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价值观变化的基本特征及主要原因_市场经济论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价值观变化的基本特征及主要原因_市场经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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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变迁的基本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变迁,其重要特征之一就是社会主流价值观发生了一定变化。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一元价值观与多元价值观、整体价值观与个体价值观、理想价值观与物质价值观、精神价值观与物质价值观所构成的两两对应的价值观形成了一种张力关系。

1.主流价值观发生了一定变化

首先有必要厘清两个人们通常忽视或者混淆的概念:主导价值观与主流价值观。人们在使用“主导”这一概念时,总是将“主流”概念暗含于其中;或者,直接将“主流”概念等同于“主导”概念,例如,在使用“主流意识形态”这一概念时就是指在一个社会中处于主导或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

然而,主导价值观与主流价值观是有明显区别的。所谓主导价值观,就是一个社会占主导或统治地位、对社会其它价值观的发展方向和基本走向具有引导和规范作用的价值观。主导价值观通常是官方所倡导的价值观,它对巩固统治阶级的统治、凝聚社会各种不同的价值观、维护社会稳定都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所谓主流价值观,则是指一个社会大多数民众所信奉、或者说对社会大众具有较强影响力的价值观。此外,人们通常用价值导向和价值取向来描述一个社会的价值状况,但如果不同时使用“主导价值观”和“主流价值观”这两个概念工具,那么,就不能完整而准确地反映一个社会价值观状况的全貌。一般而言,“主导价值观”的存在及其作用,是“价值导向”得以可能的前提,即主导价值观就是具有导向作用的价值观,或者说,价值导向就是由主导价值观所引领的;而“主流价值观”则是对价值取向既在数量上又在方向上的一种标示,即一个社会指向大致相同的方向并为社会相当数量的民众所信奉的价值观,或者说,各种价值取向(既可以包括主导价值观也可以不包括主导价值观)的大体一致,就是“主流价值观”的基本特征。

主导价值观与主流价值观之间的关系,一般有一致、矛盾、对抗等多种表现形式。当一个社会的主导价值观与主流价值观处于一致的时候,这个社会就会是一个和谐和稳定的社会,反过来说,一个社会是和谐和稳定的时候,主导价值观与主流价值观往往是一致的。但是,不管一个社会是多么和谐和稳定,主导价值观与主流价值观总会或多或少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矛盾。如果主导价值观与主流价值观发生了激烈冲突和尖锐对抗,那么,这个社会就必将不会稳定,甚至有崩溃的危险。还有一种情形需要特别指出,即主导价值观与主流价值观完全合一,或者说只有主导价值观而没有主流价值观,这种情形往往意味着社会处于不正常和高压状态,它恰恰潜伏着极端不稳定的因素。

根据上述分析,纵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变迁,不难发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社会的价值观是以一元价值观、整体价值观、理想价值观和精神价值观作为主导价值观的,而多元价值观、个体价值观、世俗价值观和物质价值观则完全处于被排斥的地位,主导价值观与主流价值观处于绝对同一的状况。这种状况确实隐藏着社会危机的因素。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价值观实现了从一元价值观向一元价值观与多元价值观互动的变化、从整体价值观向整体价值观与个体价值观融合的变化、从理想价值观向理想价值观与世俗价值观共存的变化、从精神价值观向精神价值观与物质价值观并重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社会仍然坚持以一元价值观、整体价值观、理想价值观和精神价值观作为社会的主导价值观,并以这些价值观作为社会各种价值观的价值导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排斥其他各种合理的价值观的存在,相反,这些具有价值导向作用的主导价值观与其他各种合理的价值观能够相容共济;同时,多元价值观、整体价值观、世俗价值观和物质价值观对社会大众已经开始产生越来越广泛和深刻的影响,它们一方面开始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另一方面又与主导价值观处于“互动”、“融合”、“共存”、“并重”的关系之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变迁,虽然社会主导价值观并未发生什么变化,但其主流价值观却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当然,这种变化的总趋势表现为主导价值观与主流价值观不断地由矛盾状态向两者的一致趋近。而实现主导价值观与主流价值观的一致,防止主导价值观与主流价值观的冲突和对抗,正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目标。

