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来回族学热点问题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回族论文,述评论文,热点问题论文,年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革”结束后，禁锢10多年的学术园地呈现出蓬勃生机，自20世纪80年代起国内回族学 研究再度兴起，20多年来发表大量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著述，研究领域不断拓宽，对一些问题 研究不断深化。特别是全国回族史学术讨论会的召开，对全国回族学研究起了指导与推动作 用，每次会议都有讨论主题，各地学者围绕这一主题撰写论文。1991年《回族研究》的创刊 ，又极大地推动了全国回族学研究的发展，为学术界提供发表成果的阵地。据不完全统计， 仅19 91至2000年10年间，在国内100多种民族学类报刊和大专院校学报发表有关回族学方面的学 术论文、动态、报道2400多篇，1980至1990年10年间也在2000篇左右，这还不包括国内回 族民间自办发行的60余种内部报刊发表的文章，尽管民间一些报刊存在时间较短，但像《开 拓》、《甘肃穆斯林》、《穆斯林通讯》、《伊斯兰文化研究》等一批一直坚持至今的非公 开性报刊也发表了许多有较高学术价值的文章或资料，对加强学术交流起到一定作用。本文 就改革开放20年来国内回族学热点问题研究作一述评，不周之处请方家指正。
一、回族族源研究
回族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是在中国形成的，回族的形成是多种族、多民族长期融合的结果 。这一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解放前就有人撰文探讨，主要有来自回纥、回鹘说， 来自突厥说，“汉回同源”说等等。20世纪70年代末林干先生在《试论回回民族的来源与形 成》一文中认为“回回民族主要是在元代由波斯、阿拉伯及中亚细亚等地迁居到中国来的回 回人”[1]。丁毅民认为回族“是由元代进入中国的中亚细亚各族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 唐宋时代来中国经商而居留下来的少数阿拉伯人、波斯人后裔和中国的各族人主要是汉族人 融合发展而成的一个民族”[2]。杨怀中先生《唐代的番客》、《宋代的番客》及《元代东 来 的回回世家》三篇功力极深的论文从考据学角度析清了来自波斯、阿拉伯及中亚一带的早期 回族先民在唐宋元三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活动状况[3]。从13世纪初开始，蒙古 在漠北崛起，并三次西征，曾占领中亚广大穆斯林地区，有大批中亚西亚穆斯林被蒙古军裹 胁到中国定居，及后来元朝建立，中西交通大开，中国元朝与中亚两个蒙古汗国——伊利汗 国与钦察汗国保持着密切经济文化往来，为大批中亚穆斯林商人、外交使节进入中国大开方 便之门。这一时期回族族源增添了许多中亚民族成分。蒙元时代大批中亚穆斯林入居中国， 为回族最终形成一个民族共同体奠定了人口数量基础。杨志玖先生《元代的回回人》[4]、 《元代的几个答失蛮》、《元代的阿儿浑人》[5]及华涛《穆斯林哈剌鲁人，阿儿浑人早期 史研究》[4]等论文提供了元代大量中亚突厥民族加入回回人群体的资料。邱树森认为，元 代加入回回人行列的除哈剌鲁、阿儿浑人以外，还有康里人、钦察人，西辽地面的其他突厥 人以及部分非穆斯林种族溶入回回者如阿速人、术忽回回、罗哩回回等[6]。杨志玖在《元 代回汉通婚举例》一文中列证元代大量汉族通过联姻形式融入到回回人中。杨建新认为：“ 就回族族源的民族成份来说，唐宋以来的人，主要是波斯人、大食人；元代主要是波斯和中 亚人；明代则主要是中亚以及吐鲁番和哈密一带的人。”[7]由此可见，回族先民的种族成 份相当复杂，它是长期历史发展中众多民族、种族在中国大地融合的结果，其成分主要由三 部分组成：(1)外来成分。唐宋时期陆续从海路来华定居的波斯、阿拉伯商人、使节及其后 裔是最早的回族先民。蒙元时期蒙古人西征从西亚、中亚签发来的军士、工匠为规模最大的 一批回族先民。(2)连续内附成分。明代以哈密、吐鲁番、瓦剌为主的大批西域回回内附。( 3)吸纳成分。通过异族通婚吸纳国内民族，主要是汉族、改信伊斯兰教的蒙古族和部分维吾 尔族等。
二、伊斯兰教在回族形成过程中的作用
