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中华武术的“整体性”特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整体性论文,中华论文,武术论文,特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国当代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曾经说道：“真正把人们维系在一起的是他们的文化，即他们共同所具有的观念和准则。”（注：露丝·本尼迪克特著，王炜等译：《文化模式》，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8页。）世界上处于不同空间的民族，“观念”、“准则”各异，是由其文化存在形态的不同所导致的，进一步地说是由其文化内在根本精神的异趣所导致的。一民族文化的内在精神，是由其长期所处独特生存环境及其在不断的文化创造过程中渐渐凝结而成。中国这一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文化系统，在先秦时期已基本成熟。作为中华文化内在精神的“整体性”思维特色，通过儒、道各家的努力，也于这一时期定型。这一“整体性”思维特色对包括中华武术在内的所有文化子系统发生了深刻影响。中华武术中蕴涵的“整体性”特色，使中华武术这一最富民族特色的体育运动，走上了与西方奥林匹竞技运动的不同发展道路。本文试图对中华武术的“整体性”特色作一初步探索，以就教于学术界同仁。
一
中华文化的“整体性”思维特色，通过先秦时期儒、道两家思想的阐衍而基本定型。儒、道两家思想作为中华文化的两根主要支柱，均以追求“全道”为其终极关怀，它们反对割裂事物、执持一端的思维模式。儒家追求的最高人生境界是“极高明而道中庸”。“中庸”作为儒家的核心概念之一，即清晰地表述了儒家的“整体性”思维特色。北宋时期哲学家程颐对“中庸”曾作过如下阐释：“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注：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96年版。）在儒者看来，“中庸”之道乃是宇宙间最广大精微的智慧。“不偏”、“不易”即是主张“叩其两端而执其中”，反对执持一端、片面发展的思维倾向。关于“执中”，孟子在将其同杨、墨、子莫三家学派进行比较时说道：“杨子取为我，拔一毛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子莫执中，执中为近之，执中而无权，犹执一也。”（注：《孟子·尽心上》。）在孟子看来，杨、墨之徒以“为我”、“兼爱”为自己的人生哲学，均是流于执于一偏（即“执一”），不合“中庸”之旨。子莫学派也以“执中”为其重要思维特色，但孟子认为他由于不知“权”而固执于“中”（即“一半”、“中间”之意），实际上也是流于“执一”，与儒家的“执中”完全异趣，仍然偏离了“中庸”之道。孟子所说的“执中”，实际上是指对事物的正、反两面作综合性思考，在“整体性”的思维框架中提升自己，从而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孟子对“中庸”（“执中”）所作的经典性阐释，奠定了“中庸”这一“整体性”思维模式在中国文化中的坚定哲学基础。儒者始于修己、终于治人，即是以此“中庸”之道来修己治人。从这一“整体性”思维模式出发，儒者以“和谐”为其价值关怀：其理想的君子人格是“和而不流”，其追求的人生目标是“致中和”，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时则以“天人合一”为究极。
儒家学派开创者孔子，在其教育生涯中以“六艺”作为教育的主要内容，其中的“射”、“御”即是我国武术的早期存在形态。孔子所处的春秋时期，由于诸侯国之间的战争频繁，各诸侯国为了提高兵士的战斗能力都在大力推奖“射”、“御”之术，使春秋时期的习射之风蔚然盛行。但当时蔚然盛行的习射之风，不过是以追求增进武技、杀敌致果为目的。这与儒者的“中庸”思维模式完全相背，所以它遭到孔子的尖锐批评。孔子在对学生进行“射”、“御”教育时，不徒以追求武技的增进为唯一目标，而是在追求武技增进的同时，将其化在礼仪的伦理情结之中。据史载，孔子在“矍相之圃”曾进行过以“射术”比赛为主的大型演礼活动，《礼记·射义》云：
