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方针和淞沪抗战的失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针论文,淞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32年1月28日，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是一个难以忘却的日子， 日本帝国主义向上海发动了侵略战争，中国军民为捍卫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尊严奋起抵抗，重创日军，一振国际视听，显示了中国人民的力量，然而最后以签订屈辱的停战协定而结束，引起这场悲剧的原因就在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奉行“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错误方针。六十年后翻开这段历史，我们依然被当时热血将士和人民群众的爱国壮举深深感动，由衷地发出一种崇高的敬意，但是也为国民党的误国政策而痛心，而愤恨。历史总应有一个结论，撰写此文一是对“一·二八”战争中国民党政府的基本国策，即沈阳事变以后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沿续作些论述，以弥补学术上的空缺；二是依据“误国之咎，何能同负”的时评，明析历史责任，替人民申张正义，由此进一步证明一个道理：历史的发展不是以反对统治者的意志为转移，凡事只有合乎民心，顺应潮流，才能事业成就，国运昌盛。
一、“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方针的提出
“九·一八”以后日本帝国主义策划满州独立，为了转移各国视线，抑制中国人民的抗日运动，胁迫南京政府承认东北既成事实，也为了进一步向长江流域渗透，将侵略目标投向了列强麇集，国民党的统治重心——上海。
1932年1月， 日本公使馆驻沪武官执行关东军旨意在上海频频制造事端。18日，五名僧人肇事；20日，浪人焚烧三友实业社，枪杀华警，在四川路捣毁商店、车辆；22日，又围攻民国日报，等等。日本领事和驻沪舰队司令分别致电市政府，提出无理要求，实施暴力威胁。日本政府蓄意扩大事态，召开内阁、海军、外务等省会议，积极策动战争。23日开始，大批舰队在航空母舰带领下闯进了吴淞口。
战云骤起，南京政府尚处于动荡之中。由于派争，孙科政府度日惟艰，蒋介石在下野一个月以后，于21日入京打着“赞成政府、共纾国难”（注：台北：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中华民国重要史料汇编—— 抗日战争时期1—8卷》绪编第2卷。）旗号与汪精卫一起重返政坛。23日，陈友仁拟定对日政策大纲，主张“断绝邦交乃为维护国家人格及国家荣誉最低步骤”。（注：国民政府行政院档案，《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2辑第28册，第46册。）蒋介石认为绝交是绝路， “唯一办法，必先安内而后攘外。”（注： 《时事新报》1932年1月25日，31日，24日，28日。）由于意见分歧，行政院长孙科、外长陈友仁、财长黄汉樑等相继辞职，由汪精卫、罗文干、宋子文等分别继任。这样，日趋严重的上海局势也就受制于蒋介石、汪精卫的政治权力，出现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方针。