20世纪80年代初，国内回族学界就回族的形成及伊斯兰教在回族形成过程所起的作用展开 讨论。长期以来，人们对民族特征的认识主要依据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定义，即“民族是人们 在 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 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8](P64)据此，一些学者认为回族的形成主要在于这四项条件，伊 斯兰教作为“共同文化”对回族形成虽有一定影响，但作用不大，所以得出了没有伊斯兰教 也能形成回族的结论。许多学者一再强调民族是民族，宗教是宗教，两者应该分开。这个推 论似乎很科学公正，但很难说服人，因为回族的形成有它的特殊性。我国境内绝大多数民族 是先有民族而后有宗教，而唯独回族是先有宗教而后有民族，伊斯兰教传入我国已有1300多 年，而回族只有700多年历史，正是在伊斯兰教的作用下，将唐、宋、元以来迁居我国的不 同地区，语言文化各异，不同民族的人融入回回民族之中，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 —回族。并形成了具有鲜明伊斯兰文化色彩的回族文化。林松教授认为，“就回族特殊情况 而言，我认为伊斯兰教的因素和影响，对回族的形成起主要的、决定性的作用，无论从任何 角 度看，回族的任何特征，都不能完全摆脱伊斯兰教而存在。”[9]南文渊先生从文化与民族 的关系探讨伊斯兰文化对回族形成所起的作用，认为“使回族民族特征形成的根本原因是 回族伊斯兰文化，回族的形成与发展，是与伊斯兰文化紧密不可分的，以伊斯兰为核心的回 族伊斯兰文化在中国的形成过程，也是回族的形成过程，回族是伊斯兰文化的载体，伊斯兰 文化构成了回族作为一个民族的主要特征，它们二者相互依存，同生同长。”因此，伊斯兰 文化对回族的形成起了主导作用[10]。马汝邻教授认为，实际生活中宗教从来不是形成或改 变民族属性的决定因素，伊斯兰教对于回族的形成并不起决定性的作用，伊斯兰教也不能是 共同心理素质的主要内容，民族意识的形成才是共同心理素质的主要内容[11]。
总之，不论是决定作用、主导作用、还是纽带作用或催化作用，都分别不同程度地强调了 伊斯兰教在回族形成过程中的作用问题。1983年在银川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回族简史》座谈 会上，白寿彝先生在录音讲话中对这一问题发表了个人看法，白老说：“如何全面地看回族 和伊斯兰教的关系，这是我们今天研究回族史所应该多注意的。伊斯兰教在回族史上有它的 重要意义，也不要把伊斯兰教说成是回族形成的唯一因素，说成是回族发展的重要因素，恐 怕这样说也有问题的。除了伊斯兰教以外，回族的形成，也有它的经济条件，也有它的政治 条件，也有它的文化条件。”[12]
三、回民起义研究
晚清咸同年间在西北和西南发生的陕甘回民起义和西南回民起义，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 深 刻的影响。建国后随着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的兴起，回民起义研究也受到史学界重视。进入 20世纪80年代以后，对这一领域的研究进一步深化。陕甘回民起义主要围绕起义性质、回汉 民族关系、起义原因、伊斯兰教在回民起义中的作用、起义领导人的评价展开讨论。云南回 民起义的热点主要集中在大理政权的性质和杜文秀的评价上。1987年9月4—8日，在西安举 行了“清代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学术讨论会”，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研究人员、 统战部门民族干部40余人参加了会议，收到学术论文30余篇，白寿彝教授送来了录音讲话， 他 说：“西北回民起义，是回族史上的一项重要问题，也是近代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问题，这 个问题很复杂，很值得研究。”[13]白先生强调，研究西北回民起义同研究别的历史问题一 样，都要从资料的收集入手。这次会议主要围绕起义的性质问题展开讨论，主要观点有： 反封建农民起义说；反民族压迫的民族斗争说以及民族自卫说。还涉及到对白彦虎等起义领 导人的评价问题。1990年11月，云南史学界在大理下关举行“杜文秀起义134周年学术讨论 会”，收到学术论文约50篇，选编成《杜文秀论文集》出版。这两次会议对深化咸同年间西 南、西北回民起义研究起了重要作用。