“孔子射于矍相之圃，盖观者如墙。射至于司马，使子路执弓矢出延射曰：‘贲军之将、亡国之大夫、与为人后者不入，其余皆入’。盖去者半，入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点扬觯而语。公罔之裘扬觯而语：‘幼壮孝弟、耆耋好礼，不从流俗，修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盖去者半，处者半。序点又扬觯而语曰：‘好学不倦，好礼不变，旄期称道不乱者，不，在此位也’。”
“贲军之将无勇，亡国之臣不忠，求为人后者忘亲而贪利”（注：《礼记集说》卷四十六《射义》陈浩注。），所以，他们皆无观射演礼的资格，“孝弟”、“好礼”、“称道”的人，孔子才允许他们参与其以“射”为主的演礼活动。孔子将射术同政治、伦理相结合，使他的射术（也即武术）教育与当时片面追求增进武技的习射之风划然有别。孔子采取的教育是一种“整体性”教育模式。孔子认为“勇而无礼则乱”（注：《论语·阳货》。），对于射术主张“射不主皮”（注：《论语·八佾》。），不徒以贯革中的为能事，将武技与德行融为一体，这一折射中华文化“整体性”思维特色的武术教育思想，对日后中华武术的内在精神及其主体存在形态的定型，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如果说儒家的“整体性”思维特色是以积极肯定方式表现出来的，那么，道家的“整体性”思维特色则是以消极否定方式表现出来的。道家强调“心斋”、“坐忘”、“不言”，天地消息，大化流行，人类对此应该顺其自然，应机而化。庄子曾作过一个有趣的比喻，其云：
“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亏也。道之所以亏，爱之所以成。果且有成与亏乎哉？果且无成与亏乎哉？有成与亏，故昭氏之鼓琴也；无成与亏，故昭氏之不鼓琴也。师旷之杖策也，惠子之据梧也，三子其知几乎！”（注：《庄子·齐物论》。）
庄子认为执着一端（“爱”）不可能得到“全道”（“成”）。昭文善琴、师旷妙解音律、惠子善辩，在庄子看来只有在昭文不鼓琴、师旷不击鼓、惠子不辩时，他们得到的才是“全道”（“成”），否则则“亏”。庄子以否定的方式表述了其“整体性”思维倾向。这一思维特色，在老子对“道”的阐释中表现得也至为明显。老子云“道可道，非常道”，认为可以言说的“道”乃非“全道”，“全道”是不可用言语表述，只能默察心识。由此，道家以“不言”、“忘言”为其主要思维特色，认为一旦落于“言筌”，便偏离了“道”的“整体性”。
从这一思维模式出发，道家对武术教育也是将“技”与“德”融为一体，反对片面追求增进武技。庄子曾有所谓的“庶人之剑”、“诸侯之剑”、“天子之剑”的说法（注：《庄子·说剑》。）。“庶人之剑”因为仅仅是较勇斗狠，庄子认为既使武技再高，也不过与斗鸡相类。庄子所崇尚的“天子之剑”，是以“刑德服人”，他也将武技与政治、伦理一体化。同儒家一样，道家也将武技的提高化在政治、伦理化的文化洪流中。
二
中华武术起源非常古老，早在原始社会时期，先民为了生存，在其狩猎活动中，即产生了最原始的武术。其后随着部落之间战争的频繁，军事格斗渐渐发展起来。国家产生以后，尤其是到春秋、战国时代，武术发展异常迅猛。随着儒、道诸家“整体性”武术教育思想的确立，中华武术在其后漫长的历史演化过程中，染上了浓厚的“整体性”色彩。可以说“整体性”思维模式不但导致了中华武术外在架构的特异性，也铸就了中华武术的独特内在精神。中华武术从外在架构到内在精神，无不充盈着“整体性”特色。笔者拟从以下三个方面对中华武术的“整体性”特色作一阐述。
（一）“太极”理念。
中华武术的主体存在形态定型于明末清初以来近三百多年的时间里。由于长期以来宗法制度的作用，使中华武术形成了门派众多的拳种。这些门派众多的拳种虽然风格各异，但它们都存在着一个共同的“太极”理念。所谓“太极”理念，即是强调区分阴阳，强调阴阳的互变与消长。落实到具体的武术运动中，则是强调虚实与刚柔。由于这一理念的作用，使中华武术技巧万端、变化莫测，不像西洋武术（拳击）那样直来直去，简单便捷。最能体现这一理念的莫过于以“太极”命名的太极拳了。太极拳强调“虚实宜分清楚，一处有一处虚实，处处总有此一虚实”（注：《太极拳全书》，人民体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7页。）。太极拳“虚实诀”云：
