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背景下全球治理面临的新挑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全球论文,背景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全球化是当代世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进程和发展趋势，它的深入发展正以巨大的渗透力和广泛的波及范围深刻地影响着现实世界。在某种意义上，全球化在极大地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同时，其负面效应也助推了各种全球性问题的凸显和全球性危机的迅速蔓延，国际社会加强全球治理的呼声与需求日趋增大。新世纪以来，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全球性风险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向，全球治理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新挑战。
一、全球经济发展越来越不平衡
全球化有利于各国发挥比较优势，贸易双方均能从中获利。然而全球化在进行全球市场资源再分配的同时，打破了原有的国际经济秩序，使得全球经济发展进程越来越不平衡。西方发达国家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和受益者，它们掌握着制定和实施全球化规则、主导全球化进程和利益分配的主动权，从而处于强势地位，其国家利益和意志能够在国际规则中得到充分反映。发展中国家是现代化进程的后来者，处于不平等的竞争起点和地位，是全球化的劣势集团，其自身无力改变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不利地位，也缺乏规避和减轻风险的能力。部分新兴国家的经济高速增长，以及金融危机后发展中国家相对较快的整体恢复速度，均不足以改变南北发展鸿沟扩大、整体差距悬殊的现实。部分欧美发达国家和欧佩克国家人均GDP超过50 000美元，而阿富汗、孟加拉、刚果（金）、几内亚等20多个欠发达国家和地区人均GDP仍低于500美元，双方差距超过100倍。① 在联合国针对39个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水平的小国家进行调查时，发现有27个国家仍然面临债务压力或有很大风险面临债务压力。② 这些国家的政府很难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其失职和崩溃往往成为一些全球性问题的根源。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这种过大的经济差异会诱发其他全球性风险的发生与加剧，并严重抑制国际社会的应对能力。因此全球议程理事会将国内及国际层面的经济差异问题列为未来十年的全球核心风险。③
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并转向隐蔽化
经济全球化通过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流动来实现资源的全球配置，而一个国家国际经济贸易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要受到国内政治力量和广大民众意向的制约，缺乏广泛国内政治支持的国际经贸政策很难得到长期有效的实施。在全球金融危机的严峻形势下，一些国家的利益群体片面地将危机造成的损失和消极后果归咎于经济全球化与开放贸易政策，社会和民众反对经济开放和自由贸易的呼声增大，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与历史上经济危机时期的贸易保护相比，本次危机中贸易保护在范围和力度上都相对有限，但仍达到了相当的高度。④ 尽管各国在二十国集团峰会上多次承诺共同抵制贸易保护主义，但为了尽快摆脱金融危机，缓解经济复苏缓慢、失业率居高不下等国内压力，部分国家并没有履行这项国际义务。2008年11月到2009年12月间，世界各国共采取了297项“以邻为壑”的措施，其中二十国集团国家采取了184项，占据全部贸易保护措施的三分之二。⑤ 而从2009年12月到2010年11月，世界各国共采取了395项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其中二十国集团国家采取了247项，揭示出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的趋势。中国是最大受害国，在2008年11月到2010年11月间，中国的商业利益共受到79个贸易伙伴的337项保护主义措施的侵害，超过了欧盟27个成员国的总和。⑥ 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贸易保护主义呈现向隐蔽化发展的趋势，新的保护手段层出不穷。关税壁垒等公开的贸易保护措施已退居次要的位置，政府采购、滥用国家财政援助以及“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救济措施成为常见的选择，而颁布进口禁令、发放出口补贴等非关税措施也频频出现。⑦ 美国在7 870亿美元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中加入“购买美国货”条款，要求凡方案涉及工程、建筑用钢铁必须为美国出产，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所使用的制服和纺织品同样必须由美国制造。而各种技术性壁垒如“绿色壁垒”、“蓝色壁垒”也日趋流行，欧美国家以“保护生态环境”、“捍卫劳动者权益”为幌子，制定一系列苛刻的环保措施和劳工标准，限制发展中国家产品和服务的市场准入，变相实行贸易保护主义。⑧
