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属性、文化特质与日本的大战略缔造———项侧重于地理与文化维度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论文,维度论文,地缘论文,日本论文,特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修回日期：2007-06-22]
【中图分类号】 D815【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6-9550（2007）08-0056-09
在世界的权势等级结构中，日本作为一个大国不仅能够在东亚发挥重大作用，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塑造整个世界权势结构。日本对于当前的中国具有双重的影响。一方面，日本在东亚地区的作用影响着中国的周边安全与稳定；另一方面，日本在世界范围内的作用又会直接影响当今中国的崛起。正因为如此，新世纪初始，日本的战略走向就格外令人关注。当然，从一个现代国家的角度来看，日本确实有着相对成熟的决策机制，故其外向型国家行为应当是理性选择的结果。但在外界看来，这种现代决策机制有时却产生了非理性的种种国家战略行为，而且这种非理性并不是一时或者偶然的现象，而是伴随着日本国家的成长体现于各个历史时期，并受到了诸多学者的关注。① 那么应当如何看待日本的大战略缔造以及评判其战略走势呢？无疑，地理和文化便成为两个最适切的维度。由于地缘政治和文化心理各自对于大战略的缔造具有较为强烈的限制作用，当这两种因素对于大战略的缔造发生导向性分歧时，它们之间就不可避免地出现内在的碰撞，并外在地体现为大战略在缔造和执行过程中目标的紊乱以及目标和手段之间的失衡。结果，地理与文化的折冲不仅给日本的大战略缔造带来了相当程度的内在张力，而且也成为日本大战略缔造与执行中种种非理性表现的根源。
一 日本的地缘属性与国家身份定位
在战略研究中，地缘政治本身代表着一种把政治权势和地理空间联系到一起的思想传统。② 也就是说，国家间争夺权势的动态斗争本身以及世界政治中某些因素的动态变化，都会赋予相对固定的地理条件以某些动态的特殊意义，并最终影响到有关国家的权势变化。所以，实力中心在相对稳定的地理条件下形成的动态转移，构成了地缘政治的主要视角，而这种物质性的动态视角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世界格局中的权势变化，并从根本上影响着一个国家的大战略缔造。根据这种思考，日本的地缘政治特征大致反映在日本特有的三种不同的地缘属性上，即中等强国的实力身份、海洋国家对大陆的疑惧与诱惑、外新月地带岛国体系角色的困惑这三大方面。
首先，在日本的地缘属性当中，一个首要的属性就是中等强国的实力身份。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在《大国的兴衰》中曾经明确地阐述了这一点。他强调，尽管日本具有独特的纪律和士气这类丰富的资源，但是这仍然无法弥补日本与美国和苏联这类洲际大国在实力上的巨大差距，最终日本只能在国际权势的等级结构中以一个中等强国的身份出现。③ 这就是日本在地缘政治上最根本的属性，它从客观条件上限制了日本的大战略缔造。
当然，仅仅从地理环境和资源状况两个方面还不足以界定一个国家的权势地位。尼古拉斯·斯皮克曼（Nicholas John Spykman）认为，虽然“疆土的大小、地形和自然资源是决定一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的最重要的因素”，但是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地理位置对于它的权势地位也具有根本性的影响，因为“地理位置限制和影响其他一切因素”，④ 特别是一个国家的位置往往影响着其投入资源的方向。在同样的条件下，一个腹背受敌的国家所能利用的资源总是不如能够集中全力于一个方向的国家多，因而在权势结构中也就不能取得后者所取得的地位。建立在庞大的实力基础之上的超强国家有可能在一个或者几个领域取得决定性的优势。但是相对而言，实力基础不那么强大的国家要想在某一领域取得决定性的优势，就必须节约并集中使用自己的资源。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就注定它只能是一个二流国家，而这正是中等强国的第二个特点。
在交通运输尚不发达、全球政治未能形成的时代，日本作为一个亚欧大陆的边缘岛国，确实能够将自己的资源集中于一个方向（即亚洲大陆方向），而这也曾经给日本带来了相当大的战略优势。例如，丰臣秀吉仅以日本数岛之地、十余万兵却能令中国明朝“丧师数十万，糜饷数百万”。⑤ 但是，日本的这种资源得以集中的优势随着世界历史的全球性阶段的到来而很快烟消云散。⑥ 1852年，美国准将佩里（M.C.Perry）带着“黑船”强行叩关的行动虽然成为日本进入现代社会的开端，但是这个事实本身说明了一个重大的地缘政治变化，即日本的安全威胁再也不像原来一样集中于亚洲大陆，而是多了太平洋彼岸这样一个截然相反的方向。这种微妙的事实反映了一个根本的战略转折，即日本再也难以集中资源用于某一个独立的战略方向。当然，日本在早期通过灵活地运用外交手段，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美国方向的威胁，并得以集中资源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分别击败了清帝国和俄国。⑦ 但是，这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其战略资源分散化的地缘政治处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的征服方向与受威胁方向显著不一致，而海军与陆军的战略也明显地不协调，从而导致日本在战略缔造上处于地缘政治的两难困境。