“虚虚实实神会中，虚实实虚手行动。练拳不谙虚实理，枉费功夫终无成。虚守实发掌中窍，中实不发艺难精。虚实自有实虚在，实实虚虚攻不空。”（注：王宗岳等著：《太极拳谱》，人民体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15页。）
太极拳要求招招一“太极”、式式一“太极”，虚虚实实、虚实实虚、实实虚虚。形意拳将“阴阳暗合”当作“形意之源”（注：李天骥、李德印编：《形意拳术》，人民体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199、1页）主张“刚柔虚实，开合起落”（注：李天骥、李德印编：《形意拳术》，人民体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199、1页）。以刚劲勇猛著称的少林拳则以“刚柔兼济”为最上乘功夫，认为“及其至也，不刚不柔，亦柔亦刚。……神龙夭矫，莫测端倪。”（注： 《少林拳术秘诀》， 天津市古籍书店1988年版，第 8页。）可以说中华武术各门拳种既没有一刚而不返，也没有一柔而不复的，均是以分清虚实、阴阳互变、刚柔相济为其重要表征。中华武术中由于氤氲着浓厚的“太极”精神，所以，使中华武术的运动动作呈“整体性”圆形运动，它与西洋武术（拳击）片面强调朝前直冲施加打击力量的直线运动迥异其趣。
“太极”是一浑融的立体之“圆”，由于中华武术的每一运动动作皆是一“太极”，这就使动作名称难以用分析式的科学手段来命名，只能采用“能近取譬”的方式来界定动作名称。长拳十二型要求：“动如涛，静如岳；起如猿，落如鹊；立如鸡，站如松；转如轮，折如弓，轻如叶，重如轮；缓如鹰，快如风。”像这样用含混的、艺术化的语言来给武术动作命名，充斥在各家拳种里。习练中华武术只能凭籍这些艺术化的动作名称，凭着习练着的直觉形象思维去感悟其“整体性”的“太极”。一旦落入分析式的智性思维，即会将“太极”割裂得支离破碎，从而严重背离“太极”精神。
（二）重“劲”轻“力”
西洋武术（拳击）家为了使武技克敌制胜，特别注重力量的训练，并往往使用拳力测量器来测试拳力。这种训练方式在中国武术家看来，即使练得力大如牛，也不能臻至上乘功夫。中华武术存在着明显的“轻”力“重”劲倾向。拳经云：“懂劲后愈练愈精，默识心揣，渐至从心所欲。”（注：王宗岳等著：《太极拳谱》，人民体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5页。）太极名家王培生曾经说道：“太极拳的根本功夫在于懂劲，要是不懂劲，虽然花了多少年功夫，往往还是未入门径。”（注：张耀忠汇编：《太极拳古典经论集注》，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8页。）其实不只是太极拳，中华武术的各门拳种莫不以“懂劲”为根本功夫。关于“力”与“劲”的区别，陈公说道：
“劲与力，在未学拳击之时，固无区别，但已学拳击，不可不分析。……须知力，由于骨陷于有背，而不能发，劲由于筋能发，且可达于四肢。力为有形，劲则无形，力方而劲圆，力涩而劲畅，力迟而劲速，力散而劲聚，力浮而劲沉，力钝而劲锐，此力与劲不同也。”（注：张耀忠汇编：《太极拳古典经论集注》，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29 页。）
“力”与“劲”之最根本区别在于“力方而劲圆”，“力”是凭身体肌肉力量直线打出，“劲”则是聚心、意、气力为一体，在打击目标时呈弧线运动，在接触目标前不仅能随意改变“力”的方向，而且还能随意改变“力”的大小，它虚灵圆畅，在接触打击目标瞬间能爆发出可怕的弹性炸力。中华武术之“劲”，实是将“太极”之理融入其中，所以又称之为“太极劲”。习练中华武术的初步功夫即在于化呆死之“力”为圆活之“劲”。练至化境，则随心所欲“尚意而不尚劲”。中华武术强调“懂劲”，反对纯粹肌体力量的训练，注重将心、意、气、力融为一体进行训练，由此也进一步凸显了中华武术的“整体性”特色。
（三）由“技”进于“道”。
