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新闻出版“走出去”的理论与实践（上）（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闻出版论文,走出去论文,理论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按照党的十六大关于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部署，2003年全国新闻出版局长会议把新闻出版“走出去”作为改革发展的五大战略之一，提出要“破除封闭的、陈旧的思想观念，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支持一切外向型新闻出版单位尤其是实力雄厚的集团去境外发展”。回顾我国新闻出版“走出去”的历程，笔者感到对其中的动力源泉需要认真总结并牢牢把握，对风云变幻的外部环境需要充分认识。
一、我国新闻出版“走出去”的内在动力
(一)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和中央有关部门以及新闻出版总署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为新闻出版“走出去”提供了坚强有力的领导保证、思想保证和政治保证。2005年7月14日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工作的意见》；翌年11月5日，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相应的配套措施，即转发了财政部等部门《关于鼓励和支持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的若干政策》；为贯彻落实“两办”的精神，2009年11月18日，商务部等四部委公布了《2009-2010年度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目录》和《2009-2010年度国家文化出口重点项目目录》；2010年2月1日，商务部等十部门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推进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和项目目录相关工作的指导意见》。这4份文件从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文化出口的重点企业和重点项目方面，提出了鼓励和支持文化“走出去”的政策措施，是中央和中央有关部门专门针对文化“走出去”所出台的政策文件。
从十六大至今，中央和中央有关部门在关于文化建设的文件中涉及“走出去”的内容也非常多，这其中主要有8份文件——在推动文化体制改革文件中阐述“走出去”的有：2003年7月31日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部、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2005年12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的《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2008年10月12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文化体制改革中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和支持文化企业发展两个规定》，2009年3月27日财政部等三部委印发的《关于支持文化企业发展若干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在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文件中阐述“走出去”的有：2006年9月1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2007年4月11日商务部等六部委公布的《文化产品和服务指导目录》，2009年7月2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的《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和2010年4月30日财政部印发的《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这些政策措施都明确提出“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大力开拓文化产品国际市场”。
为贯彻落实中央的指示精神和充分利用好有关部门制定出台的财、税、银、商、贸的优惠政策，新闻出版总署于2007年4月4日出台了扶持新闻出版“走出去”8项政策措施。2011年4月，新闻出版总署还专门制定了《新闻出版业“十二五”时期“走出去”发展规划》，对新闻出版“走出去”做出了规划和具体部署。同时，新闻出版总署在推进新闻出版业改革发展的文件中涉及“走出去”内容的文件还分别有：2006年7月3日印发的《关于深化出版发行体制改革工作实施方案》，2007年2月14日印发的《新闻出版业“十一五”发展规划》，2009年2月25日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2010年1月1日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推动新闻出版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2011年4月21日印发的《新闻出版业“十二五”时期发展规划》等。