三、货币纷争成为主要大国共同的纠结
在经济恢复不如预期的情况下，部分主要经济体竞相将本国货币贬值当作振兴经济的重要手段，同时施加压力迫使重要贸易伙伴的货币升值，以推动出口、减少进口。作为这场“货币战”的始作俑者，美国一方面实施两轮量化宽松政策，通过美元贬值达到变相操纵汇率的目的；另一方面，美国仍利用各种渠道制造舆论，用“汇率操纵国”的帽子向中国施压，试图迫使人民币大幅度升值。美国众议院就人民币汇率问题举行多轮听证会并通过《货币改革促进公平贸易法案》，130名议员联名要求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而奥巴马政府的态度也趋于强硬。此外，美国还将全球经常账户失衡的老问题重新炒热，财长盖特纳一度建议将“经常账户的差额（盈余/赤字）占GDP的4％”设立为量化指标，然而遭到中国、德国、日本、印度等国的反对。经常账户赤字是美国长期以来一直面临的问题，美国此时推动设立经常账户目标，其目的仍在于变相施加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尽管二十国集团领袖在首尔峰会上承诺避免竞相性货币贬值、减少汇率无序波动，中国央行此前也承诺推进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但如果美国仍将汇率问题视为打压中国发展的政治手段，则大国间的货币纷争很难真正偃旗息鼓。
四、金融资本市场安全问题日益凸显
经济全球化使国际资本流动更加便捷，特别是在国际金融自由化和电子化的辅助下，资金的流量和流速激增，进一步刺激了国际金融交易的发展。这在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增加了金融市场的复杂性和监管难度，使金融危机发生的几率和破坏程度大大提高，并且给国际金融投机者提供了可乘之机。一方面，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一国国内的金融监管事关全球金融体系的安危。在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下，美国等发达国家政府长期采取减少政府干预的经济政策，放松了对金融市场的监管，致使金融市场缺乏规范，为金融危机埋下祸根。华尔街多年来的投机行为导致金融衍生产品层出不穷，出现了“对冲基金”等一系列以套利为主要目的的资本。随着这些金融衍生产品的规模不断恶性膨胀、产品链条越变越长，金融市场的风险也不断放大，最终由房地产泡沫的破裂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金融系统造成严重冲击。另一方面，国际金融市场缺乏整体性的监管体系，金融过度投机人为地扭曲了市场，使得一些恶意投机者能够假“自由市场”之名，利用“热钱”等方式对金融弱势国家和地区进行跨国金融掠夺，加剧了受害国家和地区的经济风险和金融动荡，甚至使一些国家数十年奋斗积累起来的经济财富顷刻消解，国民经济陷入灾难性的深渊，部分国家还由此引发政治动荡和政权更迭。上世纪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特别是本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及其严重影响都昭示人们，建立协调统一的全球金融监管体系已成当务之急。当前，扩大金融稳定论坛和巴塞尔委员会的规模、提高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对《蒙特雷共识》落实情况的审查、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事项已提上议事日程并逐步实现，⑨ 然而现有改革的力度仍不足以保障未来全球金融市场的平稳运行。
五、国际贫困与社会不平等依旧突出
经济全球化的高度不平衡性不仅体现在国家之间，也充分反映在一国国内的财富和收入差异上。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里克·马斯金指出的，全球化是造成贫富差距的重要动因，它使得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精英阶层获益，而低技术工人则受益较少甚至利益受损。⑩ 根据一项针对80个国家35年历史的调查显示，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国际自由贸易、社会全球化和去管制化的进程与国内不平等现象的加深均有关联。(11) 发达国家内部原有贫富差距拉大，不少中产阶层沦为新的贫困阶层；发展中国家贫困现象加剧，贫富鸿沟继续扩大。有着良好地理位置和工业基础的地区，较快地搭乘了经济全球化的便车，而地理位置偏远、基础设施落后的地区则发展滞后。根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的《2010年世界社会状况报告》，全球有14亿人生活在1.25美元／天的国际贫困标准线下，约占世界总人口的五分之一。长期忍受饥饿的人口数量高达9.6亿，比90年代初上升了1.4亿。贫困每天夺去25 000名儿童的生命，27％－28％的发展中国家儿童发育不良。贫困导致教育的落后，全球仍有8亿多文盲。(12) 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全球各国和地区中人均年收入最高达6万美元，最低仅为280美元，人均寿命高则83岁，最低仅44岁。贫困与不平等往往成为国内冲突的根源，迄今全球有超过4 200万人因冲突流离失所，其中1 520万为国际难民。而在近年来的全球经济、粮食以及能源危机冲击下，劳动力市场的恶化导致就业急剧下降，全球新增极度贫困人口6 400万人，(13) 挨饿和营养不良人口飙升约1亿人，联合国关于消灭贫困饥饿、普及初等教育、促进两性平等的八项千年发展目标面临进度放缓甚至局部倒退的困境。(14)