其次，日本作为海洋国家对大陆的疑惧和诱惑始终作为一种历史记忆深嵌入日本的地缘政治传统之中。实际上，正如许多战略理论家所指出的那样，对于一个国家的战略思考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并不仅仅是该国的地理环境。一个国家的地理环境是客观的，但是对于这种地理环境的理解和认知则是从历史中得到的。⑧
纵观日本的历史，它始终与对面的亚洲大陆（即中国）有着斩不断、理还乱的联系。在历史上，日本作为一个岛国，鉴于中国物产的丰富、文化和生产方式的先进，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种对这一大陆的向往，而这种向往曾经有助于日本以积极的姿态推动中日之间的友好往来；⑨ 同时，在日本国力相对衰弱时，日本还以一种疑惧的心态注视着对面大陆的一举一动。但是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特别是日本国力的增强和中国的相对衰落，这种向往逐渐转变成一种诱惑，甚至是贪婪，并最终演化成为一种帝国扩张式的偏执。所以，当日本国力强盛时，又往往穷兵黩武，试图去征服对面的大陆。这种根源于历史的大陆情结就如同基因一样，根植于日本的战略思维之中，并始终制约着日本的大战略缔造。
最后，位于外新月形地带的岛国身份也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日本地缘政治角色上的困惑。“外新月形地带”概念最早是英国地缘政治学者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在阐述枢纽地带时提出的一个辅助性的概念。他声称，在欧亚腹地的中心是一个广袤的地带，海上人的势力难以深入这里，而陆上人则不断以此为中心，打击欧亚大陆上面向海洋的诸多边缘地带。⑩ 以枢纽地带为轴心，欧亚大陆外围的边缘地区组成一个巨大的内新月地带（又称为“边缘新月形地带”），有德国、奥地利、土耳其、印度和中国。（11） 而在欧亚大陆之外的破碎地带、非洲、南北美洲以及大洋洲共同组成一个与内新月形地带同轴、但是更加支离破碎的外新月形地带（又称为“海岛新月形地带”）。（12） 从地理上来看，日本就是外新月形地带的一员。
尽管内外新月形地带被统称为新月形地带，但是它们实际上有着完全不同的地缘政治含义。从全球的视角来看，控制亚欧大陆心脏地带的国家与控制美洲大陆的国家之间，存在着传统的陆权与海权的交锋，而将这两者之间的新月形地带划分出所谓的内新月形地带与外新月形地带，则代表着陆海权地缘政治斗争的延伸。也就是说，位于内新月形地带的国家大多数都是陆海复合型国家，而位于外新月形地带的国家则都是海洋国家。因此，从地缘政治上看，内外新月形地带分别属于完全不同的国家类型，从而拥有完全不同的战略判断和认知。位于外新月形地带的岛国往往由于其海洋国家的地缘属性，而对内新月形地带的陆海复合型国家产生天然的排斥。这种地缘政治上的排斥在国家行为上大都表现出一种脱离大陆的身份认同倾向。
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由于内外新月形地带在地理距离上过于紧密，尽管外新月形地带的岛国对于对面的大陆具有种种排斥倾向，但是它们的根本利益仍然与对面的大陆息息相关，这也就迫使它们不得不深深地关注对面大陆的一举一动。于是这种排斥与关注不仅以一种矛盾的方式体现在有关国家的行为特征当中，而且也深深地造成了有关国家的认同困惑。一方面，它们深深地相信独特的位置可以使自己成为地缘政治的骄子；另一方面，它们又担心这种隔绝最终将导致自己成为地缘政治的弃儿。这种“是与否（to be or not to be）”式的困惑，就成为日本地缘属性的第三个重要特征。
二 独特的文化传统与战略思维
对于日本而言，位于中国内地边缘的岛国地理环境以及多次主动输入中国和其他国家文化的历史，决定了日本文化具有明显的复合性，即在具有大量的外来文化要素的同时，又保持着相当的独特性。（13） 所以，日本复合型文化的产生首先要求周边具有一个文明程度远远高于自己的文化核心区，而历史上中国正是这样一个文化核心区域。于是，中国与日本之间便形成了一种“内核-外缘”式的文化交流模式。（14） 但是，“内核-外缘”仅仅是为复合型文化的产生提供一个基本的条件。如果距离内核太近或者输入得过于迅速，则往往会导致外缘文化的文化本源（即原生性文化）被过于强烈的核心文化所抹杀，并最终导致外缘文化区被核心文化区所合并。所以，形成复合型文化的第二个条件就是日本的岛国位置以及古代中国与日本之间交流的种种障碍。实际上，中国与日本之间的文化交流并不是一种连续的输入和输出，而是一种断断续续的过程。（15）
然而，在日本的复合型文化当中，其最核心、最稳定的构成部分是其位于岛国的地理环境下所独立形成的绳纹文化。（16） 绳纹文化作为日本复合型文化的中轴，以精神核心的形式隐藏在日本文化的深处，并通过日本文化中的种种外在特质表现出来。其内在的稳定性也使得日本文化在多次输入各种不同的外国文化之后，仍然保持着自己独有的特征和基本的精神面貌。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顾问梅原猛就认为绳纹文化才是日本文化的基层文化，并称之为“绳魂”。他指出：“弥生时代以后的日本人，无论怎样发挥‘弥才’，他们的‘绳魂’都照样存在于他们心灵深处。”（17） 那么日本文化的特质是什么呢？这要从日本文化的精神结构中去寻找答案。
