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初刊”辨伪记略——从“大安本”说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金瓶梅论文,大安论文,初刊论文,辨伪记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4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779(2013)02-0218-04
半个多世纪以来，学界普遍看好日本大安株式会社影印的《金瓶梅词话》，世称大安本。今年3月29日，我在台湾嘉义大学举办的一次小说戏曲学术研讨会上，谈到了大安本编刊中的一些问题。当时，嘉义大学的汪天成先生问我：你用的大安本是五卷本还是十卷本?我答曰：是五卷本。他说，他藏有十卷线装本，当为初刊，与我所用的例证不一样。承蒙他的美意，还特地将他所藏的十卷本从家里拿来，让我拍了些照。当时，我心里想：学问真是无涯。我在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等图书馆里前后四次，转了共二年加上了二月又二周的时间，竟没有见到过这样的一种本子。假如我用的本子并非是正宗大安初刊的本子，岂不是我花了许多时间写成的这次提交的论文《毛利本〈金瓶梅词话〉读后》将要推倒重来?至少有几个例证将成了问题。假如将这文章发表了，岂不是更糟了吗?因此，我真的非常感激他的指点，在会议闭幕式上，还特别指出了这一点，向汪先生表示感谢。
说十卷线装本是初刊有两条十分充足的理由：第一，它是黄黑双色影印的，即页面用的是如同古书一样的黄色，文字与框线是黑色，周边是白纸，不像五卷本只是白纸黑字，用单色影印的。以常理而论，初印时比较考究，后印时常常从简，所以双色影印当在前面。第二，更过硬的是十卷本印的发行年月是1963年5月，而五卷本最后一册印的发行年月是1963年8月，前后相差了3个月。这样看来，十卷本当为初刊原本是无庸置疑。
然而，我心里还是有疑惑：怎么我在日本的图书馆与朋友手中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十卷线装本，甚至也没有听说过有这样的一种本子呢?不但是我，同时与会的日本著名小说版本学家大塚秀高先生也说没有见过。于是，我一回家就想将这个问题弄个明白。
首先，我想最好自己要有一套十卷本放在手头研究一下。汪先生说，他是在台湾旧书网上买到了两套，一套于去年送给了大陆的一位先生。我想，不妨先从旧书网上也查一查，看看有没有。若没有的话，问大陆的先生借一借，或请汪先生扫描一套给我。结果回沪后台湾的旧书网不能上，而在“孔夫子网”上一查，正巧有一套，开价3500元。打开一看，有封面、版权页及正文三页照片。一看封面，马上引起了我的疑惑：它是黄色的，而汪先生的那一套明明是蓝色的，这不是说明了至少印过两次吗?而版权页都印的是1963年5月发行的，看来。这两本中至少有一本不是发行于1963年5月，是造假的吧!
接着，我将五卷本翻出，发现它与十卷本除了版权页上的发行日期不同外，另有一些细微差别，而关系较大的是，两本的《例言》有很大的不同。五卷本有《例言》五条，而十卷本删改成四条，具体文字也有不同，其情况如下：
两本相较，有三大不同：
一、十卷本删去了与北京图书馆藏本及其影印本的有关文字，即于第二条删去了“与北京图书馆所藏本同版。但”十二字，并将第三条全部删去。其用意何在?颇为费解。
二、十卷本删去了对中国读者未必感兴趣的“附以长泽法大教授解题”的文字。
三、最明显地暴露十卷本作伪的是：五卷本第四条中的“五册”，被十卷本第三条挖改成“十册”；五卷本中的“二十回”被挖改成“十回”。其中所改的两个“十”字明显与其他所有文字异体且略大，特别是原“二十”是占了两个字的空间，改成了一个“十”字后，就在其上下留下了显眼的空隙。这就是其作伪所露出的最明显的尾巴。
当我抓住这条尾巴后，想起不妨再拿最近由台湾里仁书局影印梅节先生所藏的大安本看一看。结果又有新的发现，即里仁本卷末附有十卷本与五卷本的《例言》。其十卷本的《例言》与汪先生所藏的十卷本的《例言》又有细微而重大的不同，即是原来被我抓住尾巴的第三条中挖改的“分装为十册。每册十回”数字，在这本十卷本中却没有丝毫挖改的痕迹，且文字悉同五卷本：“分装为五册。每册二十回。”因而，里仁书局在这里加了一注：“原误。应为‘分装为十册，每册十回’。”这种现象就清楚地说明了：大安本的初印本当为“分装为五册。每册二十回”。十卷本在盗印时，匆忙之中没有注意到一改卷数后产生的问题，因而在机械照搬《例言》后与正文产生了这样一种牛头不对马嘴的情况。假如十卷本果真是初刊的话，这种低级的错误是绝对不可能产生的。这种错误只能是在照搬原刊的《例言》而变动了卷数后产生的。正因为这种失误太显眼，发行后就马上会被人发现，所以在再印时，就简单在挖改了两个“十”字，使之于十卷本的真实情况相符，从而产生了两种不同的十卷本的《例言》的差别。十卷本《例言》因照抄五卷本而致误的还见于另一句话，即在第二条中说异版的第5回末叶“附栖息堂所藏本书影于第一卷末”。因为这仅是一叶异版，一般读者也不大会注意，书商也没有发现这一错误，所以在汪先生所藏的十卷本的再印本上还是没有改，而这次里仁书局作附录时，大概由梅节先生注意到了，因而也加上了一条注：“原误。应为‘第二卷末’。”这一错误，同样可以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五卷本当为原刊本，十卷本是后来的盗印本。十卷本盗印初刊时，其《例言》因袭的迹象明显，而再印时为修补错误而进行了挖改，更是显得欲盖弥彰。