六、全球气候环境面临更严峻的挑战
近30年来，气候变化从普通科学问题变成全球政治议程的核心议题，全球变暖的严重后果也引起科学界和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从自然角度看，气候变化导致了干旱、海平面上升、飓风灾害以及极端气候增多等一系列挑战，将对自然生态系统和物种分布造成严重威胁。由于气候变化，很多生态系统正处于不断退化之中，功能也在不断丧失。(15) 如果全球平均温度比1980－1999年上升1.5－2.5度，则全球20％－30％的动植物物种的灭绝风险将增加。非洲热带雨林存在消失的风险，太平洋岛国也面临海平面上升的严重威胁。从社会角度看，气候变化会带来严重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后果。以经济为例，温度升高和降雨量减少将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平均气温升高4度将导致1％－5％的GDP损失，局部地区将更严重。(16) 有学者甚至估计GDP损失将达到5％－15％之多。(17) 据联合国难民署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气候变化已经造成了“气候移民”的出现，生态系统的破坏导致长期移民，自然灾害则产生大量短期移民，而气候变化也造成越来越多的人被迫进行季节性迁徙。(18) 如果不迅速采取行动，2050年干旱、飓风和洪水等自然灾害可能导致全球2亿人逃离家园。(19) 尽管世界各国为缓解全球气候变化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到《巴厘岛路线图》到《哥本哈根协议》、《坎昆协议》，国际社会进行了十几轮谈判，但最终成果仍不尽如人意。在设立强制减排指标以及给予发展中国家资金、技术援助问题上，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屡屡失约。发达国家忽视历史排放、人均排放等因素，要求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共同承担强制性减排义务。对于已达成的阶段性协议和路线图，发达国家则在执行力度和进度上大打折扣，甚至退出已缔结的国际条约。在未来的气候变化谈判中，由“伞形集团”和欧盟组成的发达国家阵营、“基础四国”和七十七国集团组成的发展中国家阵营以及由“小岛国家联盟”、“雨林国家联盟”组成的第三方势力间以及各阵营内部，仍将长期呈现既合作又斗争的态势。(20)
七、世界粮食、水资源和能源短缺的压力增大
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统计数据显示，世界粮食价格2006年、2007年分别上涨12％、24％，2008年前8个月涨幅超过50％，全年上涨25％－30％。2010年下半年至2011年初，国际粮价再度飙升32％，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创下20年来新高，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银行均警告：如果粮食价格继续上涨，2011年存在全球粮食危机重演的可能。(21) 国际粮食短缺和价格飙升对全球经济和社会安全产生严重影响。2008年全球37个国家面临粮食危机，发展中国家受冲击最大，喀麦隆、科特迪瓦等非洲国家以及印尼、菲律宾、海地相继发生“粮食骚乱”。进入新世纪，以石油为代表的能源价格在飙升的同时伴随着剧烈动荡。2000年1月国际原油价格尚在23美元/桶，至2008年6月最高时飙升至137美元/桶，仅半年后却迅速暴跌至35美元/桶，至2011年1月又上涨至92美元/桶。(22) 能源价格的剧烈波动给世界各国的能源安全和经济发展带来严峻挑战。目前全球粮食和能源短缺问题如不加以妥善应对，更大的挑战将在未来数十年间陆续出现。联合国人口基金会预测尽管世界人口的年均增长速度有望放缓，但2050年世界人口仍将达到91亿，新添的22亿人口绝大部分分布在发展中国家。(23) 要为数量更多、城市化程度更高和更为富裕的人口提供足够供应，2050年全球粮食总产量必须提高70％。(24) 即使使用转基因和纳米技术，未来几十年间消费需求上升也将远超过粮食产量的增长，加之气候变化和水资源的短缺进一步影响了粮食产量，2050年全球基本粮食价格预计将上涨31％到101％，挨饿人口也将随之激增。(25) 在未来人口激增和全球气候变化的压力下，全球淡水资源必将面临更加严峻的形势，能源危机与食物、淡水的匮乏相互纠结着，能源匮乏将影响粮食产量和淡水资源的开发，迫使将大量粮食用于制造生物能源，而水资源的紧缺又将影响能源的开采。
八、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呈现扩散趋势