对云南回民起义领袖杜文秀的评价也经历了由否定到基本肯定，部分肯定到全面肯定的过 程。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杜文秀评价主要基于是否建立独立的“平南国”；在刘道衡出使 英国求援问题上，杜文秀应负的责任；杜文秀临死前是否服毒投降。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 ，仍就这三个问题展开讨论，史学界的看法也趋于一致，认为“平南国”是纯属乌有；杜文 秀 建立的大理政权是滇西各民族反清起义的政权。对刘道衡“使英”问题受到史学界的普遍 质疑。田汝康在《杜文秀对外关系以及刘道衡“使英”问题研究》[14]一文中依据英国历史 档案和英法学者的著作，认为刘道衡使团完全是当时宁西大将军柳映苍个人所为，与杜文秀 无任何关系。但即使此事与杜文秀有关，也不能据此全面否定杜文秀，因为求外援并不等于 卖国，更何况刘道衡到达仰光时，杜文秀已殉难，大理政权已经失败。最后，关于杜文秀投 降一说也难以令人信服，普遍受到质疑。在关键时刻，宁肯以个人的死来换取大理城内军民 的话，尽管这种行动初衷与最后结果相去甚远，但又有什么可指责的呢？
对陕甘回民起义领导人评价主要集中在白彦虎身上，意见分歧较大，有的同志把白彦虎誉 之为反清英雄，也有的同志把他贬之为“民族败类”，毁誉参半。有人抓住白彦虎在起义后 期 与阿古柏合作及出走俄国不放，扣之以“叛徒”、“卖国贼”等罪名，而一味捧抬镇压陕 甘回民起义的刽子手左宗棠，引起史学界的强烈反应。马汝珩教授认为，“我们对白彦虎的 评价，也要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出发，实事求是地指出他的功绩与过错，才能使人们理解和信 服。因此，我们对白彦虎的评价，既要看到他坚决抗清的功绩，也不能忽视他与阿古柏合流 的错误。然而功过相较，还是功大于过的。”[15]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些史学工作者对左 宗棠的不适当揠捧，却称白彦虎为“封建主和宗教头目”，更被加之以“挑起民族仇杀”、 “制造民族分裂”，勾结外国势力、认贼作父、为虎作伥、背叛中华民族等罪名，冯增烈先 生引证大量史料，对白彦虎一生反清活动作了客观评价，认为白彦虎是一位难免有失误的回 回 民族英雄，应予充分肯定。”[16]喇秉德认为白彦虎是惟一一位坚持反清斗争最久、参加 并指挥作战次数最多、抗击清军最顽强、在回族历史上值得纪念的英雄人物[17]。有学者认 为，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同样要体现民族平等原则，不能因为民族不同而任意褒贬。从现实 考虑，尤其要警惕大汉族主义思想的影响[18]。
陕西《电视剧》杂志1988年5期刊发了电视文学剧本《大将西征》，该剧本歪曲历史事实， 丑化白彦虎、贬低西北回民起义、竭力拔高左宗棠的做法，引起回族读者的强烈不满，陕 西、宁夏、甘肃等省区学术界召开讨论会，对此剧本中所表现出的错误倾向给予严肃批评， 一 些学者指出：“《大将西征》缺乏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实事求是的精神，为了某种需要，大 肆吹捧左宗棠，肆意丑化回民起义领袖白彦虎和回族群众，严重地损伤了回族人民的民族感 情，也引起社会舆论的颇多议论。希望作者能够认真听取广大群众和学术界的意见，检讨自 己的错误，消除该剧本在社会上造成的不良影响，以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19]
四、地方回族史研究
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全国回族人口已达1千万。从回族分布的地域特征 看，主要分布在西北、西南、华北地区的宁夏、甘肃、河南、新疆、青海、云南、河北、山 东 8省区，8省区回族人口占全国回族人口的73%以上，在全国2844个县级行政单位中，98%以上 有回族居住[20]。回族分布如此广泛，如果对全国各地回族进行全面调查研究，单靠组织几 个人去完成是难以想象的。20世纪80年代后，在回族较为集中，研究力量相对较强的北京、 宁夏、甘肃、云南等省市区地方回族研究兴起，逐渐扩展到其他省区。地方回族史研究首先 以单篇论文出现报刊。《宁夏社会科学》从1985年第2期开始，专门开辟了“回族在祖国各 地”栏目，截至1991年，陆续发表了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地区级、县级行政单位 关于当地回族历史的文章近40篇，其内容大致包括当地回族人口、地理分布、历史渊源、社 会经济、生活习俗、人物古迹等。此栏目的开设得到各地回族研究人士的关注。1991年《回 族研究》创刊后，继续关注地方回族研究，10年来发表地方回族研究成果20余篇。与10年前 相比，这一时期发表的论文研究的地域范围逐渐缩小，也更加细致深入，从省一级行政单位 缩小到地区级、县级，甚至乡村级，如宁夏的纳家户、云南的纳家营、河南水南关等，这些 乡镇级地区回族独特的历史文化渊源、经济运作方式及改革开放后的迅速崛起引起学术界关 注。