所有这些政策措施，对新闻出版“走出去”具有很强针对性、指导性、实践性。
(二)新闻出版业改革发展的成果极大地提升了新闻出版业实力，为“走出去”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闻出版业深化改革，着力培育新型市场主体，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目前，经营性图书和音像出版单位已基本完成转企任务，1251家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实现了转制或登记为企业法人，十多万家印刷复制单位、3000多家国有新华书店完成了转制，100多家新闻出版企业集团成功组建，其中44家新闻出版企业实现了上市，总市值达到5700亿元。民营文化工作室有序参与出版策划服务，非公有资本和外资已全面进入印刷、复制、发行和新媒体硬件制作等领域。
经过改革，制约新闻出版业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得到进一步消除，新闻出版业的实力、影响力和竞争力明显提高。“十一五”时期末，新闻出版业总资产、总产出、总销售额与“十五”时期末相比，均翻了一番，其中印刷业翻了两番；国际加工贸易由100亿元增长到500多亿元。版权贸易逆差明显缩小，引进输出比从2005年的7.2∶1转变为2010年的2.9∶1。目前，我国日报总发行量居世界第一位，在世界日报发行量百强中我国大陆占了25席；图书出版品种和总印数居世界第一位；电子出版物总量居世界第二位，印刷业年产值居世界第三位。2010年，新闻出版业总产出达到1.27万亿元。
这些成果为新闻出版“走出去”打下了基础、铺平了道路，使新闻出版业有了一定的条件和能力走向国际舞台，走进世界出版市场。
(三)一批具有实力和竞争力的新闻出版骨干企业“走出去”的成功案例，为新闻出版“走出去”起到了引导和示范作用。目前，我国新闻出版企业通过新设、收购、合资等方式，在境外已开办图书出版公司21家、期刊出版公司10家、报纸出版公司3家。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的海外网点已遍布2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跨地区、跨国、跨所有制经营的最大的国际出版发行网络，同时还开办了北美地区最大的新华书店北美网上书店。山西运城制版集团公司在全球28个国家设立了38家分支机构。2009年安徽出版集团在俄罗斯奥廖尔州创建的新时代印刷有限公司实现销售收入3300万元人民币，业务拓展到了全俄境内的10个州，企业综合实力已位居俄罗斯中央区前列。湖北长江出版集团出版的小说《狼图腾》向全球输出25种语言的版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30年：回顾与展望》等35种反映中国改革发展的图书的版权，售卖给了英国、俄罗斯、土耳其等国，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先后与牛津大学出版社等十多家国际著名出版公司合作，出版了100多种学习汉语的教材，销往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使用人数超过一亿人。三辰卡通集团有限公司的《蓝猫淘气3000问》系列动画片的播出权、家庭录像权、游戏网络权及图书出版权远销英国、韩国、中东等40个国家和地区，7年来海外版权收入累计2460万美元。广东原创动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创作的“喜羊羊与灰太狼”系列动漫产品受到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家出版社的青睐，2009年输出图书版权十多种，主要目的地为港澳台地区，产值达4000多万港元。
这些具有经济效益和海外影响的“走出去”的典型案例，极大地鼓舞和带动了国内其他新闻出版单位的外向型发展。
(四)国内出版物市场环境变化莫测，驱使不少新闻出版单位寻求海外发展。从1990年的人均购书5.2册到2009年的人均购书5.6册(已扣除教材教辅)，20年来我国人均图书消费量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这期间，图书品种虽然持续增长，而单品种的总销售量却不断下降；定价不断提高，但销售收入增长却持续放缓；成本持续上升，可库存积压却较严重，利润率也随之一路走低。同时，国内出版物市场条块分割、地域封锁、部门垄断严重，盗版、盗印、非法出版日益猖獗，行业内部不规范竞争加剧，诚信缺失，有的出版社不择手段争稿源，有些书店不计后果压折扣，部分报刊发行不计成本送赠品；一些书店长期挤占出版社的书款，一些出版社又长期拖欠印刷厂的印刷费，出版物市场环境严峻。因而，不少新闻出版单位转而寻求向境外发展，这包括囿于行业准入制的一些民营企业。
