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不在场”到“在场”——以现代性困境为问题域的生存论自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困境论文,不在场论文,自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05X(2010)06-0050-04
一、现代性三重困境及其内在逻辑——生存论哲学思入的问题域
现代性困境作为生存论哲学思考的问题域，主要包括主体形而上学困境、资本逻辑困境和工具理性困境。这三重困境既相互联系又处于不同层次，它们之间既各自有不同的问题特征，又有着共同的逻辑支撑，即形而上学同一性逻辑。生存论哲学正是通过对现代性三重困境及其内在形而上学同一性逻辑支撑的深入批判，而展开自身的。
首先，作为现代性深层困境的主体形而上学困境主要表现在：(1)以认识论转向为背景的主体形而上学，其理论前提是强调主客二分，不是在主体范围内寻求支撑客体存在的先验依据，就是到客体对象中寻求主体存在之源，在主体与客体之间划上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从而导致认识论无法克服的难题。(2)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主体形而上学强调人是宇宙的中心、万物的主宰，在这种盲目的自满情绪支配下，人类对自然的大规模占有行动，使人与自然发生断裂。(3)在人与他者、社会的关系中，主体形而上学将个体凝固成一个“单子”式的存在，认为他人和社会只是个体实现自我的手段。在这种自我中心主义的强势专断中，社会关系被支离、社会道德被败坏。
其次，从资本自身目的是实现自身的最大化增殖的角度看，作为现代性显性困境的资本逻辑困境表现在：(1)资本竞争的盲目性。资本自由竞争的最终目的是实现资本的最大化，在这种对抽象最大利益的追求中，工人的生命意义仅在于被资本家看重的“劳动力”，资本家的生命意义仅在于其“储钱罐”地位，整个社会在资本无限扩张的内在支配和统治下陷入“疯狂”、“盲目”的“自由竞争”。(2)资本垄断的凝固性。垄断具有唯一性、排他性和至上性，这造成对生产力发展的限制，形成各种行业、贸易壁垒，同时，政府凭借其行政权力，为确保其利益，对各种竞争行为进行排斥、限制，从而导致市场、行政紊乱，使社会陷入困境。(3)资本全球的虚无性。资本全球化时期，“无论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人们都无法逃避晚期资本主义的引力场”[1]，但全球化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本性，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为载体的全球化，实质上是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向全球扩张的过程，资本逻辑依然是实现其自身最大化增殖。从资本自身内在逻辑和外在表现看，资本全球化实质是一种脱离现实的虚拟存在。
再次，作为现代性隐形困境的工具理性困境表现在：(1)在工具理性的支配下，人类运用科学技术去“征服”自然，使自然成为人实现“虚妄自我”的工具和手段，然而，这种对自然的无尽破坏和病创，却使人类面临失去生存家园的危险。(2)现代世界，在工具理性的支撑下，人们用“技术”的眼光审视世界、反思自身，发展科学技术成为人类存在的唯一目的，情感和其他非理性特性失去意义和价值，社会生活发生异化，人成为被任意宰割的机械、动物式存在，是科学、技术、工具的“奴隶”。
从主体形而上学、工具理性和资本逻辑三重困境的不同侧面看，每个困境都有其独自的特点和理论难题。但从更为深层的角度看，它们之间有着共同特征，即：以追求同一性为目的、以消除差异为手段、以排除异己为己任。从其目的看，它们有着共同的“同一性”特点：主体形而上学以实现“主体”的唯一、至上的“霸主”地位为目的；工具理性以形式逻辑为内在分析武器，将整个世界拼整为一台现代化大机械，人和世界被同化在现代化的钢铁结构中；资本逻辑的目的是实现资本的最大化，其内在过程是将生产、消费、流通吸食到资本增殖的同一化逻辑中。从过程来看，他们都是排除异己、消灭差异的过程：主体形而上学强调的“主体至上性”，对主体的肯定是在否定他者、排除他者、消灭他者的基础上完成的；以工具理性为内在支撑的“唯科学主义”，将丰富多样的自然世界、繁复庞杂的社会关系，归结到固定不变、凝固唯一的机械性教条规律中，它的任务是否定现象界存在的现实性、多样性、丰富性，肯定本质界的唯一性、不变性和永恒性；资本逻辑在实现资本最大化内在诉求的同时，将人和客观性物质存在纳入到其抽象增殖的生产流程中，被资本同化。