随着地方回族历史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化，资料的积累，从20世纪80年代末，地方回族研究 又跃上一个新台阶，具体标志就是一批地方回族专史的出版。杨兆钧教授主编的《云南回族 史》在1989年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这是自20世纪80年代初回族学术研究恢复以来出版的 第一部地方回族史专著，有首开之功。1994年又有修订本问世。修订后的《云南回族史》内 容更加充实，篇章结构更趋合理，反映了云南学者一丝不苟和精益求精的学术精神。1999年 ，马维良教授的《云南回族历史与文化研究》出版，该书汇集了作者20年来发表在全国各地 学术期刊上的论文28篇，内容涉及云南回民反清起义、历史上云南回族与藏族、傣族、白族 的文化交融及近代云南回族经济等方面，是云南地方回族研究的又一部力作。
在地方回族史研究推动下，先后出版丁国勇主编《宁夏回族》、丹国昌主编《呼和浩特回 族史》、陈国强主编《陈埭回族史研究》、吴丕清主编《沧州回族》、马通著《甘肃回族史 》 、刘东升、刘盛林主编《北京牛街》、答振益主编《中南地区回族史》、马亮生主编《 》湖南回族、答振益著《湖北回族》、谭吴铁主编《新疆回族伊斯兰教史略》、马明龙主编 《广西回族历史与文化》、刘伟主编《固原回族》、马鸿超、田志和主编《吉林回族》、吴 钰编著《天水回族史略》、宋国强、姜相顺主编《辽宁回族史略》。同时还出版了一批回族 地方史料集，如马亮生主编的《湖南回族史料辑要》、政协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委员会编的《 呼和浩特回族史料》一、二辑、马建钊主编《中国南方回族谱牒选编》、答振益、安永汉主 编《中国南方回族碑刻匾联选编》、刘侗主编《辽宁回族家谱选编》、白先经、翁乾麟主编 《中国南方回族历史人物资料选编》等。这些专著、史料集的出版，深化了地方回族史研究 ，研究范围也不断拓宽，涉及回族家谱、谱牒、地方史、碑刻匾联等，为撰写一部较为完备 的回族通史奠定了资料基础。
五、回族教育研究
回族教育是指培养回族人才的社会活动，广义的回族教育泛指一切增进回族知识、技能、 体质，以及形成或改变人们思想意识的活动，包括传统的家庭教育、幼儿教育、社会教育、 职业技能教育、经堂教育、新式学校教育等。近年来回族教育方面发表了一大批学术成果， 在人们思想中形成一个共识，即发展回族教育是提高民族素质的一个有效途径，只有培养大 批具有现代化知识的人才，才有利于民族的发展。
关于回族教育，主要集中在普通教育、宗教教育、家庭教育三个方面：(1)关于普通教育。 学者们认为，解放50多年来，在国家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推动下，回族教育有了很大发展， 但也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回族适龄儿童入学率、巩固率和升学率低于全社会平均水平 ，不少回族中小学师资力量薄弱，教学设备落后，部分回族群众对普通教育仍存在不正确认 识，教育意识淡薄，一些地方弃学经商倾向较重。(2)关于经堂教育。所谓经堂教育，是在 清真寺院里由开学阿訇招收回族穆斯林子弟，诵习伊斯兰经典，传授教义、教法学等基本宗 教 常识，培养宗教接班人与普及伊斯兰教常识的一种特殊伊斯兰教育制度[21]。经堂教育兴 起于明中叶，一直延续到现在，作为当代宗教教育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发挥着作用。特别是在 弘扬伊斯兰文化、维系巩固穆斯林群体、培养穆斯林学者和宗教接班人、提高回族等穆斯林 大众文化素养和道德水准方面发挥了积极的重要作用。也有学者指出，经堂教育经历400多 年发展，有得也有失，经堂教育之失也不少，最突出的方面如培养出来的人知识结构不合理 ，重宗教知识，轻社会知识和自然知识。经堂教育作为一种培养特殊人才的特殊教育，怎样 使它在新的历史时期焕发青春呢？马明良指出，要合理定位，明确目标，规范招生，严进严 出；加强素质教育，更新教材，提高师资水平等。希望更多的有识之士关心这一问题，使经 堂教育沿着正确的轨道发展，为繁荣回族文化，促进回族发展服务[22]。(3)回族家庭教育 。近年来，有学者提出回族家庭教育概念，认为回族家庭教育在保存和传承伊斯兰文化，形 成和发展回族文化，促进和加强回族整合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3]。