尽管和平、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流，但战争威胁仍未彻底消弭，局部战争和冲突更是时有发生。21世纪第一个十年间，军控与裁军领域的形势经历了很大起伏。随着2001年美国退出反导条约，国际军控与裁军进程陷入停滞，整体状况直到近两年才逐步向好。针对核武器问题，实现无核社会和全面销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美好理想尚缺乏现实性。目前全球共有2.2万枚核弹头，其中美俄共拥有1.7万枚。两国新签订的核裁军协议主要针对现役部署数量，且大大超出国防安全需要。国际防扩散形势日趋严峻，印度、巴基斯坦和以色列已成为事实上的有核国家，围绕伊朗、朝鲜核问题的多边谈判遇到不同程度的阻力甚至濒临破裂。在常规武器和军队数量方面，主要国家应通过国际合作将军备竞赛控制在一定程度内，同时应避免采取刺激其他大国的军事行动，以免过度竞争形成恶性循环。近年来美国及北约大规模部署导弹防御系统，以及2010年美国在黄海、南海接连举行军演，加剧了全球及地区紧张局势，不利于世界和平稳定的前景。此外，禁止生化武器、防止外太空军备竞赛等问题也需要国际社会的协商与合作。
九、跨国流动的便利引发世界性的高风险
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和信息网络化使全球化具有高度的流动性和开放性，而正是资本、技术、信息的快速流动、人员交流的开放和思想文化的相互渗透，给各国的经济、金融、信息、科技、政治安全等带来越来越多的隐患和风险。全球化进程在总体上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意味着危机、风险和问题的全球扩散蔓延，使得一国国内的危机直接反映到国际层次，影响其他国家和地区，还不可避免地引发更多新生的全球性问题。比如一国生态环境破坏的影响可能就是地区或全球性的，而且形成危机网链，在世界范围内使危害者和受害者休戚与共。借助全球信息和交通网络，跨国流动的增加使跨国犯罪带来严重的非法流动威胁，毒品、枪支、仿冒产品、走私、人口贩运以及偷渡行为猖獗，其犯罪市场遍及全球，非法物品及人员的流动线路图经常跨越三个大陆之多。这些跨国犯罪行为对南美及加勒比海地区、非洲、亚洲以及东南欧许多国家的主权和稳定构成威胁，包括刺激暴动、破坏法制、加剧腐败等。(26) 全球人口流动频率增加还为全球公共卫生带来更大挑战，2003年“非典”在全球流行，几个月内感染患者累计近万人。2009年至2010年H1N1、H5N1流感一度在全球范围内大流行，数百万人受到感染，近两万人因此丧生。在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全球化成为美国次贷危机迅速扩展为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催化剂和促动力，反映了全球化背景下任何国家都难以置身于全球性系统风险之外。因此，全球化的深化同时意味着全球风险社会的到来，也蕴含着世界社会的高风险性。
十、国家权力出现一定的流散与弱化
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权力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流散”现象。(27) 伴随经济全球化而不断显现的超国家因素对民族国家及其主权的制约，使国家面临的政治压力、困惑与挑战大大增加。全球化削弱了国家独立自主制定经济和社会政策的能力，原来一国范围内实行的政策措施很可能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不同程度的介入干预，同时，全球领域还出现了许多新的非领土化的经济政治组织形式，如全球公民社会、跨国倡议网络、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舞台上日趋活跃，对国家的权力行使产生了重要影响。它们使部分原先属于国家的权力分散到这些全球层次的公共或私人组织手中，在许多领域也确实发挥着优于国家或国家不便于出面的管理和监督作用。比如，跨国公司通过建立生产、贸易和金融的跨国网络从事“无国界”经济活动，其领域超越了传统的国家领土和民族国家能力控制的范围，而国家对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贸易、金融活动还缺乏有效的监管能力和手段，还不时受到跨国公司提出撤资或要求增加优惠条件的要挟。随着非政府组织数量的激增，部分国家出现从政府统治向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合作实行公私协力治理的过渡趋势，一个以跨国性、非政府性和非市场性为特征的全球公民社会也迅速发展。(28) 其实，国家权力在地区和国际体制中的部分流散和让渡，是民族国家获取更大利益和新的发展空间的置换条件，有助于民族国家在全球化条件下的生存和发展，如同欧盟成员国向欧盟超国家机构转让部分主权提高了欧洲民族国家的国际竞争力一样。当然，在全球化时代，尽管国家主权受到一定程度的挑战或相对弱化，但是民族国家仍然是当今最主要的国际关系行为体，在未来的全球治理架构中，国家、国际组织以及各种非国家行为体将形成多层级网络状的复合治理结构，国家将始终是这个治理架构的主角。
十一、新兴大国的影响和作用明显提升