1月28日，日军突然袭击天通庵我十九路军七十八师防地， 战争爆发。29日，蒋介石便手定对日方针：“一面预备交涉，一面积极抵抗。”（注：台北：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中华民国重要史料汇编——抗日战争时期1— 8卷》绪编第2卷。）南京政府电告各省政府和军事长官，“中央决定对日政策，一面严密布置国防抵御侵略，一面适用有效之外交方法，务期不丧失国土，不失主权”，以“沉着坚定态度应付危机。”（注：国民政府行政院档案，《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2 辑第28册，第46册。）30日，“国府迁洛宣言”公布了这一方针，说“一面督励军警从事自卫，决不以尺地授人，一面仍运用外交方法要求各国履行条约上之责任。” （注：《时事新报》1932年1月25日，31日，24日，28日。） 2月15日，汪精卫在扩大纪念周上也讲国难发生绝非偶然，解决的“惟一方法便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两种武器兼行并用。”（注：申报1932年2月17日，1月29日，2月6日、17日，5月8日。）这个方针的确立反映了蒋介石和汪精卫两派在政治上的统一，也反映了对日妥协路线在国民党内重占上风。
“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实质上是“九·一八”以来蒋介石不抵抗主义政策的继续和深化。所谓交涉，就是将日本侵华事实诉诸国联，依靠美英法意等国，按照国联盟约，九国公约、非战公约的原则来谴责或限制日本的侵略行动，利用列国之间矛盾尤其是在华利益上的冲突来协调中日之间的战争纠纷。其实列强都为本国利益着想，九国公约本身也是列强分割中国的强盗协议，哪会替中国主持公道，因而交涉不过是“以夷制夷”外交的重演。所谓抵抗也是消极抵抗。日军占我东北，上海又陷入战火。事已至此，何应钦2月4日还在对记者说：“决不与任何邻邦轻启衅端”，“苟可以用外交方法解决者也决不轻易诉诸武力。”（注：国民政府军事机关档案，《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二辑，第29册。）足以表明国民党政府的软弱态度，抵抗难以掩盖其妥协的本质。沪战开始，蒋介石也发表通电，“誓同生死，尽我天职”，“枕戈待命，以救危亡”，（注：《时事新报》1932年1月25日，31日， 24日，28日。）主张抵抗。其实一是十九路军已经积极应战，二是日寇气焰过分嚣张，威胁南京，三是人民不满其“九·一八”以来的退让政策，不作出抵抗姿态难以开脱失地东北的罪责。事实上抵抗是官样文章，以有限的消极的抵抗换取交涉的筹码。正如时评所说：“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不过是以手作抗拒之势而后退，与无抵抗主义者之弃甲曳兵而退不过是五十步之至百步，都是以消极的抵抗来与日军磋商妥协让步之条件，” “而预备投降日本帝国主义的”。（注：《社会与教育》第3卷第16期，1932年。）
蒋介石提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不是偶然的，他有自己的一套政治理论。这就是：
1.“十天亡国论” 蒋介石对中日双方的力量作了错误的判断。 1月11日，在奉化武岭学校作了形势政策讲话，他说：“从中国国防力量薄弱之故，暴日乃得于二十四小时内侵占之范围及于辽吉两省，若再予绝交宣战之口舌，则以我国海陆空军备之不能咄嗟充实，必至沿海各地及长江流域在三日内悉为敌人所蹂躏。”他说以中国今日之现状和国力，与日本绝交，必然引起战争，“无备而战必至战败”，所以“‘中国若与日本绝交，日本在十天以内便可以亡中国’，此乃事实如此”。他又说，我们尚无可战之实力，绝交宣战，那是“徒搏一时之同情，而至国家于孤注一掷”，是不度国力、不明利害、不负责任的行为。蒋介石只看到日寇其势汹汹，被它的军事力量所慑服，而不知道战争不仅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更是人心和人力的对比，看不到民族凝聚力和正义性在军事上的重要意义。因此他只能假言抵抗，取忍辱负重的妥协态度，寄希望于“有效之外交”。