六、回族经济研究
回族经济是近年来回族学研究发表成果最多的一个领域。随着1979年改革开放和农村政策 的转变，唤醒了回族的经商传统，一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挣脱传统农业经济的束缚，投入商 海，极大地推动了全国经济的发展，具有回族特色的个体经济、工业经济、第三产业迅速崛 起。
回族先民崇尚商业无疑受伊斯兰教的影响，伊斯兰教经典中有许多关于经商的论述，如鼓 励穆斯林外出经商，获得合法利润，主张商业道德，讲究买卖公平，履行约言，注重信誉。 而回族人民在历史磨练中形成的坚忍不拔、忍苦耐艰的民族特性，加上传统的擅长经营，成 为回族生存与发展的支撑。历史上贯穿中亚的丝绸之路，东南海上香料之路，由云南通往泰 国、缅甸的商路，到处都有回族商人的身影。1988年中国商业出版社出版了赖存理著的《回 族商业史》，该书对唐、宋、元、明、清及民国以来回族商业活动的特点及发展历程作了较 为详细的论述。马寿千、赵宏庆主编的《当代回族经济掠影》收集了31篇文章，从一个侧面 反映了改革开放后回族经济的发展，介绍了一批回族脱贫致富的典型。张永庆、马平、 刘天明主编《伊斯兰教与经济》一书对伊斯兰教经济制度及回族寺院经济进行了有益探索。 同时发表了一批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各地回族经济发展的文章。也有学者指出，改 革开放20年来尽管全国各地回族经济发展迅猛，而上档次、上规模的集约化回族经济很少， 这与世界经济发展潮流不相符。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重要的是绝大部分回族 经营 者文化素质低下，思想较为封闭、因循守旧，目光短浅。在当代西部大开发的热潮中，发展 回族经济就需要一批具备开放意识、知识层次较高、具有现代经营意识的民族英才。
七、回族人物研究
人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活动的主体，研究回族历史文化，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人物 。白寿彝先生指出：“一个人总是离不开他所处的社会。不理解这个人所处的是什么社会， 就很难全面地理解这个人。反过来，把一些人的事迹联系起来看，也可以发现历史运动的脉 络和人们身上的历史烙印。回族史的社会资料，广泛而缺乏系统，短时期内很难得出概括的 论述，但关于某些人的传记材料却比较集中”[24]。白寿彝先生非常重视回族人物研究，早 在20世纪40年代，白老就整理出《回教先正事略》的写作大纲，列出回族历史人物294位 ，开始回族人物研究工作。1982年，白老倡议撰写《回族人物志》，在白老的带领下，吸收 了一批国内回族史专家，至1997年《回族人物志》元、明、清、近代四册全部出齐，共68卷 ， 近100万字，有正传人物192人，附传人物134人。杨怀中先生认为：“这是一座回族人物的 凌烟阁，通过这些人物群像看出，回回民族是一个在祖国大地上形成的民族，中华文明养育 了回回民族。回回民族又是一个生气勃勃的民族，他为中华民族的发展作出过重要的贡献。 ”[25]1992年全国第七次回族史讨论会在西安召开，会议主题是对近现代回族人物研究，收 到论文近90篇，既有人物述评，也有专题论文，既有国内人物，也有海外华侨、华人。代表 们认为，在中国社会急剧变革的近现代史上，回族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科技以及宗 教领域涌现出了不少著名人物，但他们之中的很多人还没有被发现而给以研究和评价，所以 这次会议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对回族人物研究方面必定能起到推动作用。1995年陕西人民出 版社出版了这次会议论文集《近现代回族人物研究》。
在全国第七次回族史讨论会的推动下，回族人物研究再度兴起，《回族研究》创刊至今， 发表了回族人物方面文章100余篇，是占比重较大的一个领域，具体职业涉及学术界、科技 界、军政界、宗教、文化、教育、艺术、工商及五四以来革命烈士，时间跨度800多年，显 示了回族人民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领域为中华民族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