新兴大国是指美欧日以外包括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墨西哥、埃及等在全球和地区具有重要影响的国家，它们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在维护地区和平、促进地区繁荣与发展方面的实际作用明显上升，并逐步走向国际舞台的中心。以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为代表的金砖四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拥有广阔的国内市场，巨大的消费潜力。由于物质财富总量大，易于积累巨额资金，它们的资金调节和危机化解能力也较强，在国际市场出现震荡时可以通过扩大内需，发挥国内市场的缓冲作用。在发达国家经济普遍陷入严重衰退的背景下，新兴大国的增长态势对稳定世界经济、化解金融危机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世界各国应对危机的各种会议和国际努力中，越来越明显地传递出一个明确的信息：发达国家已经认识到新兴国家的重要性，没有这些国家的参与，金融危机和其他全球性问题不可能得到真正有效的解决。在后金融危机时代，随着欧美经济恢复缓慢和新兴国家的高速发展，国际权力和国际责任进行新一轮重新分配已成为必然趋势。国际政治的一系列新发展也反映出这一趋势。2009年9月的二十国集团匹兹堡峰会上，与会领导人一致同意将二十国集团峰会机制化、常规化，自2011年起每年举行一次，并上升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2010年4月，世界银行通过改革方案，将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整体提高3.13％，其中中国的投票权从2.77％提高到4.42％，一举超过德国、英国和法国，位居世界第三。同年11月，二十国集团首尔峰会同意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大幅度改革，发达国家将6％以上份额以及两个理事席位转移向新兴国家。二十国集团取代八国集团成为未来全球经济治理主要平台以及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都说明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将在全球治理中拥有更大的话语权，承担更多的责任。
十二、加强全球合作治理成为客观必然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化，环境恶化、生态破坏、能源危机、国际毒品交易、国际恐怖主义活动、核武器扩散等大量全球性问题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要议题，这些全球问题的恶性发展可能引发全球性危机，威胁整个人类的安全。这些问题的有效解决已经突破单一国家所能控制的界限和范围，面对国际事务与国内事务、外部事务与内部事务相互交错难以区分的现实，民族国家要求跨越有形国界，借助国际机制加强全球双边和多边合作，由此产生了全球合作治理的客观需要。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也使得世界各国各地区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各个国家、地区和民族之间的经济、贸易、社会、文化交往更为频繁，相互依存空前密切。一方面，国家间共同命运感上升，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没有一个国家和地区可以在国际挑战中独善其身，也没有一个国家和地区能够以一己之力迎接挑战。一国国内的危机将直接反映到国际层次，影响其他国家和行为体，反之，一国的政策也受到整个国际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另一方面，相互联系的全球性挑战之间“牵一发而动全身”，例如能源需求的增长推高了食品价格，同时气候变化必然威胁到农业产量，由此加剧了拥有大量人口的欠发达国家的脆弱性。因此全球性问题难以孤立解决，必须加强合作和整体协调。大量全球公共问题和共同危机的出现，使得国际合作越来越必要，“共同安全”和“共同发展”等理念越来越成为各国政治家的共识。
注释：
① 参见IMF的世界经济前景资料库，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weo/2010/02/weodata/index.aspx.
② United Nations,The MDG Gap Task Force Report 2010:The Global Partnership for Development at a Critical Juncture,2010,http://www.an.org/en/development/desa/policy/mdg_gap/index.shtml.
③ Kristel Van der Elst and Nicholas Davis (eds.),Global Risks 2011,6th ed.,World Economic Forum,2011,pp.13-16,http://riskreport.weforum.org.
④ 佟家栋、彭支伟：《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会影响世界经济的复苏吗》，《学术研究》2010年第2期，第89－90页。
⑤ Simon J.Evenett,“The Landscape of Crisis-Era Protectionism One Year After the First G20 Crisis-Related Summit,” in Simon J.Evenett (ed.),The Unrelenting Pressure of Protectionism:The 3rd GTA Report,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Dec.2009,pp.20-32,http://www.globaltradealert.org/sites/default/files/evenett.pdf.