在日本文化的精神结构中，“外的客我”意识高于“内的客我”意识，而内外结合的“客我”意识又高于“主我”的意识。（18） 在“主我”与“客我”的关系中，不仅体现着自我的能动与被动，在本质上它体现的也是一种内外关系。对于日本人而言，一方面，“主我”异常脆弱；另一方面，倾向于“外的客我”。于是，最终形成一种复合型的“自我不确实感”。日本社会心理学家南博把“自我不确实感”概括为日本精神构造中最基本的特征。（19） 正是在这种“自我不确实感”的深层影响之下，日本人在精神结构的深层往往表现出对环境的依赖、趋向于集体我（即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以及“自卑-自大”的不断转化这三个基本特性，而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最终造就了独特的日本战略思维。
首先，在人类的心理行为中，如果“主我”过分膨胀，在实际行为中就会体现为目空一切，无视外界变化的极端自大；但是，如果“客我”居于主导地位的话，就会出现截然相反的情况。如前所述，在日本人的精神构造中，由于“客我”意识高于“主我”意识，“外的客我”意识高于“内的客我”意识，而“客我”代表的是一种外在的判断和价值，需要依赖于外部的环境（当然这种环境可以是物质的，也可以是心理的）而存在，因此，对环境的极度敏感与依赖就成为日本文化的突出特点。
其次，为了消除“自我不确实感”所带来的种种心理上的“决定不安”与“预想不安”，增强主我的存在以维持精神结构的平衡就成为必需，这样“集体我”的出现就成为一种必然。（20） 由于只有通过集体的存在，自己作为个体所固有的不确实感才能够得到消除，因此，日本人往往把集体看成是一种自我的归宿或者是自我的终极目标。自我为了集体而存在。在这种精神结构下，就产生了一种不惜牺牲个体以求得与集体同生死、共命运的强烈命运共同体意识。（21）
最后，这种“自我不确实感”还导致了一种心理上的定位失衡。也就是说，“自我不确实感”产生与之相联系的自我否定，而自我否定的精神特征在外部的一种基本表现就是自卑。（22） 但是，自卑的心理状态并不意味着自卑的个体会永远处于自卑之中。美国心理学家阿德勒认为，“没有人能长期地忍受自卑之感……（这）会使他采取某种行动，来解除自己的紧张状态。……争取优越感的补偿动作必然会同时出现，但是其目的却不在于解决问题”。（23） 所以，日本的自卑情结在很多情况下以补偿的形式体现为极端的自大心理。于是，在日本人的精神结构中就会不断地交替出现“自卑-自大”这样一种相互联系的精神状态。
对外在环境的极度敏感与依赖、强烈的命运共同体意识、“自卑-自大”的不断转换，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日本下述基本战略思想：强权及其各种象征（特别是首屈一指的军事实力、世界头等大国地位）是安全和威望的保证，故而与世界强国平起平坐始终成为日本整个民族的抱负与追求，并为实现这一最高目标而进行着不懈的艰苦努力甚至牺牲。结果导致在整个现代史中，日本的外交和国内政策只有一个野心：追逐世界强权。正是强权第一的想法使得日本民族体现出了一种令世界惊叹的牺牲与奉献精神，有时甚至不惜牺牲传统的知识、传统的价值观念、传统的体制和传统的做法。（24） 强权第一的目标追求还使得日本的外交政策表现为一种极端的实用主义，甚至是一种无原则、见风使舵的机会主义。换言之，为了适应新的场合，日本人可以进行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而不会有任何不适应。而正是这种行为特征，使得日本在国际上可以“针对国际局势做机会主义式的调整，一次次地随外部环境的重大变化而见风使舵”。（25） 用日本前首相宫泽喜一的话说就是：“日本外交政策不做任何价值观的判断。它算不得什么真正的外交政策。我们对万物的唯一标准是，怎样做才符合日本的利益。”（26） 当然，日本很善于迎合国际环境的重大变化，用一位著名学者的话说，是一种“精明的”机会主义，（27） 它为适应情势而做的调整是靠一步步难以察觉的微妙变化而积累起来的。（28）
三 地理与文化的折冲——日本大战略缔造中的内在张力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大战略成功的关键在于实现大战略目标与手段之间的平衡。（29） 但在现实中，战略缔造所要考虑的绝不仅仅是目标与手段这两个单纯的变量以及它们之间的平衡。在影响战略缔造的诸多变量当中，地理与文化是两个对于战略缔造具有强烈影响的变量。其中，地缘因素作为一个单一的变量，对大战略的目标与手段同时施加着影响；而作为一种观念性因素，文化以规范性的方式塑造出一定的战略偏好，并通过厚此薄彼的方式影响着大战略目标与手段的取舍。（30） 结果，在具体的战略缔造中，地缘因素与文化因素这两种变量都试图按照自身的逻辑去影响甚或制约大战略的缔造。于是，地缘与文化所产生的内在张力在某种意义上就成为促使大战略不断发生演进和更新的内在动力。就如同威廉森·默里在《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一书中所提示的那样，大战略将不断地在这种内在张力下表现为“一个过程”，并“不断地调整，以便在一个偶然性、不确定性和含糊性占优势的世界上适应变动中的条件和环境”。（31）
由于日本独特的地缘政治属性和精神文化特质的共同作用，日本的大战略缔造中往往周期性地再现一种地缘政治与文化心理之间的内在张力，结果使得日本的大战略缔造呈现一种类似循环的模式，并直接反映在日本的大战略演进过程之中。
近代以来，在日本的大战略缔造中，1868年的明治维新可以说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此际，日本所面临的地缘政治形势虽然复杂，但并不严酷。当时西方列强通过不断的征服和殖民，已经形成了一种以欧洲（特别是西欧诸强国）为核心的权势扩张结构，并最终把整个世界纳入一个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体系当中。在这个体系当中，最明显的地缘政治特点就是：在世界权势结构中居于主要地位的国家集中在欧洲，并形成了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地缘政治体系。而东亚地区地理上距离欧洲列强最远，因此，对于权势的地理磨损也最大。在这种地理条件下，没有一个欧洲国家有能力单独在东亚地区建立自己的殖民帝国。因此，当时世界体系的第二个地缘政治特征就是，欧洲列强由于权势的巨大磨损，在东亚特别是东北亚地区，尚未形成有效的殖民统治，于是只好代之以各种各样的势力范围来进行间接统治。