(五)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有力地拓展了出版物的传播广度和深度，为新闻出版“走出去”插上了翅膀。当今时代，人类社会已经进入到一个技术创新不断涌现、经济结构调整加快的重要时期，科技竞争日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焦点，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成为新闻出版业发展的重要动力和发动机。特别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及其在新闻出版领域的广泛应用，使出版物的传播手段更加多样，传播渠道更加畅通，传播能力不断增强，使越来越多的出版物通过新型出版方式和互联网等载体在海外传播成为了可能。许多国际大型出版传媒集团主要业务均已融入互联网，并开展了大规模的电子商务，数字产品和服务收入在业务收入中的比重正在不断上升。我国数字化在新闻出版业应用的总产值每年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以网络游戏出版、手机出版、互联网出版等为标志的新型出版业态异军突起，这为新闻出版“走出去”插上了翅膀。
二、我国新闻出版“走出去”面临的外部环境
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原有的过度负债消费模式受到巨大冲击，面临深度调整，加之失业率居高难下，致使私人消费依然疲软，企业投资意愿低迷，国际市场需求不振可能会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存在。国际金融危机及其所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欧美等发达国家为了解决国内就业问题，迫于国内政治和经济等压力，以解决“全球经济失衡”为借口，对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采取了许多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在这种背景下，国际出版业的发展具有“两面”或“双向”特点，即向好趋向和不利趋向交迭，外部环境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依然很多。
(一)国际出版传媒格局出现新变化，“中国模式”引起广泛关注。在金融危机的波及下，西方发达国家出版业和大型出版传媒集团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目前，美国巴诺、百万、鲍德斯三大图书销售实体商的销售额下滑；美国论坛报业集团申请破产，百年老报《西雅图邮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等因财政拮据宣布停发印刷版，纽约时报集团也面临经营困境，不得不裁员减薪、出售固定资产。如果排除“哈利·波特”的因素，英国图书销售额也下降了不少。日本的情况也大体如此。与此同时，我国在应对危机冲击中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有效的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措施，“中国答卷”受到了全世界的瞩目和赞扬。与之随行，我国新闻出版业也保持了快速增长的势头。一枝独秀的我国出版物市场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世界上几乎所有国际大型出版传媒集团都以不同方式在我国设立了办事机构，这为我国新闻出版“走出去”，在国际上进一步赢得话语权、掌握主动权带来了诸多机遇。但也要清醒地看到，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难以在短时间内消除，个别国家对我国国情的曲解，对中华文化固有的偏见，对世界范围内客观存在着的不同文化价值取向的抵制和对立心理，都给我国新闻出版业走向世界增加了阻力和难度。
(二)出版产业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正进行重新配置，对国际出版市场份额的争夺将更加激烈。受金融危机影响，欧美一些发达国家的部分出版传媒企业出现了经营困难，员工被裁，一批专业人才、高新技术和设施闲置，资本投放更趋谨慎。同时，文化生产要素与资源在全球流动加快，人才、资本、技术等资源正在全球范围内寻求机会。上述情况对我国新闻出版“走出去”进行海外并购、拓展市场、抢抓战略资源、扩大国际出版市场份额十分有利。但同时也要对“西强我弱”的国际出版格局有充分的估计。西方主要媒体和出版传媒集团的整体实力依然十分强大。相比之下，我国新闻出版业的实力、影响力、竞争力还十分弱小，出版产业还处于初级阶段，“走出去”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三)世界范围内出版产业结构调整加快，新兴业态的发展成为国际出版业增长的新动力。近些年，传统出版业态都不同程度受到网络媒体等新兴业态的冲击，金融危机则使这一冲击进一步加剧。目前，一批互联网技术、数字技术、移动通信技术企业正向内容产业进军，国际出版传媒企业也加快了数字化转型步伐，一个全新的出版产业正在形成。施普林格公司、剑桥大学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泰勒—弗朗西斯出版集团、里德—爱思维尔集团等国际知名出版公司的主要营业收入，无一不是来自包括电子期刊、数据库等在内的数字产品，特别是电子学术期刊已经成为利润率高且稳定的增长领域。这一新兴业态为我国新闻出版“走出去”，抢占新兴产业的制高点提供了机遇。但同时在国际新一轮竞争面前，我国新闻出版业在内容的原创性、人才、技术、设备、开拓国际市场等方面实力较弱，竞争力不强，我国新闻出版“走出去”依然任重而道远。