2.“必先安内而后攘外” 人民乃抗日之根本。蒋介石却相反，对于高潮迭起的人民抗日运动耿耿于怀，指责群众抗日活动是“过当之言动”，不但不能爱国救国，却“适于外侮以可乘之机，增当国者应付之困难”，而“不逞之徒藉此为倾覆政府之良机，肆行捣乱，假爱国之名行破坏政府之实，号为督促政府，实以牵制政府，与暴日以便利”。（注：蒋介石：《东北问题与对日方针》1932年1月11日，《时事新报》1932年1 月23日。）以他看来人民几成日寇的帮凶。对于苏区红军更是当作“一切内乱外患的根源”。（注：《国闻周报》第8卷第26期， 第9卷第9期。）“倭寇如割肉之痛，赤匪乃烂心之痛”，在他心目中“剿赤”远比抗日来得重要。沪战爆发后，何应钦感到“抗日剿赤两难兼顾”，但是他又说“现在进行拟应本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之原则”。他知道只有这个原则能使他们摆脱两难困境。抵抗以争取舆论，可以解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运动对政府的困扰；重要的则是外交，何应钦说：“能从外交方法，根据英美调停，早日得以解决，实为计之上者”。（注：中国第二档案馆资料 《历史档案》1984年第4辑。）他们迫切希望通过交涉与日本尽快达成妥协，然后可以集中兵力对付“内乱”，消除“心腹之患”。这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方针的内在意义。马君武先生揭露这是“对内不妥协，对外不抵抗的主张”。（注：申报社编辑：《淞沪和战纪事》。）蒋介石对内面狞如鬼，对外胆小如鼠，反映了与人民相对立的统治阶级本质，这也是制定“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方针的根本指导思想。
3.国联主持“公道” 上海是英美等国在华利益集中地，日军侵占东北，又违背诺言占领锦州，移兵南下，美国政府担心利益受损已经声明“不能承认军事上的情势为合法”，如再在上海动武，英美不会善罢甘休，蒋介石认为英美态度可以利用。随着上海危机日蹇，蒋介石是不宣战，不绝交，不直接交涉。因为宣战意味着日本可以“一切自由行动”，绝交“亦是暴日所求之不得”，不仅不能引起国际对中国的良好印象，反而会给中国以破坏公约，破坏和平之责任，那样中国将陷于万劫不复之地。他也不主张同日本直接交涉，因为直接交涉势必任意要挟，恐失国权愈大。剩下只有一条路，“诉之第三者，请其主张公道”。以美英为中轴的国联就成蒋介石的仰慕之神。“诉之于国联行政院，请其为公道之处置，以制裁日本之暴行。”这是蒋介石深思熟虑的政治方案。沪战前他就说：“政府对于外交本有一定方针，即一方坚持不屈服，不订损失领土国权之约，并尽力抵抗自卫；一方则诉之国联，请其根据国联盟约为公道正义之处置。”（注：蒋介石：《东北问题与对日方针》1932年1月11日，《时事新报》 1932年1 月23日。）这就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原始蓝本。事实上国联没有提出任何有利于中国的方案，人民指责它“是帝国主义列强以缓和冲突，瓜分赃物的一个强盗机构”。（注：《社会与教育》第3卷第16期，1932年。）
综上所述，蒋介石提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不仅反映了他对国情的错误认识，更突出的是暴露了统治阶级的私利以及它的阶级局限性。
二、消极抵抗导致战役失败
由这样一些思想指导，蒋介石“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实际上是新的不抵抗主义。在历时一个多月的作战过程中，中国军民浴血奋战，殊死搏斗，国民党政府是抱定消极应战、有限抵抗的原则，迷恋和谈妥协，给淞沪抗战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