对于日本而言，尽管由于美国势力越过太平洋导致自己需要应对的地缘政治方向从一个变成了两个，并进而可能导致战略资源的分散，但是西方列强的殖民扩张严重地削弱了清帝国的实力，直接打破了东亚朝贡体系，在东亚地区暂时形成了一种西方权势难以达到的权势真空。主要由于中国清王朝承受着国际体系的巨大压力，致使当时的地缘政治现实给日本提供了建立陆上帝国的难得机遇。
同样地，日本文化在此际的大战略缔造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早在明治初期，对于环境的极端敏感使日本很快就从朝贡体系中解脱出来，并迅速地接受了西方国家弱肉强食的殖民主义与扩张主义理念。维新运动先驱吉田松阴就有“在贸易上失之于俄美者，应由朝鲜、满洲之土地以为偿”的思想。（32） 而日本文化中根深蒂固的自卑感则以对西方事物极度羡慕的形式表现出来。吉田茂在《激荡的百年史——我们的果断措施和奇迹般的转变》中就曾经提到，在领导者决定开放门户、汲取西方文明之后，一般国民不但没有抵抗，反而欣然引进。而且有一段时间甚至轻视日本固有的文化遗产，认为新的什么东西都好。（33） 而这种自卑与日本所特有的等级观念结合起来，就产生了一种对于西方国家的崇拜态度。其对引进西方的技术、追随西方国家的态度之积极，甚至到了一般国家的伦理所无法承受的程度。（34）
然而，尽管日本渴求拥有西方那样的财富和权势，且其领导者们首先想到的是在亚洲建立一个西方式的帝国，但日本人毕竟不是欧洲人，他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都不是西方式的。所以，尽管日本社会结构呈现出某种西化色彩，但其价值观念、行为模式和符号象征都是纯粹日本式的。不仅如此，这些纯粹日本式的文化要素构成了日本领导人用以解释外界威胁并思考如何应对外来威胁的出发点。因而不难发现：首先，主张“脱亚入欧”的日本，向往的是立足亚洲大陆，建立亚洲帝国。其次，鼓吹日本民族优越于任何其他亚洲民族的日本，也鼓吹日本终将优胜于西方，取代西方。所以，日本统治者有意识地致力于维护并强化日本文化传统中的核心要素，以便在现代化努力中大力增进普遍的民族意识和使国民具有更大的牺牲精神。
在明治时期，这种地理和文化的张力的完美结合就是：对其他国家而言，国家目标问题仅仅是个政策问题或曰战略问题，而非价值观念问题；但对于日本来说，建立亚洲帝国的民族目标确立之后，在日本文化的独特作用下，便开始在普通大众的意识中内生，并最终成为他们价值观念的一部分。“对于维护民族独立而言，由于追赶并超越西方强国这一目标被认为是不可或缺的，因而这一目标在（日本）国家价值体系中也就占有重要的地位。”（35） 换言之，日本尽管在军备、舰船和枪炮上致力于追赶西方，但它仅仅是外在地表明日本的抱负。也就是说，首先是大和民族的复兴，其次是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最后是建立一个取代西方列强的陆上大帝国。（36）
这样，在特定的地缘和文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日本奉行了一种相对明智的大战略选择。一方面“与强者为伍”，通过与当时的世界首强英国结盟来确保自己的安全与扩张利益；（37） 同时在国际体系范围内进行有限的大陆扩张，即自信优越于亚洲邻国的日本，深知自己还远逊于西方强国，故不到万不得已，避免与西方列强发生冲突。（38） 有学者认为，在这个时期，日本奉行的是所谓的“一味追求强权的机会主义”的大战略，（39） 其核心就是自视为亚洲大家庭中“新的领袖”，它有权像西方一样对亚洲落后的邻国进行殖民统治，同时不从根本上排挤西方的商业和政治利益。（40）
但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列强空前关注远东的大格局下，日本的大陆扩张无异于是虎口夺食。在这种情况下，当日本在甲午战争以后强迫清帝国割让辽东半岛时，就遭到俄、法、德三国的干涉。这是近代日本的大战略第一次面临强制性的选择。结果，日本选择了妥协而不是战争，这是因为在日本当时的文化认知当中，尚把自己视为西方国家的一员，并为之而荣耀。在这种文化认知下，日本仍然是一个维持现状国家而非修正国家。对此，美国学者福里斯特·摩根（Forrest E.Morgan）指出，正是由于文化因素决定了日本的观念、战略偏好以及政府的决策过程，才使得整个事件以一种独特的形式得到解决。（41）也就是说，由于在日本文化中轴里并不存在一种终极的伦理价值目标，日本这种机会主义的大战略在缔造和执行过程中不但没有受到伦理或者意识形态的束缚，反而得到了特有的文化情结的支持，结果使得日本的大战略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18世纪王朝外交时欧洲各国所具有的那种灵活性与多变性。（42） 尽管这也给日本的国家形象带来了种种负面影响，但却使得日本基本上完成了明治维新的主要目标，实现了国家的崛起，并成为世界近代史上第一个非欧强国。