三、我国新闻出版“走出去”取得的主要进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形成了多方位、多层次、多领域对外开放的格局。在这一大背景下，我国新闻出版“走出去”取得了明显的进展。
(一)版权贸易逆差不断缩小，输出数量和品种范围逐步扩大。从2002年到2010年，我国版权输出数量逐年增长，特别是2009年至2010年两年间更是实现了快速增长，2010年全国版权输出数量在5000种左右，与“十五”末相比，2010年版权输出总量增长275%，引进与输出比从7.2∶1缩小至2.9∶1。单册图书的版权转让费也有所上涨，版权输出后图书的发行量、版税的回收等一些反映出版“走出去”质量的硬指标也有所提高。
(二)出版物的实物出口稳步增长，数字出版产品出口势头强劲。尽管近年受到数字化浪潮、金融危机和人民币升值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新闻出版实物产品出口仍继续保持增长。2010年，全国出版物进出口经营单位累计出口图书、报纸、期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1079.1万册(份、盒、张)，累计金额3690.5万美元，网络游戏出口突破2亿美元，期刊数据库的海外付费下载收入近千万美元，电子书海外销售收入约5000万元人民币。目前，我国出版物已进入世界190多个国家和地区。
(三)印刷服务出口产值逐年增加，印刷服务出口顺差明显。2009年，我国印刷服务出口收入总计约510亿元人民币，比“十五”末增长75.86%，占印刷工业总产值的10%左右。占全国印刷总产值3/4的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三大印刷产业带已成为全球重要的印刷加工基地。
(四)国际书展参展水平和质量不断提高，中国主宾国活动成为亮点。自2005年我国首次统一组团参加德国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以来，参展水平不断提高，版权输出逐年增加。特别是在2009年法兰克福国际书展期间，中国作为主宾国，我国参展团共签署版权输出合同2417项，相当于2008年的5倍多，超过当年版权输出总量的一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经过多年培育已经成为世界四大书展之一，2010年博览会期间，我国的版权引进与输出之比为1：1.46，实现了我国图书版权输出的重大突破。尤为可喜的是，世界重要书展纷纷邀请我国以主宾国的身份参展，扩大了我国出版界在国际书展中的影响，体现了我国的出版实力。
(五)出版“走出去”的人员素质逐步提高，人才队伍日渐壮大。几年来，通过“请进来”、“走出去”等各种方式，开展了“走出去”专门人才培训，举办国际高层出版论坛，取得了较好成效。目前，各出版集团和较大规模的出版单位都有专门的机构和人员，专职负责出版“走出去”工作。每年重要国际书展的参展人员也相对固定，与几年前的状况相比大有改观。出版领域的版权贸易人才、出版翻译人才、外向型经营管理人才队伍正在日渐壮大。(待续)
四、我国新闻出版“走出去”存在的问题
(一)对“走出去”的规律认识和把握不够，影响了“走出去”的效果。首先，对境外受众与我们在政治文化上的差异还缺乏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在“走出去”过程中还没有充分考虑到受众的接受心理和接受习惯，因此常常把“走出去”等同于对外宣传，把“我想让你知道的”等同于“你想知道的”，导致部分出版物“自说自话”，缺乏针对性、吸引力、感染力。目前，“走出去”主要还是依靠国家推动、政府投资，很多企业积极性不是很高，内在动力不足。对“走出去”效果的科学评估也显欠缺，据了解，目前不管是管理部门还是企业或是研究机构，都还未建立起对新闻出版“走出去”效果进行专业评估的信息反馈系统，对境外受众接受程度缺少准确清晰的研判。
(二)版权引进和输出逆差仍旧存在，输出到欧美等国家和地区的版权偏少。近几年来，版权引进与输出的差距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但是引进大于输出的状况尚未改变。从地域上看，虽然对欧美的版权输出有较大增长，但港台地区与东亚、东南亚仍然是版权输出的最大市场。从输出品质和内容上看，反映我国当代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研究成果的原创作品不足，高质量的作品仍然太少，内容大多还是针灸、中医、武术、烹调等传统文化方面的。
(三)出版物出口量虽然较大，大多还难以进入国外主流渠道。近几年来，我国出版物的出口数量一直大于出版物进口数量，但是由于出版物定价较低，造成出口金额很低。同时，出版物大多为中文图书，对象多为收藏中文图书的图书馆、研究机构和当地华人书店等，基本上游离于主流渠道之外，在欧美的大书店里很难看到我国内地出版的中文书刊。还有，出口市场无序竞争，客户恶意欠款情况严重；由于本地资源有限，港台地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出版界纷纷来大陆争夺书刊出版资源等，使得原本可以输出的成品或版权，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