1982年，宁夏人民出版社组织各地学者编写“回族历史人物故事丛书”，共列出上至南宋 蒲寿庚，下至当代著名学者马坚等40名回族历史人物。每册一个人物，字数在三四万字。这 套历史通俗读物，文字生动，故事性强，对一般回族群众更好地了解本民族历史具有一定的 帮助作用。
另外，民国时期国民党中的一些回族高级将领，军政人物研究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先后 出版了《白崇禧传》、《马福祥传》、《马鸿宾传》，其他如马鸿逵、马仲英传记也有人正 积极撰写。这些人物传记的出版，对人们进一步了解西北乃至全国回族社会、回汉民族关系 及近代回族社会的演进都有重要意义。还有一些历史及文化人物传记如《赛典赤·赡思丁传 》、《马坚传》、《纳忠传》也已出版。
八、回族跨境问题研究
回族是一个跨境民族，有相当数量人口居留在国外，如居住在中亚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 斯 坦等国的西北回族被称为东干人；历史上因经商避难定居缅甸的云南籍穆斯林称为潘泰人， 定居泰国北部的滇籍穆斯林称为秦霍人。
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回族史研究的深入，定居国外的回族穆斯林生产、生活状况得到学 术 界重视，一些新闻记者对中亚东干人有过这样报道：“在广袤的中亚大地，生活着这样的 一个民族；他们互相交往说中国西北方言，喜欢睡土炕，吃饭使用筷子，过生日吃长寿面， 结婚时贴大红双‘喜’字，新娘身穿绣花旗袍，灯笼裤，头梳满清官妆‘燕子头’，这个民 族就是120年前从中国西北陕甘宁迁居中亚的东干族。”他们认为东干文化是飘落到中 亚的“中华文明的碎片”。中华文明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落到哪里都能生根，发展壮大。这 类报道刊发后，引起国内回族专家的重视，也引起国内回族进一步了解生活在异国同胞的欲 望。之后，一些详细介绍东干人文化、生活习俗、杰出人物、历史与现状的文章发表，如《 回族研究》先后刊发《苏联东干学现状》、《东干人的历史与现状》、《中亚东干人》等译 文或论文。吉尔吉斯斯坦科学院东干学研究所所长、著名东干学专家苏三洛教授多次访问北 京、宁夏、甘肃、陕西等省市区大专院校与相关研究机构，与中国回族学界建立广泛联系与 学术交流，并给中国学者写信说：“我一直有个愿望，向中国读者，尤其是回族兄弟介绍原 苏联东干人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26]1990年和1993年陕西学者王国杰多次到中亚考察 东干人，在详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写出了《东干族形成发展史》，对东干人的起源与分布， 在前苏联各个历史时期政治、经济、文化、习俗与礼仪等进行全面介绍，受到了学术界好评 。中央民族大学博士丁宏女士选择东干文化为自己的研究方向，为完成博士论文，从1996年 11月至1997年8月深入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城市和农庄进行调查。她克服重重困难， 收集了丰富的资料，最后完成了《东干文化研究》一书，1999年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 这部专著从学术文化的角度给读者展示了东干学研究状况、东干文化、语言、东干人与伊斯 兰教、东干人服饰、民居等方面，最后探讨东干文化的研究价值，作者认为：“东干文化研 究的价值还不仅仅对回族研究而言，同样，作为中华文化在中亚的传播和保留者，其对汉文 化的研究也有不可多得的学术意义。”[27]1996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吉尔吉斯斯坦东 干学者苏三洛教授《中亚东干人的历史与文化》一书，该书配有一些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东干 人生产生活的图片，具有较高民俗学价值。