1.未战先妥协，不准对日抵抗。蒋介石害怕战争，首先迁就日方要求。日军进攻上海是既定决策，日僧肇事，日本领事村井竟提出无理要求，道歉、惩凶、赔偿以外还要取消抗日运动，“排日侮日之非法越轨行动一概予以取缔，尤其应将上海各界抗日救国委员会以及各种抗日团体即时解散之”。（注：国民政府军事机关档案，《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二辑，第29册。）日本侵华，却不准中国人民反抗，人民不会同意，国民党政府也感到棘手。在犹豫之际，日舰队司令盐泽致电市府：“为拥挤帝国之权益计，已具有认为适当手腕之决心。”（注：国民政府军事机关档案，《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二辑，第29册。）暴力威胁，要求作出满意答复。日外相芳泽又训令村井以终止抗日运动“为解决沪案第一条件”。（注：《时事新报》1932年1月25日， 31日，24日，28日。）军队随之开抵上海。国民党政府先前对日暴行尚有抗议之举，此时妥协了。第一步《民国日报》接受日陆战队警告宣布停刊。27日，日海军省发表声明，发出战争叫嚣。南京政府慌忙授意市政府全盘接受日方要求，取消抗日运动。一夜间，河南路天妃宫内上海抗日救国会及曹家渡、杨树浦等六处分会全被查封。军政部同时通令“各地民众团体一律不得擅自组织义勇军。”（注：《时事新报》1932年 1月25日，31日，24日，28日。）28日，警方又驱散南市公共体育场召开的市民大会。人民群众纷纷反对，谴责政府“耗尽民之财力物力”，却“不能为人民谋一日之安全，划一策以保卫人民”。（注：《人文月刊》第3卷第2期，1932年3月 15日。）抗日救国会百余团体宣言决心抗战到底，各种抗日义勇军毅然似风起潮涌，国民党政府的退让也没有终止日军进攻的企图。
在取消抗日会同时也竭力阻止军队出兵抵抗。1月23日， 十九路军获悉日海军出动，便在龙华警备司令部召开军事会议。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警备司令戴戟慷慨陈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成败何足计，生死何足论，只有尽我辈军人守土御侮之天职，与倭寇决一死战”，（注：《读书杂志》第2卷第4期，1932年4月1日。）晚上京沪卫戌司令陈铭枢来电“密，准备抵抗”。（注：国民政府军事机关档案，《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二辑，第29册。）向驻沪部队发出了备战命令。
十九路军发动，蒋介石十分紧张，忙派何应钦到上海劝阻蔡廷锴，说“现在国力未充，百般均无准备，日敌虽有压迫，政府钧拟外交途径解决”，“为保存国力起见，不得已忍辱负重”，要十九路军撤防南翔以西。蔡廷锴很不满，说：“驻地均是我国领土”，“撤退殊无理由”，予以拒绝。（注：《蔡廷锴自传》第275页。）接着， 张静江受蒋介石之托在杜月笙家约见蔡廷锴，说日军挑衅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希望体念中央意旨，撤退南翔一带，“以免与日军冲突”。蔡廷锴照例驳斥，并表示“万一日军胆敢来犯，我军守土有责，决定迎头痛击，张先生也是中国人，应该接纳我的意见。”（注：《全国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第11页。）张静江无言以对。27日，形势紧急，何应钦就下令换防，致电戴戟：“上海闸北一带防务已令宪兵一团即日开往担任，所有该地的第七十八师部队即移驻真如、南翔，希望办理情形具报为要。”（注：《申报月刊》第1卷第3号。）晚又急电：“着十九路军忍辱负重，避免冲突，万勿妄动，以免妨碍国防大计。”（注：《广东文史资料》第23辑。）强硬压制十九路军抵抗。28日，日军大批舰队抵沪，军队集结，剑拔弩张。蔡廷锴在真如动员，戴戟则向新闻界表示：“我军不先犯人，万一日军来犯，我军不能无抵抗，成败利钝在所不计。”（注：申报1932年2月17日，1月29日，2月6日、17日，5月8日。）晚十一时，日军最后通谍，要求“中国方面将闸北所有中国军队及敌对设施立即撤退”，扬言四小时占领上海。随即闸北枪声肆起，我十九路军未及换防就奋起抵抗。