由于中华武术对于运动动作及运动力量的要求，均是从“整体性”角度着眼，所以，它对于武术技艺的追求，也充满了浓厚的“整体性”精神。中华武术主张神、形、气、力兼修并习，拳谚云：“内练精气神，外练筋骨皮。”“内外合一，形神兼备”，乃是各门武术追求的共同目标。如果偏于一端，仅仅执持外在的肢体训练（如日事于打桩、插沙、拔钉、磨掌等），只会被看成未入武术之门而遭武林同道轻蔑。各门武术均以“神功”为最上乘功夫，对武技的修练，要求以精气神为本，以筋骨皮为末。举例来说，太极拳以“心为令，气为旗，神为主帅，身为驱使”（注：王宗岳等著：《太极拳谱》，人民体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44页。）。主张“精气神为身之体，身为心之用，劲力为身之用”（注：王宗岳等著：《太极拳谱》，人民体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 131—132页。）。形意拳有“内三合”（即心与意合、 意与气合、气与力合）与“外三合”（即肩与胯合、肘与膝合、手与足合）之说，主张“心意诚于中，肢体形于外”（注：李天骥、李德印编：《形意拳术》，人民体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199、1页）。即使是比较倾向于外在形体训练的南拳与少林拳，也是将练气作为根本来看待。南拳“每发劲前，闭气蓄劲，肌肉收紧；发劲时，肌肉放松，借用腰腿力量，一气呵成”（注：陈昌棉、陈耀佳著：《南拳》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3页。）。 “以气摧力”是南拳发劲的重要特色。少林拳“以气功为始终之则，神功为造诣之精”（注：《少林拳术秘诀》，天津市古籍书店1988年版，第8页。），练习少林拳也以养气、练气为先。 可见中华武术的武技训练也是“整体性”的。武技之臻于“神功”境界尚非中华武术的最高圆满境界，中华武术的最高圆满境界，乃是武德的圆满，进乎此域，才标志着武术人格的最后确立。“至武为文”，中华武术的最高境界是不武。孔子之主张“射不主皮”，庄子之赞美“天子之剑”，均指出武术不以追求技艺增进为唯一目标。《说文》云“止戈为武”，孟子云“善战者服上刑”，均指出了“武”的最高境界——“不武”。所以，习练中华武术除了要求进行“整体性”的技术训练外，还从“技”与“德”的和谐统一来要求习练者，其最后落点是由“技”进于“道”。拳谚云：“拳以德立，无德无拳。”又云：“武以观德”。中华武术的习练过程，也是一个“技”与“德”的“整体性”兼修并进过程。西洋武术（拳击）动作简单，没有什么套路。相反，中华武术则动作纷繁复杂，套路之多，不可胜数。中华武术套路众多，乃是“铸剑为犁”思想的产物。习练者通过套路练习，既可做到增进武技，也可达到强身健体、愉悦身心的目的，并培育圆融浑厚的武德精神。“技”与“德”的和谐统一，即是中华武术所追求的无上之“道”。中华武术之崇尚由“技”进于“道”，达致最后的“大和谐”，也即是其“整体性”精神的完全实现。
三
通过上文论述，我们可以看出，中华武术的“整体性”特色至为明显，它是中华文化“整体性”思维模式的产物。反过来，又在不断强化中华文化的“整体性”思维特色。可以说，中华武术所积淀的“整体性”特色，也就是中华武术的“民族性”特色。目前，随着我国的对外开放，中外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中华武术面临着西洋奥林匹克竞技精神的有力挑战。怎样才能使中华武术在新时期得到发展壮大并走向世界，是当今武术工作者经常思考的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国家体委领导下，开始制定“标准套路”作为武术比赛的共同准则。但“标准套路”由于以追求动作技巧的难度与动作造型的优美为目标，严重偏离了中华武术的“整体性”精神，它所带来的负面效果越来越大，正在日益受到武术专家们的指责。笔者认为，中华武术在新时期之发扬光大，只能在继承中华武术“整体性”精神的基础之上进行。中华武术之走向世界，应该是以其“民族性”魅力而吸引各国人民。如果偏离了中华武术的“整体性”特色，不注重对其“民族性”加以宏扬光大，徒以投人之所好，不但不能使中华武术在新时期得到真正的宏扬光大，也不能使中华武术真正走向世界，其极则有可能导致中华武术的死亡，这应是值得引起我们认真进行三思的。（注：参阅拙文《高等师范院校整体性武术教育刍议》，载《南京大学学报》（高等教育科学专辑）199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