⑥ Simon J.Evenett,“Global Developments Since the G20 Summit in Toronto,June 2010,” in Simon J.Evenett (ed.),Tensions Contained… For Now:The 8th GTA Report,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Nov.2010,pp.23-35,http://www.globaltradealert.org/sites/default/files/GTA8_global_developments.pdf.
⑦ 盛斌、李德轩：《金融危机后的全球贸易保护主义与WTO规则的完善》，《国际经济探索》2010年第lO期，第22－25页。
⑧ 李淑俊：《气候变化与美国贸易保护主义——以中美贸易摩擦为例》，《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7期，第83－103页。
⑨ David Held and Kevin Young,“The Principles of Effective Global Governance:Participation,Social Justice and Sustainability,” http://www.feps-europe.eu/fileadmin/downloads/globalisation/0902 FEPS_HeldYoung.pdf.
⑩ Michael Kremer and Eric Maskin,“Globalization and Inequality,” http://www.univ-paris13.fr/cepn/IMG/pdf/col_mazier.pdf;埃里克·马斯金：《城乡中国、全球化与不平等》，《解放日报》2010年10月20日，第10版。
(11) Andreas Bergh and Therese Nilsson,“Do Liberal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Increase Income Inequality?”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10,26(4):488-505.
(12)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Rethinking Poverty:Report on the World Social Situation 2010,http://www.un.org/esa/socdev/rwss/2010_media.html.
(13) The 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10,http://data.worldbank.org/sites/default/files/wdi-final.pdf.
(14) 《2010年千年发展目标报告》，联合国经济社会事务部，2010年，http://mdgs,un.org/unsd/mdg/Resources/Static/Products/Progress2010/MDG_Report_2010_Zh_low％20res.pdf.
(15) Thomas Bernauer and Lena Schaffer,“Climate Change Governance,” Institute for Environmental Decisions,Working Paper,2010,pp.3-6,http://www.ied.ethz.ch/pub/pdf/IED_WP12 Bernauer Schaffer.pdf.
(16) IPCC,“Summary for Policymakers,” in Martin Parry et al. (eds.),Climate Change 2007:Impacts,Adaptation and Vulnerability,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pp.7-22.
(17) Nicholas Stern,“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8,98(2):1-37.
(18) Koko Warner et al.,“In Search of Shelter:Mapping the Effects of Climate Change on Human Migration and Displacement,” The UN Refugee Agency,2009,pp.iV-V.
(19) Oli Brown,“Migration and Climate Chang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Research Series 
31,2008,pp.9-12.
(20) 吴志成、王天韵：《〈哥本哈根协议〉背后的政治博弈》，《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1月21日，第14版。
(21) The Word Bank,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10,http://data.worldbank.org/sites/default/files/wdi-final.pdf.
(22) U.S.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World Crude Oil Prices (Dollars per Barrel) 1978-2011,http ://www.eia.doe.gov/dnav/pet/hist/LeafHandler.ashx?n=PET&s=WTOTWORLD&f=W.
(23) “Executive Summary,” in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The 2006 Revision,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ST/ESA/SER.A/261/ES,2006,pp.7-8.这项报告预计2050年世界人口下限为78亿，上限为118亿。
(24)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How to Feed the World in 2050,2010,p.2.
(25) Gerald Nelson et al.,Food Security,Farming,and Climate Change to 2050:Scenarios,Results,Policy Options,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2010,p.XVii,http://dx.doi.org/10.2499/9780896291867.
(26) The UN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Crime and Instability:Case Studies of Transnational Threats,2010,http://www.unodc.org/documents/data-and-analysis/Studies/Crime-and-instability_2010_final_26march.pdf.
(27) 苏珊·斯特兰奇：《权力流散——世界经济中的国家与非国家权威》，肖宏宇、耿协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28) Lester Salamon,“Toward Civil Society:The Global Associational Revolution and the New Era in Public Problem-Solving,” in Zhao Liqing and Carolyn Lyoya Irving (eds.),The Non-profit Sector and Development,Hong Kong Press for Social Sciences LTD,2001,pp.27-40.
标签：全球治理论文; 美国金融论文; 贸易金融论文; 全球化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美国社会论文; 国内经济论文; 金融论文; 贸易保护主义论文; 发展中国家论文; 全球气候变化论文; 人口问题论文; 新挑战论文; 经济学论文; 发达国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