日本“一味追求强权的机会主义式”的大战略一直持续到第一次币原外交为止。此后，随着国际形势变化与日本国内政局发生的几次重大变化，日本的大战略缔造开始出现重大逆转。其根本原因在于地缘政治的强制性作用再次显现，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对此时的日本来说，最根本的地缘政治态势是美国开始极大地影响着亚洲特别是日本的战略环境和民族抱负，美国在亚洲的利益存在、战略追求和干预意志均日益增强，特别是其公开宣示并得到其他欧洲列强认可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原则，有可能从根本上葬送日本的帝国企图和明治维新以来的一贯梦想——取代西方成为亚洲的主宰，结果也就使得美国自然而然地成为日本的头号战略威胁。第二，德国在欧洲的崛起使日本相信，慑止美国干预亚洲事务的最好途径是构建一个巨大的国家联盟，它们包括德国、意大利（甚或苏联）。而这些国家极端民族主义特别是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以及它们对美、英、法及其主导下的国际体系的强烈不满与仇视，似乎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黏合剂。第三，日本在亚洲大陆的渐进式扩张政策取得的巨大成功，极大地改变了亚洲地缘政治格局和力量对比态势，进而为日本建立亚洲帝国提供了某种可能的前景，特别是有助于日本同时实现其经济上和文化上的梦想：使日本完全摆脱对外国进口的依赖以及实现其民族抱负——“解放”被西方殖民统治的亚洲国家，使之纳入日本领导下的“东亚新秩序”之中。
上述地缘政治的重大变更直接导致日本的文化认知逐渐发生重大的转变，地理和文化之间的张力作用再次显现。其中，最根本的一点就是：此时的日本文化更多地赋予日本这个国家以一种道德权威，即真理、道义和美德均源自于国家核心价值体系，换言之，建立亚洲大陆帝国的地缘政治追求改头换面成了排斥西方的所谓“东亚新秩序”论，结果是日本人眼中的道义合法性与国家行为自成一体，从而使得日本的国内政策和国际行为具备了一种“自证合法性（self-legitimizing function）”的功能。然而，对日本来说，尽管其本意是要否认日本国家的扩张行为，但由于道义合法性与国家行为已经自成一体，这实际上也就反过来否定了其所谓的道德、真理与正义。（43） 此外，如前所述，日本文化中由于自我的不确实感往往导致一种自卑心理的存在，而当自卑心理在自身地位或者处境发生改变时，特别容易转变到自身的反面，并通过极度自大的形式体现出来。而此时尤为重要的是，日本民众相信他们的国家至少已经与西方强国平起平坐了，日本现在需要的是道德权威和道义合法性。因此，他们认为大陆扩张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可以不惜冒民族生存的巨大危险为之一搏。
于是，在新的“自证合法性”的过程中，日本开始偏离原来的大战略，并逐步转变成一个试图推翻现有体系的修正国家。而日本在巴黎和会与华盛顿会议上遭受的外交失败，则沉重地打击了日本的自尊，同时也使得它产生了对西方的强烈憎恨。在这些思想的作用下，日本开始致力于推翻一战后压制日本的世界体系，以期建立一个以日本为主导的“大东亚新秩序”。（44） 此后，日本文化中固有的随环境而变化的意识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了日本的军国主义思想与修正国家的观念，并使之上升为一种国家意志。
由于日本在文化上先验性地设立了建立“大东亚新秩序”的目标，因此在地缘政治上就必然会无视自己中等国家的实力身份，而且也注定无法抵挡征服大陆的巨大诱惑。（45） 其结果是，日本在自己的文化牵引下，树立了太多的敌人，终于在征服亚洲大陆的过程中耗尽了自己的资源，以失败而告终。正是由于地缘与文化之间的冲突与失调，日本这一时期的修正/挑战式的大战略也就无法避免失败的命运了。
四 二战后日本的大战略缔造及其未来走势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失败终结了日本帝国，也终结了日本的大陆梦想。二战后，从地缘政治上看，处在美国控制之下的日本位于美苏权势对抗的前沿。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独立的日本意味着将在地缘上同时面对两个方向的压力。鉴于此，倒向美国对于日本而言不失为一个明智的选择，实际上也是唯一的选择。同时，日本在二战中的惨败对其文化心理同样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日本在被美国“占领”以后“显示出服从权威者的传统性格”，并“认真地以一种坦荡的姿态对待占领军所指示的巨大改革”。（46） 于是，强制性的地缘政治因素与日本独特的文化因素再一次结合起来，形成了二战以后日本独特的大战略缔造。一方面，在一些学者看来，战后岁月里的日本几乎没有大战略意义上的长远的国家安全政策思考或规划，这一点让人迷惑不解；另一方面，二战结束后不久，日本实际上便有了显而易见的长远的战略设计。（47） 具体地说，尽管面临着诸多的制约，日本对美国强加给它的“贸易国家（trading state）”地位并没有感到不高兴。因为二战中日本无条件投降的事实告诉日本人，通过军事道路追求荣耀和国际威望是行不通的。换言之，如果日本以军事手段实现追赶西方的目标不可能取得成功的话，那么它就必须选择其他的替代路线，也就是经济路线。这便是日本文化的自我意识和强烈的环境决定作用互动的结果，一种新的地理和文化之间的张力作用。
所以，在日本二战后心甘情愿地依附于美国，在国际关系上紧紧追随美国；在安全防务方面依赖美国的保护，致力于构建日美安保机制；特别是日本放弃了国家的交战权，并将之写入了宪法。尽管对于当时日本的战略缔造者吉田茂来说，这可能仅仅是一个权宜之计，（48） 但是这种路线在日本独特的文化作用下得到进一步加强，并再度上升为国家制度，进而成为二战后日本文化认同中新的有机组成部分。（49）而日本也由于“吉田路线”得以无视地缘上的各种威胁，集中自己所有的资源专注于经济和贸易发展。通过国家资源的集中，日本在贸易领域取得决定性的优势，并最终以一个经济大国的身份出现在世界舞台上。日本的这种大战略，也就是理查德·罗斯克兰斯（Richard Rosecrance）所谓的“贸易国家”路线。（50） 但是应该指出，贸易国家并不是一种简单的道路选择，而必须在特定的战略环境下辅之以独特的战略思考才能够形成。换言之，在二战后地缘政治格局和日本独特文化因素的作用下，自愿放弃军备与依赖美日同盟的保护，是日本成为这种贸易国家的一个先决条件。