2.两两对应的价值观形成了一种张力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变迁,可以概括为从一元价值观向一元价值观与多元价值观互动的变化;从整体价值观向整体价值观与个体价值观融合的变化;从理想价值观向理想价值观与世俗价值观共存的变化;从精神价值观向精神价值观与物质价值观并重的变化。① 这些价值观处于一种张力关系之中,一方面构成了一种相互依赖的对应关系,另一方面却又存在着某种紧张状态。

中国社会价值观发生了从一元价值观向一元价值观与多元价值观互动的变化,但是,作为社会所倡导的一元价值观与其他各种价值观之间却又不时出现某些不协调。由于价值主体、价值标准、价值取向等越来越多元化,自然就会出现这些多元价值观对主导社会价值观的一元价值观的冲击,而社会所主导的一元价值观必须合理引导甚至必须控制其他各种价值观的发展方向。在社会转型时期,“一元”与“多元”的张力关系将会长期维持下去。整体价值观与个体价值观的张力关系,在理论上主要表现在集体主义是否应该仍然作为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基础;个体意识、个体价值观与市场经济是否存在着内在的契合性,或者说是否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市场经济是否应该并何以能够整合整体价值观与个体价值观等问题上,这些问题在人们的头脑中正处于一种难舍彼此的状态。在实践上则主要表现在个体价值观容易导致个人主义以及个人主义对整体价值观和集体主义的侵蚀,而集体主义作为有着深远传统且曾经深入人心、现在仍然是社会主义价值体系核心的价值观,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它将在重审集体与个人的关系以及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基础上,重建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原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社会出现了较明显的世俗价值观淹没、消解理想价值观的趋势,功利主义等西方社会核心价值观开始对中国社会价值观产生重要影响,消费主义既作为一种价值观又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对当代中国社会特别是青年的影响日渐明显,但人们对理想的追求和执著并未就此减弱,人们的心灵深处仍然涌动着对生活意义的追问和对超越世俗生活的理想的追求。与此相关的是,在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物质欲望空前增强,同时对精神生活的要求也空前提高,人们在心灵深处力求实现物质欲望和需求与精神生活的和谐。

中国社会价值观变迁过程中所形成的上述张力关系,有可能导致一元价值观向多元价值观、整体价值观向个体价值观、世俗价值观向理想价值观、精神价值观向物质价值观的倾斜。这些价值观之间的失衡或倾斜通常以所谓价值观危机的形式出现。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防止和消除中国社会价值观危机的重要措施,就是努力实现上述价值观之张力关系的平衡。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变迁的主要原因

价值观变迁总是有其深刻根源的。导致社会价值观变迁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1.与社会结构变迁和经济体制转轨同步