(四)尚未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骨干企业，难以与国际出版传媒大鳄抗衡。当今，如若在国际上具有影响力，享有话语权，必须拥有以跨媒体跨区域发展为基本特征，融合报纸、书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多种出版业态，形成业务多元、实力雄厚的传媒集团。就目前来说，我国出版企业和文化企业中，不管是通过独资或是合资或是合作方式到境外办报、办刊、建社、建站、开厂、开店，还是通过上市、参股、控股等多种方式扩大境外投资，参与国际资本运营和国际企业管理的都显得乏善可陈，更谈不上在国际上实现跨媒体跨区域发展。放眼国际，例如，尽管美国新闻集团因2011年7月被爆出的窃听事件而声名狼藉，但其传媒大鳄的地位毋庸置疑。新闻集团拥有400多家子公司，直接或间接控制着《泰晤士报》、《华尔街日报》等170家平面媒体，拥有近40家卫星和有线电视频道，具有覆盖全球三分之二人口的能力。相形之下，我国新闻出版企业基本还处于报纸、出版社、印刷厂等单一媒体发展状态，且以国内发展为主，差距十分明显。
(五)一些优惠政策尚未完全到位，出版单位境外经营依然困难重重。为推动新闻出版“走出去”，政府有关部门已经出台了多项扶持措施，有的已经收到了明显成效，但是有的扶持政策还未完全落实到位。譬如，国内金融机构提供外向型出版企业、工程项目加快发展的信贷支持没有完全到位；又如，出版物出口报关、退税等手续繁琐；电信网路收费太高限制了网络书刊的对外输出等。一些出版单位由于境外经营成本高、风险大、利润低，削减了投资规模，收缩了投资战线。
(六)外向型出版人才，尤其是从事海外投资和经营的人才缺乏。由于涉足境外市场不多，国内出版单位的主要精力放在了国内市场，使得既熟悉国际贸易、出版、版权专业知识，又精通外语及能开拓国际出版市场的骨干人才缺乏，尤其是直接投资与经营的领军人物严重缺乏。
五、进一步推动我国新闻出版“走出去”的思考与建议
(一)认真落实《新闻出版业“十二五”时期“走出去”发展规划》。根据国际出版传媒市场的新变化和结构布局的新情况以及“走出去”的阶段性特征，新闻出版总署首次制定了我们行业“走出去”的发展规划——《新闻出版业“十二五”时期“走出去”发展规划》。该规划提出了我国新闻出版业“走出去”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主要目标，从版权、数字出版产品、实物产品、印刷服务、企业、人才、国际营销网络和优化格局等8个方面，明确了“十二五”时期推动我国新闻出版业“走出去”的重点任务，以及“财税银”扶持、资源配置、重点工程、会展服务、信息服务、统计管理、中介机构、人才培养、宣传表彰和组织领导等11项政策措施。该规划的出台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其规划的目标任务我们在工作中须要认真贯彻落实。
(二)深入研究国际出版市场规律和国外读者的阅读消费习惯，加强“走出去”的针对性、时效性、艺术性。应依据不同国家、不同情况、不同需求，采取不同的策略和不同方式。对经济发达、购买力强，对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等有重大影响的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应采取政府推动、企业主营、市场化运作的方式；对经济相对落后、购买力低、市场分散的非洲、拉美等发展中国家以及我国周边的一些国家，应以政府为主、企业为媒介，侧重于非贸易方式。对多数能够直接阅读中文出版物的海外华人华侨地区，多采取出版物直接出口的方式；对其他在中文方面存在语言障碍的地区，应以版权贸易方式为主。在进一步加强对泰国、缅甸、越南等我国周边国家影响的同时，加强对阿拉伯国家以及非洲国家的卡通及影视产品出口。加大藏文、维文等出版物对周边国家出口的力度，遏制藏独、疆独等分裂势力对我文化的渗透。要花大气力整合文化和商业等方面的对台资源，扩大大陆出版物进入岛内。台湾地区是一个特殊的市场，也是仅次于内地的中文出版物市场，扩大对台湾地区出口，不仅是占有市场份额的需要，更是争取民众，反对“台独”的政治任务。
在继续巩固传统出版物输出的同时，要高度重视对外汉语教材的“走出去”。汉语是传播中华文化的有效载体，对外汉语教材是我国出版物进入海外市场的重要内容，在我国新闻出版“走出去”中具有重要作用。随着汉语热的兴起，选择一批长期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出版单位并给予其重点扶持和资助。同时要开发多种介质的对外汉语教材，包括纸质产品、音像电子产品、网络产品，并结合远程教育，与互联网、广播、电视等媒介相互配合，实现立体化推出，以获得最大的效益。
(三)打造国际出版传媒旗舰，提高我国新闻出版企业的竞争力和影响力。国际出版传媒市场的实践证明，真正影响国际舆论的无不是具有强大实力和竞争力的大型传媒集团。推动我国新闻出版“走出去”，实现国际传播力有质的飞跃，必须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做强做大重点企业，形成几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跨国的大型传媒集团。鉴于目前我国出版集团的规模小，在参与国际出版传媒集团间的兼并中还面临着资金等多方面的困难，应从国家层面把参与国际传媒领域的并购作为一种战略任务，推动石油、电信、电力、金融等国有或国有控股的大型企业集团，与出版企业联手参与海外传媒出版企业的投资与收购，或者组建国有出版传媒国际投资公司，直接参与国际出版传媒市场的并购。
