视性格塑造的创作倾向。
逮至元代，国祚綦短而杂剧方兴，此母题之佳作大抵以杂剧出之。而宋元间勃兴之话本，亦渐关注此一题材，如《清平山堂话本》所载《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熊龙峰刊《苏长公章台柳传》，《醉翁谈录》壬集卷二之《崔木因妓得家室》及《警世通言》中《钱舍人题诗燕子楼》等宋元旧篇，多摭拾琐屑或前朝轶闻，叙事中间杂市井之价值取向，已渐离士人创作之思维框架。
明初都南京，朝廷设十六楼以处官妓，用备士夫缙绅不时之需。“诸司每朝退，相率饮于妓楼……解带盘薄，牙牌累累悬于窗槅。竟日喧呶，政多废驰。”（注：见侯甸《西樵野记》，《明人百家》本。）乃于宣德三年下令禁绝官吏狎娼。加以其时政治中心已移至北京，遂使南都官妓渐次凋零。直至嘉靖中叶，在资本主义萌芽和城市商品经济的刺激之下，江南声妓始得复苏。万历以后，复臻极盛。而因党社之崛起，个人解放思潮之
洞与朝野内外诸多矛盾之激化，士人与妓女的交往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气象。要而言之，约有三点：一、主体意识高扬与对礼法的蔑弃。二、男女平等思想崭露头角。三、文人与妓女的关系中融入政治斗争、民族兴亡的历史主旋律。但这些内容多散见于笔记野史中，较少为小说家所取资。
其时方兴未艾的乃是世情小说与所谓“拟话本”。它们更关注市民的发迹变泰与悲欢离合，但其中亦透露出不同寻常的时代讯息。《金瓶梅词话》第四十九回写新科进士、两淮巡盐御史蔡蕴嫖妓董娇儿，中介则为巨商西门庆，且事后又由西门庆为其补足嫖资。作者的春秋笔法已暗示出明代中叶以后商人地位的飚升，即使在狭斜领域，商人也开始了与士阶层分一杯羹的尝试。但数百年青楼文化孕育出的妓女却往往并不因商人的万贯腰缠而改易自己眷恋士人的情结，尤其是那些文化品味较高的妓女。宋元话本中广为敷演的“双渐苏卿”故事与元杂剧中大量表现寒士与妓女离合的故事都反映了这种情结，至明代的“杜十娘”，则使这一类故事的主题得到升华。
杜十娘故事始见于万历间宋懋澄《九籥集》中的《负情侬传》，冯梦龙辑入《情史》，朝鲜刊本《文苑楂橘》亦收入。《警世通言》卷三十二《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初以白话小说敷衍其事。事本无奇，仍以士人对妓女的负心弃掷为基本情节，但可贵的是，它提出了一个崭新的命题——妓女的人格。当杜十娘得知李生以千两银子的身价将她转卖与新安盐商的时候，倏然醒悟，认清了维系两人情感的纽带是何等脆弱，而且看出了脆弱的根源就在于两人身份的不平等。与新安人的邂逅虽具偶然性，但李生的动摇注定悲剧迟早会发生。李生的薄倖不单单是个人的品质瑕疵，而是阶级的属性。杜十娘以死对李生人格作出的否定，实际也是对其所属阶级的绝望。她让自己的生命连同那些价值不赀的翠羽明珰、夜明之珠一起葬于江底，以死来宣示自己人格的不可辱，来宣誓与这个世界的决裂。较之霍小玉的死，杜十娘的投江显然更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更接近于壮美。它可以说是一种主体精神的折射，一种“个人感的提高”。
晚明戏曲家卓人月在他的《百宝箱传奇引》中曾将杜十娘与伯夷、屈原相提并论。他说：“必可以生青楼之色，唾白面之郎者，其杜十娘乎！……忠而见疑，信而蒙弃，当此之时，即使哀陷于伤，怨流于乱，比伯夷之吁嗟，效屈原之侘傺，奚遽为《国风》、《小雅》罪人乎！”揭橥了晚明文学家特有的人文意识和崭新的美学追求。