国民党蒋介石禁止人民抗日运动，客观上助长了日寇的侵略气焰；企图外交解决，不准十九路军出兵抵抗，几乎贻误战机，酿成第二个东北。
2.消极抵抗，热衷和谈。“一·二八”事变爆发，国联理事会正在日内瓦举行例会，国民党政府将沪案提交国联讨论，想通过国际制裁来解决中日之间的矛盾冲突。实际上到双方停战，国联也没提出任何有效之措置，还是战场上的实力较量作出了最后的定论。但是蒋介石寄希望于和谈，消极应战，造成了我军在战场上的被动地位。
首先，阻止各方支援，限制抗战规模。十九路军英勇抗战，人民群众热烈支前，这是该战役的最大特点。但是国民党对民众的支前运动是严加控制。1月31日， 何应钦致电上海市长吴铁城：“民众之爱国行动亦须周密注意，以防共匪从中利用。”2月4日又发表谈话：“无论军民人等不得违背法令滋事生端，倘有不俏分子造谣滋事，予人口舌，则视同祸国，定必严加制裁。”（注：国民政府军事机关档案，《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二辑，第29册。）人民并没有因此后退，纷纷组成各种救护队、运输队、志愿队等等支援前线，战地服务。更有许多人组成各种战斗队、义勇军、敢死队与前线将士一同战斗，效命疆场。他们向政府要求增发枪枝，国民党政府唯恐人民武装，以种种形式推诿拒绝，使得他们只能依靠大刀长矛甚至赤手空拳在火线上搏杀，造成无谓的牺牲。对于地方当局和各地将领出兵援沪的请求蒋介石是百般阻挠。上海的炮声在国民党军政各界产生强烈的震动，1月29日，孙科、 李宗仁、程潜等十一名留沪中委联名电蒋，要求调动劲旅增援。不久，黄秉衡、刘湘、白崇禧、陈济棠、何键、阎锡山、蒋鼎文、顾祝同等都通电“请缨讨日”，“协同十九路军卫境御侮”。但是蒋介石不准，忙由宋子文出面发表谈话：“现在加入前线作战者，仅有数营，无需援助，各军事长官未得军政部长命令，自由动作者，虽激于爱国热忱，亦须受抗命之处分。”（注：申报1932年2月17日，1月29日，2月6日、17日，5月8日。）蒋系军队偃旗息鼓， 其他部队也没到达江浙一带。张发奎部1月底由全州入湘，何成浚承蒋之命一路设堵，至沪战告罄，该部仍然滞留湘境，孙科等一再电请中央“予第四军假道来沪之便利”。（注：《新闻报》1932年2月1日。）均无济于事。“全国军旅惮于严令，悉陷于有途莫假， 无路请缨之苦境”，（注：申报社编辑： 《淞沪和战纪事》。）使十九路军和第五军始终处于孤军作战的地步。
其次，对前线作战时时以和谈设制障碍。作战三天首战告捷，日寇退守待援提出停战，何应钦即对各谈抱有信心，电告蒋光鼐等接受各国领事调停。说“我国目前一切均无准备、战事延长扩大均非有利，各国领事既出面调停，请兄等酌量情形斟酌接受”，要蒋、蔡通令所部规范纪律，“非有上官命令不得任意射击”。为着和谈，极力限制我军行动。2月4日，敌滪土重来，出动数十架飞机、二余艘军舰猛攻吴淞炮台，炮台全毁，尔后轰炸真如总指挥部，这时何应钦致电蔡廷锴要空军只对日机抵抗，而“对日海军决不抛掷炸弹”。7日， 野村指挥发起第三次总攻，集中军舰十四艘、飞机四十架、野炮四十门会攻吴淞，翁照垣旅长率军在蕴藻浜沿线与敌血战竟日，敌死伤千余名。第二天何应钦却致电吴铁城等要求“权衡轻重、适可而止”，“不失各国调停良机，从速设法先求停止战争”，以免“扩大糜烂而不可收拾，整个问题则待外交正式的解决”。9日， 六十一师梁世骥团在屈家桥同千余日军激战，何应钦又来电，说：“日军源源而来，战争若再持久，我方必败无疑。请兄力排众议乘我军在优越地位时设法转圜停战”，不思调兵增援，反散布失败空气。13日，日久留米混成旅二千多人偷渡纪家桥，张炎旅长率众激战，蕴藻浜两岸短兵相接，大战终日，毙敌千余。此刻蒋介石到浦镇召何应钦等指示沪事，要求“十九路军保持十余日来之胜利，能趁此收手，避免再与决战。”（注：国民政府军事机关档案，《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二辑，第29册。）何应钦则电告蒋光鼐，说：“蒋介公之意，我军进攻无论如何牺牲不能达到目的。”（注：华振中：《十九路军抗日血战史》。）前线将士舍生忘死，浴血奋战，蒋介石不是鼓励去争取战役胜利，而是猛泼冷水，鼓吹和谈，撕破了“枕戈待命，以救危亡”的面具，暴露了不抵抗主义的真实面目。