而从“形而上学同一性逻辑”和“形而上学同一性思维方式”的特点出发，可以发现它们同现代性困境之间有着深层的内在关联。形而上学同一性逻辑强调，从一个先在的“本质前提”出发，把一切存在纳入到这一“本质”的“同一”存在层面，在“同一本质”基础上，又强调事物之间的无矛盾性，将整个世界的所有存在（自然、精神、文化、政治、科学等）通通归结为“同一本质”，视其为至上、绝对、唯一真实的统治者。“形而上学同一性思维”强调将一切事物的存在归结为一个永恒的、普遍的、超历史的、绝对的、唯一的“点”、“根”或“本体”，然后，从这个终极的“阿基米德点”出发去解释一切存在的存在动机、存在内涵和存在意义。由此，可以说，“形而上学同一性思维”是现代性的基本思维方式，“形而上学同一性逻辑”是现代性内在的基本逻辑。
因此，“现代性”正是在“形而上学同一性逻辑”的内在支撑下，树立自己的“目标”、展现自身的“特征”、“实践”自己的“诺言”，同样，“形而上学同一性逻辑”通过“现代性”的“实践”，向世人“实施”自己的“同一性意志”。柯拉柯夫斯基称其为“形而上学的恐怖”[2]。
通过以上对现代性三重困境及其内在逻辑的分析，我们会发现，如果要在根本上寻求克服现代性困境的路径，就必须对其内在逻辑，即对形而上学同一性逻辑，进行颠覆性的批判，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实现对现代性困境的克服和超越。而生存论哲学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在人类历史中展开的。
二、现代性困境“促逼”下的生存论自觉
以形而上学同一性逻辑为内在逻辑支撑而形成的“现代性”困境，造成对人的生命的压制和迫害，这是以“现代性”为同一坐标轴的哲学家所共同面对和要解决的问题，在这一共同问题的“促逼”下，近现代西方哲学及现当代西方哲学中呈现出直接以关注人的生命为主题的“生存论”哲学。“二十世纪的西方哲学，无论是现象学、存在主义、符号学，还是哲学人类学、解释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等等，从根本上来说，是为了解决现代人精神的惶惑、形而上的迷失、人生的危机和人与神、人与人、人与自我情感、自我意识的疏离”[3]。“这些哲学家们虽然都在一种康德式的环境——学院哲学的环境中进行研究，但都对哲学本身这个观念，对一门希腊人设想过的、康德曾认为已经给予我们了的那种学科的可能性，抱有怀疑”[4]。“他们干脆放弃了作为可能学科的认识论和形而上学本身。我用了‘放弃’而非‘反驳’这样的字眼，因为他们对待传统性问题的态度有如十七世纪哲学家对待经院哲学问题的态度。他们并不致力于在前人的著作中去发现虚假的命题或糟糕的论证（虽然他们也偶尔这么做）。反之，他们瞥见了某种理智生活的可能形式，在其中，得自十七世纪哲学思考的语汇之不得要领，似乎正如对启蒙时代而言十三世纪哲学语汇之不得要领一样。……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杜威通过引入一幅幅新的地域（即人类活动全景）区划图而把我们带到了一个‘革命的’哲学（按库恩的‘革命的’科学的意义来理解）的时代，这些新地图干脆没有包括那些以前似乎具有支配作用的特征”[4]。
可见，生存论概括和表达的是人们对现实世界进行反思和批判的“思想呈现”，换句话说生存论隐透出的是“时代精神”的诉求、历史发展的趋向。因此，对生存论哲学的理解不能局限在学术论证层面，仅对其进行知识化的“专有名词”解释，如果局限在学院化“术语”的成立与否，势必导致对生存论理解的片面化、无根化，那么对生存论的提及也就无意义和必要。因此，问题不是用生存论来作为解释一切的“原则”、“根本”或“依据”，将其推向“圣经”的位置，而是在于“生存论”的发生是“历史事实”。正如吴晓明所言：“我们所说的‘生存论路向’究竟何谓呢？首先，它并不是指一个哲学部门或一种哲学样式……其次，它也并不是意指特定的哲学研究的对象或问题领域，仿佛‘生存论哲学’乃是研究‘生命’或‘生存问题’似的。我们所说的当代哲学的生存论路向，是就哲学在其根本性质上之彻底的‘改弦更张’而言。因此，这一路向的生成首先意味着哲学史上的一个事件或变故，这个事件或变故重大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至于马克思是大体上把它理解为‘哲学的终结’的；或者，如海德格尔在‘尼采的呼声’中所听到的消息那样，这个事件或变故乃是‘超感性世界’的‘腐烂’或‘崩塌’。”[5]