对定居东南亚滇籍穆斯林的研究已引起国内学术界重视。滇籍穆斯林入居东南亚最早可追 溯到元朝，明清及民国时期有大批滇籍穆斯林经商、开矿或马帮贸易而落居东南亚，或杜文 秀 大理政权失败后大批回族难民越过边界，到东南亚定居。具体人数还无法统计，估计也有数 万众之多[28]。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外国学者已开始研究这一问题，有一些论著发表，云南 学者姚继德先生曾选择翻译英国学者安德鲁·福布斯的《缅甸的滇籍穆斯林——潘泰人》和 《泰国北部的滇籍穆斯林——秦霍人》，分布刊载于《回族研究》1992年第3期和《云南民 族学院学报》1991年第2期。滇籍穆斯林虽处在不同国度，但仍与云南回族保持着密切的交 往，并且关心和支持家乡的经济建设。这一领域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
九、回族文化研究
人类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不同的民族创造了不同类型的文化。在文化创造方面， “每一个民族必须向别人学习，也必然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历史上绝对没有任何民族在文化 上专门引进，毫无创造，也没有任何民族，专门创造。”[29]文化作为一个“复合体”，它 包括语言、饮食、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服饰、建筑等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 具有的一切其他规范和习惯。
近年来，人们热衷于文化问题的探讨，回族文化研究也向纵深发展。过去有人认为“回族 离开了伊斯兰教就不成其为回族”，似乎回族文化即集中反映为伊斯兰教，也有人说回族根 本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化，只不过是“汉族信奉回教”而已。冯增烈教授认为：“回回文化是 由其原来的伊斯兰文化和现实生活中的汉文化相联结、融合而形成的，它不仅是现实的存在 ，同时也具有一种独立文化的个性。”[30]亦有人认为“回族文化是伊斯兰文化与中国本土 文 化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形成的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体系。”[31]因回族分散于全国各地，且 居住地域的不同，不同程度地吸收了当地民族文化成分，所以回族文化的地域特色非常明显 ，主要表现在语言、服饰、建筑、婚俗等方面。但在饮食、命名、婚姻、丧葬礼仪、宗教、 节日文化方面又表现出许多共性。
近年来，《回族研究》刊发了一批回族文化研究论文，析清了人们的认识，如李佩伦《回 族文化的反思》、罗荣轩、何克俭《清真寺与回族节日文化》、范玉梅《从风俗习惯看回族 文化特点》、罗万寿《回族近代文化运动的回顾与思考》、余振贵《略论回族文化内涵》、 白崇人《伊斯兰文化是回族文化的内核》、哈正利《试论回族文化的地域特色》等。通过这 些论文可以了解当代回族文化研究的现状。近日，云南学者纳文汇、马兴东撰著《回族文化 史》，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该书系统论述了云南回族文化的形成和演变、内涵及特点， 重点探讨了回族与伊斯兰教的关系，以及回族文化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地位。
回族是一个在文化上高起点的民族，回族先民作为文化传播的使者，将西方及阿拉伯世界 先进的科学技术在元代传入中国，如天文历算、观测天象的天文仪器、阿拉伯历法、阿拉伯 医学、数学等，并受到元明统治者高度重视，一度在全国范围推广应用。说明回族对创造中 华文明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总之，20多年来回族学研究取得了长足发展，不仅有大量论文发表，也出版了一批专著， 对一些问题的专题研究不断深化，并出现了一些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互为补充，一些新的研 究方法也应用到回族学研究中。学术研究是无止境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将不断有新的研究 方法出现和新的研究成果问世。本文只是对20年来回族学研究中一些研究成果较多，并引起 学术界关注的领域作了初步介绍。除以上几个方面外，在其他领域也发表了不少成果，取得 了很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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