社会变迁与价值观变迁具有内在的关联性,一方面表现为两者的互动,即两者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关系,另一方面表现为两者互为前提的关系。关于社会变迁对价值观变迁的影响和作用,我们通常可以从每一次重大的社会变革和革命与思想观念的革命性变化的关系来加以说明。在西方,近代以来,特别是资本主义产生和壮大的过程中,伴随着每一次重大的社会变革,一方面催生了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思想观念,另一方面这些全新的思想观念又为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道路。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市场经济等本身既是完全不同于中世纪社会的崭新的思想观念,也同时产生了人文主义、世俗主义、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等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可以这样说,没有这些价值观,资本主义就不可能成其为真正的资本主义。在中国,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改革开放等伟大社会变革,同样一方面提出了变革传统的思想观念的迫切需要,另一方面这些新的思想观念又为这些伟大的社会变革铺平了道路。因此同样可以说,没有西方民主思想的影响,就不会有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没有“五四”新文化运动,就不会有新民主主义革命;没有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就还将需要长时间的摸索。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不难看出价值观念转变对于社会转型的决定性意义,完全有理由说,没有个体主义的价值观念的产生和形成,就不会有西方现代化的产生和形成,没有从极端利己主义到合理利己主义、从合理利己主义到功利主义、再从功利主义到后来的正义理论等思想观念的转变、更新、重构,就不会有今天的西方社会。完全有理由说,没有价值观念的现代化,就不会有西方社会的现代化。”② 同样,“从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看,价值观念总是具有根本性、先导性和决定性的意义,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每一次进步,无论是大的还是小的,都是思想解放观念更新的结果。”③“处在社会急剧变化中的国人,当更能深刻地体会到不同思想观念的引导作用,甚至在同一个头脑中也会有新旧观念的激烈冲突。人的活动的自觉性使得他不得不受制于一定的思想观念,因而,技术的进步、制度的改变,都必然地伴随着思想观念的转变。可以一般地说,若无相应的思想观念的转变,技术进步与制度改变也将难以有效地实现,这无论在前文明社会、文明社会还是后文明社会,都是适用的。”④ 历史是一个有机的过程,社会变迁与价值观变迁的关系是辩证的和相互作用的。在这里,无法也无必要区分“决定与被决定”以及“孰先孰后”等经院哲学式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和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根本转变,由此所带来了社会价值观的巨大变迁。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市场经济社会的形成,也都需要建立与其相适应的价值观念体系。如果说,非市场经济社会的价值观念体系“是一种定命论的群体主义的自然主义”的话,那么,在市场经济社会,“主体性意识、个体性意识、功利意识三者共同构成了市场经济存在的观念条件。”⑤

2.与全球化的文化开放和文化碰撞共进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的改革开放使中国逐步融入了全球化的进程,这是历史赠予中华民族的一份厚礼。从此,中国的改革开放就与全球化在双向互动中前行。既作为改革开放和全球化的必然结果又作为改革开放和全球化的前提的,就是文化的全方位开放。邓小平同志早就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在这个开放的世界里,要按照“趋利避害”的原则处理改革开放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针对对资本主义文明成果不加甄别一概批判的“左”的做法,邓小平同志指出:“对于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思想,当然也要采取科学的态度”,⑥ 一方面“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⑦ 一方面又要坚决抵制、反对和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消极和腐朽文化。对于混杂于资本主义文化中既有积极面又有消极面的东西,尤其应该按照邓小平同志所确定的上述原则进行认真分析和对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变迁,就是在全球化的文化开放过程中发生的。中国社会价值观从一元价值观向一元价值观与多元价值观互动、从整体价值观向整体价值观与个体价值观融合、从理想价值观向理想价值观与世俗价值观共存、从精神价值观向精神价值观与物质价值观并重等等变化,都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相互作用中进行的。可以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变迁所形成的张力关系,也表现在民族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之中。从这个角度可以发现,第一,中国社会价值观多元格局的形成,与西方文化的影响有着密切关系,西方文化所包含的价值观伴随着其商品、资本和生活方式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人的价值标准、价值选择和价值取向在西方价值观的影响下日益多元化。然而,尽管如此,西方价值观对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影响,是在与中国本土的民族价值观的交流和碰撞中进行的,特别是中国社会的主导价值观和核心价值观与西方价值观常常处于一种交锋状态。这种交锋所激发的各种新生价值观又构成了中国社会价值观多元化的重要方面。第二,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西方个体价值观被全球化浪潮裹挟着,在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多元文化的社会里找到了某种适宜的土壤,并与中国传统的整体主义价值观和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价值观发生碰撞,并逐渐形成了整体价值观与个体价值观既互融互渗又相互颉颃的张力关系。第三,在西方社会,由于宗教传统的影响,其理想价值观实际上表现为一种超自然的神圣价值观并与世俗价值观相对应,而中国传统社会由于缺乏西方式的宗教传统,其理想价值观主要表现为对现实事物的美好追求,对未来美好前景的憧憬等等。中西方社会在理想价值观上尽管有如此区别,但在现代化过程中,现代西方发达社会最充分地表现在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之中的世俗价值观,与市场经济对社会的全面渗透相结合,对人们的理想追求和精神生活造成了极大冲击,但对理想的追求和对精神生活的渴望,是人之为人的重要标志,在市场经济社会,这一点显得尤其突出。于是,一方面是世俗价值观所导致的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对人们理想追求和精神生活的冲击,一方面是人之为人所必需的理想追求和精神生活对世俗价值观的抗拒,这两方面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人们内心深处理想与现实、物质与精神的对抗和冲突,也导致了信仰危机和心灵焦虑。