具体来看，生存论并不仅仅是一个形式上的称谓，实际上它实现的是一种转换，是一种不同于传统哲学思维范式，从问题到内涵的转换。
首先，克服主客二分，跨越“认识论”难题。认识论哲学强调主体与客体的区别，对待、分析、解决问题的基本思维方式是“主客二分”，这为认识论哲学带来了挥之不去的难题：“这个进行认识的主体怎么从他的内在‘范围’出来并进入‘一个不同的外在的’范围？认识究竟怎么能有一个对象？必须怎样来设想这个对象才能使主体最终认识这个对象而且不必冒跃入另一个范围之险？……认识究竟如何能从这个‘内在范围’‘出去’，如何获得‘超越’？只要这个问题一提出来，那么，无论怎样来解释这个‘内在范围’，事情总是已经摆明了：人们知识发现认识成了问题。”[6]
对待这个难题，在认识论哲学内部是无法解决的，认识论哲学家为解决这个问题，有时不惜牺牲主体的自主性或客体的客观性，然而都无法完成对这一问题透彻、明晰、客观、科学的解决。但是在生存论哲学中，这不再是一个无法克服的难题，因为生存论出发点是人的现实生命存在，“主体”与“客体”不过是生命存在的不同侧面，二者统一融合在人的生命存在过程中。另外，生存论虽然消解、克服了“认识论”难题，但它并不是与“认识论”哲学的完全断裂。“认识论”哲学强调“概念”、“逻辑”和“反思”的重要，对于这些，生存论哲学并不是简单地加以拒斥和反对，反而，在生命的本位上，生存论哲学极为重视“概念”、“逻辑”和“反思”的重要性。生存论哲学以“拒斥形而上学”、“消灭哲学”、“反对理性”等为口号，这正表明“生存论”哲学是要在更深层、根性的层面上对“人”、“理性”、“生命”、“科学”、“形而上学”等，进行符合人的生命本性的深层反思和批判。
其次，从“永恒在场”到“历史存在”。“认识论”哲学追求稳定、永恒、超验的“唯一者”，一旦确立其地位，“唯一者”便是解释一切的出发点，是统治一切存在的根本原则，它是“非历史”的或者说“超历史”的，是一种看似不存在的、脱离时间或超出“时间”之外的超验的“非历史性存在”。根据这一理解，“时间”和“历史”的存在对于“唯一者”没有意义，它“永恒在场”，“变化”、“转换”、“消灭”、“运动”只能是理解“唯一者”必须加以克服的“屏障”，而不是“唯一者”自身的一部分。
然而，“永恒在场”的“唯一者”在生存论哲学的转型中逐渐崩塌，“今天的哲学已经否定了超时空的本质概念的万能作用，而注意时空中现实的、具体的东西，贬斥了通过思维把握的单纯在场者的抽象同一性，而强调通过想象把握不在场的非同一性”[7]。生存论哲学以肯定人的生命存在为基础，强调“差异性”、“非同一性”、“生成性”、“历史性”、“时间性”的重要性，“人的存在不是现成的而是生成的，并且不会最终完成于某一确定的状态，而总是向未来、向新的可能性开放”[8]。人的生命就是“历史性”、“时间性”的存在过程，人生产自身、创造自身、改变自身、超越自身的实践过程是在“历史”中实现和完成的，企图超越“历史”、摆脱“时间”限制的“永恒在场者”、“唯一者”，不过是人类在寻求自身存在意义的一种“幻象”。
再次，从理性至上到肯定生命。生存论不再以“理性”为唯一的理论话题，而是直接将理论立足点落在对“生命”意义的阐扬上，从而“以‘倒退’的形式推进了哲学的自我认识。‘古代’哲学离开对人类意识的反省，直接地从认识对象出发去寻求‘万物的统一性’，因此它所能达到的只是素朴的实在论或‘野蛮’的理念论，即把‘万物的统一性’归结为德谟克利特的‘原子’或柏拉图的‘理念’。近代哲学从古代哲学的直接断言‘万物的统一性’而‘倒退’回对人类意识的认识论反省，从思维与存在的二元对立中去寻求二者的统一性即‘追究思想的客观性’，因此，近代哲学以‘倒退’的形式而自觉地提出了哲学的基本问题——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从而实现了哲学发展史上的‘认识论转向’”[9]。“认识论”所做的工作是肯定“理性”的地位，对“理性”自身进行严密的逻辑分析、推理和论证，为“理性”合法性地位提供强大的理论支撑；而生存论哲学不再把追求虚幻的“终极本体”和严密、科学的逻辑体系作为哲学的根本目的，而是以“倒退”的形式将这些统化入对人生命的珍重、热爱和肯定中，作为生命存在的现实化、多样化的存在样式来看待。生存论哲学从人的生命本位出发，充分强调人生命的丰富性、多重性、辩证性、生成性等多维统一的特性，并由此出发对一切有碍于生命存在的“非人”化统治、限制和局限进行反抗和批判。