蒋介石、何应钦中途罢战，从速和谈的企图自然受到前线将士和社会各界的反对。孔祥熙2月9日致电何应钦，说“盖必能战而后始可言和”，如运用外交手腕解决问题，必须在军事上首先取胜，若无相当条件而退让，不但不能平民愤，对政府也不利。11日，吴稚晖致电何应钦，指出“适可而止”是“人同此心”，但实际情况是不允许的。“九·一八”因为不抵抗，结果使国家元气大损。现在日寇进攻上海，假令当日十九路军不抵抗，其结果“必与东省之作为无以异”。如中途停战，日本“要求之苛”尤如“庚子时列强对我之状态，必使我等虽欲忍受而不可得”，“不但十九路军牺牲净尽，恐非失去真如、南翔可侥幸无事也，”日军不会就此而止，“必且在他处启衅”，以至“半亡中国”。他指出对国联不能过于轻信，它们不过是“虚与委蛇”，“聊表假面而已。”（注：国民政府军事机关档案，《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二辑，第29册。）陈铭枢也对蔡廷锴等说：“近日颇有人发议，不忍本军牺牲，无以为继，及欲设法避免再战，枢极不谓然”，要求部属“坚决到底不可为任何当局所摇夺”。蔡廷锴表示日方增兵、和平必无诚意，准备决战到底。蒋光鼐电请广东陈济棠代行征兵，誓死抗日，并表示“此后永不参与内战”，（注：华振中：《十九路军抗日血战史》。）表现了十九路军官兵爱国主义的精神。
再次，与敌暗中勾结。在妥协和谈的氛围中国民党海军与日本海军暗中勾搭，“维持友谊”。战初，日海军司令致函国民党海军部长陈绍宽：“此次行动并非交战，如中国海军不攻日舰，日舰也不攻击中国军舰，以维持友谊。”陈绍宽即命令海军“应守镇静态度”。2月1日，日海军在下关炮击南京，长江舰队司令竟秉承部长意旨下令：“日海军炮击狮子山炮台及京市与我海军无关，非日舰击我舰不准还击”。 甚至2月9日吴淞激战之际， 海军次长李世甲竟“与日海军司令野村同坐汽车参观各处战壕”。（注：《检察院公报》第15期。）将我阵地暴露敌前，若无对日存有和平幻想，此等情况蒋介石是万难容忍的。
3.胜败垂成，拒不增兵。2月13日，日军在纪家桥被我重创， 四次总攻均告失败。14日，金泽第九师团一万六千人抵沪，敌三易主帅，植田为司令。17日，沪上日军达三万多，军舰五十艘，准备增兵至八万。此时，我沪宁沪杭沿线之八十七、八十八师爱国官兵不忍十九路军孤军作战，请缨参战，经过一番努力，军政部同意并组成第五军，由张治中任军长率领抵沪，任左翼军，负责江湾、吴淞一线防务。18日，村井、植田分别向市府和十九路军发出最后通谍，要求中国军队后撤二十公里。蔡廷锴痛斥日寇，通电全国，誓以铁血答复日谍。上海市民联合会代表三百万市民宣言支持十九路军抗战到底。一场决战不可避免。
蒋介石害怕战争蔓延不堪收拾，急于求和收兵，散布“若与日战五日即可亡国”的论调。（注：国民政府行政院档案，《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2 辑第28册，第46册。）汪精卫也表示“定一交涉原则，于不丧权辱国之条约则签字”，（注：申报1932年2月17日，1月29日，2月6日、17日，5月8日。）都准备作最后的妥协。这样与十九路军积极抗战的态度更加格格不入，在决战阶段表现出消极观望的态度，甚至釜底抽薪。
第五军参战，我军实力增强。但日军急速增兵，形势仍然十分严峻。14日，蒋光鼐致电军政部，谓：“我虽欲求和，而日寇无诚意，为民族生存，国家体面，只有决一死战，请令我飞机排除万难速来前线，参加战斗，并设法在最近期内另调援军一、二师开来，为千万祷。”16日，又电陈铭枢：“万恳速请介公（蒋介石）、敬之（何应钦）务在最近期内调二、三师开来前线，预备急用。”可是蒋介石不肯调兵。18日，陈铭枢见调兵不成便向蒋介石提出战略建议，“严令东北军、并密令沿海各省埠一致抗日”，扩大战线，分散敌兵力，减少正面战场压力。蒋介石又置之不理。