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开放和文化碰撞,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变迁的影响是十分复杂的,上述分析是平面化和白描式的。还须指出,全球化进程中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对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影响,应该辩证地看待,不能全盘肯定也不能全盘否定。

3.与主体自我意识的日益觉醒相得益彰

主体意识或主体观念是价值观念的核心;社会主义的主体观念,是社会主义价值观念体系的核心。⑧ 然而,在计划经济时期,“人”这个主体不断地被虚无化,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主体甚至被消解掉,人完全成了一种政治工具而被客体化和异化。然而,如果说那时还存在所谓主体的话,也只是作为唯一的、最高的和整体化的主体——国家。国家通过自上而下的单向行政控制来强化自己的作用,国家代替了一切社会主体和个人主体,因此,不仅社会结构,而且人们的价值观都显示出“铁板一块”的状态,这也是当时社会价值观之所以是高度一元的重要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一个最大变化,就是主体意识的觉醒和高扬。这首先是改革开放之初思想大解放的重大成果之一。改革开放之初的思想大解放,逐渐消除了与“左”的思潮相结合的价值观,并对过去一切陈旧的价值观进行了深刻反思和重审。思想解放运动为改革开放扫清了思想和价值观念障碍。其次,随着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转轨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最终确立,人们的主体意识空前觉醒。因为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一种主体经济,这是因为一切生产和经营活动的主体已经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体和市场主体。同时,市场经济在本质上又是多元主体的经济,这不仅表现在多种所有制并存等方面,而且表现在多元主体的存在必然是市场经济的前提,这是由市场经济社会分工和竞争的需要所决定的。

改革开放以来主体意识的觉醒和高扬,以及市场经济之作为多元主体经济的作用,首先就使中国社会价值观发生从一元价值观向一元价值观与多元价值观互动的变化成为一种必然。价值观的多元化首先就是价值主体多元化的必然结果。只有一个价值主体即一元价值主体的社会是不可能存在多元价值观的,可以说,计划经济时期的价值观就是这种情况。而在价值主体多元化的情况下,每一个作为主体的个人和群体,其价值标准和价值取向必然就是多维的、多向的、多层次的和立体化的。当然,在这种多元价值观共存的格局中,应该处理好一元主导价值观与多元价值观的关系,一元主导价值观的存在及其充分而合理地发挥作用,不仅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十分必要的。其次,主体意识既包括群体主体意识也包括个体主体意识,因此,主体意识的觉醒和高扬就意味着既是群体主体意识的觉醒和高扬也是个体主体意识的觉醒和高扬。它们表现在主体价值观上,就自然会形成整体价值观与个体价值观融合的局面。最后,主体意识的觉醒和高扬所带来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价值主体既对理想目标和精神生活有着强烈的向往,又对世俗生活和物质利益表现出最大的热情。这两方面的有机结合共同丰富着主体的价值内涵。为了实现这种结合,价值主体将力求在理想价值观与世俗价值观、精神价值观与物质价值观之间寻求某种平衡。

注释:

①参见廖小平、成海鹰:《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变迁》。

②③戴茂堂、江畅:《传统价值观念与当代中国》,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45、347页。

④⑤王南湜:《社会哲学——现代实践哲学视野中的社会生活》,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44—245;260、271页。

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338页。

⑦《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⑧李德顺:《当前价值观新走向》,《天津日报》2002年7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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