应当说，“贸易国家”路线既是日本作为一个战败国在美国“占领”下被迫做出的选择，也是当时乃至相当长一个时期内日本国民意愿的一种体现。随着日本作为一个经济大国的出现，日本的国民心态随之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在二战后初期，日本大多数国民带有一种自卑情绪，并且对于极端民族主义和战争失败有着深刻的记忆。日本的和平宪法与贸易国家道路就是建立在这种特定的集体认同基础之上的。（51）随着日本经济的不断发展，日本国民的自信心不断增强，战后初期的自卑感逐渐消失，并转化为一种要求在国际社会上得到承认的“大国意识”。这种自卑感的转换主要体现为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的政局动荡与政策争论，（52）随着20世纪80年代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提出“战后政治总决算”和“政治大国”口号而日趋明显。
在日本的国民心态逐渐摆脱自卑感而产生“大国意识”的同时，国际环境也开始发生重大的变化。特别是1991年苏联的解体及随之而来的地缘政治大变动，对世界格局与国际环境的变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国际环境的重大变化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一向对于外界环境极端敏感的日本。用保罗·肯尼迪的话说就是：“东京的政治家们对于日本向21世纪迈进期间怎样才能制定一项最佳的、协调一致的对外战略焦虑不安。”其中最为严峻的问题是：“像其他国家以往已经发现的那样，商业才能和金融财富，在国际强权政治处于无政府状态的世界上，有时是不能满足需要的。”（53）冷战的终结进一步强化了日本的战略转向，即加速朝所谓的“普通国家”道路迈进。
应该看到，这种大战略的调整与转向，除了地缘政治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外，还在于在日本文化的作用下，日本的国家认同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所以，对当今的日本而言，“普通国家”的思想并不仅仅是对军事大国地位的一种追求，而是作为一种全新的国家形象的设计，要求日本彻底摒弃二战后所形成的“贸易国家”路线，实现“自主性”、“平等化”与“大国化”，最终成为一个在国际上发挥与国力相称的“国际贡献”的“普通国家”。可见，朝向“普通国家”的转变实际上意味着对于过去“贸易国家”路线的一种修正。
尽管朝向“普通国家”迈进已经成为当今日本的主要战略取向，但这种综合性的大国地位追求与其说是一种战略构想，倒不如说是一种执著追求。可以想见，在此过程中，日本的地缘身份与独特的文化仍将对日本走向“普通国家”的战略选择产生种种影响。而就当代日本外交政策走向而言，日本最终将会像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中所预设的那样：由于中国力量的增长以及中国权势对于日本的辐射，使日本产生了地缘政治上的迷茫感；同时种种文化、历史与现实上的原因，阻止了日本与亚洲邻国的真正和解。于是，“虽然地处亚洲，日本却不能安然自在地成为一个亚洲国家”。在缺乏地缘政治选择的情况下，日本只能“利用与美国的特殊关系去争取全球对于日本的承认”。也就是将精力转向全世界，在美国的支持下，通过“回避追求地区大国地位的办法来赢得全球性影响”，以期最终实现自己对于“普通国家”的追求。（54） 可见，日本在加强美日同盟的同时，也会不断地提出各种有关亚洲共同体的构想。这两种道路之间的混合或冲突，清晰地体现了日本大战略缔造中地缘政治与文化因素的内在张力以及在这种张力作用之下日本大战略缔造的两难处境。也就是说，在强烈的文化作用下，日本始终在努力与地缘政治的严厉限制进行斗争，并试图超越这种限制，以期成为世界强国。
注释：
①理查德·罗斯克兰斯和阿瑟·斯坦主编的《大战略的国内基础》一书中曾经提到：“（日本）对国际事件产生的影响远远超过了现实主义所能揭示的程度……在现实主义中是一个重要的异例，也是将国际关系体系化的学者们的一个头疼的谜团。”参见R.Rosecrance and A.A.Stein,eds.The Domestic Bases of Grand Strateg,Ithaca,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3,p.193。
②
yvind sterud," The Uses and Abuses of Geopolitic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Vol.25,No.2,1988,p.192.
③[美]保罗·肯尼迪著，陈景彪等译：《大国的兴衰》，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版，参见“前言”、第五章和第六章。
④[美]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著，刘愈之译：《和平地理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41页。
⑤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25页。