20日，日军向江湾、吴淞、闸北全线总攻。22日，庙行、竹园墩、麦家宅一线战斗空前激烈，八十八师钱体伦、杨步飞两旅及八十七师宋希濂旅、六十一师张炎旅浴血奋战。23日全歼植田师团三千余众，取得庙行决战重大胜利，使中国在国际上声誉大振。但我军伤亡也惨重，整个战局已力不能支。在这激战关头，22日蒋光鼐电告蒋介石，决定以南翔至浏河之线为第二防御地带，请调上官云湘部前来担任筑工事，并要求调江西陈（诚）、卫（立煌）、谭（道源）各部兼程前来。下午又电蒋介石，恳求再调江北胡宗南、梁冠英部过江南下。23日，京沪卫戌司令部参谋长邓世增亲见蒋介石泣求增援，可是蒋介石回答：“各部队俱未集中，何能增援，预算增援部队须在十日之后。”这时陈铭枢亲临前线，也致电蒋介石：“三日内如能增加四团兵力，必可维持原阵地至一周以上”，如“蒋鼎文师到达，则胜券可操”。可是都杳无音讯。25日，蒋光鼐只得求助浙江鲁涤平，请戴岳独立旅增援，戴表示“枕戈待命、誓步后尘”，但鲁涤平又不同意。
蒋介石不调兵增援，反而釜底抽薪。25日，他致电蒋光鼐：“庙行镇附近正面已为敌方窥破，系我军弱点，不宜以特税警务团（古鼎华团）担任，望以六十一师替接，反固阵线。”税警团是宋子文看家本钱，不忍其受损而调离前线使前线更是捉襟见肘。此时蒋介石还说：“第二次决战之期约在艳（29）东（3月1日）各日，我军援队非到鱼（6 ）日不能参加战斗，望于此数日尽量节省前线兵力，抽调部队，厚集各地预备队约总兵力三分之一上数，方得应战裕如，不致临时竭厥，对于浏河方面应准备三团兵力为要”。蒋介石明知前线兵力不付配备，苏浙赣有“剿共”大军三十余师，却不肯调一兵一卒增援淞沪抗日战场，还要隔岸观火，高谈阔论，蒋光鼐是气愤已极。26日致电蒋介石，一面解释“作战兼旬，各师伤亡逾千”，“处处有实力薄弱之患”，“兵力不敷配布，因着税警古团担任一段”；一面指责蒋介石，“我军死伤日众，空谈配备，至可虑耳！”予以回击。
27日，原决定蚌埠上官云相部南下增援，结果除调两营任黄渡筑工事外，忽奉令两团守镇江，一团守京归谷司令指挥，希望又落空。这时日寇十四、十一师团四万人陆续抵沪，敌四易主帅，白川大将任指挥，准备再度决战。我仍是十九路军和第五军孤军作战。蒋介石不调兵，陈铭枢痛不欲生，惊呼“惜哉！前误于军政部之不调兵，兹有上官部之不愿作战，惟我孤军之决战耳！”他说：“外侮非足亡国也，亡国者自侮耳”（注：华振中：《十九路军抗日血战史》。）此时，蒋介石拥兵自重不让空军出战，结果日机偷袭笕桥机场，飞机被炸过半，损失惨重。29日，税警总团团长王赓参加军事会议后，身带地图在租界被日捕去。第二天敌十一师团偷袭浏河、杨林口，我军侧后受到严重威胁，十九路军和第五军终因兵力不济于3月2日撤至南翔、嘉定、太仓一带，退守二线。
为了集中兵力对付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全力控制东北，日军不得不在上海停止进攻。于是在国联干预下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蒋介石吹嘘这是依赖国联交涉的成功，实际上中国丧失了在上海——自己国土上的驻兵权，自开门户，而日军却可在租界驻防，这是丧权辱国的协定。淞沪抗战威武雄壮，却得到这样的结果，这是蒋介石国民党奉行“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方针的恶果。国民党部份人士指出“误国之咎，何能同负”，（注：《国闻周报》第8卷第26期， 第9卷第9期。）表示了谴责。广大人民则更清晰地认识到“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方针是“阳言长期抵抗，阴行屈辱乞和”，“完全为欺骗国人之伎俩”。（注：申报1932 年2月 17日，1月29日，2月6日、17日，5月8日。）其实这也是公正的历史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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