三、生存论对现代性困境深层逻辑支撑的克服与超越
生存论通过对“生命”的阐扬、肯定，基本确立了以肯定“生命”存在为本位的理论思考路径，这样，生存论即在生命的现实性、生成性、开放性、辩证性、多样性的基础上，对隐藏在现代性困境中的深层逻辑支撑，即形而上学同一性逻辑，进行反思和批判，为克服现代性困境提供坚实的理论前提和基础。
第一，生存论哲学在生命的感性经验中消解形而上学同一性逻辑所强调的超验性。以往“逻各斯中心主义”认为本真的“生命”是超验的、超感性的存在，真正的生命存在意义，是透过弥漫于“本真”之表面的各种表现形式、现象，去把握住“本真”、呈现“本真”，这才是“生命”的真意所在，它否认现象、感性经验具有真实性，一切真实的、本真的存在都是在感性经验背后、支配现象界的“本质”世界。“自柏拉图以来，更确切地说，自晚期古希腊和基督教对柏拉图哲学的解释以来，这一超感性领域就被当做真实的和真正现实的世界了。与之相区别，感性世界只不过是尘世的、易变的因而是完全表面的、非现实的世界”[10]。这种将生命的本真意义归结到对超验的、抽象的“天国”追求的思维方式，将生命放置在一个尴尬的境地，即生命既是现实存在的又是不可把捉的，既是与我们紧密相连的又是我们不可感受到的，既是“本真”的又是可以轻易消灭的。这样的“生命”理解不是让人否定自身存在的现实世界的本真性，就是不断追求一种万能的精神实体，或者陷入到对“生命”存在是否具有本真性的怀疑中，极端的宗教信仰、彻底的怀疑主义、虚无主义是他们的结局。
生存论哲学则从人的现实生活世界入手，强调各种生命现象的本真性。指出对生命的超验追求、肯定和向往，不过是人对自身存在进行理解和把握的“不成熟”状态，这种理解总是把生命存在的真意寄托在对超验世界的追寻中，把生命按自己的意志和猜想设定为一种“完美”的存在。然而，生命的真正意义或真实存在就在于生命的日常性、可感性、现实性，对生命的各种超验设定，不过是人对自身不完满性的不满。人欲图设定一个“完满”的生命作为自身追求的目标，但在长期的设定中，这种“设定”却逾越为生命的“真谛”，成为人们解释生命的根据，这不过是人自身的“不成熟”的表现。“生存论”哲学在肯定生命的经验性、可感性的基础上，将这种超验的“设定”归结到人的现实生命中，将“逻各斯中心主义”所强调的“超验性”拉回到人的现实可感世界中，从而克服形而上学同一性逻辑对超验性强调所带来的弊端，
第二，生存论哲学在生命的时间性、历史性中消解形而上学同一性逻辑的绝对性、永恒性。生存论哲学强调生命的时间性、历史性。“任何当下存在东西，任何存在者，都在一定的时间来和去，而且在分配给它的时间内停留一段时间。凡物都有其时间”[11]。“人只是由于他是历史的，才是现实的”[12]。生命是一个不断变化、生成的过程，是一种时间性、历史性的存在，在这个过程中生命充满了丰富的内涵，表现为多种形态，是一个开放的、面向未来的、可能性的存在。
传统“逻各斯中心主义”强调本真存在的超时空、超历史性，它认为感性世界变幻无常、不断变化，给我们带来的只是一些表面上的“假象”，而只有那些深驻于现象背后的永恒不变、绝对长存的本质才是真实的存在。它把这个“本质”设定为一个完全不需要任何其他的东西进行解释的存在，它自己就是自己的原因、动力，它完全不受时间、历史的限制，它本身一直是一个长存不变的“一”，它是这个世界中最为真实的“完善者”。这种思维方式造成的直接后果，即是对生命的时间性、历史性的否定，生命呈现为干瘪的“概念”、静止的“语词”，生命自身丰富的生成性、多重性被抽象掉了。