⑥[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梁赤民译：《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213页。
⑦对于日本有关外交手段的情况参见李广民：《与强者为伍——日本结盟外交比较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38～153页；黒野耐：『大日本帝国の生存戦略：同盟外交の欲望と打算』，東京：講談社,2004年，第153-162頁。
⑧[美]威廉森·默里、[英]麦格雷戈·诺克斯、[美]阿尔文·伯恩斯坦主编，时殷弘等译：《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11～12页。
⑨[日]井上清著，天津市历史研究所译：《日本历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66～75页。
⑩[英]杰弗里·帕克著，李亦明等译：《二十世纪西方地理政治思想》，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17页。
（11）[英]哈·麦金德著，林尔蔚、陈江译：《历史的地理枢纽》，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61页。
（12）杰弗里·帕克：《二十世纪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19页。
（13）Forrest E.Morgan,Compellence and the Strategic Culture of Imperial Japan:Implications for Coercive Diplomac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Westport,Connecticut:Praeger Publishers,2003,p.37；黄德诚：《论日本文化的复合性》，载《日本问题研究》，2001年第2期，第53～56页。
（14）内核文化主要指那些古老的、具有强大的对外辐射力量的原生型文化；外缘文化指的是晚进的、易受外来文化影响的、具有极大包容性的复合型文化。参见盛邦和：《内核与外缘——中日文化论》，上海：学林出版社，1988年版，“绪论”、第二章和第五章。
（15）郑彭年：《日本中国文化摄取史》，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14页。
（16）[日]梅原猛著，卞立强、李力译：《森林思想——日本文化的原点》，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3年版，第37页。
（17）转引自武心波：《试论制约日本回归“普通国家”的“精神文化因素”》，载《日本学刊》，2005年第2期，第96页。
（18）自我意识一般分成“主我”与“客我”两个侧面。“主我”表示一种自视的自己，显示的是一种内在的判断，可以不依赖于外界而独立地存在；“客我”指的是作为对象的自我，代表的是一种外在的判断和价值，需要依赖于外部的环境而存在。“客我”本身也具有两个侧面：一是“内的客我”，即由“主我”意识所看到的自我，一般表现为自我反省或者自我认知；二是“外的客我”，它指的是别人看到的自我，或者是自己觉得别人会看到的自我。一般认为，这种“内的自我”与“外的自我”通过相互纠缠形成复杂的“客我”。而这种“客我”又与“主我”形成互动的关系。三种变量之间的大小差别与复杂互动往往会导致不同的心理状况。参见[日]南博著，刘延州译：《日本人的心理》，上海：文汇出版社，1991年版，第7页。
（19）在南博看来，“自我不确实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倾向于“外的客我”，即易产生他人中心主义倾向。第二，“主我脆弱”，即表现为胆小、羞怯、多忧、孤立感、反复盘算和犹豫等消极性的行为倾向。参见[日]南博著，刘延州译：《日本的自我——社会心理学家论日本人》，上海：文汇出版社，1989年版，第4～5页。
（20）南博：《日本的自我——社会心理学家论日本人》，第10页。
（21）[美]埃德温·O.赖肖尔著，孟德胜等译：《日本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250页。
（22）南博：《日本的自我——社会心理学家论日本人》，第4页。
（23）[美]A.阿德勒著，黄光国译：《自卑与超越》，北京：作家出版社，1986年版，第195页。
（24）详见[美]肯尼思·B.派尔：《日本：一味追求强权的机会主义》，载[美]罗伯特·A.帕斯特编：《世纪之旅——七大国百年外交风云》，胡利平、杨韵琴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64～306页。
（25）肯尼思·B.派尔：《日本：一味追求强权的机会主义》，载罗斯特·A.帕斯特编：《世纪之旅——七大国百年外交风云》，第302页。
（26）转引自Kenneth B.Pyle,The Japanese Question:Power and Purpose in a New Era,2nd ed.,Washington,D.C.:Enterprise Institute，1996,p.130。
（27）肯尼思·B.派尔：《日本：一味追求强权的机会主义》，载罗斯特·A.帕斯特编：《世纪之旅——七大国百年外交风云》，第302页。
（28）[美]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766页。
（29）P.Kenndey,ed.,Grand Strategies in War and Peace,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1,pp.3-5.