四、馀论
清初，惩于前明荒淫误国，乃裁汰女乐官妓。至雍正三年，京师教坊遂无女子，各省亦无在官乐户。（注：参《雍正会典·刑部·名例上》。）官妓既革，青楼遂不再承担为士大夫娱宾遣兴的义务，妓女也无需含英咀华、濡染翰墨去迎合士大夫的雅趣。妓家的一切均以迅速赢利为依归，青楼的本质已在悄然间产生了变化。而自唐人《北里志》始，记录青楼韵事、追怀妓女风华的纪实体笔记历朝不绝，元有夏庭之《青楼集》、明有梅鼎祚《青泥莲花记》，清初有徐士銮辑录之《宋艳》及余怀《板桥杂记》。虽云纪实，亦不乏小说家言。个中尤以记录明末秦淮旧院曲中佳丽之《板桥杂记》最富文采。至清代中叶以降，篇章腾涌，不一而足。仅乾隆末迄道光中即有：珠泉居士之《续板桥杂记》、《雪鸿小记》，李斗《扬州画舫录》卷九，西溪山人《吴门画舫录》，个中生《吴门画舫续录》，俞蛟《梦厂杂著》卷十之《潮嘉风月》，捧花生《秦淮画舫录》、《画舫馀谈》，雪樵居士《青溪风雨录》、《秦淮闻见录》，张际亮《南浦秋波录》，姚燮《十洲春雨》等。道、咸以降，又有芬利它行者之《竹西花事小录》，许豫《白门新柳记》及《白门衰柳记》，周生《扬州梦》、杨恩寿《兰沚零香录》，缪艮《珠江名花小传》，王韬《花国剧谈》、《海陬冶游录》及《淞滨琐话》等。
清人的这些笔记，十九仿《板桥杂记》体例，多在篇前卷后寓箴规鉴戒之旨，实则“劝百讽一”，已不复有《板桥杂记》那样的兴亡之感、反省之味了。而因时势迁变，国运将殂，这些笔记又共同表现出一种今不如昔、怨悔无奈的情绪，哀感顽艳的叙述语言与颓唐放废的思想意识在这些作品中达到了高度的统一。
光绪年间，始有人以长篇小说铺衍“进士与妓女”的母题，其一为俞达之《青楼梦》，其二为魏子安之《花月痕》。《花月痕》命笔于咸丰八年，光绪十四年问世。此书设士人为穷达两途，妓女刘秋痕、杜采秋亦因所遇不同而下场迥殊，一憔悴殉情，一锡封夫人。书中于韦痴珠、刘秋痕一条线索，多用实笔；而韩荷生、杜采秋一线，则纯出虚拟。其虚实相生，双线并行的写法尚不失创意。不过，作者借韩、杜经历所表达的人生理想仍是陈腐的士人模式——文能辅国、武能安邦、拜将锡爵、如花美眷，而并无丝毫反映时代精神的新思想。
《青楼梦》乃模仿《红楼梦》之作，盖“知大观园者已多，乃别辟情场于北里”。造作三十六美人，虽皆平康妓女，却个个冰清玉洁，怜才若渴。男主人公金挹香则日日珠围翠绕，享尽艳福。而后众美凋零，金亦看破红尘，皈依释氏。此书不过是无聊文人的白日梦境。
咸丰以后，海禁大开，青楼文化因时局巨变而渐与传统背离。青楼成为社会交际场与信息场，达官政客的沆瀣一气，巨贾富商的贸易往来，都要借助于花酒碰和的场面与左拥右抱的氛围，青楼之商业化的本质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礼教与廉耻在金钱与资本的冲击下，已微不足道，晚清的狭邪笔记与《花月痕》、《青楼梦》的出现，不过是“进士与妓女”的母题在近代的遗响而已。
然而，人类的文化心理具有传承性，有时并不因时代的迁变而断裂。士人与妓女的母题创作，其流风馀韵直可追迹于当代的作家。张贤亮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贾平凹的《废都》，其中的男女主人公（如庄之蝶与唐宛儿）之邂逅盘桓，就都不能摆脱士与妓的影子。当然，两者都已经过了变形。
最后要说明的一点是：所有该母题的作品都出自男性之手，自然不可避免地充斥着男权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