生存论哲学对这种推崇超验的、绝对的“实体本体论”思维方式进行猛烈抨击，认为生命是可感的、经验的，是在时间、历史中的可感和经验，而不是一种超时间、超历史的绝对、永恒的可感。生命总是历史性的存在，人总是生活在与自然、与他人、与自身的不断生成的历史过程中，生命不能超出时间、历史的限制，这本身就是生命存在的形式。形而上学同一性逻辑把生命的本真意义推给某一绝对、永恒的“完善者”，这似乎将生命升至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但同时却将生命同自身的有限性、时间性、历史性割裂，现实有限的生命存在被认为是非真实的生命，而虚无、抽象的生命却成为永恒真实的代表。因此，生存论哲学在充分肯定生命时间性、历史性的基础上，克服和超越了形而上学同一性逻辑对生命的永恒、绝对的单一、线性化理解。
第三，生存论哲学在对生命的生成性把握中消解形而上学同一性逻辑的凝固性。生命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存在，生命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生成过程，它是一个敞开的、未来性的存在，它总是现实的又是不确定的，它总是希望的魅力所在。尼采指出：“我们在短促的瞬间确实成了原始生命本身，感到了他的不可遏制的生存欲望和生存乐趣。”[13]“生命是不断地从自身抛弃将要死亡的东西，是欢愉的源泉，必须不断地超越自己。”[14]“凡没有超越性的东西，就丧失一切作用；它仅只把时间混过而已，或者对它自己根本不自觉，或者自觉其等于零。”[14]然而，传统哲学在“形而上学同一性思维”的作用下，对生命的涌动性、超越性、实存性进行抽象、凝固的概念式定格，生命在此理解中被还原为抽象、干瘪的概念“一”，自身内在的涌动性、超越性被抽离，在没有展开自身之前即被制定了前提、内容、目的、意义、本质，生命在被“逻各斯中心主义”进行清晰、透彻的逻辑分析和定格之后，亦被它的“逻辑之刀”切割，成为僵死的“概念”平躺于知识的货架上。
生存论哲学坚决反对传统哲学对生命进行单一、封闭、独断的理解，充分强调生命的生成性，生命的存在要求打碎一切对生命进行机械限制、抽象概括的“盖帽”式行为，冲破任何给生命发展带来阻碍的知性边界，释放生命自身内在的涌动力量，在不断超越自身的发展过程中现实彰显自身的存在。传统哲学对生命的知性理解，将生命凝固在既定的概念中，这在生命的生成过程中，只能是作为生命的表现存在，这种“存在者”式的样态不能被作为对生命的全部、本质、根性的概括。这样的理解将对生命的知性理解凝聚在生命的生成过程中，在肯定生命的自身生成基础上，同时对生命的各种表现加以充分的肯定，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逻各斯与人的生命的矛盾问题。
第四，在生命的辩证性中消解逻各斯的同一性逻辑。传统“逻各斯中心主义”内在的思维方式是“形而上学同一性思维”，这种思维方式以“知性逻辑”为内在支撑，将世界分割为现象界和本质界，以追求抽象的“终极实体”为目标，肯定本质界的真实性而否定现象界，人为地将人同自然界、他人、社会割裂，从而造成对生命的“单向度”理解。生存论哲学批判和反对这种思维方式，认为这种思维方式导致对人们思想的禁锢、对人生命的压制，令人类陷入“虚无主义”的境地，因此它提出要以强调生命的多维性、生成性、差异性、丰富性的辩证思维方式克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形而上学同一性思维”。尼采通过“艺术”来化解知性，海德格尔通过“本有”来化解“同一”，雅斯贝尔斯从“大全”来合理处理“理性与生存”的关系。然而，生存论哲学不是对知性或形式逻辑的全盘否定或抛弃，而是在以“生命”为基点和本位的基础上，将知性认识和形式逻辑分析能力纳入到生命自身流动和历史生成的过程中，“生命以对特质之物和规则的轮回之物的信仰这一前提为基础；生命愈强大，则这个可猜测的、似乎成为存在的世界就一定更为广袤。逻辑化，理性化，系统化等等都是生命的辅助手段”[15]。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真正克服和超越形而上学同一性逻辑的弊端。
这样，生存论哲学在对生命的经验性、时间性、历史性、生成性和辩证性的肯定中，消解了由形而上学同一性逻辑带来的超验性、绝对性、凝固性和唯一性，为克服现代性困境提供理论依托和现实指引。
收稿日期：2010-0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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