至此，基本事实已经清楚，但为了进一步搞清情况，我在网上检索了“日本所藏中文古籍数据库”，想了解一下日本各家图书馆所藏大安本的事实。结果在这数据库中，除了二家单位没有注明所藏的大安本的卷数外，其余所有单位都标明了所藏的是五卷本，而没有一家藏有十卷本。藏有五卷本的如有：东洋文库、国立国会图书馆、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图书馆，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图书馆，神戸市立图书馆，愛知学院大学图书馆，愛媛大学图书馆，宫城县图书馆等。我们很难想象这些大图书馆当初买的不是原刊本。至于十卷线装大安本，可能压根儿就没有批量进入过日本的市场，这一本子，大概就是在台湾或香港盗印的吧。
由此大安本，联想到《金瓶梅》的出版史上，已有不少冒牌货打扮得像初刊原本一样，以此来欺骗读者，招徕生意。词话本系统的三部半，现在还看不清楚有冒牌的情况。在崇祯本中，现存日本内阁文库与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的三字行眉批本，就在里封的“金瓶梅”前加上了“新刻绣像批评原本”几个字，而此“原本”，现在看来绝不是“正头香主”，也是一种后印本[1]。至于后来的张竹坡评本，更有许多五花八门的伪装，比如，因为前有一篇《叙》，最后署“时康熙岁次乙亥清明中浣秦中觉天者谢颐题于皋鹤草堂”，于是有的本子在里封的天头印上了醒目的“康熙乙亥年”，有的则在旁边印上了“皋鹤草堂梓行”，都无非想说明这是原版，也有的就干脆印上了“姑苏原版”，乃至到后来明明是作了删改的本子，在封面上却大书“真本金瓶梅”或“古本金瓶梅”，如此等等，告诉我们的是，越是吆喝着是什么“原本”、“真本”、“古本”的，越可能是假货，真正的原刊本，难道还要写上“原刊”两字吗?而到现在，有了版权页，像十卷本“大安本”那样，将出版发行的年月提到了前面，或许更容易迷人耳目了。但假的毕竟是假的，尽管有时候装得比真的还真，而总会有狐狸尾巴露出来的。
2013.4.6
附言：文章于4月6日发给“第九届(五莲)国际《金瓶梅》学术研讨会”筹备组后，于7日收到大塚秀高教授的来信说：“我回国后就向坂本健彥(按：当年参与刊印大安本工作者)问《金瓶梅词话》出版的事。他说大安出版的版本只有一个：精装五册本。所以我们看的线装本就是台湾或者香港的海贼本。”
2013.4.7
又补记：上文在2013年5月10日至14日的“第九届(五莲)国际《金瓶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承蒙台湾嘉义大学的徐志平教授提醒我说，大安本五册是陆续出版的，第一册当在1963年4月间。这的确是如此。回家后翻开1991年出版的《金瓶梅大辞典》，当年我就是这样编写的：“……由大安株式会社于一九六三年四月开始影印出版，初印第1-20回，为第一册；五月影印出版第21-40回，为第二册；同一月又影印出版第41-60回，为第三册；六月影印出版第61-80回，为第四册；八月影印出版第81-100回，为第五册。”再核之我手头的五卷大安本复印件，二、三、四、五册的版权页都与此相合，唯阙第一册的版权页，请日本广岛大学的川岛优子副教授与佛教大学的荒木猛教授先后发来了第一册的版权页，即是印在4月。因此，可确证大安本五卷是分别付印，是有不同的版权页的。与此同时，我又请教了汪天成教授，并请王汝梅教授发来了他的十卷线装本的版权页，证明目前所知的十卷线装本的版权页都只印着一个时间：一九六三年五月出版。实际上就是搬用了五卷大安本第二册的版权页。这就更清楚地证明了这十卷线装本是盗版。不但如此，十卷线装本又删去了版权页左下方原来印有的括号内的“第二回配本”五字。大安本五册版权页的左下角都印有一括号，内分别写着“第一回配本”、“第二回配本”、“第三回配本”、“第四回配本”、“第五回配本”。十卷本在盗印时觉得这些都不适应它的情况，因而全部删去，又因它是一次印行，所以只能选用一个时间的版权页，即大安本的第二册的版权页。就以上考察版权页可见，十卷线装本是盗版。
十卷线装“大安本”的版权页
五卷本大安本第一、二、五册的版权页
在这里，对帮助我写就此文而先后提供资料与信息的大塚秀高、徐志平、川岛优子、汪天成、铃木阳一、王汝梅、荒木猛诸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