(四)加快发展数字化读物的生产和传播，抢占数字出版制高点。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是与生俱来的全球性传播载体，在国际话语权竞争中显示出了独特优势。相对于书报刊等纸介质产品，数字化产品容量大、速度快、覆盖面广，更容易进入海外市场，尽管目前此类产品的销售份额还不大，但却是未来最具潜力的“走出去”的出版产品。应高度重视数字出版产品版权输出的平台建设，整合数字出版资源，以图文、音频、视频等形式对出版内容进行全方位、深层次开发，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深度融合，实现由传统出版向现代出版转变。加大对数字出版重点企业和产业基地“走出去”的扶持力度，重点支持电子书、数据库、网络游戏等数字出版产品进入国际市场，探索一条适合我国数字出版国际化发展的路子。
(五)加大实施本土化发展战略，确实增强“走出去”的实效。在全球传播背景下，实施本土化发展战略是“走出去”的必然要求，也是国际大型出版传播机构通行的做法。通过实现本土化发展，能够准确了解当地受众需求，充分适应当地环境，有针对性地提供产品和服务，从而增强对本土受众的吸引力，打破东西方文化差异和意识形态差异所带来的阻隔，提高出版物影响力。要通过新设、并购、合作等方式培育境外实体，通过上市、参股、控股等形式扩大境外投资，鼓励有条件的出版传媒企业在境外收购知名品牌、营销网络和研发机构，大力拓展海外阵地，逐步实现机构本土化、人员本土化、内容本土化，并使编印发贸等在当地完成，提高传播力和效果。要把本土化发展与中国特色结合起来，树立世界眼光，体现中国视角，传播中国理念，发出中国声音，切实增强我国新闻出版业的对外传播力。
(六)加大财政经济政策扶持力度，优化出版“走出去”资源配置。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家支持文化企业发展的财政、金融、税收政策，充分运用国家文化产业发展基金、国家出版基金、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和项目扶持资金、民族文字出版专项资金等，对重点出版单位、重点出版物的版权输出给予重点支持。鼓励出版企业与银行合作，争取更多金融税收支持。进一步发挥“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与“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中国出版物国际营销渠道拓展工程、重点新闻出版企业海外发展工程、两岸出版交流合作工程、中国国际图书销售中心建设项目等的合力作用，优化出版“走出去”资源配置，对出版“走出去”工作业绩突出的出版单位在出版资源上给予优先配置和政策倾斜。
(七)大力构建“走出去”人才体系，建设“外向型”人才队伍。要注重对领军人才的培养，并将其纳入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和“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队伍建设中，统一进行培养、提拔、使用。加强各类高层次专门人才的培养，以培养外向型的经营管理人才、版权贸易人才、专业技术人才、翻译人才为重点，构建新闻出版业“走出去”人才体系。鼓励中外出版企业继续开展多层次、多领域的专业人才互用计划、互培计划。学习借鉴国外大型出版传媒集团的选题策划、市场运作、经营管理等多方面的经验，用国际视角加强对各类高层次专门人才的培养。进一步加大对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等有关“走出去”奖项的奖励力度；对“走出去”的年度优秀出版物、重点出口企业及版权输出优秀单位和个人进行重点表彰奖励。加强人才资源引进和贮备。注重对国外人才与“海归”人才的引进，欢迎国际出版业的高端人才到中国发展，注重发挥国外作者、翻译人才、经营管理人才的重要作用，拓展海外出版人才培训基地，丰富培训的形式和手段，为完成我国出版业的全球发展大计提供人才保证。
(八)加强统筹协调，为加快新闻出版“走出去”营造良好的环境。加强我国新闻出版“走出去”战略、对策以及与国外的比较研究。以完善国际新闻出版资讯库为重点，强化对国际文化市场、主要国家文化政策和国际重点新闻出版企业以及对“走出去”投资风险和防范手段的研究；以信息共享、互联互通为重点，构建翻译人才库、版权交易信息库、重点项目库、中外作家库，搭建多语种的国家级“走出去”信息服务平台，为企业提供市场供求、版权贸易、政策咨询、法律服务、翻译服务等全方位信息服务。充分发挥现有行业协会的作用，鼓励和支持企业在自愿基础上成立新闻出版产品和服务出口促进组织，加强行业自律，扩大对外宣传，维护企业权益，提供政策咨询和信息服务，帮助企业开拓海外市场；充分发挥投资促进机构、版权代理机构、人才培训机构、法律咨询机构、会展服务机构等社会中介组织的作用。充分发挥民营企业在“走出去”方面的积极性。民营出版企业在出版“走出去”中扮演着一个特殊的角色，由于它没有官方色彩，更容易为受众国接受。对非国有企业“走出去”给予同国有出版企业同等的待遇，鼓励和支持非公有制文化企业参与“走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