（30）J.S.Duffield,T.Farrell,R.Price and M.C.Desch."Isms and Schisms:Culturalism versus Realism in Security Studies,"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4,No.1,1999,pp.156-180.
（31）威廉森·默里等主编：《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第1页。
（32）[日]吉田松阴：《狱是帖》，转引自沈予：《日本大陆政策史（1868～1945）》，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36页。
（33）[日]吉田茂著，李杜译：《激荡的百年史——我们的果断措施和奇迹般的转变》，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页。
（34）日本在明治维新早期曾经有过主张全面废除日本文字和引进西方人与日本人通婚以改良日本人种的构想。参见吉田茂：《激荡的百年史——我们的果断措施和奇迹般的转变》，第25～27页。
（35）转引自Forrest E.Morgan,Compellence and the Strategic Culture of Imperial Japan:Implications for Coercive Diplomac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p.64。
（36）Forrest E.Morgan,Compellence and the Strategic Culture of Imperial Japan:Implications for Coercive Diplomac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p.65.
（37）李广民：《与强者为伍——日本结盟外交比较研究》，第25页。
（38）Forrest E.Morgan,Compellence and the Strategic Culture of Imperial Japan:Implications for Coercive Diplomac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pp.79-83.
（39）肯尼思·B.派尔：《日本：一味追求强权的机会主义》，载罗伯特·A.帕斯特编：《世纪之旅——七大国百年外交风云》，第264～306页。
（40）Forrest E.Morgan,Compellence and the Strategic Culture of Imperial Japan:Implications for Coercive Diplomac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pp.112-113.
（41）Forrest E.Morgan,Compellence and the Strategic Culture of Imperial Japan:Implications for Coercive Diplomac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p.117.
（42）[美]戈登·克雷格、亚历山大·乔治著，时殷弘等译：《武力与治国方略——我们时代的外交问题（第三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15页。
（43）Forrest E.Morgan,Compellence and the Strategic Culture of Imperial Japan:Implications for Coercive Diplomac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pp.168-174.
（44）C.A.Fisher," The Expansion of Japan:A Study in Oriental Geopolitics," Geographical Journal,Vol.115,No.4/6,April/June 1950,pp.179-193.
（45）黒沢文貴、斎藤聖二、櫻井良樹：『国際環境のなかの近代日本』，東京：芙蓉書房,2001年，第386頁。
（46）吉田茂：《激荡的百年史——我们的果断措施和奇迹般的转变》，第72页、第131页。
（47）Takashi Inoguchi," Japan:Reassess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wer and Wealth," in Ngaire Woods,ed.,Explain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ince 1945,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p.253.
（48）I.Takeshi," Peace-Making and Party Politics:The Formation of the Domestic Foreign-Policy System in Postwar Japan," Journal of Japanese Studies，Vol.11,No.2,1985,pp.323-324；另可参见西川吉光：『日本政治外交史論：敗戦·吉田ドク卜リン神話の形成（上）』，京都：晃洋書房,2001年，第208頁。
（49）Thomas U.Berger," Norms,Identity,and National Security in Germany and Japan," in Peter J.Katzenstein,ed.,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6,p.318.
（50）R.Rosecrance,The Rise of the Trading State:Commerce and Conquest in the Modern World,New York:Basic Book,1986,p.xi.
（51）[美]彼得·J.卡赞斯坦著，李小华译：《文化规范与国家安全：战后日本警察与自卫队》，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
（52）西川吉光：『日本政治外交史論：敗戦·吉田ドク卜リン神話の形成（下）』，第137-138頁。
（53）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第462页。
（54）[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30～2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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